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暴和体罚屡禁不止？心理学深度解读

文摘 2024-07-17 21:08 北京

参考文献 | Kerry Novick，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委员会前主席，儿童精神分析协会主席

在美国，超过80%的父母仍在打孩子屁股，30%的人支持打屁股没有伤害，不属于儿童暴力，纽约64%的人反对立法禁止身体惩罚(Gershoff 2018)。

1989年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将“身体惩罚作为针对儿童的暴力”(2018,635)。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保留意见的国家，儿童在美国公民中是唯一可以合法受到体罚的群体。

那么，为什么父母会坚持这种有风险伤害孩子的行为呢?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仍然支持这种行为?

精神分析学一直关注未知力量。潜意识是一个强大的概念:一百多年前，因其对诸多现象的解释力，它的出现立即抓住了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想象力，直到今天。

然而，它也暗示着有一股未知的力量是无法控制的。尽管我们对潜意识都有感觉，但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否认它的存在及其影响的倾向。因为，我们不想感到无助。我们希望自己是理性的，以证据说话，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有什么固着。然而，现实与愿望相矛盾。

本文将讨论两个问题:

最直接的问题，受到美国社会认可的体罚行为会造成什么心理伤害？

第二个是，为什么停留在意识层面的认知对人们的行为影响如此之小。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干预更有效？

让我们先看看两个虐待妇女和儿童的案例：

案例1：M先生和他的愤怒和攻击性

M先生的妻子让他选择:“去接受心理咨询，否则……”

他是个中年人，微胖，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妻子曾指责他和一个女人有染。在精心排练过的演讲中，他试图说服我相信，这名女子喝醉了，他只是想帮她上车。他坚称，停车场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对女子的人身攻击是误解。

法院以袭击罪起诉他，判他缓刑6个月，附带条件是要和我一起学习“愤怒管理”。他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她很害怕，想带着孩子去安全屋。她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小三。她说，面对她的指责，他的反应是争吵、摔东西、吓唬她。但尽管他咄咄逼人，她还是和他在一起。最终，我更多地听到了他对孩子的暴怒，他动不动就打屁股、惩罚孩子的故事。

M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为自己克服挑战成为百万富翁而感到自豪。他说在面对商业挑战时，他会愤怒地说:“如果我让着他，那个混蛋就会从我孩子的嘴里抢食物。我要先杀了他。”他认为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他曾是一名半职业的冰球运动员，多年来一直执教当地的青年队，直到因为多次威胁裁判和辱骂年轻球员而被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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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G先生和他对儿子的利用

经过长期成功的强化治疗，G先生选择了一个日期，开始终止阶段。不到一个星期，G先生就想让我取消终止阶段，或者至少再推迟一年。这像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G周末狂饮Du品、性侵妻子，威胁要解雇所有员工。

G先生坚持认为，这些证明我错了，他还没有准备好完成，事实上，也许永远也做不到。我也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但接着又非常想知道，这种愤怒是为了“证明”什么；这种强烈的冲动是否表明，G先生又开始他的信念，即可以用强烈的愤怒来迫使我听从他的命令?

G先生叹了口气，说他一直讨厌变化;小时候，他把每一件事都变成不可改变的仪式，现在他把咨询变成了自己的保护仪式。有了咨询，他就永远不会生病、变老、死去;在咨询中，他可以想象自己还年轻，身材苗条，满头秀发。

结束与G先生全能的封闭的自我调节系统相冲突，他更愿意相信自己不被时间流逝的影响，可以再次感觉结束日期作为一个有用的锚点。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试图激怒我。他说他不会思考、联想、观察或回忆了，反正我什么都知道。我说，他放弃了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把它转交给了我，但却保留了一个秘密的信念，即他觉得他可以强迫我使用这些能力。

我们之前就讨论过：G先生小时候相信自己有特殊的祈祷能力，可以让上帝做各种事情，比如“打击我的敌人约翰，他叫我书呆子”。他的性行为是让女性假装残疾，然后强迫她们表演各种动作，G先生会试图挑起一场战斗，让我禁止这些活动，然后再对我的禁令愤怒。

在未能说服我更改终止日期后，G先生加大了挑衅力度。他开始粗暴地羞辱儿子。我问他，为什么在自己已经拥有了帮助自己的所有技能后，还要强迫我干预他的生活，甚至要通过打电话给政府的保护组织。

G先生很震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出这么远。他说:“我在发脾气。我不想工作，不想负责，不想长大。这是某种幻想，不，更多的是一种错觉，我可以通过做一个粗鲁的、虐待狂的、大喊大叫的混蛋来控制这个世界。在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强大，但看看我差点就做了什么。”他开始哭了起来，“我爱我的儿子，但我却愿意为了坚持我的疯狂而毁灭他。”从这一点开始，G先生开始哀悼即将真正失去他的分析和他的咨询师。

上面两个例子共性是:一个成年人觉得自己被迫去虐待一个更弱的人，孩子或女人。一开始，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习俗传统，或者会说打是最有效的。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儿童和妇女容易被压制，被胁迫，做出顺从的行为；顾客和裁判可以通过恐吓而屈服；对咨询师可以被拖入施受虐。

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原因是，他们被一种无意识的自我调节系统所驱使，当面对生活挑战时，因为无助，维持着一种静态的施受虐反应和防御模式，以避免创伤和争取满足合法基本需求(见👉Novick《与“失控”儿童一起工作——双系统模型》)。

外化是封闭系统的主要机制，是虐待的必要前提，它构成了一类防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个体免受无助感的创伤，具体方法是将自我的诋毁、羞耻和无助感归咎于他人，通常是给孩子。这种归咎本身就是一种辱骂性的攻击，因为它否认了他人的实际独立的现实存在，这被称为“灵魂失明” (soul blindness，见👉Novick《与“失控”儿童一起工作——双系统模型》)。

M先生和G先生小时候都受过精神创伤;他们是虐待和忽视的无助受害者，他们必须想办法生存。在他们的一生中，每个人都有能力发展出强大的自我功能，获得成功的事业，然而这些自我力量却被指派去服务于封闭系统的施受虐，使其他人像他们童年时一样无助。

封闭系统是建立在敌对的、防御性的、无所不能的信念之上的，他们相信自己有权利和能力强迫他人满足自己的需求。M先生坚信他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愤怒和给别人的施压。G先生相信他对上天的祷告能得到想要的，当他在工作中拥有实权时，他会欺负和贬低自己的员工。他的性偏好是要求女人假装残疾，这也是为了确保他的统治地位。

随着封闭系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满足依恋的、自我保护的和自我满足的需求，全能成为人格结构的核心。G先生和M先生经常在家庭和工作中追求对他们权力的认可。他们只在配偶反抗和法院对他们的全能提出质疑之后才来接受治疗。他们很快就把治疗变成了尝试恢复全能感，于是对孩子、妻子和同事的虐待行为愈演愈烈。

在正常情况下，全能感能被现实感和别人的自主性纠正。由爱自己的家长及儿童创造的替代性的开放系统可以促进发展，并带来自我满足。但是，如果外化被一个无助的他人吸收并内化，通常是为了维持对其所需要的人的依恋，就像许多孩子需要依恋父母一样，全能就会被外部验证，没有这种外界的验证，全能感就无法持续下去。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在施虐者的直接圈子里，是否存在对全能、封闭系统的外部验证来源？我们的文化普遍认可的施受虐的全能信仰，支撑了我们国家对儿童持续普遍的体罚。M先生无法分辨自信和强势攻击的区别，这来自于他童年的感觉，没有人倾听，没有人尊重，没有人给他空间去探索和拥有自己的想法，他无助，无法反驳一个让他不安的母亲的压倒性的精神焦虑。

如果孩子们的自信被周围的成年人接受、赞扬并适当地引导，他们长大后会对自己和他人有良好的自尊和信心。如果受到挫折，他们很快就会把这种挫折转化为攻击性。所以父母会对孩子身上什么是自信，什么是强势感到困惑。

这也给社会带来了更深层的文化困惑。美国是一块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土地，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里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这种精神体现了坚定的信念。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认为，他们必须强势才能出人头地。

这一点在体育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我们的游戏如此暴力和角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刻意培养的一种风格和精神。一个叫Ed Sabol的人听了乔治·巴顿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训诫他的部队。于是他回来并制作了足球的电影，他把教练当作军队指挥官，足球就是战争。他的公司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定义了足球解说的新语言——鲜血和胆量，滴答滴答的时钟，突然的死亡，解雇，闪电战，炸弹——一种速度和暴力。球迷们对球队大喊:“杀了他们!”干掉他!再加把劲”等等。这与非理性的、无所不能的美国枪支文化相似。(Cohen 2012)

运动员的高超技艺和教练的战略天才，在狂乱的侵略中迷失了方向。他们通过多年的练习所掌握的技能的断言，被战斗的夸夸其谈所淹没。观众除了侵略性之外，什么都听不见;这种模糊性已经回流到我们的一般文化中，导致父母给孩子的信息混杂，不知道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这种文化并没有提供现实的替代方案来取代施受虐力量的全能感，来保护孩子避免创伤性的无助感;相反，它还加强了它们，产生了一种病理的共振。多年来，我与M先生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构建开放系统上，以取代他那种全能的愤怒。我告诉他，愤怒是一种必要的、有用的内部信号情感，与他的暴怒状态不同。

当他刚开始接受治疗时，他很难维持和控制自己持续的愤怒状态。他没有意识到，一个愤怒的信号可以让他进入开放系统。M先生被法院命令来见我进行愤怒管理，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将带走他的愤怒。他挑战我，奚落我，还以为我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自由主义派，笑着向我吐槽极端右翼的福克斯新闻的“事实”。我告诉他，愤怒是一种有用的感觉，它能告诉我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他的愤怒就像一辆赛车，能在几秒钟内从0加速到100。我说，如果我打冰球，我一定知道怎么把他引到禁区。我所要做的就是用棍子戳他的肋骨，或者侮辱他的母亲，他就会失去理智，跟在我后面，然后被罚下场。“是啊，”他说，“我也总是试着让其他人生气，这样他们就会装傻或者被罚下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讨论还在继续，我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消除他的愤怒，而是帮助他把愤怒作为一个信号来激活他的思维，这样他就可以解决问题，变得自信。小孩子和白痴会勃然大怒，但强势攻击和自信是不一样的。我说他很聪明，但当他陷入愤怒状态时，他的思维就会变得迟钝——然后我就会接到他妻子的电话，如果我不给他吃药，他就会被威胁采取法律行动。

两年后，M先生被恢复为当地一所高中曲棍球队的教练。他带领球队打进了州冠军。他告诉队员们，他从心理学家那里学习了自信和强势攻击的区别，“当对方耍阴招的时候，我不希望你们用愚蠢的攻击来报复。我希望你表现出双倍的自信。滑得快一倍，努力一倍，射门多一倍。”

他在那个赛季被评为“年度最佳教练”。他给我读了一封来自另一支球队一个男孩母亲的电子邮件。参加冠军赛的所有球队都在同一个溜冰场比赛。按照惯例，上一场比赛的终场哨声一响，下一支球队就马上上场热身。M先生让他的团队退后，要尊重其他人的努力，让他们通过绕场来庆祝胜利而不是霸占场地。这位母亲写道:“看到你不仅教会了团队如何赢球，还教会了他们如何尊重，我非常感动。赢球不是一切。”

在治疗结束时，G先生不得不接受他在现实中权力是有限的。在暴怒的发脾气中，他否认了无助感，避免了真正的痛苦，他在逃避一种更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自我适应系统。

施虐行为似乎是满足人类安全、依恋和满足感等合法的基本需求的唯一途径。只有经过多年艰苦、密集的工作，人们才能创造出现实的开放系统替代方案，他们才能在快乐、充满爱的互动中满足自己。但这是项劳动密集型且耗时的工作。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许多年前，精神分析学团体开办了精神分析学校，这些学校处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线。现在让我们看看它们做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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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和她的父亲、祖父

一个由10个家庭组成的家长小组中，一直在讨论专制和权威育儿之间的区别：

权威式父母是有感觉、有知识、体贴和支持的成年人，他们会在现实限制下诚实地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爱、指导和帮助。他们真正的权威来自于这个基础。包括承认错误和不完美，并在犯错时道歉。接受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推移改变与孩子的关系，同时始终保持父母身份。

相比之下，专制型父母武断地利用优越的父母权力，压倒或恐吓孩子，使他们服从、屈服，成为无助和依赖的人。在封闭系统中运作，自体不想要的东西就外化到较弱的妻子和儿童身上，否认时间流逝和死亡的现实。

莉莉的父亲弗兰克在家长小组里他摇了摇头，说他很难改变从祖父和父亲那里学来的育儿方式。他们都是“别胡扯，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他们用打屁股来强化自己的立场。这一直是他成长的模式，弗兰克的青春期狂野而麻烦不断，他花了很多年才走出这些问题。其他的父母都很恭敬，很安静，为莉莉的爸爸分享的故事而感动。

弗兰克接着把谈话推进了一步，询问其他家长对打屁股有什么看法。他和兄弟姐妹们小时候都被打过屁股，有时候觉得打屁股是很有用的管教方法。其他人也同意，他们曾有打孩子屁股的冲动，尤其是小时候被打过屁股的人。有些人不情愿地承认他们偶尔会打孩子(诺维克2010)。

弗兰克又谈了一些他的家庭传统，弗兰克的父亲和祖父都打过他，这提示了防御的代际传递性。父母们开始点头。有几个人插嘴说了一些趣闻轶事，讲述了祖父母或公婆之间关于“给孩子太多的发言权”与“让孩子不同意你的意见”的争辩。他们分享了自己是如何依靠自我的良好感觉来维持自己的养育的，也分享了有时这多么困难。

支持和反对打屁股的人之间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直到莉莉的爸爸介入，说他刚刚明白了一件事，打屁股是专制教育的核心，因为这意味着施加身体上的力量，而不是成熟的感觉上的真正权威感。

小组的心理咨询师同意，因为最近的研究已经证明，打屁股是儿童攻击性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长大后暴力和心理问题的根源之一(Straus 2008)。他指出，打屁股得到了80%的美国父母的认可。既然大多数美国人都会打屁股，那么一定是有社会压力促使他们这么做。我们还必须纠正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即圣经中强制要求打孩子。重要的是要知道，这其实是对圣经的错误解读(Keller 1970)。

咨询师解释说，没有证据表明打屁股是更有效的管教。因为打屁股的消极影响常常被忽视。该小组开始更多地思考体罚和家暴的替代方案。

思考

只有借助精神分析，才能理解非理性的行为。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无意识的作用，并描述了防御、幻想和信仰。此外，我们想强调创伤在这个问题上的中心地位。

弗洛伊德将创伤定义为，自我被内部或外部压垮，一种无助得状态，使个人在面对危险时感到无能为力(1895)。安娜·弗洛伊德指出，无助是所有其他焦虑的底层基础(1965)。人们会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创伤。

施受虐还会导致性化。如果依恋他人就需要疼痛，这种早期持续的联系导致了对疼痛的成瘾。我们几代人共同塑造了一个集体的对体罚的无意识核心，它可能代表着对自己深爱的人的依恋（类似中国的“打是疼，骂是爱”），被反复打屁股的痛苦被性欲化。

孩子受到的身体惩罚越多，他就会变得越有攻击性。

当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只看到这种解决方案相对的看似有效性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这么做是必需的和正确的，因此高度抵制改变。一个人只有在反复感受过替代方案——开放系统的好处后，才会安全放心地抛开封闭系统。

当整个社会发生混乱，许多人因太快的变化或经济危机而感到危险，当战争或灾难削弱了可预测的环境里的安全时，无助感会导致大规模的用封闭系统解决问题，外化出很多替罪羊，相对无力软弱的群体就会被攻击，人们通过诋毁他人来绝望地加强民族、宗教或种族自尊。从这个角度看，封闭系统的静态功能导致了一个社会或国家走上黑暗的虐待之路。

当个体心理咨询师学会在工作中收集虐待行为的动机并予以解释，来访才能真正理解是无意识的巨大力量支撑着自己去体罚虐待孩子，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真正的心理层面的困境。有了安全感，有了支持反暴力的社会文化，有了有效的新方法，人们才能放下全能防御，接受自己的无助感，发展真正的资源和力量，才能更加有效地应对挑战，并与他人分享喜悦，这就是选择开放系统的动力。

人们可以学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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