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门》，邀请观众进入一间黑暗的房间，观看投射在空白墙壁上的循环影片。影片里是一扇打开又关上的门。当门打开时，有些人匆忙地穿过，充满目的性，有些人则茫然不知所措。两个人在谈艺术展，一个人在用手机安排事情；还有奇特而有趣的戴着面具的人；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比如有人拖着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在地板上移动。
这个电影的巧妙之处在于，影片中空白墙壁上的那扇门，实际上与进入房间的门位置重合了，因此所有进来观看电影的观众也会立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影片和现实混合在一起，许多巧合增加了冲击力：现实中一个年轻人刚从外面走进房间，手里拿着手机，电影中一个人也拿起手机通电话；电影中一家人刚从门出去，现实中另一家人恰巧从真正的门进入，创造了一种随意的、艺术与现实混杂的感觉。这让观众期待着下一个从门里进来的人。
电影里的门，恰如其分地隐喻了大学的随意性本质。这里充满随意和奇异的元素，学生们进来，想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但从他们进入的那一刻起，就卷入了大学的影片，实际上他们自己便成为了“大学正在发生的事”。
我们这些从事学生心理支持工作的人，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尽管属于学校的辅助部门（比昂，1961 年）。我们可能会像电影里的观众一样，陷入零碎的片段中，对一个学生只有短暂而诱人的进门一瞥，马上就要接待下一个来到门前的学生，而不得不把刚才的学生放在一边。
心理支持服务在与大学（包括企业）合作后，越来越短的和快的工作节奏让我们的职业伦理有些模糊。在学校里，各部门被迫相互竞争有限的资源和预算。由于心理工作的保密性质，咨询工作做了些什么，在外人看来模糊不清，很容易成为集体和个人投射幻想的地方，我们就处在机构的“阴影”或“暗流”之中（阿姆斯特朗，2005年，第49页）。
学校的任务并不一定与我们的专业任务相同，学校认为，心理辅导服务扮演的是补充性和辅助性的角色，所以我们与那些脆弱、隔离的学生一起工作，可能引发机构的矛盾心理。那些缺少心理韧性的学生，不能或不愿完全参与学习的学生，会引发教师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的一系列情绪反应——好奇、关心、恼怒、失望、冷漠，他们的思想也会变得两极化——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会被交替地视为“好的”或“坏的”：既可以为学习压力大、遇到困难的“好”学生提供避风港，也可以成为学校为了满足自身的自恋需求而纵容“坏”学生的地方，让他们无休止地顾影自怜、为自己不努力学习找到借口。如果高校的心理咨询服务过于认同“病态”或受损的学生，还可能带来危险。（May, 1999;14-15）
另外，有些学生会把大学看作是一种奇怪的存在，类似于比昂所说的β元素，充满了随意、不相关的事件，很难理解学校。当消极的投射最强大时，“做一个学生”对他们来说代表着一场缓慢展开的个人灾难，过去的心理困难持续存在或复发，与此同时对崭新的新身份失望、倦怠，甚至是绝望。（Bion, 1962, pp. 6-7）
学生自残和自杀的幽灵，躲藏在机构的焦虑角落。每当出现“心理健康事件”时，它就会浮现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会逐渐消失，被一系列同样令人不安的事件所取代。当自杀未遂者幸存下来时，人们会感到一种解脱，而当精神失常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离开机构时，人们会感到更大的解脱。人们会逐渐淡忘他们的名字和细节，迅速将此事抛之脑后。
大多数大学里，“关心照顾”的责任是被写入了政策的，其中包括对风险的评估，核心是关心学生的安全。然而，这些政策往往难以理解，教学和行政人员经常不清楚自己是否应该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关心“困难”或反社会行为。他们不确定是需要善良还是纪律。尽管机构要求所有教职员工都能意识到风险，包括自杀念头，但往往心理辅导老师被大家认为最需要把学生引导安全地带，“治愈”或帮助他们获得校外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
这种“控制感”既存在于机构的意识中，也存在于无意识中，即，风险可以被监控、痛苦可以被调解、焦虑可以被消除。心理健康支持人员成为了机构防御的一部分（比昂，1961年），防御想象中的心理灾难所带来的焦虑（曼齐斯·莱思，1988年，第43-88页）。只要有人负责抓住脆弱的人，那么机构中的其他人就不必一直把令人不安的学生放在脑中，比如那些伤害自己或他人，或者彻底迷失自我。这样，这些心理问题就可以与大学的理想使命分离开来。
可以说，心理辅导员有一个重要职能，那就是吸收被投射到大学的不受欢迎不想要的东西。学校的心理辅导员不仅为患有慢性心理问题的学生提供支持，还可以在危机时刻提供一对一的干预。在咨询服务预约已约满的繁忙时期，这无疑是一项宝贵的资源。
案例：学生E
E是一个30岁的亚裔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在一年中最繁忙的五月考试周，他参加了一次30分钟的“Drop-In”咨询（国外高校的随时咨询服务，学生可以直接到咨询中心寻求帮助，无需提前预约。这种咨询每次时间较短，通常为20-30分钟。）
他极度恐慌，呼吸急促，颤抖，出汗。他说自己无法硕士毕业了，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无法阅读；字迹在页面上漂浮，他头痛，认为自己得了脑瘤。医生告诉他不要担心，这只是因焦虑引起的血压升高，为此给他开了降压药。
在难以忍受的焦虑下，E满脑子是疑病症。此前，他认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尽管他没有感染的机会，而且他不敢抱姐姐的孩子，因为怕通过看不见的伤口将病毒传染给她。几次艾滋病毒检测均是阴性的结果未能让他安心，因为他想象自己也可能在检测和出结果之间被感染。
当医生拒绝进一步检测时，他又产生了对癌症的恐惧。他花了好几个小时上网查看症状，想象着各种癌症的形式。当心理辅导员跨过这股焦虑的洪流，询问他的近况时，他说自己压力巨大，要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并回到饱受战争威胁的祖国支持母亲和姐妹，他的父亲和哥哥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庭几乎没有经济来源，E不得不在一家保安公司全职工作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用，经常在上课前整夜通宵工作。
结束咨询很困难。E不理解为什么还要等长达四周才能再约上咨询。他泪流满面、愤怒，然后恳求起来。咨询师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等待期间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E离开时说：“你帮不了我？”这一半是问句，也是一半陈述事实。
E下周又来了，还是要求紧急会面，但咨询师不在。学校为他安排了另一位咨询师在另一个校区。E在途中迷路了，错过了那次预约。他时不时地回来寻找他最初的咨询师。她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他，希望这样能安抚他。当他们终于能安排一次会面时，E没有提到咨询师试图联系他的努力。咨询师感到无助和挫败，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高校削减心理服务后，为了应对激增的学生需求，许多大学引入了无需预约即可参加的“走入式”服务，每次咨询最长可达半小时。这种服务被认为有其优点，能及时提供咨询，还能让咨询师评估紧急程度，必要时提前处理。
然而，这种“走入式”服务也有弊端。当需求远超资源时，长长的等待名单会给咨询师每天造成压力，切割版的咨询服务效果也另学生失望。如果学生的自我力量较弱，无法忍受失望，那么‘走入式’服务可能对他们是残酷的欺骗。咨访在初次见面时发生强大而复杂的“移情”和“反移情”现象，“走入式”服务往往缺少时间处理。（Jefferies2003年，第180页）
与此同时，选择这种紧急服务的学生反而可能更严重更急迫，就像学生E，临时咨询的容纳能力显然不足以应对这名学生的严重焦虑，反而只是让他失望。
学生M
M是一个25岁的社会学学生，没有预约只是来“了解一下”。由于恰好有人取消了预约，她被安排在当天晚些时候接受咨询。
在谈到和一个谈了三年的女友分手时，他起初非常克制，随后开始哭泣。他说，他极度失落，因为女友是因为嫉妒他继续和前女友保持联系、并照顾他们年幼的儿子，而提出分手的。
当咨询师问及他生命中的其他失去时，M耸了耸肩说，他的父亲在他6岁时因病去世。他知道失去父亲是什么感觉，所以不能再与儿子生活在一起让他心碎，同时他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与儿子保持联系。哪知，这让他失去了他原本认为是终身伴侣的人。
M说，他平时习惯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仅为自己解决困难，还帮助母亲和兄弟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咨询结束时，他感谢了咨询师，说能倾诉一些悲伤真好。然而，他坚定地表示，不会接受她提供的进一步咨询。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坚强，可以再次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如果需要帮助，他会与她联系。
不久之后，辅导员收到了他的一封信，语气截然不同。信中他说，他很难再活下去，一直在考虑自杀。他感到极度绝望，害怕未来。辅导员没有固定的时间段提供稳定咨询，但她通过取消一些原来的非紧急预约，临时为M安排了咨询。
在接下来的六周里，M参加了三次咨询。这显然并不足以让M有机会接触到他深层次的绝望情绪。M面带微笑而来，30分钟后，他就准备好回到“黑暗的地方”了。为了让M回到课堂，咨询师与M的临床医生和其他支持资源建立了联系，如电话求助热线，并提供了咨询外的电子邮件联系，有意识地想要弥补无法每周固定时间咨询的影响。
M在两次咨询之间继续通过电子邮件表达他的绝望。当他去实习时，他仍然没有轮到每周固定的咨询时段。他偶尔联系咨询师，并在学期的最后一周约上了一次一小时的咨询。那次，他说他已经开始服用药物，他来感谢她，因为他即将离开大学并开始找工作，虽然看起来不错，但不知何故他无法庆祝自己的成功。当他离开时，辅导员也因为感到M的前途未卜而情绪低落。
M的例子表明，当心理辅导员意识到学生有自杀风险时，他们的挑战是由于时间资源的限制，无法将该案例作为优先处理。M愿意接受其他支持资源，但他仍然需要自己独自应对，就像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那样。辅导员意识到，让M必须配合自己的繁忙日程，这种无意识的沟通就像一个不在场或压力过大的家长说：“在咨询间隔期，我想你会没事的”，其潜在含义是“我希望你没事”或“我需要你没事”。
学生N
20岁的N在攻读人文学位，大三，来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她泪流满面地讲述了，自己因最近的作业受到批评和只拿到了中等成绩而感到的恐慌和愤怒。她抱怨说，导师没有告诉她实情：“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情。我就是不明白他想要什么。”
心理辅导员同意安排三次咨询，专注于她对学业的感受。在这些会谈中，她的愤怒被强烈的自责和疏远的顺从取代。她还描述了自己与母亲住在一间小公寓里——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母亲照顾N的身体需求，而N照顾母亲的情感需求。在她还是婴儿时，父亲离弃了她，她对此毫不在乎：“你不会错过你从没有过的东西。”
她似乎没从咨询中获得太多收获。对话显得生硬。辅导员提供的任何建议都被拒绝了，因为她认为不够合适。辅导员的反移情表明，N对他，就像对她的导师一样愤怒和不满。然而，他意识到她那坚硬的盔甲下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并担忧她。
在最后一次“正式”咨询结束时，N提到“还有一个问题”正在毁掉她的生活。她的辅导员同意再进行一次咨询，知道这可能意味着新一轮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当她回来后，她谈到自己长期以来与食物之间有着高度仪式化的关系，只有她的母亲和她的全科医生知道这些。每一种食物都必须经过精心的筛选，以确保其颜色和质地一致，无论是放在她的盘子里还是她的嘴里，都要分开放。当辅导员问她，如果让它们挨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时，她哭了，说其中一个会被另一个吞没。
辅导员很快意识到，她要求更多的咨询时间的含义。N已经陷入了精神上的困境，在学校寻求帮助是一种风险，但也是她心怀希望的迹象。他意识到，倘若自己不能果断回应，她费尽心思才打开的那扇门肯定会关上。咨询师的挑战在于，该由他自己为她提供更多治疗，还是把她引向大学外的服务。他知道，在一年中最忙碌的学期，自己没有空间进行长期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N还明确表示，她已经通过自己的全科医生讨论了校外谈话治疗的可能性，但她的居住地没有提供这种治疗。
妥协的结果是，每两周一次的会面。这在一开始很有效，因为短暂的时间让 N 能够“分开”摄入营养，并保持对她所摄入内容的控制感。她逐渐克服着自己想要控制的欲望。然而，随着她越来越接受并渴望与心理咨询师建立关系，不够频繁的会面阻碍了工作的进一步进展，工作开始停滞不前。
面对漫长的等待名单，心理咨询师无法回应她想更频繁会面的愿望。他感到受限制，就像N和她的母亲被困在狭小的公寓里一样。这一年的工作没有进展，直到N毕业，她的成绩让她失望。
N的例子说明，时机和环境的重要性。当一个学生来到咨询服务的门口时，通常是一个精神改变的时机，因为这是他们鼓足勇气经过了巨大的内心挣扎后才来的。时间受限的从业者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到学生在到达学校咨询服务中心之初所付出的努力。N请求帮助解开一个一直束缚她的心理难题，这对她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她对此感觉既矛盾又害怕。
时间的残酷
在私人诊所，“时间就是金钱”。而在机构中，时间本身是围绕着伦理困境旋转的货币。由于高校财政削减了资源，在对这一宝贵而日益稀缺的资源的分配中，每天都会出现道德困境。
为了应对缩短的教学年和资源紧缩，英国全国的学生心理辅导服务部门都开启了短期模式，将“必要”变成了一种美德，现在每个学生的平均咨询次数为4次。在大学和其他公共机构（如NHS）中，通过使用补充资源（如传单、帮助手册、基于网络的心理健康网站）节省资源。然而，这些资料无法替代分析性思考的时间。此外，无论多么简短的方法，也都可能面临被削减的风险。所有方法都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愿望，即高校短期的心理治疗体验更像是一种心理成长的催化剂。
高校里的咨询既时间有限，也有时间断裂：一个学术年的时间非常严格，有短暂而集中的教学学期，随后是寒暑假，这进一步增加了工作的挑战。人们达成的共识是，短期治疗最适合学生，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青春后期的人来说，身份、分离、性以及竞争等问题占据主导位置。科伦认为，简短的干预能继续“在咨询之外产生更深远的结果”，同时避免了病理化和拖延，并传达了希望（Coren，2001年195页）。
但是，尽管短期咨询与大学充满希望的使命相契合，即认为学生具有基本的韧性，偶尔会遇到相对轻微的心理问题，但这与学生心理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是不符的。我们都知道，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我们面前，困扰程度越来越深，需求也更加复杂，许多人质疑简短干预能否有效控制这部分更严重、更持久心理困扰的学生。
一种公平分享时间的方法是，给每个人同样微小的一份，每个学生有固定数量的咨询机会。然而，在实际中，大多数人会偏离理论上每个学生4次会面的模式，以便为更催弱的学生提供更多次数。一刀切的规定无法满足客户需求，机构总把必要美化为美德，如果医生认为学生需要更长时间的咨询，而资助机构不同意，可能会出现伦理问题和冲突（Coren，2001年）。
另一个困境是，在高校敞开大门迎接迷失和焦虑的学生时，可能会同时迎来大量的退行现象。学校鼓励学生与自我合作，避免退行和依赖，但当我们遇到已经处于退行状态的学生时，我们该怎么办？大学里的‘上课时间’非常有限，每周平均不到8小时，其余时间供学生自主学习。学生不再受父母和老师控制，一下子撒丫子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这种无时间限制的感受往往会引发他们的退行。
与自由相悖的是，学术年一刻不停的匆匆向前推进，很快就到期末考试。因此，学生必须同时管理不受限制的时间和受限的时间，并可能因此陷入困境。因为，这是一种存在性困境，有极大的心理张力。莫尔诺斯将时间描述为循环时间（时间之轮）和线性时间（时间之箭）。在前者中，时间没有方向，事物总是存在，不会改变，运动是重复周期的（Gould, 1988），这让人想起了（幻想中的）“无尽的满足感，无时间感……仿佛母亲和孩子无休止地结合在一起”（Bergler，1946年）。
她认为，这种感觉既是愉悦的，也可能是极度焦虑的。学生与学校的其他老师如果进行一对一交流，时间通常非常有限，通常安排20分钟。在一些大学里，导师制（另一个感情联系点）已被基本废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连续一小时的交流可以极大的唤起一种“无时间感”，让学生想起早期婴儿状态的所有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工作对于脆弱的学生来说，可能显得过于苛刻和压抑，要想在短期治疗的同时避免依赖心态也是相当大的挑战。一旦学生找到一个愿意在保密空间中倾听他们并同情他们的人，他们就很容易退化。咨询师在面对学生无限制的求助需求时，维持自己的角色界限是一个挑战。
道德伦理框架
尽管我们一般是被信任的，可以自己监督自己的临床工作，但这反而表明机构可能对我们工作的重要性是忽视的。如何在道德上平衡、衡量紧迫性、从等待名单中确定哪个学生优先，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为某些学生提供比其他人更长时间的服务时，势必牺牲或延后了其他学生的服务，这需要进行权衡。
这些决定背后是道德框架，它会被拉伸和磨损，既要包含所有学生都能有机会享受心理服务的“使命”，又要包含无意识的、重点关注重症和抑郁的暗流。尽管时间紧迫，但我们对每个学生的责任并不会因此减少。
我们也必须保留宝贵的自我反思时间，无论是在个人督导还是团体督导中。我们的组织会迅速响应经济下行，首先削减支持性部门的资源包括督导和自我学习的资源，这些都很容易侵蚀我们的反思空间。
相关阅读：神秘的学校心理咨询师，他们在吗？
👇观摩肯伯格督导，机会难得👇
最新国际心理咨询技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