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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一位75岁的人类学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活力。她与丈夫、3个子女，6个孙辈共度假期，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欢聚时光。汉娜和丈夫社交广泛，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她求知若渴，活跃于学术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在二战的阴霾下，汉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诞生，当时她的父母正在躲避纳粹的追捕。由于无法与尚且不到两岁的汉娜共同生活，她的父母不得不将她留在荷兰一个小镇的基督教家庭中，为期六个月。在那段时间里，汉娜开始变得体弱多病，她不确定那时是否见过父母，尽管她想象他们可能会偷偷扒在窗前看她。1945年，她家从荷兰移民至澳大利亚，因为父亲制表技艺精湛，被认为是国家高端人才引进。他们融入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犹太移民社区，家人也相互扶持，共同庆祝生日和节日，一起度假，为孩子们营造了一种大家庭的氛围。看起来一切完美。
作为独生女，汉娜与情感细腻的父亲关系密切。父亲勤勉工作，但没有野心和追求，他鼓励汉娜在智力、体育和音乐等多个领域追求卓越。他常常称赞汉娜美丽。汉娜和母亲都不遗余力地通过赞美父亲来提升他的自尊，她们认为他需要不断的被鼓励。汉娜深爱着父亲，总是告诉他，能有他这样的父亲是多么幸运的事。因为自己的爸爸比别人的更聪明，这比赚多少钱更重要。
尽管母亲从未抱怨，但汉娜仍感到自己家不如朋友们富裕，这让她不安。汉娜暗自怀疑母亲可能很嫉妒别人，但从未敢提及此事。她对母亲不感兴趣，只有模糊的印象，母亲的角色只是崇拜和鼓励汉娜和她的父亲，而不自己追求东西。虽然母亲给一个富裕家庭做厨师，汉娜觉得是给什么富人或名人做饭，但她觉得母亲做的菜健康却索然无味。
别的家庭都享受着奢侈的快乐：外出就餐，不惜花费让孩子学网球，去剧院看剧。汉娜家则没钱做这些。汉娜认为母亲自尊心极强，比朋友们穷，而父亲则乐于在夜晚散步，与朋友们相聚，阅读书籍，聆听音乐。她记得一个朋友曾告诉她：“如果你过得不怎么样，那就挺直腰板，装出一副自豪的样子吧。”
在这个移民的犹太群体中，外表形象至关重要。汉娜曾因为母亲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穿着光鲜而感到羞耻。不过，治疗初期的汉娜仍称自己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得到了慈爱父母的宠爱。她记得自己聪明、漂亮、受人欢迎。她总是不缺朋友，还与有魅力的年轻男子约会过。
在20岁出头的年纪，汉娜嫁给了一个同样在二战期间出生在欧洲的犹太法律系学生。他的父母因战争受创，没有给他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家。他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业内备受尊敬。汉娜觉得他们的共同经历铸就了坚固的纽带，这份纽带滋养了他们50年的婚姻。他们有三个已成家的女儿，婚姻幸福，事业有成。三十多年前，汉娜和丈夫移居纽约，过着充实的生活。汉娜深爱并钦佩她的丈夫，她感到丈夫关心她，理解她。
汉娜来咨询的主要困扰是，一个女同事对她的轻视，让她感到极为不满。这位同事魅力四射，吸引了男同事的目光。汉娜深知这位女性在学术上贡献巨大，但她却对这位同事的工作嗤之以鼻。她既羡慕她又贬低她。每当这位女性获得认可时，汉娜的一天就变得黯淡无光。
在最初的两年里，我发现自己很难喜欢汉娜，更别说建立共鸣的连接了。她抱怨我不温暖，我自己感觉给她咨询很不舒服。汉娜把生活描绘得无忧无虑、完美无瑕、充满幸运。她说派对上，她和丈夫无疑是那里最具魅力、着装最漂亮的一对，“我们的舞姿如此优雅，每个人都驻足围观。”面对她的自我陶醉，我哑口无言，默默地坐着，不知如何是好。
她对自己幸运的夸耀让我厌烦、嫉妒，甚至愤怒。我忍住没有问她：“如果你的生活如此完美，那你为何还来咨询？”她投射性认同的吸引力让我觉得自己被束缚住了，无法作为咨询师积极地干预。我不理解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干预。我没有倾听，而是徒劳地用迎合她的方式来试图找到和她的共鸣；在她的幸福描述中寻找破绽。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咄咄逼人的，又是多么努力地隐藏自己想要虐待她的冲动。
她说：”我20多岁时见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出色、慈爱、有才华的咨询师。那个人总能完美地调整好气氛，给予我温暖。总能说出正确的话语。” 我唯一的回应就是：“那很棒”，同时刻意不去问有关我与前咨询师如何比较的问题。通过她的分裂，我成了坏客体，而她多年前的咨询师仍然是理想化的好客体。
汉娜破坏着咨询工作，这样我就没有可以让她嫉妒的资本了。我问她，如果我是那个她心中的“完美咨询师”，我该如何回应。她对我充满蔑视，让我感觉自己相形见绌，羞愧难当。轻视是汉娜破坏治疗的手段，以此来表达她对我的嫉妒。不过当时我回避了她的攻击，是否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对她的攻击和虐待式的报复欲望。
当我思考自己为什么一直沉默时，我发现好像汉娜希望我像她的母亲一样钦佩她，同时又没有存在感。
同时，我自己内心也有一对挑剔的内在父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与汉娜联手，让我沉默而无法作为一个有效的咨询师？我默认了她说的：我不应该出现在这。我们从没公开讨论过嫉妒，她可能害怕我的报复而不敢谈论，也许我无意识也表达了对她的敌意。我非常想问她，让她觉得我不如她，是否对她很重要。
尽管如此，汉娜在与同事的互动中逐步进步。她说自己睡眠改善了，噩梦减少，并且从工作中获得了更多的乐趣。她非常满意，但是说这跟我们的咨询没什么关系。我们之间的嫉妒之舞仍在继续上演。我未曾意识到，她是在表达一种渴望被我倾听的深切愿望。然而我对她说的话充耳不闻。直到后来，我才回忆起童年时与母亲的互动，母亲实际上是有听力障碍的。我能体会到，说话以后没被听见和理解，是何等的孤独和愤怒。
我被自己的嫉妒感所吞噬。我不禁想象，她的婚姻比我美满，她的孩子更孝顺，她拥有更多的快乐。我对嫉妒的反应是将她理想化，同时贬低自己——我对她而言无足轻重。在她面前，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如果她当时选择结束治疗，我或许会如释重负。
我想象自己是她的母亲，无力地站在她的寄养家庭的房屋外，无法和她建立联系。与她咨询时，我感到如此空虚和疏远。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结论是，她通过投射性认同，成功地让我变成了她的母亲，而巧合的是汉娜的投射异常准确，因为我自己也想摆脱母亲、无视我自己母亲的存在。汉娜恰恰就是要求我寄居在了那个多年来我一直想要摆脱的母亲的角色之中。
我们被困在同一个房间里，与我们两个人的母亲同在。我已经踏入已故母亲的世界，却无法找到出路。我们是否都在以牺牲对方的活力为代价，努力让自己显得活跃？我们是否接受自己的死亡？是不是我们需要先共享这种无差异未分化的状态，然后才能容忍自己变得更加独立？很难说，如果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攻击性，她是否还愿意继续跟我咨询。
第二年末，随着她大女儿的婚礼临近，情况开始出现转变。汉娜对女儿的婆婆充满了羡慕。她感到婆婆对女儿的慷慨和温暖，威胁到了她与女儿之间长期以来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她一直觉得理所当然。她害怕自己被婆婆取代，担心女儿对她的爱不再如以往那般深厚，担忧自己会再次经历童年时的孤独感。她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和痛苦。在这个节点上，汉娜开始深陷嫉妒和被遗弃的深渊。
我相信，她剧烈的痛苦使她从游离状态转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空虚感和毁灭欲望之中。她拒绝与女儿的公婆共度节日，这让女儿感到非常痛苦。汉娜问我：“我能不能告诉女儿，如果她家有她公婆，我不想去她家？”我问她如何看待这件事，她认为女儿会作何反应。她坚决地回答：“没关系，这是我想做的；这是我必须做的。我不会和那个婆婆共处一室，不得不看着她昂贵的服饰和她对我女儿的亲昵。”她的决绝和情感告诉我，这件事已无需再讨论。
嫉妒曾经破坏了汉南与母亲的关系，如今正渗透到下一代。她在一种分裂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将女儿的婆婆理想化为大地之母，一方面贬低她是自私的家庭主妇。对汉娜而言，那个婆婆唤醒了她对母亲的剥夺性的回忆。她感觉婆婆在偷走她的女儿。有趣的是，汉娜从未提及女儿的丈夫。显然，女儿的爱是给丈夫的，而非特别针对新婆婆的。但这场新婚并未引起汉娜的烦恼；她的嫉妒焦点始终在威胁自己的女性形象上。汉娜在蔑视其他女性的同时，又感到自己不如她们，这与她母亲通过理想化和分裂来处理嫉妒的方式相呼应，汉娜的母亲从未直接表达过自己被女儿剥夺的感觉，但在日常抚养中，她无意间将这些感觉深深传达给了汉娜。母女俩都不敢表露自己的嫉妒。
当汉娜挣扎于那个婆婆的时候，她对我的负面投射开始减弱，更多地转向了那个婆婆。她开始将好客体投射到我身上。我从我们共同的解离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了更舒适的体验。这种转变为我们提供了更有效的治疗空间。我们的互动也不再引发我对自己母亲的抑郁和虐待欲。当她意识并能够谈论这些感受时，她对我的嫉妒不再那么强烈，这让我得到了解放。
当汉娜开始努力理解她必须成为一个更大度、更进步的父母，才能够赢得女儿的爱时，我从一个被动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更进步的咨询师。通过更积极地探索她的经历，我能够对她也更加大度。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可以谈论她的痛苦的时刻。汉娜走进来说：“我想让女儿看到，她有我这样的母亲是多么幸运，她的婆婆是多么好胜和物质至上。我想让她爱我。如果我必须和另一个女人分享我的女儿，这让我发疯。”我问：“怎样才能让你的女儿觉得有你这样的母亲是幸运呢？”她说：“我害怕自己没有婆婆那么大度。”我们一起探讨了是什么阻碍了她变得更加大度。
通过这种探索，我帮助汉娜更加接受了自己的愿望，保护了自己的个人休闲时间，并与女儿建立界限，这样她就可以慷慨大方，而不会觉得自己必须妥协。我让她去探索在朋友中做一个穷女孩是什么感觉，她的羞耻感，因为她是社群里唯一一个父母都在做上班打工的人，而她的朋友们都有在家当全职太太的妈妈。当我鼓励她看到，她仍然活在过去，她很容易进入一种自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她觉得自己必须无情地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被推回到早期的被剥夺感，那些早期感觉仍然是她身体的一部分，每当被触发，她就无法真正享受现在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汉娜变得更加能够谈论内心冲突，以及她与女儿和孙子的关系：
“我意识到我已经和女儿拉开了距离。我想多和她打电话，一起做事。我一直纠结于自己不被她爱了的感觉，我一直在抽离，一直在舔自己的伤口。我不想成为那种趴在地板上和孩子们玩游戏的祖母。我想带孙子们去郊游，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我想要自己的时间。我不想牺牲自己的快乐去做全职奶奶。我甚至为那个婆婆感到难过，她的生活中除了孙子孙女一无所有。”
汉娜开始明白，如果她想和女儿保持亲密的关系，就必须少些苛求，多些母性。我清醒过来，不再被我们之间那种不让母亲存在的共同状态而浸没，而是更加善于接纳和体贴。她需求的急迫性把我从疏离感中唤醒。带着极大的宽慰，我从一种内化的死亡状态，进入一种当下的活力和有用感；我知道她需要咨询师了。终于，我感觉不那么融合，更能将她概念化，与她建立联系。
汉娜的痛苦愈发强烈，她无法入睡，工作上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她需要我的帮助，这也意味着她必须放弃比我高人一等的姿态，必须容忍她对我咨询能力的嫉妒。这场危机是必须的，它能让我们摆脱目前的融合沉默状态。为什么嫉妒一定要发生在婆婆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汉娜是不是觉得直接向我表达攻击性会太被我威胁，所以她需要找第三者?我是不是在无意识地摧毁她的攻击性? 我们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太脆弱，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把工作重心放在婆婆身上，是否让我们避免了直接面对她对我的嫉妒，减少了她对我的攻击? 到底是谁在保护谁不受什么伤害?
我开始明白，她对自己完美生活的描述是一种防御，以对抗她的嫉妒，也不让自己看到她希望我的帮助。允许我帮助她是危险的，会产生嫉妒。我可以把我对她的不关心看作是我对于不得不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的怨恨的活现。我们串通一气，避免了她遭受最深刻的嫉妒痛，同时也重现了她早期绝望地寻求与精神缺失的母亲接触。
由于外部那个竞争的婆婆的出现，汉南对我的敌意现在像是一种对需要我的表达。这时，她开始吐露前任咨询师给她的痛苦，丈夫在高档服装、金表和奢侈品上过度、放纵地消费引起的家庭矛盾。丈夫奢侈的消费让她担心自己最终会被送进救助站。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一部分仍然活在贫民区，如果她有一辆豪车，她会被赶出犹太人定居点吗?会不会有德国士兵躲在那里等着她? 她现在明白了，丈夫是在演绎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那部分自己和他一样，渴望过奢华的生活。她想象着如果自己在餐馆里点好吃的而不是最便宜的东西，买喜欢的衣服而不买打折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她在咨询里渴望展示她的新凉鞋和她为自己买的可爱的手表，我高兴地欣赏着她新买的东西。她和丈夫开始考虑购买第二套住房，她为他们的企业感到兴奋。
尽管汉娜取得了进步，但有时仍会以一种“我的世界一切都很完美的”态度出现，每当那时，我就又感觉被疏远了，又回到了难以控制的嫉妒和麻木感、昏迷的状态，这是被她的投射所侵入。
当她再次抱怨我时，这次我认真对待。没有报复，也没有退缩。她因为我没有关掉手机铃声而生气，认为这是我自私、无能的表现。我鼓励她把这些感受说出来。我在听她说，没有为我自己辩解，但同时也没有把手机调成震动，我只是告诉她我明白开着铃声让她觉得自己很不重要。汉娜不能再渗透和支配我的内心，我已经变得足够独立，可以作为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来独立运转。当我保护了自己的界限时，她的自我意识也变得更强。我们在一起变得更健康了。正如Symington(1983)建议的，当咨询师获得自由，来访才同样解放自己。
她会问：为什么她的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爱和快乐，却经常感到如此黯淡和空虚？就好像她需要不断地用爱来安慰自己，才能感到踏实。只要感觉不到被爱，她就会变得孤独和怀疑。为什么她的满足感如此短暂，很快就被被亏待的感觉所取代？和母亲一样，她也怨恨自己的社交圈里很多朋友嫁给有钱人。她苦恼的是女儿的婆婆真的有更多假期，更好的家，和儿孙们的关系也更亲密。汉娜不知道她的其他女儿是不是也都更喜欢婆婆。汉娜心事重重，感到备受折磨。她的丈夫说他太小气、不理智；他对她没有耐心。她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非常不开心。
对她来说，处理眼前的不快乐远比嫉妒我和让我保持死亡更加紧迫。于是，我们开始合作。她仍然抵挡着内心深处的痛苦，使用了不太原始的防御手段。
在一次咨询中，汉娜用了10分钟时间来倾诉她对那个婆婆的LV钱包的嫉妒，于是我提议让她用手机给我看。我们共同欣赏着这款钱包，讨论它的设计，甚至还查了它的价格，结果我们相视一笑。在抵御嫉妒的同时，我们成为了盟友。每次来治疗时，她都准备好给我看那个婆婆穿了什么昂贵的衣服，她的最新款汽车，以及从最高档的商店给她的孙子买的毕业礼物。我们一起浏览她手机里的照片，然后一起欣赏——或者有时一起吐槽婆婆糟糕的品味。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享受着彼此的嫉妒。
我现在觉得这种八卦是朝着形成治疗联盟迈出的发展一步，它让分享和接纳的感觉逐渐替换了嫉妒。
汉娜可能会因为我知道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而攻击我。病人嫉妒他们的咨询师的努力和技能，并贬低他们（亚伯拉罕Abraham, 1919/1979)。对咨询师的嫉妒会产生一种消极治疗反应(NTR)，导致来访希望破坏咨询工作（霍尼，1936)。这与克莱因的理论一致，即NTR的首要动机是嫉妒(Klein, 1957/1975)。对嫉妒的防御是为了保护来访不意识自己内心深处无法忍受的东西（Riviere 1936)
克莱因指出：“正是享受和由此产生的感激，减轻了破坏性的冲动、嫉妒和贪婪”（见大师好文克莱因的《嫉羡与感恩》1975）。当我变得更加温暖，更有情感时，我们的关系从相互纠缠转向更加分化。
如果我们认为比我们更幸运的其他人毫不吝啬地给予我们，我们可能会体验到足够的感激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原谅他们拥有我们想要却没有的东西，甚至祝福他们，于是我们就能够钦佩他们了（鲍里斯，1994）。我们中谁拥有好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拥有它，因为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拥有它时，我们也像是拥有它一样”（第16页）。
根据克莱因（1957/1975）的说法，感恩与对好人物的信任密切相关。健康的自我可以整合早期的冲突，如果嫉妒不是压倒性的，感激就会变得比嫉妒更强烈，并且进行补偿。她强调，感恩是精神分析的目标。
汉娜很容易被触发成一个穷亲戚，因为家里买不起新衣服，她总是不得不穿旧衣服。和母亲一样，当拿自己和其他女人相比时，她也觉得自己被剥削了。她对死去的父亲的爱把她和他的脆弱绑在了一起。也许她的余生都必须充满如此多的焦虑，才能保持父亲在内心仍然活下去。她必须在感受自己那个无忧无虑的逍遥父亲和饱受战争创伤的焦虑父亲之间摇摆不定吗？
看起来，如果她没有从孩子那里得到她必须给予给父母的爱和支持，她就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也许她觉得自己被父母的需求耗尽了，以至于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中，反而需要从孩子那里得到养育。
最近，我们讨论了与大屠杀和汉娜的犹太人身份有关的创伤的代际遗传。这个漂亮、受欢迎、聪明的女孩是否也觉得自己像那个曾经被拒绝、被鄙视的犹太父母?她内化了多少父母的创伤?她们家从来不提二战。她是不是需要别人的钦佩和赞美才能来维持她的安全感呢？
也许当代的消费主义文化加剧了她需要更多和不够富有的感觉。汉娜知道我的办公室就在我住的公寓里，也许她甚至计算过我房子的价值。然而，她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在治疗她的头两年里，我没有意识到她可能是在用她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完美外表和对我的蔑视来回避对我的成功的痛苦感受。一开始，她把我和她以前的分析师作了不愉快的比较。我没有意识到她的攻击是一种对我对她的伤害的报复，反而觉得是她伤害了我，羞辱我。
现在我们可以在不那么原始的层面上工作。她说，“你不会相信我表现得有多糟糕”或“我真傻啊...”她有时甚至会带着幽默和清晰的自我反省。我们的工作继续深化，批判性的内在客体的力量在减弱，我可以容忍她的蔑视而不产生反应，而她对自己被嫉妒折磨的那一部分也越来越有同情心了。
我们开始理解我们在一起的头两年，我是一个剥削她的母亲。例如，当我建议改变她的时间以适应我的日程安排时，她拒绝了。汉娜能够说出这对她的伤害和愤怒，并意识到我还有其他病人，我没有把她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前。她觉得我认为我忙碌的生活比她的更重要。我也没有再去谈任何日程上的变动。在我看来，她的拒绝是在表达她希望得到我的关心和接受。我们经常重复这个过程——她会把我弄丢，然后又找到我。
在治疗中，她的嫉妒变成了感激。感激的形式是享受我，享受我们的互动。她甚至开始时不时地关心我的幸福。当我打喷嚏时，她没有生气，而是问我是否生病了，希望我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正在形成一种相互接纳的感觉。偶尔，汉娜觉得自己没得到我的足够赏识，于是拒绝和贬低我给出的诠释。不过之后，她会从裂痕中恢复，重新获得一种更好的内心安全感。
汉娜希望逃离母亲，用克莱因的话说，从母亲那里逃到其他人那里(从一个理想化的父亲开始)，有助于避免对主要客体的敌对情绪，从而保护乳房/母亲。(1957/1975)
所以，汉娜一结婚就离开了澳大利亚。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留在澳大利亚享乐的同时又抛弃远离着母亲。只要有可能，她就在身体上远离母亲，以免被母亲剥削。
最近，汉娜谈到如此多的嫉妒让她深感身心俱疲。她开始将嫉妒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嫉妒更像是个讨厌的东西，但不会给她带来强大影响。她对自己很容易嫉妒感到不耐烦，但同时也更多的同情了自己。破坏性的一面明显减少了。
最近，汉娜讲述了上周她和女儿婆婆的一次见面，她说：“我觉得她的裙子真的很漂亮，但后来我又觉得我的裙子也同样漂亮。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我问她是什么让她改变了，她说有几件事：她的嫉妒感被接受，同时反复直面和谈论她的嫉妒，笑着用一种不那么可耻的方式来谈论，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虽然她仍然渴望被人欣赏，但当她感到被轻视时，她越来越善于安慰自己，让自己安心。她可以开玩笑地说，她同时住在犹太人定居点和纽约公园大道上。她更活泼，更随性，更善于软化嫉妒之痛，她变得更加完整，在享受当前生活的丰富和感受自己是个充满羞耻、怨恨和被剥夺母爱的可怜小孩之间，流畅地移动。
理论解析
嫉妒似乎难以彻底根除，我们不禁将自己与他人做比较，关注他们所拥有的和我们缺失的。
克莱因深知，人与人的嫉羡的差异悬殊。先天的、破坏性的、无意识的嫉羡，最早在婴儿期表现为对乳房的嫉妒。若嫉妒过于强烈，婴儿便难以培养出感恩之情，以缓解被剥削和被破坏感。（1957/1975）
在分析嫉妒的患者时，必须容忍并解决原始嫉妒，以便患者能够安心享受生活，不必担忧自己被摧毁。Ashwin（2005）、克莱因（1957/1975）和罗森菲尔德（1987）均指出，嫉妒是咨询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嫉妒伴随我们一生。当代的精神分析学者强调，分析师应具备感受、容纳患者无意识材料的能力。（比昂 & Mawson, 2019; 塞利格曼, 2018; 辛德勒, 2006; Slochow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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