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讲述我三个来访的故事，之后进行理论解析。A女士和B先生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深信自己“就是错误的孩子”。第三个来访约翰是儿童，他的父母认为他先天有问题。
尽管A女士是妈妈“最好的朋友”，但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足够好”。她说，在妈妈眼中，她总是“不对劲”，无法达到妈妈的理想。尽管她很成功，但她觉得自己“很糟糕”。
学生时期，她曾有一段时间患有厌食症，一看到桌子上的食物就害怕。她感觉生活空虚，与男性的关系从未开花结果，通常是因为她担心对方不需要自己而感到不安全。她与已婚男人有婚外情，被谴责为“错误的女人”，她觉得自己活成了人们口中的“那个女的”。
在分析中，她说她觉得自己是"有错的病人"，而我则觉得自己是"有错的分析师"。她身材苗条，打扮得体，穿着商务套装，举止得体端庄。她很神秘，生活中的重要事件都被她隐瞒了，即使说了，她也只提供必要的信息，就像一份法律文书。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的“色彩和活力”都被剪掉了，就像她的外表一样。
我总是觉得自己即将受到她的批评。我努力靠近她，开始感到失败感，觉得自己“错了”。然而，她觉得问题在她，是她“错了”。她会自责，并且倾向于把我说的任何话都当作对她的批评。如果我不认同，她就会辩解。
她似乎在用母亲的标准来评判自己，与母亲高度认同，将母亲的超我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如果自己没有达到母亲的自我理想，就会评判自己是错误的。
我的反移情是有两种感觉在摇摆，一种是无法达到母亲苛刻理想的孩子；另一种是因为不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和自己的标准而感到不称职的母亲，觉得在孩子眼里自己是一个总提不合理要求的母亲。也就是说，既是“犯错”的孩子，又是一个“犯错”的母亲。
A感到被迫成为她母亲理想中的“正确孩子”，结果她的真实自我被压抑了，连同她对生活的渴望（不仅是对食物，还有对性和感情的渴望）。
虽然被压抑，但并未被消灭，因为A女士的欲望依然强烈。偶尔在治疗期间，当我看到她的自限时，我眼前会短暂的浮现出一幅画面，那是一个充满活力、丰富多彩且感性的女人，这时我会有一种“犯错感”，我认为这是她的色情移情，也是属于她“错误孩子”的其中一部分，即想要一段错误的关系——与父亲发生性关系（这在和已婚男子的关系中被活现）。这个画面其实是A女士鲜活的真实自我的表达，只不过被她的外在掩盖。
她对母亲的认同并追求完美，其实也掩护了她与父亲的秘密关系，并因此在与母亲的俄狄浦斯式胜利中占据了上风。母亲成了一个不理想的伴侣，被排除在外。她害怕被母亲发现和报复，害怕被看作取代了母亲的位置，这阻碍了她与他人建立更开放、更令人满意的关系。分析中她带来了一个梦，是她的男朋友在与她母亲做爱，而她母亲则沾沾自喜。
随着我们的工作进展，A女士逐渐与母亲分离，不再受制于母亲的超我要求，即她必须符合母亲的理想。一个更真实的人，一个受过伤的人，但更有能力通过冒险活着来享受生活的人出现了。
来访B
B先生是一位40多岁的专业人士，由于长期焦虑、抑郁、性功能障碍、工作无法取得进展而寻求心理分析。
他抱怨被一位资深同事欺负。虽然自己的资历更高，但工作业绩不理想。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但与妻子的性生活感到压抑，并有与他人发生婚外情的冲动。
B先生的父母很担心。父亲精神崩溃从未恢复，尽管他出身于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只能从事卑微的工作。母亲对他的生活和婚姻不满，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B先生还很年轻时，母亲自杀了。
B先生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在出生刚11天大时就去世了。小的时候，B被打扮成女孩。母亲午休时会让B先生躺在她身边，如果他起来，她就会打他。母亲禁止B先生玩比较粗野的游戏，虽然他总是不听话，还加入了村里的男孩足球队。母亲一直给他洗澡直到青春期。当他长大一些后，她告诉他，她不喜欢他的“丑陋阴茎”。
在整个童年，母亲都担心B先生是不是生病了，因此经常因为一些小病就带他去看医生。B先生在一生中，也都认为自己生病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我认为B认同了母亲对他的过度关注、母亲的超我：用母亲的话来说，与“正确的孩子”相比，B先生总是“有问题”。母亲把那个在现实中已死去的女婴、以及她幻想中的那个如果没死还活着会是什么样的“正确的孩子”，投射到了B身上。这个幻想中的理想孩子，与母亲的理想自我是紧密相关的。B将其确立为自己的理想自我，他渴望做这样的孩子，但从未实现。
在分析中，B先生像一个好来访，尽最大的努力为我提供他认为我需要的东西，包括梦境和联想。神经症、焦虑和抑郁取代了他的疑病症，尽管仍残余一点。
B先生煞费苦心地说服我相信，他的生活有很多困难。起初，我对他智力和经济偿付能力表示怀疑。渐渐地，我开始看到似乎这种贫瘠的状况反而让他感到安慰。每当他的生活开始有一点改善的曙光，比如他放弃了婚外情，开始享受与老婆孩子的周末时光，他就会在下周一带着悲观的情绪回来，抱怨他的工作。这些消极的转折有时很难察觉，但总是伴随着微妙的绝望。当我挑战他的观点时，比如认为他的情况并非那样糟糕，他通常会很生气和愤慨。因为他给出的证据都是很有分量的，我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维持我原先的判断。
他抱怨我看不见他工作的困境、财务与婚姻的脆弱，认为我不仅荒谬，而且愚蠢，乐观会即将引发灾难。与此相反，我觉得他实际上很有资质和创新能力，他甚至还继承了大量遗产，所以经济方面根本没有压力，这些是在他分析了一段时间后他才向我透露的。
然而，他并不认为他的遗产或智力属于他自己，而认为只是属于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咨询费，他的咨询费我给的很低，因为我以为他真的手头紧，所以我曾经降低了费用，以便他能增加频率到每周5次咨询，这样能更充分的治好他。哪怕咨询费更高时，他的情况明显改善，他也还是不愿意恢复原来的咨询费。
以下是典型一幕。他来了，抱怨说他丢了钥匙，上周五他感到沮丧，但设法把这些感觉放在一边，与家人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周末。不过他害怕周一回到工作岗位和见到他的女上司，他感觉对方非常挑剔，有时甚至怀恨在心，还威胁要降他的职。他说，一个年轻的同事也在受这个女老板的气，也在接受心理咨询，只不过因为负担不起咨询费而无法继续，除非被升职才行，但那是不可能的。
此时，我意识到我曾经降低了他的咨询费用，可是他却还在抱怨老板和同事，这也让我想起来他刚才刚说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这与此矛盾。我指出了这一点，并补充说，他很难表现出自己生活得很好。他说，周末是过得不错，但他对工作很焦虑，最近还有账单，他可能需要卖掉一些东西来支付账单。
我说，他误解我了，就好像他觉得老板在挑他的毛病一样。他迅速用我的这句话为证，证明他仍然处于生活得劣势：“是啊，那如果我这么容易地就能看到你在挑剔我，你可以想象，我的这种敏感性会让我与老板的相处多么困难。”
但是，他很难否认自己是比那个同事更幸运得，因为他的咨询费用更低，还能继续高频咨询。当我指出这一点时，他同意了，显得非常不舒服。我说：你觉得被我责备了。他说：“我看到我母亲的脸在说着‘你不配’。我愿意采纳你说的话，我确实总爱觉得别人应该比我得到更多。”
”当我还是青少年时，不得不离开母亲，骑着摩托车在全国各地游荡，以逃离那种内疚的压抑气氛。我总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但不知道该做什么，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一想到妈妈在家情况不好，我就无法忍受，深感内疚。我知道心理咨询让我感到好些了，但我不能忍受我的情况好转。”
他说，他觉得，如果自己过得很好，那是因为有别人受苦了。他说那天早上他右臂有刺痛感，可能是脊椎受压了，还有腹部疼痛，这让他感觉很糟糕。他听起来很绝望：“这非常可怕，因为这些症状很像抑郁症的身体症状，可能导致自杀。”
他不确定我能否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担心这会影响他的儿子，尽管他的儿子看起来过的很好。这进一步说明了，B先生被迫认同自己有问题（以至于都感到了身体不适），好让自己成为“有问题的孩子”，符合母亲的投射。如果他不这样做，表现出任何自己过得好的迹象，他就会感到极度的焦虑和迫害性的内疚感，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个声音来自他母亲的脸，那声音既尖酸刻薄又令人屈辱，不仅让他内疚，还引发了羞耻感。
几年后，当他的儿子身患重病，B先生告诉我，他不愿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因为他自觉羞耻。我认为这里面还有嫉妒。当我指出，此时B先生的位置比儿子更优越时，他却说他害怕，“神明是嫉妒凡人生活的，并因此寻求报复”。
我认为他的这个声音源自他内心的母亲，她占据了超我的位置，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抑制了他。母亲要求他坚持某种受损的状态，接受投射，当一个“有身体疾病的孩子”——那是她对之前死去孩子的记忆，所以B先生内化了一个“有病的孩子”。
与此同时，B先生觉得他永远无法成为母亲期望的理想孩子，即如果她的那个女儿活下来生活会如何美好的幻想。所以，自己也一直都是那个“错误的孩子”。他的健康自我被挤到了一边，一直被否认。
这个过程涉及到牺牲。B先生牺牲自己，保护母亲免受自己“错误感”的伤害，因为她没能养活第一个女婴，她内疚、羞愧。通过与母亲认同，顺从当母亲的理想孩子，B先生维持了一种幻想，即理想中的婴儿确实存在，姐姐从未死去。同时，这个幻想也让母亲免去为死去的孩子哀悼而痛苦。
B先生在谈到抑郁的身体症状是之所以绝望，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他害怕自己也自杀；害怕因为母亲的自杀而被追究责任，同时他又把自杀看作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牺牲。他还害怕自杀的念头会转移到他的儿子，甚至是下一代身上。
几年后，B先生告诉我，他工作取得了一点成功，他的公众形象提升了，也赚了点钱。然后他说自己感到很尴尬和焦虑，担心我会羞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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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他正期待被羞辱，利益被剥夺，这就能减轻他拥有幸福生活时所感到的焦虑。他同意了，并试图为自己辩解，他说这是他的核心模式——通过假装自己正在生病，模仿那个死去的姐姐，他就可以说：快平息吧那些神灵，他们会根据人类的行为来调整自己行动！一点点小故障就能减少他们的嫉羡；一点点心脏杂音，或者擦伤的膝盖——就能防止我被雷劈。
我说：不仅如此，你还害怕自己的成功也会“杀死”我。
他恐惧地说：他恐惧地说：“我希望不会，但确实，你、我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你。”
B先生的脑海中存在着“错误的孩子”和“正确的孩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源自他的母亲，就像他的财产一样，他既不觉得自己的思想，也不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全属于自己。经过深入分析后，当他开始感觉好转，能够自如地表达真实的自我和成熟的男性身份时，他描述了自己的信念：如果允许自己长大成人，允许自己变老，那么就得“杀死我的母亲”。他说，“没有我，妈妈肯定就真的死了。“这就像《道林·格雷的画像》那个故事一样。（道林在一次魔法中许愿，让一幅画代替自己衰老。然后，他便一直保持年轻的美貌容颜。可是这导致了许多人的悲剧，包括一个年轻女演员因为他的冷漠和无情而自杀。道林开始感到恐惧和罪恶，但他仍然无法摆脱对美的迷恋和对画像的依赖。多年后，道林决定毁掉画像。在用刀刺向画像的那一刻，道林的身体突然变得衰老和扭曲，而画像则恢复了它的原始美丽。道林的仆人在听到尖叫声后发现了他的尸体，看起来像一个老人，而画像则依然保持着那个年轻男子的完美形象。）
B先生对我也有类似的移情幻想，他幻想他与我是紧密相连，的就像连体双胞胎一样，相互依赖才能维持生存。他认为我、我的家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婚姻等方面都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或冒犯。当我的行为没有表现出他的“客体是脆弱的”看法时，比如提高了他的咨询费后，尽管他抗议，但他的感觉其实是更好的。
这让我想到B先生符合里维埃（1936）对那些无法改善且必须牺牲自己的来访的描述，因为他们相信客体没有自己是无法存活的。
在后期，B先生描述了一个新版本的连体双胞胎幻想。他现在心态更好了，表示他需要：接受母亲的死亡，放弃自己能够让她活下来的幻想。
我说：你最难以放弃的幻想就是感觉自己不重要，包括在我心中的地位。
他说：我有一个幻想，你是一位外科医生，正在分离连体双胞胎，双胞胎是你和我，分离是你想要的，但我不想要。我现在必须接受，我不再是你唯一的来访者，不再在你心中拥有特殊位置。
在这个新版本中，来访的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我现在处于一个父亲般的位置，但这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要剥夺他所相信的、只能通过与母亲联体的幻想才能获得的爱。
约翰
约翰是一个孩子，父母认为他有问题。与B先生的母亲类似，他的母亲有过一系列反复流产。我认为约翰接受了父母在他身上投射的“有问题”的观念，变成了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孩子。
约翰五岁时，父母认为他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于是把他推荐给我。他是独生子，母亲抱怨说，很难和他交流。他说话时眼神回避不看你，控制欲强。他经常拒绝与父母和老师合作，或者在别人和他说话时不回答。他专注于从花园里收集小动物和植物。
在治疗中，他进行了复杂的想象性游戏，使用橡皮泥或画画，创造出奇怪的人物形象，有许多眼睛，可以用来追踪猎物，而这些猎物通常是脆弱的小动物或儿童。他严格控制着游戏，我被排除在外，只被允许假装在看电影，一部他执导的电影。
他需要用这种控制来管理他的焦虑，因为他被可怕的鬼怪和怪物所困扰，特别是僵尸。有时他会在卧室的阴影中看到它们，并且认为它们会吃掉他的大脑。他告诉我：我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是妈妈告诉我的。
虽然他确实很难接近，但我对这个诊断还是不确定。他被转介过来时心情不佳，他说这是因为没朋友，还有他的宠物死了，他也很担心会失去母亲，母亲曾威胁过要离家出走。他觉得母亲看起来很悲伤和愤怒，眼神中带着责备。他害怕眼神，尤其是那些盯着他看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避免直视我的眼睛。我想，他一定害怕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什么。
慢慢的，他与我有了更多的眼神接触，能够直视我的眼睛了，他说他害怕我可能是一个僵尸，就像所有其他僵尸一样，憎恨活人，会为了报复而吃掉他的大脑。我认为，他恐惧的是，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没出生的兄弟姐妹的鬼魂。这些鬼魂半死不活，嫉妒活人。它们在母亲的头脑中，会从母亲的眼睛里，透过她的瞳孔，和他交流。他知道母亲曾有过很多次流产，他为“那些从未出生的孩子”感到悲伤。
他不仅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表现在阿斯伯格综合征），而且也是母亲唯一的孩子。他的词汇量和理解力都很出色。他相信，自己既是“错误的孩子”，同时又是最完美的“正确孩子”。他的自体囊括了母亲受损的“错误自我”，和母亲理想的“正确自我”，后者保护她免受流产的失落感和自恋伤害。
约翰像僵尸一样，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如果变得有活力，意味着脱离了“错误的孩子/正确的孩子”这一综合的身份，这会在心中招致那些类似未出生的兄弟姐妹的僵尸般幽灵的攻击。
随着他逐渐康复，他对我其他的孩子来访，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产生了好奇心；他放弃了僵尸的想法；他的所谓阿斯伯格综合症逐渐消失。他开始用另一个视角看待自己，即，他只是“一个害怕黑暗的孩子”。
如果一个母亲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无法实现“理想的自我”，“理想的孩子”便会成为她渴望拥有的那个自己。母亲把“理想自我”（幻想的完美自己）投射到孩子身上，可以防止自己变得抑郁，尽管通常是徒劳的。而现实中的孩子被拿来和母亲的理想自我进行比较，被母亲认为是“错误的”，受到超我的惩罚。
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首次提出“自我理想（odeal-ego）”的概念，其起源是自恋的，即“已失去的童年自恋的一个替代品。”（1914年，第94页）弗洛伊德表示：“孩子的超我，不是以父母为模型构建的，而是以父母的超我为模型构建的。” （1933年《精神分析新的介绍性讲座》第67页）可见，“错误的孩子”，不仅拥有母亲的理想自我，还有她的批判的超我。
错误感的核心问题是，这些母亲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她们认为自己当母亲的能力是有所欠缺的。
弗洛伊德认为，面对丧失时，一个人倾向于退行至自恋状态，是导致忧郁而不是悲伤的原因。（见👉1917）母亲的自恋防御决定了她对“梦想之子”的放手程度，进而决定了孩子将携带多大程度的“有罪感”。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孩子的人格结构影响也很大，可有决定他是否接受来自母亲的投射，是否认同。父亲或重要他人与孩子和母亲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决定了母亲是否会被自恋幻想所支配，父亲可以帮助母亲区分自己与孩子，并承受梦想破灭的痛苦，维持了心理上的第三极位置（Britton, 1989），也是母亲与她自己的父亲关系的象征。
此外，母亲是否在现实中真的失去了孩子，以及失去孩子的方式（如死亡或残疾）还会存在进一步的差异。
总结
我提出，在这些患者中存在着“错误的孩子”和“正确的孩子”的双重身份认同。对“理想儿童”的维持，最初是为了防止母亲经历失去理想孩子的痛苦，慢慢的，来访将“理想儿童”这一信念转化为“自我理想”，代价是阻止了他们的发展和真实自我的表达。
这可能导致发展出温尼科特（见👉1960）所描述的“虚假自体”，以符合母亲的自恋需求。因此，这些患者表现出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就像约翰的僵尸一样。
当人们在接受治疗并开始改变时，他们会感到一种阻碍或抑制。这种抑制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改变自己，会受到客体的攻击，这种感觉会让他们感到别人可能因为嫉妒而攻击他们，同时也会让他们感到内疚。他们在强烈抵制着自己内心“错误的孩子/正确的孩子”信念体系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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