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不同的焦虑类型及应对策略，我将主要采取临床的视角。
首先，我将审视心理分析师如何协助患者应对焦虑。毕竟，患者来分析的初衷往往是由于他们无法自拔地陷入焦虑，尽管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依据弗洛伊德的架构方法和他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年）的论述，我们现在一般把对焦虑的类型是什么的理解，摆在精神分析探索的中心位置，焦虑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从技术层面上，我们倾听的是病人在治疗中告诉我们的内容，不仅仅是询问“这意味着什么？”，而是更关注“此刻他们最直接的焦虑是什么？” 由此出发，通过移情情境的即时性，我们可以与患者最核心的焦虑保持接触，进而洞悉其类型。
让我们从一段临床对话开始——病人A在治疗初期向我透露，他在前一晚对妻子的态度极度恶劣，并有一系列不友好、不宽容的行为，以及妻子的反应。这看起来是超我焦虑的表现——对自己的行为内疚，期望咨询师能够理解并阐明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或许他表达的是对妻子的焦虑，对她的无情和对婚姻破败的担忧；这是在探讨压抑、悲伤、内疚感吗，还是攻击、仇恨？或者，他在暗示我的治疗失败？或者应该解读为她对妻子的行为，是对和我（咨询师）的关系的一种行动化？
从我对这件事的感觉、病人说话的语气、治疗氛围来看，我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是，病人想让我参与到对他的口头虐待和批评中。我被邀请用一种解释性的谴责或批评的姿态加入他，他希望我行动化。我们面前的来访采用了一种特殊的防御机制来对抗自己的焦虑——对咨询师的投射性认同，尤其是对愤怒、残酷、批评和沮丧的投射。超我过于严厉和强大，自我无法容忍；所以被投射出来，随后，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被重新性化了，我想补充的是被变态化了（perverted），于是病人的兴奋得以延续。
但超我的严厉并非仅仅表现在对妻子的恶劣态度，而且还有来访在治疗中对我的消极态度和防御，这种态度还没有被我充分正视。显然，这种防御机制如果不被理解，来访将继续焦虑。合集详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