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才开始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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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写给玛丽·波拿巴的信中说：“狗爱他们的朋友，咬他们的敌人，他们跟人类完全不同。这点跟人类很不一样，人类没有能力单纯地去爱，永远都是爱恨交织。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这么喜爱像金毛松狮托普西和乔菲这样的动物。那是一种不矛盾的爱，远离无法忍受的冲突，简单的爱，具有完整的存在之美。在抚摸乔菲时，我经常哼起一段旋律，尽管我不擅长音乐，我还是能认出，那是《唐璜》中的《让我们携手同行》。”（Coren，200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记1929-1939：最后的十年》）。
宠物在心理咨询中能有什么功能呢？
萨拉
萨拉参加过狗狗服从比赛，获得了美国犬业俱乐部颁发的“犬类良好公民”和“伴侣犬”称号。我决定让她申请国际治疗犬协会的治疗犬。只有性格非常好的狗，比如能与陌生人和医疗设备友好相处的狗，才能获得这个认证。我知道萨拉是一只敏感的狗，所以未报希望。令我惊讶的是，她通过了考试。她被描述为是一只“支配型”的狗，而我的其他狗都被评委描述为“顺从型”。一般来说，治疗犬只要有爱心和好的性格就足够了。但是，萨拉有智商，她在7周大时就被幼犬评估员评价为“有自己的想法”，她是一个“思考型”的狗（一个裁判这样描述她）。当萨拉开始为我的心理咨询工作时，我们都很高兴。但是，萨拉真的能应对不同的来访吗？精神分析的基础是无意识，这很难在动物中探索。我最大的反移情是，把我最心爱的狗和其他来访分享的矛盾心理。萨拉正在等候室高兴地迎接我的一个来访杰克。我听到杰克说：“很高兴有人欢迎我。”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通常不会表现出积极情绪，总是极度抑郁和焦虑。我决定让萨拉也进入咨询室，同时观察他们拉之间的互动。萨拉成为了治疗中的“新刺激源”。从1999-2004年，萨拉变成了我治疗的一部分。她会等待来访，她常常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时间感，知道快有人到了，会在铃声响之前就坐到等候室。她会在候诊室与病人互动或者躺下，等待我出来迎接他们。然后她会起身，在我进入办公室后跟着我。她总是最后一个进入咨询室的人。有时病人会给她机会先进去，但她拒绝。杰克是一位57岁的同性恋男子，多年来没有任何亲密关系。他刚来的时候极度沮丧，被情感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有自杀的想法。他只想从“痛苦”中解脱，觉得药物不起作用。他是独生子。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在社区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作为母亲她并不擅长照顾婴儿，尤其是在孩子蹒跚学步时，她显得十分害怕和过度保护。杰克几乎没有童年的记忆。父亲去世后，他发现自己开始“关闭自己”，以此来应对不得不与母亲共处的情境。母亲似乎需要儿子表现出对她的兴趣，但是却无法表现出对儿子的兴趣。尽管如此，母亲确实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他——有人在乎他，尽管并不特别令他满意。他从未在全家人面前承认或讨论过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镜映、肯定，无法活出一个更真实的自我。温尼科特认为，“足够好的母亲能够满足婴儿的需求。如果多次这样做，一个真自体就会开始拥有生命。只有真自体才具有创造性，才能感受到真实。如果没有这种关系，真自体就无法出现。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普通的词来描述，那就是“奉献"(见👉温尼科特《对客体的使用》）。如果母亲不足够好，总是无法满足婴儿的需要，还用自己的需要代替，这会导致婴儿变得顺从。这种顺从是虚假自体的最初阶段，原因是母亲无法感知婴儿的需求。（见👉温尼科特《从真自体和假自体的角度看自我扭曲》）一个顺从的假自体会隐藏真自体。“假自体”的防御是一个连续谱，从健康的礼貌、适应社会的，到完全顺从的，这也是受虐的由来。这样的人不了解、不能识别、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温尼科特观察到，这类人身上存在着极度的焦虑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需要从外部现实收集压力，以便用对这些压力的反应来填补个人生活（见👉温尼科特《从真自体和假自体的角度看自我扭曲》）。结果，分析师只能与患者的“假自体”咨询，就像杰克一样，多年的治疗没有真正受益，因为他只是在治疗自己的“假自体”。萨拉在等待室里等杰克，这让杰克非常高兴，他们在等候区玩耍。我认为，萨拉与杰克的关系，符合温尼科特所说的“奉献”。我看到了一个更温暖、更温和、更有爱心的人，他会让萨拉跟他玩儿一会儿，然后告诉她去趴下，萨拉会听话的照做，这是一种客体体验。杰克开始出现更多的即兴发挥、记忆和联想，尤其是关于悲伤、失落和遗憾等情感。比如，当杰克注意到萨拉的关节炎使她行动迟缓，他联想起自己之前的一只猫的死亡。同时谈到他患有20多年的膝关节疼痛。杰克认为萨拉的活泼是自己没有的品质。动物比任何无生命的物体更能引起人们的认同感，萨拉帮助杰克更深入地认识他的真实自体。我认为，这种与动物的依恋不仅对来访有益，而且没有发生在来访与任何一个人类的身上。有一次，当杰克极度痛苦并哭泣时，萨拉走过去把她的爪子放在他身上。她意识到他的痛苦，并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小时候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在过去，当杰克寻求依赖和他人的帮助时，经常感到失望。我的来访们知道萨拉的病情恶化了。距离14岁生日仅差一个月，我同意让她安乐死。我在杰克下一次咨询前打电话告诉了他，这样他就不会对萨拉的缺席感到惊讶。他感谢了我的电话。我送给他一张特别的照片，在照片上，我用“萨拉的口吻”写下他对她的重要性，并反思了他们的关系。萨拉是个“好母亲”，会调整自己满足他的需求，现在她将通过赋予他们的关系以特殊的意义来实现这一点。杰克说，他会把这张照片和自己猫的照片放在一起。因为我的邻居们都很喜欢萨拉，所以我在大厅里张贴了她去世的消息，我还写上了一个专门帮助拉布拉多犬的组织的名字。杰克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以萨拉的名义做了捐赠。![]()
在肖恩6岁时，他的父亲自杀，他由母亲抚养长大。在40多岁时，他被妻子“拖”去治疗。她对他有很多不满，比如家里的家务活没做好等等。对于肖恩来说，团体治疗是非常痛苦和暴露的，他不说话。我觉得要想取得进展，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单独见他，这能增强他的自我意识、提高自尊心。他勉强同意每周见我一次，见面时他的不适感非常明显。他很少与人交流。通常他都迟到15分钟，只留给我们30分钟的咨询时间。我觉得这已经是他能忍受和我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了。一年后，我开始让萨拉参与。对于那些感觉被暴露、不喜欢谈论自己的来访来说，使用动物可以缓解咨询压力，因为他们不用只与我说话了。肖恩开始更规律地按时来。当铃声响起时，萨拉跑过去迎接他，两人在等候室有大量的言语和肢体互动。萨拉的尾巴像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飞快地旋转着，一边用眼神盯着他，一边用鼻子蹭他，还求被摸摸。这是她非常强烈的互动状态，这给他带来了温暖和笑声——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效果。当他受够了，就告诉她去趴下，直到他坚定地要求她离开，她才肯离开。然后我们开始咨询。肖恩似乎打开了一点自己，我了解到他喜欢烹饪，我对他的高超技能印象深刻。他开始更坦率地谈论了与妻子之间的问题。每当有关父亲的材料出现时，肖恩就会哭，这个男人的感情从来没有被处理过，他从未理解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每次离开，肖恩都会向跟着他走进房间的萨拉道别。在一次度假中，肖恩说有一只黑拉布拉多犬一直跟着他们，让他想到了萨拉。他对我说：“我不想有一天来这里，却发现她不在这了。”我说：“就像你的父亲一样。我们不需要让这种事重演。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他说，他希望如果萨拉去世了就打电话给他。我确实这样做了。肖恩还给我寄了一张卡片，写着：“我会永远记住萨拉的好。”我感谢他送的卡片，并称赞这是一件很棒的东西，美好的回忆。他无法与自己的父亲拥有这样的回忆。他哭了。萨拉去世后，肖恩说：“我今天想她了。”我说：“你能有这样的感受和说出来，不是很好吗？如果你在失去父亲时也得到了帮助，也许你就也能说出自己的感受了。”萨拉虽然不再是有形的存在，但她仍然作为一个“客体”而“活”在肖恩心里，这是他的父亲没有做到的。肖恩经常问我，什么时候会再养一只新狗。对他来说，就像是母亲从未再婚，没有给他找另一个父亲一样，这让他难过。肖恩与我相处得越来越自在，表达了更广泛的情感。我发现，萨拉促进了肖恩对父亲意外离世的哀悼，她成了那个丧失的替代品，同时也促进了对那份丧失的处理。25岁的克莱尔，从出生后父亲就离开了母亲。母亲没有奶水，无法哺乳。母亲的抑郁和痛苦无疑极大的干扰了克莱尔的第一年人生。克莱尔还有一个比她大3随的姐姐，经常攻击她。克莱尔觉得姐姐恨她，她们的关系非常不稳定。姐姐确实听起来很“刻薄”，我认为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当克莱尔18个月时，父亲回家了。据说当时她对父亲非常害怕，父亲会毫无道理的愤怒，我认为他可能患有未被诊断出的双相情感障碍。克莱尔倾向于理想化父亲，觉得他非常聪明、有成就。克莱尔来找我是因为她患有惊恐发作。与其他来访不同，她非常怕狗。我提出迁走萨拉，但她说如果不靠近她就没关系。有趣的是，萨拉果然一直离她很远，好几个星期都没靠近她。有一天，我出去接她，看到克莱尔坐在椅子上读书，正用左手抚摸着躺在她身边的萨拉！我简直不敢相信。她高兴地说：“我开始喜欢她了，不再害怕了。”然后在咨询中，萨拉开始用鼻子蹭她的牛仔裤，好像在闻她的气味。她反复这样做，把克莱尔逗笑了。我从未见过萨拉对其他来访这样。克莱尔不再害怕萨拉以后，也不再害怕室友的猫了。这个案例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患者对我其实总是有消极的移情。她并不喜欢心理学，也不喜欢来这里，有时会直接爽约。她似乎轻蔑的看待治疗，建立治疗联盟很困难。她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我怀疑这跟她生命中的前一年半的那个情绪不丰富的抑郁母亲有关。萨拉让克莱尔放下了戒心。父亲对她发怒的记忆也出现了，这是从她对父亲的理想化中分离出来的被压抑的记忆。她开始觉得我有点有帮助。一般情况下，患有惊恐发作的人对心理学动机的探索和兴趣都很少。萨拉似乎“缓解”了来访对我的消极态度。乔安是一个37岁的事业有成的女商人，她来接受治疗是因为无法与男性建立恋爱关系。她是长女，似乎形成了受虐倾向和适应性顺从。她是那个“听从家庭安排”的人，不会制造波澜或表达自己的需求。父亲并没有强化她“漂亮、惹人喜爱的小女孩”形象，而是看重她的智力。她通过满足父亲的需要，比如为他提供商业建议，而得到他的关注。母亲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忙着装饰和园艺，对女儿在很多方面的需求并不敏感，难以相处，有时非常专制。乔安告诉我，她12岁时，母亲给她的房间装修，从未问过她想要什么颜色的油漆、地毯，就自作主张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装修了整个房间。乔安什么也没说。但她非常讨厌房间的颜色。乔安在和我交谈时，会一边抚摸萨拉和她玩耍，一边告诉她去坐好。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向狗传递了混杂的信息。我指出了这一点，她一边抚摸萨拉一边要求她离开不动。如果她继续抚摸她，萨拉就不会离开。乔安意识到了这一点，停止了抚摸，并告诉萨拉趴下。大约重复了四五次之后，萨拉才服从。乔安的声音必须一次比一次更大、更坚定，才能让萨拉这样做。病人惊讶地发现，萨拉真的听从了她的话，她为自己感到骄傲。这种行为在工作场合也延续了下来，她开始适当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愿望。萨拉活现了来访的问题，这给了我解读的机会。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攻击性、很难表达自己的主见的来访，改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出现。乔安作为家中长女，不仅被两个妹妹争宠，而且母亲也忽视了她对生活的自主权，父亲又不支持她成为女性的俄狄浦斯胜利者，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她的亲密关系问题和受虐倾向。这个来访我已经认识20多年了。她最初来是因为与她结婚25年的丈夫离开了家庭，这让她感到极度绝望，退回到一种极度无助的状态。后来她找到一份工作，并自己坚持了16年。她再回来找我时，可能是因为刚刚失去了工作。她觉得自己又陷入了那种抑郁和无助的需要状态。她经常带咖啡和面包来。不用说，萨拉很感兴趣。我有时能听到他们亲密而温柔的对话。她家有一只金毛寻回犬，那是她刚结婚时的事。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回忆她生命中更早的时光。当她情绪低落时，她会说“我需要一个萨拉的‘修复’”。萨拉就过来把爪子放在她的身上。当她特别难过时，萨拉也会一直看着她。她从萨拉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对她来说尤其有意义，因为她经常对自己的情感需求表现出轻蔑。她无法区分“可以理解的情感需求”和“极度退化”。当我将正常的依赖需求与过度依赖区分开来时，她不会或不能看到区别，也不会听我说。她极大的反感我说的，然而却可以从萨拉那里得到“修复”。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她把对依赖的需求的矛盾态度在萨拉和我之间被分裂了。她的母亲专制、贬低和忽略她。她认同了母亲对需求的轻视，把这种认同投射到了我身上。然而，与萨拉在一起时，她终于可以在身体层面安全地被安慰和抚摸。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开始流行一种观点，即宠物可以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社交功能。约翰·洛克提倡“给孩子们狗、松鼠、鸟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来照顾，以此培养他们温柔的情感和对他人的责任感”（Parshall 2003年）。19世纪，机构引入动物的做法已十分普遍（Fine 2000）。美国红十字会赞助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动物治疗——在纽约州帕灵的美国陆军空军康复中心，对有身心问题的飞行员进行了康复治疗（Fine 2000年，第24页）。一般使用动物的方式是让患者观察、照顾和触摸（帕尔沙尔，2003年，第47页）。鲍里斯·列文森是在心理治疗中使用动物的先驱，从1961年开始，他就用他的狗帮助门诊的儿童患者（贝克1984，胡克2002）。有人称之为“打破恐惧的障碍”，认为这是患者康复的关键(Catanzaro 2003, p. 29)。莱文森将宠物视为治疗的“催化剂”。虽然最初这种方法被嘲笑为“荒谬”的技术，但莱文森一生都在研究、宣讲这种新型干预手段（Arkow, p. 116）。他相信宠物是其他玩具和东西无法替代的，因为它能让人类产生认同感，病人会把宠物当作他自己，或者家人。对于治疗无法语言表达、严重自我障碍的儿童来说，宠物是更加适合的（莱文森1964, pp. 243-5, 245-8）。由于宠物对治疗的明显价值，莱奥·巴斯达博士创立了一个国际人畜关系研究的中心。“宠物辅助治疗”（PAT）成为受青睐的术语。人与宠物的纽带提供了一种“替代”的依恋关系——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病态的。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决定将我的动物引入咨询室。很少有其他临床医生在私人诊疗中使用他们的宠物，大多数时候它们只是偶然出现。哈里斯提到把宠物作为“分析兄弟”的价值，她将自己读边境牧羊犬视为“治疗助手”，帮助传达依恋理论（Harris 2002年）。温尼科特用“奉献”一词定义母婴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词很有意义，它同样适用于宠物。对于那些从未与母亲建立过足够好关系、并因此形成了“假自体”的患者来说，新客体（宠物）可能引发矫正性的情感体验。我想说一下“矫正性客体关系”(COR)与“矫正性情感体验”(CEE)的概念。我曾经在纽约犹太人监护委员会儿童发展中心工作，这个中心是由奥古斯塔·阿尔伯特(Augusta Alpert)博士开设的学前治疗托儿所发展而来，他们为情绪不稳定的学龄前儿童开发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称为COR，包括为孩子找一个超越父母的另一个重要他人。关于矫正性情感体验，弗兰兹·亚历山大认为，分析师应该尝试用有意识地计划好的态度来取代自己的本能的反移情反应，这些态度有助于纠正患者过去经历中的病态情感影响（Alexander, 1956, p. 93）。动物为来访提供了另一种人际关系体验，可能“纠正”来访者的反应模式，并提供矫正性客体关系。动物触觉上的满足、反应性、嬉戏等，能激发来访更自然的姿态。从费伦奇到亚历山大，再到巴林特，再到费尔巴恩，这些人都强调，解读或洞察本身不足以产生“矫正性情感体验”，正是关系本身才能带来矫正性的情感和变化。科胡特强调自体客体的使用。矫正性的自体客体体验，使患者能够信赖他的分析师，把分析师看作一个能够肯定、确认或维持来访自体感的人，或者在自体感动摇或破碎时，帮助他恢复其连贯性和活力（巴卡尔1990年，第371-2页）。也许，辅助性的使用动物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如果患者无法、不愿或被认为不适合分析，而我们自知能力有限，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什么工具呢？在与动物的互动中，来访早期的痕迹可能得以显现。一旦治疗室里有了动物，它就成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新病人，我会询问是否有人对宠物过敏或不喜欢宠物在场，如果有，我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一个新病人犹豫了一下，说：“如果它不会打扰的话就好了。”她是一个总是满足丈夫需求的女人。
一个女来访最初几个月一直忽视萨拉，但有一天，她发现了萨拉的存在。这是一个希望对我产生积极情感但又非常害怕这种情感的来访。当她对咨询师的积极情感无法表达时，就把这种感情转移到了我的狗萨拉身上。在处理丧亲之痛时，有宠物的陪伴也会更有益。就像宠物唤起了肖恩对已故父亲更早的依恋、回忆与哀悼。与宠物的互动可能会扰乱患者的性格态度和防御机制，比如对于那些拒绝接受分析的患者。我还注意到了一个事实，直到萨拉出现，我才知道我有这么多患者养了宠物。这让我想起了我在培训期间学到的一句话：“那个最不被提及的人”往往是患者最重要的家庭成员。”难道宠物不就是吗？我相信，如果心理治疗只能每周进行一两次，那么对于那些拒绝了更高频治疗的患者来说，也许会选择拥有一只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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