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 Charles B. Strozier, 科胡特唯一传记作者，与科胡特本人合著图书和文章。哈佛大学本科，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博士。美国自体心理学分析训练研究所（TRISP）督导师。牛津大学难解决冲突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科胡特认识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父亲罗伯特·m·斯特罗齐尔，芝加哥大学的法语教授和院长；我的继父豪厄尔·赖特(Howell Wright)，他曾与科胡特合著过一篇文章；以及我的母亲。1976年，我来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激进的长发候选人，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已有10年。科胡特当时不认识我，直到听了我的一次演讲后，把我带到了他的圈子。我参与了他的一些早期的自体心理学会议和小组讨论，既不是以病人身份，也不是被督，甚至也不算学生。1978年的第一届自体心理学大会上，我和他一起主持了关于自体心理学的一个分论坛，后来又合写过书 (科胡特，1985)。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在他去世前，我从没想过写写他。当时，科胡特身边有一些才华横溢的精神分析学家，也有许多唯唯诺诺的人(和女人)，他们在智力上远不及他。他知道自己将留下一份有价值但不完整的思想遗产，而不是一套已经完全公式化的理论。我的反应有些迟缓。1982年春，在科胡特逝世六个月后，我突然萌生了给他写传记的念头。经过19年的努力，书才最终问世。长时间沉浸在别人的生活中对我很有挑战性，科胡特和他的自体心理学占据了我40岁-50岁的人生(38岁构思，57岁出版)，我仿佛活在他维也纳和芝加哥的生活细节里，他的人际关系里，他的梦想和希望里，他的困惑和矛盾里，一页又一页、一本又一本书和他脑海蹦出的想法里。
在北密歇根大道180号24层拥挤的电梯里，那个极可能是F小姐的女人告诉了我一个重要故事。当她冲进寒风时，我迅速拿出纸和笔，把她刚才说的话写了下来。
可是，随着一些早期秘密的曝光，科胡特的遗孀也对我发起了攻击，直至去世之前都在为我前进的道路设置重重障碍，包括芝加哥精神分析界的一部分成员。不过，Arnold·Goldberg和大卫·特曼（著有《自体心理学是对古典分析偏执的一种转变》）给予了我许多支持。
1997年前后，氛围突然晴朗，我决定冒险做一些演讲。随后，他们重新向我表达了喜爱，至少大多数人如此。直到出版6周后，也就是2002年6月3日星期天的晚上被《纽约时报》热烈评论。不久之后，我得知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Strozier, 2001)
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天上飞，感觉无比美妙。在我面前，站着一个身着灰色西装的男子，他拥有一对精致而复杂的翅膀，宛如放大版的苍蝇翅膀。那是科胡特。我们愉快地在空中飞翔，直到一座桥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了避免撞上桥，他突然向下俯冲，灵巧地从桥下穿过。我紧随其后，但不知怎的，我偏离了路线，最终掉到水中。他前来救我——梦境在此变得模糊，结束了。
我想，这个梦也许说明，我跟在科胡特的身后飞着，有点不稳。我是一只强壮的鸟，虽然受到他的激励，但仍然落后于他。伊卡洛斯摘下了面具，有雄心却又孤独无助。（小编注：古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有一对用蜡和羽毛粘合的翅膀，由于飞的喜悦而忘记了警告，飞得越来越接近太阳，最终蜡融化，翅膀解体，伊卡洛斯坠入海中丧生。）
本文作者的团督将在8月31日开始👇
![]()
海因茨·科胡特，1913年出生，一生游走于心理迷宫之中。他会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迷茫，甚至不惜撒谎。当时维也纳的中上阶层犹太人，一般对自己的传统有着深刻认同。特别是20世纪中叶，当东欧小镇移民潮后出生的几代人踏入职业和艺术领域时，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在他们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所接触到的新文化感到无比兴奋。一些犹太人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比如科胡特的叔叔，这些皈依者们共同塑造了维也纳的文化风貌，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雨果·贝陶尔、保罗·克劳斯、古斯塔夫·马勒等人物。
许多人，比如弗洛伊德，基本上是无神论者。虽然无法读懂《圣经》中的希伯来文，但在身份认同上，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科胡特的父亲始终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是当地犹太教堂的付费会员，定期参加礼拜，按照犹太宗教仪式结婚，为儿子海因茨举行了割礼和成人礼。
可是，科胡特本人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却表现出矛盾的心理——这或许和他后来自体心理学理论中的矛盾性吻合。别忘了，在当时的维也纳，皈依的犹太人是很常见的;可是扭曲自己的身份并不是常态(在1938年之后，这甚至是非法的，可能会把你送到集中营)。科胡特自己也差点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知何故，科胡特觉得自己有权利要求另一种身份，另一个自体。科胡特在医学院最好的朋友雅克·帕拉奇(Jacques Palaci)来自一个显赫的西班牙犹太家庭，他永远也没搞清楚科胡特到底是不是犹太人。1938年东西德合并后，帕拉奇在街上遇见了科胡特。当时，咖啡馆里已经有禁止犹太人和狗进入的标志，暴力正在蔓延。帕拉奇对此感到惋惜，但他对科胡特说，至少你不用担心。科胡特回答:“你在说什么?我也是犹太人。” 帕拉奇非常惊讶。当我40年后见到帕拉奇时，他问我科胡特到底是不是犹太人。不用说，我也被他的问题吓了一跳。后来在美国，科胡特给自己的身份制造了更多的困惑，这些也被嵌入了厚厚的谎言中。作为一个接受差异，自诩是充满人生第二次机会的国度，美国使新移民有机会重塑自己。老朋友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科胡特的身份，但是，当科胡特在1940年末结束了他的精神分析训练，他娶了一个非犹太人，此后放弃了一切犹太人的东西。在那之后，遇到他的每个人都认为他最多只是半个犹太人。当他变得更知名后，每当被问起这个问题，他转移话题的技巧练就的更加炉火纯青。他加入了一神教会，就连他的儿子托马斯都对他的身份感到困惑。1960年代末，托马斯从大学回家，讲述了一个包含“schmuck”这个词的笑话，科胡特假装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问道：“这是意第绪语还是什么？”
科胡特在辛辛那提和Paul·Ornstein一起去了一家犹太熟食店，Paul的妻子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毫无疑虑的认同。在熟食店，科胡特大声而炫耀地要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在白面包上放了一片瑞士奶酪、生菜和蛋黄酱，还加了一杯牛奶。当Paul的妻子告诉他他不能那样做时，他感到愤怒，为当中出丑感到尴尬。
精神分析学在美国主要由犹太人主导，芝加哥社区也是如此。后来我才知道，大家多年来一直私下讨论他的身份。在追悼会上，大家唱着科胡特临终时亲自挑选的一首基督教圣歌——马丁·路德的《坚固的堡垒是我们的上帝》，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甚至有的人感到被冒犯）。
科胡特生活在一个性别流动的界限不清晰的时代，这对他的理论有重要意义。关于科胡特的性身份，有一条明确的异性恋界限。1935年，在医学院期间，他在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告诉一个朋友，他去找一个ji女，不再是处男身。1942年-1944年，他到芝加哥后不久就有了一个女朋友，但不是一段完美的关系。1948年，35岁的他结婚，三年后有了一个儿子。1979年做完心脏手术，他在信中幽默地给医生提建议:当他恢复了性生活，谁也别想再赢得任何比赛。不过，这些只是单薄的客观证据。巴黎Ji女的证据是其好友转述的二手证据，而生过儿子并不能证明他的性取向。在科胡特的灵魂深处，对同性恋的渴望可能是深刻而持久的。他的初恋，大约在11到13岁之间，是一个上大学年龄的年轻导师。在他的成名作👉《Z先生的两次分析》中，科胡特用感人的细节描述了他们的故事，甚至还描述了性行为，包括抚摸对方的生殖器，吮吸对方的阴茎，但没有射精。这段关系在科胡特进入青春期后结束，他的情人有一次试图肛交，还有一次他们在一起玩耍时射精了。这种关系有着虐待的痕迹。这位家庭教师是他的第一个朋友，填补了他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偏执与干涉所造成的巨大空白。导师带来了友谊、联系和深刻的共情。科胡特称这几年“非常快乐”，也许是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他理想化了这位导师，他像一个精神领袖，能够分享他对自然“近乎宗教般的”热爱，也能教他文学、艺术和音乐方面的知识。在科胡特到达芝加哥的那天(1940年3月5日)，他遇到了Robert Wadsworth，他们是同一天出生的，立即互称为“生日兄弟”。从那一刻起，直到1981年科胡特去世，他们一直形影不离。沃兹沃斯有一种微妙的魅力和讽刺的幽默感。他用Henry James的眼光看世界，留意着自己和周围人最微妙的感情。他是美国人，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生活，给他的猫拍照，然后喜欢发给朋友们。Wadsworth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他崇拜的科胡特，并最终屈服于他这个朋友的自信和魅力。追悼会结束后，在科胡特公寓的招待会上，他绝望地问道:“现在，我的余生该怎么办?”他又高又瘦，动作举止有些古怪，不止一个人说他被叫做女王，大家多年来一直看到他在科胡特身边。科胡特的性取向的模糊，很可能导致他一开始被芝加哥精神分析群体拒绝。当他第一次向研究所提交申请时，他不仅被拒绝，还被告知要进行更具治疗性的分析，甚至不允许开始他的训练。Paul Ornstein说，这可能因为科胡特太自恋了，但是当时还有很多自恋的分析师，甚至现在也有，却都没有被以这个理由拒绝过。而同性恋在当时是不被接受进入正式的精神分析训练的。后来，科胡特再次提出申请，并且用一些办法解决了第一次的被拒绝。我不确定研究所最初拒绝科胡特是否因为他的性取向。我费了好大劲才拿到他最初的申请档案，但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但不难猜测，关于他的谣言早已众所周知。另外一方面，John Gedo曾经向我分享了1970年代初，科胡特向他求爱时的经历。我花了数百个小时研究他写的东西，并直接采访了他。坦率地说，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Gedo所说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幻想，而且他无法区分科胡特在情感上吸收人与性行为是有区别的。不用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拒绝相信盖多，这也激怒了他。让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科胡特身上还有一种无性恋的倾向。在1960年代初进入他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后，他不再积极参与任何形式的性活动。也可能是柏拉图式的或升华式的成熟，性被他转向了他自体的生命力。所有认识科胡特的人都说他极度自恋，对工作绝对投入。从1960年代中期-1981年去世，他几乎什么都不谈，除了他脑子里的东西，他写的，这个或那个演讲，他正在塑造的自体心理学运动。可以说，他为自己的创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此，他建立了与身边那些年轻的分析师的关系，他有意识地培养这些人，以发起一场理论的运动。他期待并全身心的投入。Goldberg一家每天晚上7点左右等待电话的到来。Paul·Ornstein每周与科胡特谈几个小时。等等......。Ernest Wolf每天都花时间和科胡特在一起，然后总是在晚上还和他通电话。有一次，他买了一部自动拨号的新手机。他告诉科胡特: 他妻子的电话号码被设置为2#，他自己的办公室是3#，等等。他们说完就挂了电话。几分钟后，电话响了。是科胡特，他问:“谁是1#?”Ina Wolf说，科胡特不知道他的手臂伸向了哪里，他的追随者又在哪里。对于那些沉浸在科胡特强大而自恋的能量中的人来说，这种依恋和参与是很有吸引力的。各种想法从他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就像高山冰冷的雪地里的过热温泉。科胡特投入了这一刻。没有人像他一样填补了学术空白。虽然我和许多思想独立的人交谈过，但他们一致觉得科胡特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是他们见过的最令人讨厌的人。但如果你让他走进来，而他在视线中发现了你，那你就无处可逃了。气氛是狂热的，但自体心理学的项目是一项严肃的智力上的努力，目的是改变精神分析的本质。小组里的人都很兴奋，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Tom Buchanan在大学时的足球生涯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高峰，之后的所有经历都无法与之相比一样，他们与科胡特的生活之后的一切都有种虎头蛇尾的味道。👇观摩肯伯格督导，机会难得👇
![]()
科胡特并不是第一个对驱力理论进行批判的人，应该把功劳放在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甚至卡尔·荣格(Carl Jung)这样的前辈身上。然而，他也不是一个剽窃者，他确实没有借鉴前辈的想法，而是独自创立了自体心理学。驱力理论在1905年由弗洛伊德明确提出，他认为驱力有它的来源、目的、客体，会经历明确的几个发展阶段并最后成熟。所谓的变态行为——包括同性恋——并不属于道德败坏，只是驱力的幼稚表现。正如埃里克森(1950)所说，弗洛伊德思想基础是一个明确的异性恋乌托邦。它打破了压制多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偏见。但即使是埃里克森(当然还有温尼科特)，也没能挑战弗洛伊德的观点——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驱力的基础上的，是解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奇怪的、附带的副产品。科胡特认为，弗洛伊德的自体的概念是大错特错的，是发展的倒退。大部分我们称之为性变态（sexual perversions）的东西，实际上是自体需求的性化，就像任何欲望和身体连接，可能和、也可能不和那口无意识的冲动的沸腾大锅有关系。当然，俄狄浦斯情结是存在的，但只是在一部分人，而不是正常的、可预期的童年必备。一个陷入这种欲望纠缠的家庭是一个遇到了麻烦的家庭，而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临床上，驱力理论的逻辑是要求咨询师保持冷静的距离和匿名的掩护，尽管共情和自我表露更有意义。正如科胡特反复指出的那样，有很多优秀的弗洛伊德治疗师，他们实际上对病人很好，但是他们要么必须打破规则(因此感到内疚)，要么压根不理解规则的意义(善良，但有点愚蠢)。当然，性很重要。一个最大的困惑是，科胡特作品里不知何故避开并害怕面对婴儿性行为。我曾问过科胡特，自体需求和驱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是否认为驱力值得谈论。他变得非常严肃，倾身靠近我的脸强调:“男人想要性交和杀戮，”他专注地说:“当然有驱力，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它们的所有复杂表达，但这些不是构成自体的东西(科胡特夫人曾坚持把这段从我的书删除，这也是我们许多分歧之一)。”科胡特关注自体，关注我们与他人的持久连接，关注我们接受他人的方式(他称之为自体客体环境)，关注这种环境中创伤的深远影响，关注自体的否认和分裂模式。他认为共情是人类感觉的核心，自体感觉的流动性对健康和治疗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在诊所里勉强被容忍的东西，也不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被排斥的概念。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现在正在触碰脉搏(他的原话)，但是历史注定会有新人及时挺身而出，他充满了智慧，甚至谦逊。但是是什么滋养了我们朝向开放、接纳、连接和共情，远离固执的自主观念、令人讨厌的父权确定性、咨询室里的冷淡距离，是一个充满秘密和打破规则的人生。海因茨·科胡特，需要改变精神分析理论，以便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本文作者的团督将在8月31日开始👇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