孩子的自生幻想：我不需要父母
文摘
健康
2024-11-13 21:13
北京
一位母亲希望我给她的女儿莉莉做咨询。当我得知莉莉已经18岁，我建议她自己来，但母亲坚持第一次要陪女儿一起来。她说，她和丈夫已经分居了，她们家庭有问题，所以希望女儿接受心理治疗。我提议进行一次家庭咨询，但母亲拒绝了。于是我同意先和这对母女见面。在初次访谈中，我似乎认同了这个“叛逆”的女儿，想要叛逆这位“严厉的母亲”。这位母亲一直在谈和丈夫分居、办离婚手续的事，她担心已经上大学的莉莉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无法承担起父亲对家庭的责任，这让我觉得母亲是在含蓄地把照顾家庭的责任委托给她的女儿。
她谈到了对婚姻的不满，责备丈夫不在身边。她说，女儿跟自己的关系就像好姐妹，似乎女儿是她对抗丈夫的盟友。
我很好奇，在这个治疗的三角关系中，我是否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还是情妇的角色。
莉莉讲述了她是如何照顾她的兄弟姐妹的;其中一人患有偏头痛，另一人与Du品作斗争。她觉得她是兄弟姐妹里唯一神志清醒的人，并暗示她只是应母亲的要求而来。
我问莉莉是否愿意单独见我，我意识到我想把她从母亲的怀抱中拉出来。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无意识中正与母亲串通，想拯救一个女儿，还是说我在充当那个本应介入到融合的母女关系中的父亲。
不管怎样，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因为莉莉激发了我帮助她分离-个体化的愿望。她同意了每周面对面咨询。最初与母女的电话，以及我在家庭精神分析方面的训练，都无意识地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分离-个体化问题，这也激发了我倾听这对夫妻家庭动态的倾向。(莉莉的故事会在后面继续介绍)
自生幻想（self-engendering）的核心是:一个人是自己出生的，没有父母，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父母的父母。孩子们自己照顾自己，否认对父母的依赖需求，保持婴儿的全能，成为她自己世界的创造者，取代了父母和祖先。俄狄浦斯被赶下台，性和代际差异也被废除了。在这种自生幻想中，孩子表现出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力，以此来处理受创伤的环境所引发的无能感（imponent）。这是一种原始的自恋状态(弗洛伊德1914、1923；Racamier, 1989,1992, 1995)我对莉莉的分析正是建立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卡米耶关于自生幻想、乱伦、原始哀伤、矛盾性的概念上。不过，虽然拉卡米耶认为，自生幻想是服务于死本能的，我则认为它是服务于生本能的。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可以帮助病人摆脱内化的乱伦的家庭动力。对于患者来说，内在客体就像吸血鬼一样，而自生幻想帮他们停止了吸血鬼对自我界限的威胁和消耗。通过自生幻想，莉莉结束了来自母亲的压倒性的自恋。我陪伴着莉莉进行分离和个性化。莉莉说父母在她的童年是缺席的，她和兄弟姐妹们被放养，成为了彼此的代理父母。我认为她是在表达一种自生幻想，即她的父母是无用的(Racamier, 1989)。我想知道，孩子们是否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可怕的孤独的，这正是自生幻想所引起的。我问莉莉：独自一人的感觉很可怕，就像没有父母一样。莉莉说：她总是感到孤独。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感觉像是自己在养育着兄弟姐妹和朋友，这些朋友经常花她的钱，之后又抛弃她。当父母的离婚诉讼开始时，她又不得不照顾母亲。最糟糕的是每个人的忘恩负义，这使她不得不与朋友和兄弟姐妹断交——如果不是他们先抛弃她，她也不会这样做。莉莉反复表示，她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感到骄傲，称他们聪明、有创意、独特，尽管有些“古怪”。然而，她更喜欢把家人的“怪癖”和困难留给自己。我认为，莉莉为自己的被抛弃感到羞愧，她通过自生幻想来处理这种感觉。她口中的独立，似乎是被抛弃、关系破裂和孤独的同义词。莉莉说这总比沉溺于满足别人的需求要好。说到这里，我停住了，因为不想让她在这一点上进一步再说她的羞愧感并让她过早地被羞耻感淹没。莉莉的脆弱促使我不想通过解释，来增加她的创伤。脆弱的父母更容易过度专注于他们的孩子，或过度认同他们，以补偿自己的自恋，避免分离和哀悼。父母退化成了孩子，代际界混乱。婚姻冲突变成了亲子冲突或兄妹冲突，孩子被父母当作阻止分离的工具，锁在一个两难的境地(Kaufmann, 1967)。
自从父母离异后，莉莉的母亲就回了娘家，孩子们则继续住在原来的家。家里同时还住着父亲和父亲的兄妹，每个人都有公寓钥匙。莉莉向我讲述了父母是如何暗示她去为父亲工作的。父亲也承诺，如果莉莉为他工作，他就赶走生意伙伴和情妇。母亲鼓励她，是为了“赢”情妇，并保障离婚后她的利益。莉莉说，为了维护母亲的利益，她努力将父亲的情妇和合伙人赶走。我觉得她表达了一种破坏性的敌对情绪。我告诉她，她虽然身体独立，但精神被家庭束缚。莉莉说，她其实想亲近父亲，但发现自己被父母的冲突搞得不知所措。她表达了对依恋父母的需求和复杂的个体化修去。她表现出对消除代际差异，实现自生幻想的欲望。她的俄狄浦斯情结不仅仅是一个无意识幻想，她确实取代了母亲，成为了父亲的合伙人。代际反转，是自生幻想的一种表现(Caillot, 2003)。莉莉从很小的时候，就被照顾家人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她的父母从没注意过她的需求，她也难以表达。在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斡旋，她感到筋疲力尽，没人感谢她的努力。👇观摩肯伯格督导，机会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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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经常和好了又反目，莉莉说，她需要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即使这让她感到内疚和忘恩负义。莉莉显然是通过自生幻想来处理的。我指出，对她来说，切断与他们的联系似乎更容易，而且，只有通过关系破裂，以内疚感和忘恩负义为代价，才能实现真正的个体化。莉莉认为，依恋父母对她是一种损耗，威胁着她脆弱的自我界限。她觉得关系有吸血鬼的属性。她害怕被依恋吞没，并将这种恐惧表现在虐待性的、短期的关系中，为保护自己不被耗尽，她最终会切断关系。依恋给她造成了精神创伤，“与其被利用，不如独处。”我认为,这种自生幻想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可以让她远离矛盾的心理。莉莉在发现父亲不忠后，曾建议母亲离开父亲，后来母亲责备了她，她认为是自己造成了父母分居，并因此内疚。我指出，所有的小女孩都想这样做，因为她们不开心，却无能为力。莉莉看上去很惊讶，但是放心了。👇业内首款《督导师必读文献》👇
后来，我想知道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包容的母亲，是否与莉莉的那位自相矛盾的母亲对立。很明显，自从给她们母女一起咨询以后，我就一直保留着这种反移情。在扮演包容的母亲时，我无意识地回应了莉莉的脆弱、被遗弃感、自生幻想，以及修复缺陷的原生环境的需求(Balint, 1979)。莉莉把父母的离婚描述为”总是迫在眉睫，却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父亲拒绝付赡养费，莉莉不得不经常为了母亲而去争取。父母当着孩子的面为了用哪张桌子或椅子而争吵。“没完没了”，我重复了一遍，指出显然她认为这是父母维持亲密关系的方式。她说:“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很亲密。有时，他们彼此深爱，有时又彼此憎恨，激烈争吵。”她注意到，自己也一再处于类似的矛盾关系中。她不确定伴侣是否爱她。在恋爱关系中，她表现出了父母无意识的矛盾性，即“既不在一起，也不分开”。莉莉否认自己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是消极的，然而，她移情地活现了它——她对我的干预反复拒绝，我反移情地感受到她无法表达的愤怒。莉莉在治疗中是“理智的”，很少直接表达情绪，好像情绪会压倒她。当我指出时，她否认了。她还经常把自己描绘成家里最聪明的人。在这种高度理智化和高成熟的状态下，她活现了自生幻想:她不需要我（咨询师），这个不可靠的、矛盾的客体。我在用一种说教的方法进行理智层面的干预，经常需要事后重新反思。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也高度防御，很难将治疗过程从理论概念中抽出来，我一定是对她的自恋性诱惑做出了反移情 (Racamier, 1992,1995)，认同了她的理智化。我的初稿让读者难以进入治疗过程，并清楚地理解谁说了什么话。莉莉一定让我也产生了一种理智化的状态，使我无意识地与读者保持距离，隐藏了来访的内心世界，而不去揭露它。我活现了莉莉对界限的困惑，防御性地分离，无意识地反映了她的自生幻想、强烈的破坏性(Searles, 1955)。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意味着一个人已经以“足够好”的方式进行了个体化。这个过程对莉莉和我都至关重要。我也曾暗中质疑过自己和治疗过程，就像莉莉一样。我只关注了她拒绝深入研究她的无意识动机，却低估了她在分离和个体化方面的进步。莉莉做咨询很认真，每次缺席都会提前告诉我。我指出了她有要告诉我她的缺席的需求，莉莉说她不想让我久等。“你怕我会生你的气，不再接待你了吗?”我终于还是问了她。由于她的防御，我不知道她在分离个体化时是否认为自己是个坏人。尽管她孜孜不倦地陪着我，但要穿透她的防御，详细解释她的矛盾性，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她的自我分为寻求关系的自我，和拒绝关系的自我。她就像一个固执的小女孩(Racamier, 1978)。她一再表示，她是来解决她家庭的问题的，并把她的个人问题归咎于别人，但同时又否认。“你想通过解决家人的问题，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而你说你来接受心理治疗，只是因为你母亲希望你这样做。”我说。“不，不是的。也许为了满足母亲而来是第一位的，但我也感到失落。我必须找到我自己的出路。”莉莉说。沿着这条路前进依旧困难，部分原因是，从反移情的角度来说，我很难将莉莉的母亲从我的脑海中抹去。我认为，她在初次会面的出席，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当我给你做心理治疗时，你认为我是站在你母亲那边的吗?””我问。我渐渐意识到“莉莉母亲”在我的脑海中无处不在，这是对莉莉自生幻想的反移情——我需要恢复母亲的身份。我不自觉地活现了这个角色，也许是为了帮助莉莉修复她那有缺陷的原生环境。莉莉拒绝分析潜意识。她很难自由联想，不允许分析梦，声称她不记得，或者这些梦不重要。咨询的是她的外部现实，而不是揭示她的无意识动机，每当我邀请她深入观察时，她都会无视我的探索。莉莉经常拒绝我的干预，好像不想吃我的“解释食物”。她移情的幻想自生，担心与我的精神分析联系会成为一条她难以挣脱的锁链，就像对她父母一样。她可能把我的干涉看作是一种冒犯，或者是我的自恋对她的诱惑。莉莉对别人的心理比对自己的更感兴趣，她让我对别人进行“心理分析”。我觉得她在无意识地诱导我加入一个“邪恶的联盟”，让我成为一段操纵关系的同谋。她利用我，就像她的朋友和家人利用她一样。她想让我和她一起打击别人,类似于母亲联合她一起打击父亲，或者父亲联合她一起打击其妈妈和兄弟姐妹，或者她的兄弟姐妹联合她打击父母。“(对方的态度或行为)让你感觉如何?”我问。她会用耸耸肩作为回答。然而，她对了解他人的兴趣是一种间接的了解自己的方式，而不会有被暴露或被评判的风险。我不得不止步于精神分析的边缘，以免她变为我的咨询师。莉莉抱怨过母亲对待吸毒的哥哥的矛盾心理。母亲否认她哥哥再次吸毒的证据，还让她哥哥在戒毒期间睡在她母亲的床上。我指出，在她对家庭的描述中，位置和身份是可互换的:兄弟姐妹在母亲的床上，代替了父亲的位置，而她在父亲的生意中则代替了她母亲的位置。莉莉提到，这就是她宁愿断绝关系的原因。在关注兄弟姐妹的上瘾和偏头痛时，我想莉莉关注的是依赖，这和自生幻想也有关系。我指出：最好不要和任何人亲密，也不依赖任何人，她说：没错，这是一个很高的代价。莉莉很难将自己的需求与父母的区分开来。她抱怨母亲和她分享秘密，这让她不知所措。我认为她也是不自觉地拒绝与我建立亲密关系，以避免压迫我或被我压迫。莉莉说她不想知道父母的亲密关系，然而，她却偷看了父亲手机，发现了暧昧短信，告诉给了母亲，然后感到内疚。我无法帮她详细解释她的矛盾和内疚，每当我试图帮助她探究她无意识的幻想时，我就会觉得打扰了她，所以我经常让她顺其自然。作为主体和客体，她和我，在她的心目中，可以变得困惑和互换。由于这种界限混淆，她拒绝更密集的心理治疗工作。我常常感到被困住了，烦躁不安。我认为这种不安——不是精神分析家的倦怠和枯竭的感觉，而是我把自己的部分投射到莉莉身上(莫尼-基尔，1956)我们在乱伦的移情和反移情中，进行自恋诱惑，组成了一个合唱队。然而，我们的相互活现，也表达了一种无意识的尝试，试图修复莉莉“有缺陷的” 原生环境。我分析了我的反移情，以便区分属于我的和属于她的东西。莉莉可能正在试探自我界限，害怕被心理治疗吞没——这是一个潜在的监狱，就像她经常感到被困的关系和她认为父母被困的婚姻一样。莉莉曾拒绝我最初提出的一周两次的治疗频率。她说:“每周一次就够了。”“够了!”这是我听到的话。我觉得莉莉是要给自己设限，来保护自己，所以我就停了下来，以免进一步刺探（probing）会把她吞没。巴林特(👉1979)说，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上、基本错误（basic fault）的层面上，创造和维持一种治疗关系比解读更为重要，因为解读看起来具有攻击性。事实上，自恋者会以防御的方式质疑对依恋需求的解释，希望摧毁分析师这个好客体。她“在被拒绝之前先拒绝，并保持着不可打破的优越感”(贝特曼，1998，第14页)。因此，如巴林特(👉1979)所说，我的干预必须与患者的需求“合拍”和“适合”。我避免用解释穿透她的防御，这样她就不会觉得自己不可信任了。我不想镜映她的变态行为，并尊重她对我的解释经常说“不”，允许她决定我们工作的水平，希望她最终能深入研究更倾向于精神分析的工作，而这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贝特曼(1998)指出，我必须建立一种共同的现实感，这是解读的基础。于是，我们讨论了她重新装修住所的计划，如何摆放桌子、椅子和书架。但是，我担心自己已经屈服于她的自恋和不正常的诱惑策略(Caillot, 2003)，并感到困在一个非精神分析导向的矛盾情境中。我提到莉莉父母在“桌椅”上的冲突。她笑着说:“我正在重新排布这个。”我把这解读为，她重构内心空间的努力，并投资于“新的事物”。莉莉接受这样的解释，但拒绝更深入的内心探索或暴露她的脆弱。我给莉莉留下了空间，让她自己去发现她的主体独立性，而不是像她“带来一起治疗”的父母。我处理具体问题的方式可能让她克服了被治疗环境所吞没的恐惧。随后，她把这儿当作一个海岸，重新确立了她独立的个体身份。在抵制自由联想和解释的过程中，莉莉表现得像2岁的小孩，通过反对别人来构建自己。我觉得她制造了这种自生幻想的病理，她不想依赖我，也不需要我，然而，她可能已经用内化的父母和兄弟客体“建设性地”打破了她有入侵性的、虐待性的、矛盾的“锁链”。我再次提及治疗的频率:‘你需要和依靠我似乎很困难。如果我抛弃你呢？”在治疗期间，莉莉说她多次爱上“坏男孩”，这些人要么吸毒成瘾，要么联系不到，还总是和前女友联系。和嗜酒者一样，没有了这样的东西，莉莉似乎没有安全感;她紧紧抓住它，要把它吸收进去(巴林特，👉1979)，就像一个吸毒者那样。我指出，她似乎陷入了上瘾的关系。她抱怨：在男人眼里，她还不够好，除了能一夜情。性和亲密的感情对她来说是分开的两样东西，就像她认为父母的情况一样。莉莉说，尽管父母在性和情感方面有困难，但他们还是互相理想化了对方，在精神上互相刺激。她惊叹于家庭聚餐时父母对彼此的温情，尽管他们同时还在闹离婚。我指出她父母共生而矛盾的关系。莉莉承认这一点，但以一个小女孩羡慕的眼光，把它看成是一种纯洁的爱情。可是，尽管很“纯正”，莉莉还是逃离了它。对她来说，这种爱是共生的自恋联结，是有毒的，毁灭性的。作为对不安全的客体的反应，她成为了一个内立型的人（philobat），她避免情感上的亲密，无论是在治疗室内或室外。通过自生幻想，她处理了因依赖于矛盾型客体而产生的羞耻感，确保了她的自恋的完整性。她的分离个体化，包含了她周边的女性：她聪明而冷漠的母亲，她父亲愚蠢的“妓女”，她软弱而“愚蠢”的祖母。莉莉既贬低自己，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理想女人。她在圣母玛利亚和玛格达莱娜玛丽之间摇摆不定。莉莉说她为别人牺牲了自己，还夸耀自己的魅力和吸引男人的能力，认为个人价值只体现在男人身上。听着她的话，我常常难以忍受她的浮夸和无所不知。她总是“无所不知”，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生幻想。正如罗森菲尔德(1987)所说，她的优越感是防御性的过度补偿，反应了她的胜利感和对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报复，她觉得他们不信任她。我觉得自己像个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当女儿想要取代自己成为她父亲的伴侣时，我的反应是青春期的竞争情绪。莉莉需要与她冷淡的母亲区分开来，证明自己是可爱的；然而，矛盾的是，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女主人，被利用，被抛弃。她的男朋友指责她缺乏性欲，这让我想到莉莉的自生幻想和与母亲分离，它们可能引发了她的自我贬低和羞耻感，莉莉之所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令人失望的性对象，也许是因为她那内化的、令人失望的原始客体。莉莉表现出自恋挣扎，对我解释的反复质疑是一种嫉妒的攻击，典型的不正常的移情。然而，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之间划清界限的一种建设性的方式。通过诋毁我，她可以区别我，使我与众不同，尽管这是以自我防御为代价的。她对我的抗拒和“愚蠢化”，让我感到精疲力竭，就像她父亲的“愚蠢”情妇，她的“愚蠢”祖母，以及她父亲的所有“愚蠢”伙伴一样。Money- kyle(1956)将精神分析学家的愚蠢和枯竭感与患者的投射联系起来。我分析了我的反移情，以便区分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属于莉莉的。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感觉 “愚蠢”，并不信任我。然而，正如罗森菲尔德所说，我并没有过分强调她的破坏性，因为这可能会危及她构建适当客体关系的能力(1987)。我必须帮助她保护自恋的积极方面，帮她意识到，她无法与自己认同的破坏性的冲突。她认为，母亲和祖母不值得信任，她也觉得自己不值得信任。事实上，通过对我的解释的驳斥，莉莉可能会认同她母亲的冷漠。尽管质疑我，莉莉显然仍相信，我是一个足够好的心理治疗师，也相信心理治疗，这帮助她解释了她想要分离个体化的愿望。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莉莉会剪短头发，染染头发，模仿我的风格，就像一个小女孩穿着妈妈的鞋走来走去。我觉得通过这个认同的过程，她处理了界限和身份困惑，并寻找到一个更独立的自我，而不是以自生幻想为代价。莉莉结束了和男友的关系，开始了更让她满意的恋爱关系。她最终成功地把自己与内心的“愚蠢而冷漠的女人”分离出来了，并认同她坚强、聪明、可靠的外祖母，这让她内化了一个“足够好的客体“。莉莉承认，她对事情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此外还开始做一些更具创意的事。我认为这些是“过渡性客体”(👉温尼科特：独处的能力)，这表明了“我”和“非我”之间的个体化和分离。莉莉决定暂时先不去父亲的公司工作。莉莉说想帮助前男友们从对物质或女朋友的有毒依赖中恢复过来。我指出了她的模式——她曾试图将兄弟从上瘾问题中拯救出来，将她的父亲从他“机会主义”的商业伙伴中拯救出来。“也许吧。我只关注别人，忘记自己的需求。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她说。我指出了她依赖我和在心理治疗中敞开心扉的困难，是否担心我最终会结束我们的关系。莉莉承认她这么想过。我认为她把我们最终的分离看作是我对她的拒绝，这会再次强调她原生环境的缺陷。我再次以一个包容的母亲的身份，以反移情的方式介入，这可能是由她的青春期、脆弱和自生幻想引发的。分离和个体化的基础工作——哀悼工作，对莉莉来说岌岌可危。她的父母不能分开，而她也不能分开和独立，除非通过自生幻想。我指出她是如何与朋友断交的，我们克服了她的恐惧，她担心我们最终的分离会模仿她父母那种不可能的分离、或是她与朋友的决裂。由于她的父母无法达成“足够好”的离婚协议，她很难理解“足够好”的分离是什么感觉。“我受够了，不想把一生都花在父母和兄弟姐妹上。让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必须为自己好好生活。” 莉莉终于表达了她想接受心理治疗的愿望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家庭。她不再是家人的救世主，也不再是他们的替罪羊。她似乎在放弃自生幻想的矛盾性和双面性——既自我贬低又全能。我们的治疗关系显然帮助莉莉进行了原始哀悼(Racamier, 1992)，“对那些造成她心理结构中的错误和伤疤的原生环境的丧失进行了哀悼”(Balint, 1979，第183页)。婚姻的命运通常由夫妻双方的婴儿期无意识的依赖需求所决定。一个人选择对方，是因为在寻找自己的延伸，并从对方身上找到融合的前俄期、或理想化的俄狄浦斯期父母(弗洛伊德，1905)。Lemaire(1997)认为，吸引发生在经历了类似内心冲突的两个人之间，仿佛一个人可以无意识的感受到另一个人类似于他自己的内心冲突，而对伴侣的吸引源于他们对相同冲突有着不同的反应。Ruffot et al (1990)认为，伴侣选择对方是因为他们彼此有相似的代际创伤或秘密，并希望从对方身上找到解决方案。一个人选择的伴侣通常可以缓解内部冲突和焦虑。伴侣是一面镜子，帮助解决自己的分裂、否认和投射的部分。个人身份可能会变得混乱，投射身份会覆盖他们。夫妻可能会创造一个共享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双方都是对方难以忍受的无意识经历的容器。通过这种无意识的自恋契合，婚姻将成为伴侣们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通常情况下，当最初“恋爱”的理想状态淡化后，伴侣们对彼此的幻想破灭，他们处理这种幻灭的方式将影响他们的关系。为建立一段成熟而令人满意的关系，人们必须在认识到伴侣的不完美、自己对他们的矛盾和敌对情绪的同时，为失去理想伴侣而悲伤。这个过程涉及到原始哀悼的工作(Racamier, 1992)，一个人将哀悼与母亲的共生统一，并放弃对客体的完全占有。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放弃了与强大的母亲的融合幻想，放弃了对初恋客体的掌控，这让孩子能区分外部客体和内部客体，真实客体和想象客体，并发现自己是一个独立主体。孩子在客体和自恋之间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这种原始哀悼促使客体关系的分化和排列，完成这个过程为一个强大的、安全的、自主的“自我”和所有未来的分离工作提供了基础。脆弱的伴侣要么是没有做好哀悼工作，要么试图避免。对他们来说，分离重新激活了丧失主要客体的创伤，意味着自恋的丧失(弗洛伊德，1917)。因此，自恋和与客体相关的力比多的不平衡，造就了他们作为一对夫妇呈现出一种“乱伦”的关系(拉卡米耶，1995)。“反恋母情结Antoedipal”是拉卡米耶(1995)创造的术语，不同于乱伦，它是一种性成熟前的功能“Antoedipal”，指的是在时间上在俄狄浦斯期之前（pre-oedipal），又与俄狄浦斯对立(anti-oedipal)。当原始哀悼失败时，母亲和婴儿之间相互吸引的自恋关系变成了致病的、无休止的和疏远的(Racamier, 1992, 1995)。这种自恋，否定了对客体的依赖；客体要么被置于同一代人的层面上，要么被以一种幼稚原始的方式依赖(Caillot, 2003)。因此，反恋母情结者，否认母亲客体的丧失，保持与“原始母亲”的情色自恋联系，阻止俄狄浦斯情结，并反对分离和个体化。它服务于死亡驱力，全能幻想，以及为了对抗内心冲突而重复的强迫(Racamier, 1995)。它的特征是界限混淆，拒绝欲望和死亡幻想，拒绝幻灭感和无助感。它有乱伦的方面，但没有乱伦的活现。色情化、越轨和理想化，与原始哀悼是对立的。它是自恋变态的一种（Racamier, 1989, 1992)。个体的心理受到原始思维的支配，也就是说，受到愉悦原则、放电、缺乏象征、大量投射性认同和活现的支配。在夫妻关系中，乱伦常常转化为难以解决的冲突，最终是没完没了的诉讼离婚。伴侣不顾一切地操纵和怀疑对方，用战争来赢得对方，最终是为了不失去对方。承认个体化是困难的，因为个性化和分离威胁到伴侣的生存，引发对死亡的恐惧。“像我一样，看我看到的，想我想的，感觉我感觉的”变成了“站在我旁边”。夫妇的情感出现了“三角化”的风险，把孩子包括在了彼此对立的不正常联盟中。脆弱的父母会过度投资于他们的孩子，或过度认同他们，以补偿他们的自恋，并避免哀悼的工作。夫妻退化为父母的兄弟姐妹，导致代际界线的混淆。进而，婚姻冲突变成亲子冲突或兄妹之间的冲突。伴侣可能会自恋地引诱孩子，把他们作为反分离的工具和他们自己的青春期前俄的战场，操纵并把他们锁在一个两难的境地(Kaufmann, 1967)。父母视孩子为有竞争关系的、代理的父母或配偶。性在亲子关系中重新出现，孩子会发现不为人知的父母性行为。此外，父母可能会要求孩子提供母性，这在之前是对伴侣的期望。父母也可能“引诱”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二人之间做出选择。孩子会无意识地选择成为自恋脆弱的父母的情感伴侣，以支持父母行使哀悼工作。为了取悦父母中的一方，孩子会声称不爱另一方父母，然而，被选择的父母又矛盾地指责孩子“不好”，因为在做这个选择时，孩子是在含蓄地批评并怀疑父母之前对自己情人的选择。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会在心理上伤害孩子。父母的矛盾性的核心特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调和但又不可对立”(1978年)。保持这种矛盾性，目的是绕过俄狄浦斯情结，避免冲突、原始哀悼和个体化。这种微妙的形式，如果反复使用，可能会损害孩子的心理发展。为了应对这种令人创伤的环境，孩子的自我会防御性地分裂，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生存策略和自我力量的表现，孩子的智力可能会提前发展，以保护她免于心理崩溃(Ferenczi, 1949)。比如，成为小大人。然而，这否定了孩子的需求，危及了孩子恋母情结的发展、符号化和主体化的过程。孩子可能通过与他们的内外部客体建立原始的联系而做出反应(Balint, 1979)。治疗快结束时，莉莉能更好地笑对家人的问题，并接受家人的本来面目，也能更好地远离父母冲突，并与家人和朋友划清界限。她退回了公寓钥匙，离开了父亲的公司，到外面找了工作，还培养了艺术爱好。她说“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并和他幸福得生活在一起”。她在“父母的床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将性和亲密情感结合在一起，更好得接近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构 (克莱因，1935,1940)。写这篇文章时，莉莉承认自己抵制过心理治疗：“主要是因为害怕自己发现不喜欢的东西”。我意识到，在咨询中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足够好”的心理治疗师，我显然无意识地接受了莉莉对自我怀疑的投射。她把我描述成“她身边唯一理智的成年人”，这也提醒了我，在最初的治疗中，她也曾这样描述自己。莉莉把她的痛苦经历投射到我的“母性”心理上。我同时带着她“理智”和“疯狂”的部分。正如比昂(1962)所言，我必须有效地把我的“思考器官”借给她，这样她就可以排毒，把她的创伤经历转化为α元素，吸收并整合到自己的精神功能中。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也在做斗争，就像莉莉一样，与如何修饰象征元素和对案例保密做斗争，感觉几近放弃写作，无法思考。我还不想征得她的同意就分享案例，这也反映了她的自生幻想，我不想依赖她。尽管她同意，但我对使用我们的临床材料来写这篇文章感到内疚。我害怕我利用了她，因为她曾抱怨别人利用她。我从这个矛盾而反常的antoedipal中挣脱出来。我感激莉莉的同意和她的感激，这帮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