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利的汉译成就

作为学者型的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对中国文化“一生涉猎广泛,诗歌、小说、戏剧绘画、佛教著述、敦煌变文、蒙古史、神话、习俗乃至现代文学都有翻译”。总体而言,或可将其主要的译著、研究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有关中国艺术的研究。重要的专著如《禅宗及其与艺术之关联》(Zen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Art,1922)、《中国绘画研究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1923);论文有《一幅中国画》(“A Chinese Picture”,1917)、《中国艺术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1920—1921)等。此外,他还整理出版了英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艺术家人名索引和斯坦因的敦煌绘画书目等著作。其二,有关中国文学的翻译,其中又可按照原文体裁划分为两类。首先,对中国诗歌的出色译介是韦利最大的成就之一。重要的译著有《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6)、《170 首中国诗》(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中国诗文续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1919)、《诗经》(The Book of Songs,1937)等。其次,韦利也对数部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节译。如《西游记》的节译本《猴子》(Monkey,1942),还有对《红楼梦》《金瓶梅》《老残游记》等作品部分章节的译介。其三,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按照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首先,中国文人的传记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代表论著有三大诗人的传记《白居易生平及时代》(The Life and Time of Po Chü-I 772-846 A .D.,1949)、《李白诗作及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701-762 A .D.,1950)、《18世纪中国诗人袁枚》(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1956)。其次,韦利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论析,描绘出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图景。他在《道及其力量——<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1934)、《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中,既翻译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经典篇目,也较为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概况、特征和发展。最后,其他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要者如韦利以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为主题写作的《真实的唐三藏及其他》(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1952),蕴含着其人文主义思想和反帝国主义倾向的著作《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1958),从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视角阐释中国文化典籍的《九歌:萨满教在古代中国的研究》(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1955)等。如此数量庞大、包罗万象的汉学译介和研究,既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窥探,也充实了韦利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回顾其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累累硕果,无可否认博学广识、刻苦治学的韦利的确为中国文学—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因此西里尔·康诺利评价道:“(韦利)将一整个文明带入了英国诗歌。”

综观韦利的汉学译介和研究,其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总体评价便清晰地浮出水面。总体而言,虽然国内外学界对韦利中国文学观的研究已颇具规模,但对其中国艺术观及其重要价值的论述仍未获得充分展开。因此,本节将论述的重点放在韦利对中国艺术的评介上,意在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有所补充和拓展。

首先,在文学方面,如前所述,韦利意欲借助中国诗歌来革新英国的诗歌传统,其中国文学观也就此形成。1918年,韦利出版译著《170首中国诗》,并在其中收录数篇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作为序言,以此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学的整体看法。在《中国文学的局限》一文中,韦利首先驳斥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忽视,即西方认为中国没有重要的史诗、戏剧,小说也从未成为文学的主流,因此忽视它也没有什么损失。加之西方人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常将中国视作于心于身都迟钝的大陆民族,所以更加轻视它。但是,韦利却认为中国人数千年来保留了西方人缺少的理性和耐心,因此其文学精于反省而非推测,也是十分自然的。例如,白居易的诗歌中就看不到西方文学中的逻辑推理,而是中国式的静思和内省。由此可见韦利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和反帝国主义倾向,这与其他“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观念也十分契合。在论及诗歌的题材时,韦利认为西方人擅长写爱情诗,中国人则以创作友情诗为主,这与二者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文化背景有关。欧洲诗人将爱情置于最高地位,用热烈奔放的语言讴歌它的美妙;反观中国诗人则将爱情视作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一部分,推崇友情甚过爱情,因而通常在诗歌中塑造对弈、练字的隐士形象,描写平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当论及诗歌的修辞手法时,韦利又对比了中西诗歌在用喻(figures of speech)、用典上的不同。他指出中国诗歌用喻较西方而言更为克制,避免使用荷马式的冗长明喻,因而语言更加通俗质朴。但过分用典却是中国诗人的恶习,这也是中国诗歌在后期流于矫揉造作的原因。总体而言,这篇序言写于韦利汉学研究的初期阶段,对中国文学存在一定误读。因此,当1962年再版《170首中国诗》时,韦利撰写了新的序言,并认为40多年前撰写的《中国文学的局限》实际上应是自己的局限,而非是中国文学的。无论如何,这篇序言对了解韦利的中国文学观意义重大,并成为其汉学译介和研究的指导性纲领。尽管韦利绝非英国社会接触中国文化元素的唯一渠道,但翻译作为异域文学传播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的确将中国文化那浓郁的诗意和美好的意境呈现在读者及研究者的面前。而中国文学—文化也得以远渡重洋,不但进入英语世界,并且对英、美诗歌理念的现代转变产生了难以磨灭的重要影响。因此,“有人认为中国诗是现代‘英美人的发现’(Anglo-American Discovery),包括英国,是因为阿瑟·韦利影响巨大的汉诗翻译”。而“他将东方文学译介到西方,若干年后,这些已然成为经典的译作,甚至从西方返回东方,出口转内销,成为中国读者阅读和学习的文本”。

除此之外,韦利的“中国体”诗文创作亦是其中国文学观的一个重要体现。程章灿就曾撰文《魏理文学创作中的“中国体”问题——中国文学在异文化语境中传播接受的一个案例》,通过赏析韦利的原创诗文,详细论述了他对中国文学元素的接受、内化和运用。1940年,韦利在杂志《地平线》(Horizon)上发表诗作《审查员:一首中国风格的诗》(“Censorship: A Poem in the Chinese Style”)。这首自由体诗歌,以韦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情报部担任新闻报告审查官的经历为蓝本,用朴素冲淡的语言描述了审查官的日常生活,在题材选择、语言风格、主旨情趣、结构安排上都颇见白居易的诗风。而白居易正是韦利最为赞赏的中国诗人,因此其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题材,淡泊平和、质朴直率的语言风格,也成为韦利“中国体”诗歌的共同倾向。

除了自创诗歌,韦利还创作了数篇“中国体”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大多取材自中国文学典籍,例如其在1945年发表的《美猴王》(Monkey)就取材自古典小说《西游记》;小说《龙杯》(The Dragon Cup,1946)、《阎罗王》(The King of Death,1950)也与中国的传奇作品、志怪小说如《柳毅传书》《续弦怪录》等彼此呼应。韦利对中国志怪小说向来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翻译了多篇该题材的小说,而且将其风格特色融入自己的“中国体”小说创作,使之具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和神秘灵异的元素。虽然韦利的“中国体”诗文数量并不多,但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它们为了解韦利的中国文学观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是其从接受、阐释到内化、发挥中国文化元素的鲜明例证;另一方面,这些诗文大多发表在西方的主流文学杂志上,从而对中国文化的远播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而言,“他的‘中国体’创作也不能只看作一个汉学学者自娱自乐闲情逸致之作,而应该看作在英国文坛上‘掷地有声’的重要作品”。

其次,在艺术方面,韦利对中国艺术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是较早做此工作的学者之一。其与宾扬的中国艺术研究对弗莱、贝尔之于中国艺术的认识,乃至他们的现代主义美学理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也促成英国社会对中国“高雅艺术”的发现,标志着西方研究中国艺术的历史性转变。

如前所述,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为韦利接触中国艺术创造了便利条件,使其专心于中国艺术的研究。1917年,韦利即在《伯灵顿杂志》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一幅中国画》,评论了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摹本。1920—1921年,韦利在《伯灵顿杂志》上推出了《中国艺术哲学》系列文章,囊括了谢赫、王维、张彦远、郭熙、董其昌等艺术家、艺术理论家的观点和成就,细致梳理并介绍了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1922年,韦利又接连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著作《英国国家博物馆东方图片与绘画分部藏品之中国艺术家人名索引》(An Index of Chinese Artists Represented in the British Museum)、《禅宗及其与艺术之关联》。其中,前者是对英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绘画的一次全面记录,也是欧洲首部有关中国艺术家的传记式百科全书;后者则面向普通读者,详细梳理了禅宗的历史发展和哲学思想,特别关注禅宗和艺术的联系,并指出禅宗在生命体悟、主观视野方面与西方思想的相似性。1923年,在总结和修订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韦利出版了代表论著《中国绘画研究概论》。迈克尔·苏立文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正值西方对中国绘画的了解处于“襁褓时期”。因此,即便它未能完整地描绘出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也被认为介绍的都是轶事趣闻,甚至配图也不甚精美,但它在很多方面仍称得上一部伟大的著作。作为韦利中国艺术研究的总结之作,这部论著集中呈现了其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独特理解和精彩论析,在中西艺术交流,乃至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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