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设置的重要一部分，来访如何与时间界限打交道——提前到还是迟到，提前离开还是逗留，精确地按时到达，还是把时间搞错——这些都是来访客体关系的生动而始终可用的写照。最终，当来访的时钟与咨询师的同频，标志着来访处理关系的能力不断增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将探讨，为什么来访会持续的迟到。
1. 时间和俄狄浦斯动态
“时间就像父亲，是闯入母亲与孩子之间永恒关系的入侵者”，父亲代表着现实原则（莱温，1950，第310页）。如果不守时，则可能是在表达对父亲或任何权威的攻击。咨询中的时间框架，创造了一个与俄狄浦斯父亲战斗的场所，也给我们机会探索来访者在早年生活中应对这种权力动态的方式。
就像温尼科特说的，咨询师对咨询结束有控制权，可以用结束表达自己的仇恨，来访者可以体验到来自母亲的排斥和贬低（1947)。反过来，咨询的开始实际上是由来访者控制的，因此往往成为他们表达权力的一种方式。
时间与支配和服从、控制有关。尽管我们是通过协商决定的这些安排，但来访会认为这是我行使权力和控制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有权决定结束的时间，他们就有权决定开始的时间，这是最生动的权力关系的沟通方式。(Meissner，2006年，第625页）
2、时间的有限性和全能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像精神分析一样，与时间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Arow 1986 第507页）。时间是整个精神分析的核心，我们关注过去对现在的影响（Stern，1985；温尼科特1945)。我们对时间的感受，有时被拉长，有时缺失，有时又变得很快或支离破碎 (弗洛伊德，A.，1965；哈托科利斯，1983)。咨询的结束也会扰乱我们感知时间的连续性(坎贝尔，2006；西纳森，1992)。
弗洛伊德说：“无意识里没有时间。”（1932，第74页）自我的功能之一就是接触外部世界，并认识到时间的现实性。（弗洛伊德，1911）。克莱因认为，接受时间的有限性，是适应现实的一部分，和抑郁位置有关（克莱因，1940）。承认时间的有限性，还与分离、失落、对死亡的恐惧紧密相连的。
人们对时间的感受，类似于对丧失的感受。（隆巴顿，2003b，第853页）。否认时间的有限性，用全能感控制时间，是我们对人类存在性的最根本的拒绝——也就是Money-Kyrle所说的第三个事实（Money-Kyrle 在 1968 年提出了人类的存在有三个“事实”：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内在与外在）。
对于许多患者来说，接受时间的流逝，意味着接受现实感，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一种关系，因此他们会竭尽全力否认。这经常发生在有魔法性思维的患者中，他们用迟到表达对现实的反抗。习惯性迟到并不一定是因为治疗的动态，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全能被施加限制——他们就是无法接受从A点到B点必须要多长时间这个现实：
S先生40多岁、有点自恋，他经常迟到。无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开车，他都会反复期待火车、公交车或交通能奇迹般地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运转。当他的“合理”期待在现实中没有发生而让他迟到时，他会表现出持续的惊讶和愤怒。
他的迟到是因为他还没准备好面对或者适应现实的一个方面（Oberndorf，1941)。他拒绝考虑现实，这与他根深蒂固的全能防御有关，全能防御是为了抵御深层的脆弱和偶然事件。
时间也是一种资源和“货币”。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往往与对待金钱的态度一样混乱——他们既吝啬又挥霍，也可能交替出现；他们守时，也可能不守时；有时他们能精确到秒，但有时又极不可靠。（Fenichel 1945，第282页）
可见，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也反映了与我们与自身资源及他人的关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管理时间的有限性都是一项终生任务，对我们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时间是一种“关系货币”。如果一个病人与现实人际和他的咨询工作都存在困难，那么他们与时间的关系往往也是极度混乱的。
一个人对时间的滥用，能反映出他们的精神病理。与时间的冲突经常是许多困难案例中经常起作用的催化剂，会给进步和改变带来巨大阻碍（隆巴迪，2003a，第1532页）。时间具有结构和容纳功能——也因此，它可以被来访攻击。讨论时间是咨询的一部分，有助于来访容忍挫折，并催化人格功能的成长。”（隆巴迪，2003a，第1535页）。
3. 框架下的付诸行动
治疗框架专门被设计用来凸显，患者在处理与他人边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疗法中从来没出现过付诸行动。
时间感的起源是童年，母婴共生阶段（Morris，1983）。因此，帮助来访理解自己和时间的关系，可以推进咨询工作。我经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对于某些患者，如果他们能准时来了，那么他的治疗任务就基本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使来访的时间与我们的时间一致(Alejandro Reyes)。让治疗师和患者在时间上同步，患者能够适应和融入治疗的节奏，就像一起“跳舞”一样，这是治疗取得进展的关键指标。
我们不能单纯用来访迟到与否，判断他们是否心理健康。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自然的准时，与单纯顺从有区别。一个患者就算准时到达，但如果伴随着焦虑和强迫性的成分，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健康的。相反，一个强迫症患者或者被害妄想症患者，如果能冒险迟到一点，反而意味着他们过于严厉的超我有所松动了，不会那么苛责他们。（Kegerreis，2010年）。
一个来访总准时到达，不引起任何麻烦，偶尔不准时时会焦虑。这表明，她关系中的核心是做“正确的事情”，但她的内心状态却是破坏性的敌对和抵制。其实并没有人会指责她。她只是紧紧抓住合作的善意的外衣，以免让人发现隐藏在里面的、无意识的破坏性，这些破坏性干扰了她和别人真正的富有成效的。偶尔的迟到没关系，不过，如果迟到是持续的，恐怕就标志着一种关系障碍了。
4. 能管理时间代表了独立性
某些来访希望决定自己的咨询何时开始，觉得这样是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对他们很重要。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能管理自己的时间表明他们具备了成为独立自律的个体的能力——这是他们极力否认的。迟到就像无法管理自己的财务一样，是来访在表达对某些期望的抗议。
例如，R夫人习惯性地迟到，几乎什么事都迟到，通常每次咨询迟到15-20分钟。她一直为自己无法准时而苦恼。有趣的是，迟到5分钟她更加无法忍受，因为这意味着如果她想准时是可以的，而她必须极度迟到，以此表明她“真的有问题”，迟到是她不可控的。如果她能准时到达，她就要承担一些列人们对成人责任的期望。
她想尽办法确保自己无法准时。例如，她会熬夜到凌晨3点，反复打扫公寓，确保已精疲力竭，这样第二天早上根本无法照顾孩子去上学。
强迫性的清洁行为有多重含义，但一个关键是，她需要让自己在第二天变得没效率。如果她早起精力充沛的迎接新的一天，她就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对她的责任要求，她非常需要一个理由来证明自己显然无法承担这些责任。
对于这样的来访，在治疗初期，不能仅从治疗关系角度考虑，而要从她和自己的关系，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别人（尤其是我）会对她抱怎样的期望而让她恐惧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可以推测，这样的患者觉得，“自身有缺陷、依赖别人，是获得母亲关心的前提，而自主独立行动则意味着失去了母亲的支持和爱”（Morris, 1983, p. 668）。迟到是一种抗议，是对那些期望她承担责任的人的不满和抱怨。
5. 对临床技术的思考
面对持续的迟到，要想不给来访带去迫害感，又足够强硬的处理，这是很难的。患者迟到的同时，还经常会对我们的咨询表达明显的拒绝或贬低，这直接触及着我们的职业自恋。对这一点，咨询师团体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集体反移情”(Langs (1978) p. 105)。结果是，我们要么过于接受患者对我们的“虐待”，要么过于反抗和应激。
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受虐和过于接受，很少抗议。尤其对于受训的咨询师，如果我们需要这个来访长期继续他们的治疗才能完成我们的培训毕业要求，我们可能更难强硬地处理来访的攻击和轻蔑。(Mattinson, 1975)
相反，我们也可能过于在乎“迟到”这个症状，过于激烈或直接地处理迟到，同样也是危险的。在一次督导中，咨询师过于关注来访持续的迟到，她认为来访实际上是在表达她“不是一个患者”，于是咨询师听不见任何其他的解释，这导致来访觉得咨询师十分不理解她混乱的生活导致了她的迟到，她在工作中就经常被老板欺负，老板要求她按时到达她对此很愤怒。她、督导师和治疗师都十分关注这种欺凌和破坏性，结果很不幸的是，治疗过早中断了。
了解你的倾向，留意我们是否感到宽慰、焦虑、沮丧、羞辱或被动接受病人的迟到（当然还有无数种更微妙的排列组合）。与习惯性迟到的P女士一起工作时，我注意到自己不再专心等她了，而是也开始迟到，或者随身带一本书。反思这些举动让我洞察到，我们在合谋保护我们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她的迟到是对建立真正联系的恐慌性的攻击。
她的丈夫出轨了，来访用一种温和的不忠的幻想保护自己不受丈夫的影响。我也在用这种微妙的“不忠”（迟到/带书看），来让自己不要认真对待一种深深的腐蚀感和疏远感。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来访非常需要迟到所表达的自主性，过分强调迟到将无助于解决问题。对于自恋型来访者来说，如果把迟到解释为是对分析师的一些正面或负面情感的防御，来访者将不会接受这种解释，并会感到极度威胁。（梅森纳，2006）
与其做普通的解释，不如去解读迟到里的自恋含义，比如这样说：来访者迟到，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对分析师的情感（当然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是因为他想在自己想要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他根本不在乎分析师的感受。（Bird，1957，第640页）
5. 探戈舞需要双方的参与：迟到的危险
以下是我与一个年轻女来访的咨询。
她几乎每次咨询都迟到8-20分钟——有时更短，有时更长。偶尔会有准时。
我们对迟到的探索，揭示出她内心深处对客体的焦虑，受损和扭曲的伴侣关系，对依赖危险的强烈防御。可以这么说吧，她内心世界的所有维度，都能从她的迟到得以表达。
背景
T女士29岁，父母在她3岁时离婚。在T女士出生前，生母至少做过两次堕胎手术，她出生后不久又做了一次。
童年时，T女士在学校表现不错，但在家里却对母亲极度占有且充满嫉妒。她脾气暴躁，经常与母亲发生摔盘子的争吵，她认为自己造成了母亲与许多伴侣的分手。她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密，经常睡在母亲的床上。青春期，她对母亲的性取向感到困惑。
她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直到20多岁才开始交男朋友。由于母亲担心她减肥过度和过分投入工作，她曾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一些心理治疗。离开家乡后，她又得过厌食症。
不出所料，这个动态在之后被重复、上演和详细阐述了多次。她以一个不受欢迎的婴儿的身份出现，她害怕被无情的拒绝，她一直在说，强烈渴望任何事物都是太危险了，尽管她从未错过过任何一次治疗。
迟到的症状发展
随着治疗的开始，她的态度不再那么模棱两可，但她开始形成了一种持续的迟到模式。每次迟到都有独特的组合和风味，精准的反映出当时我们之间的动态。
投射与脆弱性
这是第8次咨询的一个片段：
她迟到了10分钟。得意地微笑着告诉我，她的新地板被切错了。供应商本应来取走它，但没有。于是她告诉供应商，她要把切错的木板卖给一个朋友了，供应商现在非常着急地想要拿到它。
我说，你现在感觉自己变得强大了，能够得到别人的回应。她同意，笑得更开心地告诉我，她确实有想要木材的朋友。
她说：我今天起床比较容易，但仍然迟到了，因为我想把太多事情塞进一天里。她和邻居们讨论如何处理垃圾，因为这个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我说：我觉得这里在发生的事情，和木材的故事类似。你把情况翻转了过来。本来是你有需求，但最后却变成供应商着急。也许当你迟到时，也是这样。把事情颠倒过来了，要让我处于不确定和等你的状态，而不是本应你来寻求帮助。
我认为，这是因为她早年的客体关系，让她感到有需要是不可忍受的，会引发可怕的事情，所以必须把需求转移到别人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她感觉那个有权决定她需要什么的人，是在嘲弄和剥削她。她想让我知道，她本来可以准时到达，只是她选择被邻居耽搁了，这里强调了我才是那个被剥夺的人，不是她。
这个故事还意味深长地暗示，原本应该是好的、新的东西（地板），结果却不合适，不受欢迎。就像不受欢迎的婴儿（因为不符合父母的生活方式）而被痛苦的拒绝。在幻想中，事情被颠倒过来，她掌握了控制权，利用她的权力让别人感到焦虑和痛苦。
重演性虐待-受虐
在她反复迟到时，我也在被反复拒绝。我感觉自己受到一种不断的挑逗，想知道她是否会来、何时来。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而我的等待对她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这主要有两个作用。一，它迫使我体验痛苦的虐待，这可能在她的早年生活中就已存在，有一个偶尔陪伴她、但大多数时候经常忙于戏剧性和多变的人际关系的母亲，以至于女儿有时不是她的首要关注对象，经常被忽视。就像那些不想要的地板和需要处理的垃圾一样。她觉得自己不值得花太多时间被陪伴，无法吸引客体的全部注意力。
她把对原始客体的愤怒投射到我身上。作为一名刚刚接受培训的咨询师，那时候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感到自己无用和无能，但有时我也感到愤怒，愤怒的是她对我明显轻蔑的态度。
当我能更好地接触到自己的愤怒时，这是一个治疗中的转折点。我恢复了自己的主体性——能够处理愤怒——帮助我恢复为一个有价值的，不受挑逗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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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闭恐惧症
然而，除了这一点，还有一种对这个女人的极度关注，这种关注在前所未有的投入和焦虑的回避之间摇摆。这或许与她早年的经历有关，她在无意识中觉得，不仅要帮助母亲恢复角色，还要弥补所有失去的孩子。这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让她感到内疚，她用平常事无法维持关系，于是关系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这进一步解释了她迟迟不与我联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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