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9AWW005）的阶段性成果。原载于《中国俄语教学》2024年第3期，推送版本与刊登版本略有不同。
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建校伊始即开设英、法、俄、德、日等国文学门。而早在1872年，北京传教士、美国长老会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已在其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则他译自英语的《俄人寓言》，这是最早的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也恰与托尔斯泰的一则俄罗斯寓言内容相近，虽现有材料无法确认两者的直接关系，不过，因为丁韪良1898－1900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引入中国的这则 “俄人寓言”仍然使北大因此与托尔斯泰有了最初的勾连。
而曾起草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章程—《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1873—1929）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撰写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则是中国最早评价托尔斯泰的文字。同年，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杂志《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的托尔斯泰画像，亦是托尔斯泰相貌首次面世中国。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1919年在蔡元培（1868—1940）校长领导下，北京大学废门改系；1920年，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成立，这是我国高校首次设立俄文系，专门开设有俄国文学史课程。此时，北大俄文系的设立，绝非偶然，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进入第一次热潮，民国初年和五四时期亦成为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的初创期，在北大任教或学习的不少先贤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文科学长的陈独秀（1879—1942）在《青年杂志》1915 年第一卷第三、四号上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及此后的多篇文章中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将托尔斯泰与左拉、易卜生并列为世界三大文豪。文学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北大教授周作人（1885—1967）建构的新文学，深受托尔斯泰的文艺观影响。
1918年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史学、政治学等系教授的李大钊（1889—1927）在民国初年就著译有近十篇与俄罗斯名作家，特别是与托尔斯泰相关的文章，包括1913年他自日文译出的《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文，和1916年撰写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1917年2月8日发表的《日本之托尔斯泰热》等宣传托尔斯泰思想之文章。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对李大钊早年求真写实、“救人救世”的文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1896—1981）在五四高潮时期接连于1919年《学生杂志》第六卷4—6号、《时事新报·学灯》（1919.12.18）上发表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文学家的托尔斯泰》等重头文章，这与他此前数年在北大预科熟读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大师作品有关。曾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919年在《新教育》上发表水准较高的“托学”文章《托尔斯泰的人生观》，介绍托尔斯泰的人生哲学，称托尔斯泰想探究“真生活是什么”的问题，并提及其晚年著作中“有一本叫《生》”。
1919年，由张邦铭、郑阳和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托尔斯泰传》（查尔斯·萨罗利亚著），在中国最早的大学日报《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并引起《北京大学日刊》创刊人、著名教育家、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蔡元培称托尔斯泰作品“无不含自传之性质”，主人公“皆其一己之化身”。
而1925年在法国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的刘半农（1891—1934）曾以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赞叹鲁迅， “托尼”即 “托尔斯泰和尼采”。刘半农认为托尔斯泰是鲁迅思想两大精神源头之首，其对托翁推重之意，溢于言表。
曾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的辜鸿铭（1857—1928）则是与托尔斯泰有直接往来的两位中国人之一，1906年辜鸿铭将自己的英文著作《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寄给托尔斯泰，引起托尔斯泰的强烈共鸣，同年公开发表了他的回信，题为《给一位中国人的信》（1906）……仅从上述数例，就可以看到中国 “托尔斯泰学”在初创时期就与北京大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951年，北京大学新组建以曹靖华（1897—1987）教授为首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该系成立之初就关注苏联文学和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系里成立了托尔斯泰研究小组，并以此名义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长文《读列宁论托尔斯泰》和《论〈复活〉》。这两篇文章与当时国内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有关，也呼应着学界有关托尔斯泰世界观及其创作方法、有关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的讨论，以及对修正主义和“人性论”的批判。这两篇文章写得很认真，分析也较为清晰，是同一时期相关文章中的佼佼者。文章也留有那个时代受政治运动影响的鲜明印记。
一、有特色的托尔斯泰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的大潮，让国内的托尔斯泰研究进入了转折性的重建和发展时期，北大的学者领风气之先。发表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徐稚芳关于《舞会之后》（徐稚芳 1979）、李明滨关于《战争与和平》（李明滨 1981）、张秋华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张秋华 1981），以及此后发表的任光宣关于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艺术（任光宣 1988）的论文等，均显示出北大的托尔斯泰研究开始更多重视对托氏创作文本的阐释，并深入探寻其作品的艺术特色。
俄罗斯拥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宗教文化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特殊而深刻的影响。1995年任光宣出版专著《基辅罗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俄国文学与宗教》，以翔实的论证阐明了宗教对俄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及其消长的过程，有三章分别讨论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与宗教的关系。 90年代值得一提的还有：1993年查晓燕的《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书中专章论及托尔斯泰与中国之关系；1995年，张冰缩写的托尔斯泰的《复活》，收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俄国文学名著故事》。
新世纪以来，北大“托学”成果丰富。2001年，李明滨在专著《托尔斯泰及其创作》中系统地梳理了托尔斯泰创作生涯中重要作品的创作构思、写作背景以及同时代批评家的评论。该书还原社会历史背景的阐释，为国内读者了解托尔斯泰作品提供了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且细部评析准确，重点部分阐述到位。次年（2002），李明滨在中国台湾出版了专著《俄罗斯文学的灵魂：托尔斯泰》，以作家作品为论述中心，深入揭示托尔斯泰生活时代的俄国的社会历史变革，进一步深化了《托尔斯泰及其创作》一书的研究。同年，赵桂莲出版专著《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以《战争与和平》为主要文本，讨论了 “托尔斯泰走向人民的真正原因”。该书基于作者对俄罗斯精神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心态的深厚理解，并对“战争与和平”题名中的“和平”（米尔）包含的村社、现世与俗世、集体与大众、和睦与安宁等多个词义进行了细致考察。2007年，李明滨所著《托尔斯泰与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一书出版。雅斯纳亚·波良纳是托尔斯泰的故居，他在这里诞生、成长, 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并安葬于此。该书客观地展示了托尔斯泰如何在美好的庄园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成长，以及作家如何看待故居庄园和如何以其为素材进行创作。这是从俄国庄园文化的特殊角度切入展开的托尔斯泰研究，别具一格。
2010年6月4—6日，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和辽宁省外国文学学会主办，李明滨为会议的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7月，在时任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辽宁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孙玉华教授的主持下成立了托尔斯泰研究（资料）中心。中心的成立，在我国俄语语言文化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托尔斯泰专业研究的开端。该中心是国内建立的首个开展托尔斯泰作品翻译及研究的机构，在孙玉华教授的直接领导下，引进李明滨等国内该领域知名学者，组建翻译研究团队。中心先后完成了《托尔斯泰妻妹回忆录》《托尔斯泰次子回忆录》等书稿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李明滨为托尔斯泰研究（资料）中心的设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明滨多年来致力于中俄两国文化传播和交流，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国情学与中俄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他的托尔斯泰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中俄文化交流互鉴的广阔空间展开的托斯泰研究，意义深远。托尔斯泰亲自翻译介绍中国儒道文化，这在世界大文豪中是少有的。李明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1.阐释孔孟、墨子和老子对托尔斯泰的深刻影响；2.介绍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典籍《大学》《论语》《孟子》《道德经》的选编、翻译和解读；3.分析托尔斯泰与辜鸿铭文字之交的历史意义。
李明滨与辜鸿铭有着双重乡谊关系，辜鸿铭既是北大外文系前辈，曾任北大教授，也是李明滨厦门同安的乡亲，这些都促使李明滨深入探寻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的交往资料。在他看来，“正是基于对列强侵华的强烈愤慨，使得托翁和辜氏有了共同的感情，才能很快亲近起来，以致初次的文字之交竟像是知友之间诚挚的谈心”。而“辜氏也是中国人当中最早直接向托翁表达了不同于后者的说教，指出反抗才有出路的人……托尔斯泰同辜氏的文字交往已经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这段中俄文字之交有着不一般的价值。
2015年，李明滨和查晓燕合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俄苏卷》出版，该书也论及了托尔斯泰对中国的理解和关切、托尔斯泰与中国文人的交流、中国作家对托尔斯泰的借鉴与模仿等内容。查晓燕在该书中以“中国人称作‘托翁’的列夫·托尔斯泰”“效法列夫·托尔斯泰的中国名家”为题，系统地梳理了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双向关系，以及中国人视野中的托尔斯泰，深刻剖析了托翁对中国学人的影响以及托翁在中国的接受。
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重译的托翁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查晓燕应译者所邀为译著作序，认为：托尔斯泰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动笔撰写这部小说前的五年，即1868年发表的《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2018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作家专题研究部分，查晓燕与彭甄、吴石磊共同撰写了研究长文《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研究》，以作品研究为主，结合译介历程，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托尔斯泰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2016年，赵桂莲在《死亡·活生生的生活·解脱：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与生活中的三个关键词》一文中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在 “固执地寻找、复归信仰”，然而托尔斯泰眼中的基督是一个伟大的智者和义人，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那个散发着不朽和恩惠的力量的人子。赵桂莲的研究注重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的阐释，牢牢把握住关于托尔斯泰创作的若干关键词，为解读托尔斯泰文学作品提供了开阔的宗教文化视野。2020年，赵桂莲还以《飞蛾扑火式的爱情与命运的悲剧》为题，对《安娜·卡列尼娜》进行了细致深刻的解读。此外，她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中撰写的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研究”一节中，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内托尔斯泰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评述。在总结我国托尔斯泰小说研究近60年成果的同时，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托尔斯泰研究两点论固化思维与重复研究的弊端，呼吁研究者们深入认识正教的核心价值、俄罗斯精神文化传统，进而摆脱认识浅表化与片面化的倾向。
二、 翻译、教材和 “列夫·托尔斯泰学”人才的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的“托学”成果丰硕，特色鲜明，这不仅反映在研究领域，也在翻译、教材和 “托学”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领国内风气之先。
2.1 翻译
北大的“托学”始终坚持曹靖华先生开创的传统，即“可靠的方法是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或者说，研究什么就翻译什么”（岳凤麟语）。翻译在北大的托尔斯泰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北大这个“有文学（翻译）特色”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涌现出多位文学翻译家。北大俄语系创系主任曹靖华教授就是位享誉国内外的文学翻译家，他曾于1956年在北大组织召开国内首次翻译家学术会议“中国俄苏翻译工作者座谈会”。
著名文学翻译家、文学翻译理论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的北大教授臧仲伦，曾翻译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伊万·伊利奇之死》《谢尔盖神父》《霍尔斯托美尔》《暴风雪》《三死》等中短篇小说。臧仲伦自觉地将其翻译理论运用于翻译实践。在他看来，“文学翻译必须用形象翻译形象”， “在翻译中不能忽视语言的选择、建构和运用”……臧仲伦还译有托尔斯泰研究文章，譬如，意大利学者莫拉维亚《在威尼斯“列夫·托尔斯泰”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并在“译后记”中中肯地指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受现代派思想影响的许多西欧作家的观点”，认为莫拉维亚文中“提到托尔斯泰的所谓虚无主义，甚至说托尔斯泰是西方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先驱。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北京大学讲授俄汉翻译课程，致力于俄国文学翻译，尤重俄国古典文学汉译的翻译家乔振绪教授，则全力于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翻译，其成果包括托尔斯泰三大经典长篇小说：200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战争与和平》译本（少年版）；2003年和2004年分别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复活》译本；2012年在漓江出版社修订出版《复活》译本；2013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历经多年翻译的《战争与和平》译本（上中下三卷）；2015年，在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安娜·卡列尼娜》译本（全2册），该译本被归入世界文学名著典藏书系。乔振绪的译文讲求忠实表达原文，力求“一词一句不出差误”，同时尽量还原意境，用词优美流畅，富有古典气息，深受读者喜爱。
2.2 教材
教材承载价值观念，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外国文学史教材可以说是中国青年学生了解、认识、学习、研究外国文学最权威的指南和参考书，也是中国学者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水平的整体展示，更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的最好体现。
北京大学俄语系在编写有关托尔斯泰内容的教材方面成果颇丰，具体体现在俄国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中。1989年面世的曹靖华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俄苏文学通史”，曾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该教材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史论结合，体现了北大俄语系长期形成的深厚传统，即在俄罗斯文学及至世界文学整体发展历史进程中进行作家作品个案的研究。教材中的托尔斯泰部分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2004年，李明滨所著《俄罗斯文学史》中的相关部分，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评价阐释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创作。2006年，任光宣主编的《俄罗斯文学简史》除介绍托尔斯泰生平创作外，着重分析了长篇小说《复活》。2022年，任光宣主持数字教材的出版，赵桂莲主讲“托尔斯泰”专题，重点讲述了《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2010年，李毓榛的《俄国文学十六讲》中关于托尔斯泰的阐释重点为《战争与和平》，史料翔实，见解独到。此外，2001年彭克巽在其主编的《欧洲文学史：19世纪欧洲文学》（第2卷），2002年李明滨在其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2002年任光宣在与张建华、余一中合著的俄文版《俄罗斯文学史》，2005年任光宣与张建华合著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选读》（上）中都有托尔斯泰专论。这些教材重在梳理托尔斯泰的创作概貌，揭示其代表作品的思想艺术精髓，全面、系统、客观、深刻，从教材建设的独特视角反映出中国学者托尔斯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3 人才培养
北大的“托学”发展也与专题课程的开设、专业论文撰写等人才培养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李明滨率先在北大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托尔斯泰专题”课程，全面系统地讲授托尔斯泰创作历程及其思想艺术成就，并鼓励学生致力于托尔斯泰研究。
“托学”人才培养的成绩，则在学士、硕士、博士的相关论文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李明滨分别指导张梅春、粟博莉完成了硕士论文《论托尔斯泰晚年小说创作》和《托尔斯泰现象再探—托尔斯泰精神个性分析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凌建侯指导阎静完成了硕士论文《禁欲与狂欢—论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全盘否定》；陈松岩指导金美玲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次要人物》。
总之，中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学”在初创时期已与北京大学密切相关。百余年来，北京大学的 “列夫·托尔斯泰学”，成果丰硕，特色鲜明，多有领风气之先之作。研究重心从最早的注重社会思想理念转向审美价值判断，研究内容从文本著作的阐释译介扩展为托尔斯泰与中国及中俄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广领域，研究范式丰富多元，研究译介与教学并举，教材编写与人才培养结合。北京大学的 “托学”，既是中国“托尔斯泰学”的先驱和缩影，亦不断拓宽和深化中国的托尔斯泰学领域，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开拓未来。
托尔斯泰及其妻子——一部爱情史
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共7册）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申丹 王邦维 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