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吉尔的督导师，吉尔正在给33岁的彼得进行每周三次的心理咨询。她发现，等候室里的一些东西被挪动了。有一次是一个纸巾盒被移到了架子顶上，另外两次是浴室里的洗手液被挪到了水槽下，一叠杂志被放在了另一间办公室外面的地板上。这些都发生在给彼得的咨询前后。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等候室呢? 为什么很少有人写它与来访者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觉得它不重要，因为它存在于正式咨询的时间和空间之外?
确实，咨询师不会呆在等候室，他们只是在进入咨询室之前短暂得和病人打个招呼，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在等候室里发生了什么，除非来访者告诉我们(或者像吉尔一样，屋里发生明显的变化)。
等候室一般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多个咨询师共用，有的是单用，还有的是一个个单间，来访者们互相看不到对方，或者是一间大门一直敞开的办公室，等待的来访者可以看到上一个咨询结束离开的来访者。咨询室和等候室的空间关系也有许多类型。
有很多种方式去解读等候室。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咨询师的延伸，或者存在于咨访关系中。它可能代表着一个人(治疗师，或其他有意义的象征)。又或者，它仅仅是个缺乏象征意义的物体，就好像奥格登(👉见奥格登《自闭-毗邻位》)所描述的，自闭性的病人用前符号的位置去感觉他周围的事物。
等候室也是一个与来访有多种联系的环境，这取决于来访的成长进程，以及移情和反移情。他在等候室做什么？在等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幻想？又是如何与物理空间相关联的?
病人“等待”治疗师，在关着门的治疗室的门口。这扇门意味着治疗师可能与另一个病人在一起，或者和督导师在一起，又或者独自在房间里。不管怎样，病人在等待时只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有趣的是，还有些病人从不等待，而是会迟到或准时到达。他们避免等待，或让治疗师等待。但是，他们仍然与空间有关联，等候室是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较少有人注意(Kieffer, 2011; Ogden, 1992, 1997, 2018)。接下来我们就将探讨这些问题。
等候室是一个抱持的环境
温尼科特将婴儿的抱持环境描述为身体抱持和环境补给（environmental provisions），婴儿在环境里成长，他将“与之生活"（living with）。（1965）在温尼科特看来，“与之生活”是一种客体关系。在其中，婴儿从与母亲融合的状态，过渡到将客体视为自我的外在状态。
温尼科特写道，抱持可以保护婴儿免受太多的冲击，这些冲击需要婴儿做出反应。一个能让婴儿持续体验“存在感”的抱持环境，让婴儿能够实现连续性存在。借用温尼科特的抱持环境的概念，候诊室也是一个安全和有保护性的地方，给病人一个可以单独与自己相处的地方，而分析师就在隔壁(Modelell 1976)。 这种咨询师和患者(类似于父母和婴儿)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联系，有助于病人在等候室内体验到安全感。
等候室像子宫，那里的景象、声音和白日幻想让人联想到婴儿在子宫内的生活。病人在等候室的体验可能与咨询师的依恋类型有关，他对环境的体验是咨询师身体的延伸。
观察来访如何在“中间”空间使用他的身体和能动性是有趣的——看他们是静坐，行走，躺在枕头上休息，调整椅子以便更舒适，还是站起来等等，身体是如何与咨询师的物理空间和物品相关联的？
移情-反移情
病人坐的位置，他“等待”分析师时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的想法、联想、感觉和白日幻想都是移情-反移情方面的元素。当然，有时最初的接触也会发生在候诊室。当咨询师走向病人打招呼时，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高涨的时刻，可能会为整个治疗定下基调。
除了这种明显的反应之外，还有更微妙的反应，比如一瞥、瞬间的震惊，或者在第一次见到咨询师时透露出内心反应激增的久久凝视(Ogden, 2003)。有趣的是，候诊室不仅是移情-反移情的关键场所，咨询师在那里体验到的患者，也可能与在咨询室中大为不同。
等候室是容器
借用比昂(1962)关于容器的概念，等候室涵容了特定的自我状态。与咨询室相比，自我状态更可能显露在等候室。病人可能会利用等候室来衡量自我状态的强度，或储藏一种通常更碎片化或更早期的自我状态。咨询师就在隔壁，这使患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触碰到自己的情感，这与他平时远离咨询师或在咨询室内的感觉是不同的。等候室像一个容器，帮助病人化解毒素，代谢原始的、令人不安的情绪，或者作为一个精神空间，在那里特定的自我状态们可以彼此对话。(Bromberg, 1998;Davies, 1996；Kieffer(2011)
约瑟夫(👉见Betty Joseph文献包第11篇)的“整体情境”概念，让人想起病人在候诊室结构化得体验他的过去，他的客体关系，以及伴随这些客体的某些痛苦情绪和防御。等候室会引起情境移情，这种移情不被咨询师知道，来访与等候室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
咨询师和患者之间的融合和共同创造的无意识幻想，构成了一个“场”（field），它由投射性和内摄性认同组成(Baranger &Baranger, 2008)。“双人场”是一个“本质模糊”的场，它将投射和感官的情感体验转化为有意义的事物，比昂称之为“等待诞生的思想幽灵”(1977，第418页)。等候室其实也是双人场的一种，里面有一群人物，他们从病人的内心世界和无意识幻想中冒出来。
在双人场里，心智和躯体是无法区分的。躯体状态是活现的一个亚型，包括身体感觉、运动、内脏体验活现出来，从而变得更容易被咨询师了解（Amore 2012;Bucci, 1997)。
当然，组成等候室的物理空间包含实际的物品，如带枕头的沙发、艺术品、音乐、水、卫生间和阅读材料。这些元素有助于提升患者在等待时感觉到的环境质量。这些物品会与记忆关联，形成一种依恋，或者唤起比在咨询室中更容易唤起的记忆。
原始场景
等候室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咨询室的门，它是两个房间的边界。当病人等待时，他只能想象着门后发生了什么。谁与咨询师在一起？咨询室(象征卧室)，当关着门的时候，他会做什么?
通往咨询室的紧闭的门，通向了弗洛伊德(1909)所描述的“原始场景”。在其中，孩子发展出对父母性交的原始幻想，并认为性行为本质上是虐待。这种幻想使目睹父母的性交可能对孩子造成创伤。但是如果我们沿着弗洛伊德的这个思路思考，咨询室的门也可能是通往来访内心的小孩的幻想的窗户，一个了解咨询师和他的私人性生活的窗口，这一性活动是把来访排除在外的。
进入咨询室的门的原始场景隐喻，让我们想起亲子界限、排斥与包容、施虐受虐、支配与顺从，以及孩子对人类性关系的认知等主题。尽管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原始场景和性的神秘一直与攻击和危险联系在一起(Aron,1995;Klein,1932;McDougall,1972; Ogden, 1996)，但是它也可能使人联想到与性有关的相互关系、柔情和爱，这是父母之间私人的亲密关系场所。
当患者在卧室/咨询室的门外等待的时候，他们被迫去克制和调节情绪，如性冲动、兴奋、混乱、困惑和一种让人愤怒的拒绝(Ogden, 1996)。
忍受等待
对一些病人来说，等候室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拒绝等待——要么准时到达，要么迟到，以确保他可以直接走进咨询室而不必等待。虽然这类行为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主要的动机可能与在幻想中占有咨询者的欲望或必要性有关，因为那里有个人仅仅是为他而在。不把自己放置于必须等待咨询师的位置，患者就可以幻想咨询师是他一个人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些遭受严重忽视的患者，没有以一种连贯的方式体验自己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患者，可能会认为等候室把咨询师和他分离开了。这种无存在感的患者与别人只有有限的接触;他们“被笼罩在孤独中”，把咨询师视为“有活力的对象”。对于这类人，等候室狭小的空间及其分离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异化和不存在感。于是，咨询师义不容辞要打破患者这种既“ 不信任”又“沉默的观察着”的主体性,有时需要把病人从“被忽视的阴影”中拉出来(Director，2016;Grossmark,2012;Reis, 2009; Slochower, 1996)。
不能等待可能暗示着，从发展的角度看，病人还没有从二分体过渡到三角关系，因此不能容忍处在观察精神分析师和其他来访者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无法接受一个咨询师让他等待他想要的或需要的东西，他们在等待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愿望，因此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完全绕过等待，并构建一个幻想，在其中咨询师可以在咨询开始时立即出现。
我想起了最近的一次临床交流：
詹姆斯的父母不仅离婚了，他的父亲还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之后，母亲逐渐付不起房租，也因为一种令人衰弱的抑郁症而无法工作。离婚后，詹姆斯很少造访他的父亲，从十二岁起,他时而睡在母亲的沙发上(他没有自己的卧室)，或是数周数月住在朋友家，避免见到母亲、以及一些他认为很稳定的家庭，那些家庭其实非常乐意接纳他。詹姆斯彬彬有礼，和他的朋友们青梅竹马，他总能设法讨好不同的家庭。他是理想的客人。
詹姆斯总是在咨询前几分钟到达，他不会坐在等候室，而是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外。即使比预约时间提前5 ~ 10分钟到达，他也不愿意待在等候室，而是选择站在办公室门外。
当我们一起探讨等待的意义时，詹姆斯表示，他在朋友家寄宿的经历让他非常谨慎，不会让自己“过于舒适”。他知道如何讨好朋友的父母，直觉地感受到一些没有被说出来的规则——融入而不占用太多空间，让别人放松。他站在走廊，是为了让自己和我知道，他是一位客人，他可以被邀请进入办公室，也可以在“没有足够空间”时不得不离开。
他总是准备离开，不认为有座位(床)给他。进入等候室感觉很冒昧，他不能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就把自己安顿下来，而站在外面等我开门感觉好像是“恰当的”礼节。他站着，“等着看”他是否会作为客人被邀请进来。
下面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故事。咨询师吉尔在被我督导时说了她的思考。她注意到，彼得乱动东西的行为经常发生在他很早到达时，一般他前面的来访者还没结束咨询(候诊室和诊疗室只有一扇门，病人进出时共用同一个通道)。
吉尔感到恼火，但同时也被这些挪动所吸引——烦恼是因为有一次她想用一个东西(卫生间里的香皂)却发现换地方了，被吸引的是彼得行为背后的动机，他在表达什么。此外，她还感到很难将这种发生在咨询时间之外的“咨询室外”活动关联起来，虽然这些活动发生在她所在咨询室的延伸空间里。
我们推测了彼得在等候室以及在咨询室的自我状态 。我想象彼得不能忍受在门外等(也许是象征卧室的门)，因为他知道吉尔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他因为被排斥和没有被选为“特别的”或“偏爱的”人而生气。
我鼓励吉尔把他在候诊室制造的敌意干扰，看作是他愤怒的一种表达，也是他绝望的请求别人注意到他被冷落的挫败感。她联想到彼得对母亲和弟弟的强烈嫉妒。他的弟弟在孩提时代“甜美和可爱”，而彼得则忧郁和冷血。母亲对待弟弟的方式，好像比弟弟的实际年龄小得多，这进一步激起了彼得的愤怒。
吉尔还想象到，彼得与父亲的关系。他的父亲会对他恶语相向，与他竞争，对他外表上任何可察觉的缺陷进行批评。当彼得在学业和体育上取得成功时，他的父亲表面上祝贺，但很快指出他本可以表现得更好。自从彼得高中开始约会女孩,他的父亲就变得越来越有竞争性，当彼得在旁边时，父亲就会向母亲表现出更多外显的爱，或关上他们的卧室门制造噪音，目的是给彼得一个印象，他正在与他母亲进行“响亮而努力”的性交。
在他的整个童年时期，彼得都在恳求母亲和父亲离婚，试图让母亲相信父亲对自己是多么的残忍。反过来，母亲也会动摇，好像有离婚的可能性，结果却在彼得面前和他的父亲站在一起，表现得好像根本没想过离婚。在这些时刻，彼得觉得被母亲背叛，也被自己独自拥有母亲的想法而戏弄，感觉当父亲存在时自己被“抛弃”了。
我和吉尔怀疑，候诊室让彼得无意识地沉浸在一种被母亲(治疗师)抛弃的感觉中，而他的母亲(治疗师)正在和另一个病人“欢乐”，并且还知道彼得就在外面。
当彼得和吉儿在一起时是有个隐含的承诺，即，她选了他，直到另一个病人以“第三者”(他的父亲或兄弟)的形式出现时，她选了第三者 ，并让他等在门外，听着门里那些令人不安的“声音”而不选他。
彼得在等候室出现的自我状态，与他在咨询室里面是不同的。在咨询室里，彼得经常表现得很沮丧，似乎付出了巨大努力用细致入微的细节来描述他的想法和感受。要不是吉尔真的注意到了等候室里被挪动过的东西，她根本不知道咨询室外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然而，随着治疗的进行，他的敌意以更明显的方式爆发，比如对她的衣服或办公家具发表轻蔑的评论。他描述了一种常见的体验，即，期待见到她而感到兴奋和渴望，在去她办公室的路上想象着与她的对话，但当走进她的咨询室的门时，却感到泄气。
我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在等候室彼得显露出的敌意和攻击性，以及他在咨询室的沮丧状态之间的差异。
随着治疗的加强，彼得在候诊室的行动也越来越多，有时他会把椅子移到壁橱里，把在壁橱里找到的一把备用雨伞放在地板上，甚至会改变办公室里的恒温器，让办公室里变得更热。在督导中，随着“热度升高”，我逐渐感觉到吉尔的痛苦和沮丧以回应他不断升级的滑稽动作。可以理解的是，吉尔被这一切动摇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虽然理论对她很有用，但我觉得她需要更清晰的指导，以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
在探索她的反移情时，吉尔说她相当确信彼得就是做这一切的人，但她担心是否自己可能存在微小的判断错误的可能性，会让自己处于“错误的指控者”位置。另一方面，她也担心会让他蒙羞，或者把扰乱等候室的那部分”他”，邀请到咨询室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敦促吉尔思考，为什么她很难对彼得设定明确的限制，事实上设定限制可以让彼得在自己的破坏性冲动面前感到更安全。她说，彼得让她想起一个和她一起长大的哥哥，这个哥哥和她竞争激烈。当父母周末外出时，哥哥经常在“幕后”嘲笑和威胁她，而且父母看不见他的侵犯行为。她把彼得的挑衅行为与这些私事联系起来。没有一个权威和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她在哥哥手中所受的虐待。
此外，她还担心是她引起了彼得的愤怒，彼得的愤怒是她自己的咄咄逼人投射到了彼得身上，因为她已经克制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了，她担心如果直接和彼得谈等候室的事时，不知道自己到时候会说出什么。
我发现吉尔全神贯注于自己面对彼得持续的滑稽行为时的焦虑，就像是彼得的母亲在全神贯注看着彼得的弟弟和她的丈夫的一种活现，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彼得都没有被人注意，仍然独自一人，而且非常生气。
交流的缺失
彼得除了在候诊室有“额外小动作”，还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咨询——要么打电话取消，要么不露面。这让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或者他还会不会来。可见，彼得有一个等待被发现的诉求，他觉得有必要离开他在等候室的“真实自我”，或许是通过缺席的方式。
我觉得吉尔在同他的沟通中缺失了一些东西——她听不到他说话(就像彼得的母亲)——反过来，彼得变得越来越有敌意，而且似乎对于直接攻击吉尔感到不安。我也在想，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和吉尔面质，以及间接地和彼得面质。类似于吉尔，我也是全神贯注于吉尔把她的感受告诉彼得会给吉尔带来什么影响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站在彼得的一边，就像彼得的母亲没有与他结盟。
吉尔说，彼得最初直接的表达过，他期望给她带来影响:“我想让你在我不出现时想起我，想我在哪儿，并且不知道我是否会出现。”
吉尔问：当他在她面前，而她在倾听和想着他时，他的感觉是什么，意思是为什么他必须以缺席来吸引她的注意力？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无法表达出我有多么渴望我被请进来，但最后不管咨询中发生了什么，我总是不觉得你在以我想要的方式想着和看着我。我总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外面”这个词在吉尔的脑海里蹦来蹦去，她想到混乱的等候室——壁橱里的椅子，水槽下面的肥皂盘，恒温器上的温度计。咨询室外的他进不去，渴望被人带进去，但总觉得自己被挡在门外，被排斥在外。
在向他讲述这些时，彼得说，他觉得自己“不够”吸引她的注意力，“不够有趣”，“不够吸引”，“不够好奇”，无法吸引她的目光，让她在心里想着他。听了这话，我问吉尔，为什么他的父母没有表现出好奇心——好奇地想知道更多，仔细观察他的行为，在表面下寻找更多的东西。没有人追求他，也没有人拉他出来，可是他在等啊、等啊。
听后，吉尔突然想起了Tom Petty和the Heartbreakers的诗 (1981)：
等待是最艰难的部分
每天你都会翻开一张牌
你信任它，你把它放在心上
等待是最艰难的部分
当这些想法在吉尔心中萦绕时，她注意到彼得正静静地看着她。第一次，他问她，刚才在想什么。她把这看作她的开场。吉尔描述了过去几个月她在候诊室所目睹的一切，并想知道他所说的“不够”，是否就是他在候诊室“移动物体”所传达的情感。
她没有讲完所有她看到的，以免羞辱他，她也没有让自己有资格假设实际上就是他扰乱了等候室，虽然她很确信就是他，尤其是基于他在过去几次咨询里向她表达的内容。
彼得静静地躺在沙发上，似乎陷入了沉思。空气中有一种平静，吉尔所期待的紧张气氛在那一刻并没有出现。在把姿势从一边换到另一边之后，他说他对于她把候诊室这个话题引出来感到“如释重负”。尽管在那一刻，他为“那个人”这么做感到“尴尬”。
她接过他的话头，询问“那个人”在等候室等候时的感受。
“等你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舒服，尤其是当我知道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无法忍受，当我看到那个人带着满意的表情走出来时，我就开始恨你了。”彼得沮丧得说。
吉尔说感觉自己和彼得比平时更亲近了:“你能告诉我更多关于你感到的仇恨吗?”彼得静静地躺着，说:“我很生气，其他病人离开时似乎更感到满足。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我总是想要更多，但我没有让自己充分体验，我只是对你感到怨恨，因为你没有做更多来给我那种满意的感觉。”
吉尔回想起彼得与“更可爱”的弟弟之间令人担忧的嫉妒关系。她试着把他的仇恨和在等候室里的恶作剧行为联系起来，她问:“把候诊室弄得一团糟，对这种无法忍受的仇恨有什么影响?” 她不确定彼得当时是否会允许自己像这样更进一步的问。
“当我走进你的办公室时，我就与'恨你把别人请到房间里'失去了联系。所以，唯一方法是通过把等候室搞得一团糟，然后你就会想着我，并思考为什么我做了这个——你将被迫这样做。”
吉尔几乎是顺便问了一句:“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知道是你在候诊室捣乱?”彼得忍不住笑了一声，说:“因为你的其他病人都没有这么疯狂。”这时他们都一起笑了起来，这让人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暗示了彼得的话里包含的含义。
在这次交流之后，吉尔和彼得探讨了为什么彼得不相信吉尔能抓住并内化对他的体验，在他不在的时候想到他，当另一个病人和她在一起时为什么“并发症”会更严重，以及他坐在咨询室门外，总会觉得和她在一起的来访者会得到更多。
彼得从学校回到家，期待着告诉他的母亲他这一天的细节，当穿过门廊的门到他们的房子时，他交流的愿望和动机就会消失(尽管他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这一点在此刻非常鲜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候诊室的兴奋和进入咨询室时的沮丧之间的分裂。
他一方面想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对母亲吐露心事而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又想，一旦回到家，他会逐渐和母亲有更多联系，比如一起大笑(吉尔也有类似的经历)。然而，父亲一下班回到家，彼得就感到“被抛弃了”，因为母亲离他越来越远，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而就在父亲到来前几分钟，母亲还在认真地听他说话。
虽然自我状态是我们用来概念化彼得在候诊室的行为的工具，但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来描述他的行为。例如，他的仇恨和破坏性(他无法在分析师面前表达出来)可能会觉得在等候室表现出来更安全，因为有必要将其分离开来，把好与坏分开。
这是病人混乱的内心世界的某种设定，还是一种施虐受虐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病人开始摧毁一个难以设定限制和“生存”的分析师？在与吉尔一起思考时，我的注意力被等候室的门的含义所吸引。
在家中，有一个真正的带门廊的门，他在进入之前被唤醒，然后一旦进入房子，他的欲望被耗尽(斯坦纳，2000)。这就像彼得说自己是候诊室里的“那个人”时的感觉一样，当他走进咨询室的门时，他把另一个自己留在了候诊室，他从候诊室出来的情绪是压抑的，难以接近的。
这还是一扇象征性的门，标志着父亲到来时母亲的情感抛弃，这扇门与被“抛弃”有关，就像彼得在他的咨询室门外所经历的一样。当吉尔和另一个病人在一起时，彼得在那一刻觉得自己在她的脑海里已经不存在了，无论她能给的是什么，都没有与她在一起的那个幸运的病人得到的多。
当把彼得”在候诊室里“和”在吉尔面前”的自我状态缝合在一起时，等候室不再是彼得需要制造混乱的地方了。通过督导，吉尔了解到她对自己家庭的心理障碍曾经阻碍了她与彼得更深入的交往，现在吉尔不再那么专注于自己的焦虑。
彼得培养了忍受肉体分离的能力，吉尔的形象变成了既不克制也不剥夺，而是当她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时，她也有足够的东西可以给予。他也更愿意将自己的攻击带给她，而不是“扔”在候诊室，进而能够通过攻击的情感媒介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对父亲的认同。
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候诊室变成了一个空间，彼得可以在这里与他的自我觉醒和伴随的感觉保持联系，并把它们带到咨询室。等候室更像是他内心世界的延伸，在那里，他可以思考，甚至在等待的时候以想着吉尔为乐。
思考
等候室是分析的延伸，这个空间具有意义。它是一个抱持环境(温尼科特)或容器(比昂)，还能反映出病人忍受等待的能力(例如，詹姆斯无法忍受等待)。病人如何利用空间和物品，通常是一条有用的探索之路，但我们并不总是把它纳入治疗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有时在候诊室的自我状态是特别的。就像彼得，他在等候室是更游离的自我状态，在那里彼得和吉尔的内在进行对话，包括他对她的幻想，以及她作为一个客体在近距离但又无法触及。
等候室把外在和内在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过渡空间、一种等待、一种未知(霍夫曼，1998)。
诊室的门将病人和精神分析师分开，本身带来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联系，以及原始场景的隐喻，涉及性、界限、包容、排斥、兴奋和危险相关的主题。当我们思考来访者在等候室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欢迎在咨询室外面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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