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研究的新路径

文化 2024-12-12 10:29 北京

摘要：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研究对于推动本土叙事理论建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话语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这突出表现为既可有效消除对比双方的理论盲区，又有助于将叙事普遍规律的探索推向深入。中西叙事理论关键词具有“文化印记”与“事件印记”的双重性质，以之为突破口，是在两种理论之间开展比较的有效方式。关键词比较应该秉持“以西映中”的基本立场，遵循叙事逻辑的基本框架，确立通约优先、彰显本土的择词原则，以及明确历史语义学与谱系学相统一的释义路径。

关键词：叙事理论；关键词；比较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he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local narrative theory and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be helpful and effective in eliminating the theoretical blind spots of both sides and help to deepen the investigation of general law of narrative theor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ey words in narrativetheory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carry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theoretical systems , can have the double nature of“cultural stamps” and“event stamps ”. This paper holds the idea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ey words should first follow the basic rule to adapt foreign things for Chinese use, follow the basic framework of narrative logic,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cultural interoperability and highlighting the choice of local words, and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genealogy when interpreting the key words.

Keywords:Narrative Theory; Keywords; Comparison

中国学界自觉的叙事学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30余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始终存在一个未能有效突破的瓶颈，那就是，西方叙事理论风骚独领的格局没有彻底打破，本土叙事学依然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建设的路途之上，契合中国叙事传统的理论话语系统远未确立。由是之故，本文倡言以中西叙事理论关键词辨析为具体入口，在两种理论形态之间展开比较，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叙事学研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话语系统找寻新的路径。

一、为何比较：烛照盲区与深化理解

众所周知，“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身的普遍方式，“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朱光潜2）。之所以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方法，根源在于“比较”天然具备“透视”与“反观”的功能。“透视”令比较的双方更加透彻地洞察对方的特点，参照物的存在又为“反观”自身的盲区提供了依据。中国当前文论研究中各种西式理论表现强势，本土理论几近失声。这种被曹顺庆称为“失语症”（曹顺庆50）的现象在叙事理论与批评中的突出表现，就是概念术语的套用、误用与滥用，有些人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明明可以用自身话语来表达却偏要鹦鹉学舌。因此，总结中国叙事理论，努力构建有本土特色的叙事理论话语系统，已成当务之急。要实现此目标，我们就不能画地为牢，搞孤立主义与自我设限，而应该积极发挥西方理论的“他者”作用，让其理论特质成为烛照中国叙事理论的窗口。雷·韦勒克说得好：“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探讨局限在用那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果”（46）。刘若愚说得更为明白：“在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会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成果，……，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导致对所有文学的更佳了解”（刘若愚3）。

若将刘若愚的观点置于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的语境之下，那么这里所谓“更佳了解”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发现既有中国叙事学研究中的“盲区”，消除“盲区”的过程就是更好地理解中国叙事理论的形态、内涵与特质的过程；其二是更好地理解叙事活动的普遍规律。中西叙事尽管存在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巨大差异，但是作为人类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认知与表达，其中必定存有共通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比较中努力找寻这些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进行中西叙事理论比较，应该能为突破前述瓶颈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为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开拓新的学术增长点。

且以中国古典小说的“缀段性”结构为例略加说明。众所周知，明清小说多具穿插性情节，人物与事件往往俱来俱去(鲁迅1981a：226），缺乏所谓“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浦安迪56），这种被称为“缀段性”的结构屡遭讥评。然而宇文所安的研究却表明，类似结构其实早就出现在《左传》之中（宇文所安69）。像浦安迪、鲁迅与胡适等人一样，宇文所安也认为《左传》的情节“缺乏把整个叙事统一为有机整体的力量”，但是他的解释则颇具启示意义：

《左传》的叙事模式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政治历史：许多封建诸侯国在相互争斗，不断变换它们的联盟，个别诸侯国时而得势时而又失势。在错综复杂而常常变化的关系网中，叙事中心被分散了。叙事的统一性一般来说总是依赖于个人、行动尤其是结局。但是在《左传》里，只有不够稳定的临时性结尾，不足以把各条叙事线索系在一起。诸侯国里的霸主可以维系某种联合，但是他们一旦去世，这种联合也就瓦解了。(宇文所安70）

两相对照起来，宇文所安的研究至少给人以下启示：从历史渊源来看，“缀段性”结构并非明清奇书文体的“专利”，其源头现在看来直可溯及《左传》。考虑到《左传》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他的发现为认识中国小说与史传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又一有力例证。

从研究范式来看，宇文所安把叙事模式的成因与历史情状关联起来，这样的理解已然带有发生学的考察意味：人与事俱来俱去的结构安排，实乃人物在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形式象征。它以间接的方式折射生活，与生活保持着深层的同构关系。换言之，生活不仅为叙述提供了题材来源，还是叙述形式的终极决定力量。

宇文所安的意义并不在于为“缀段性”结构恢复“名誉”这一结果，而在于为其存在理由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学理解释本身。若循此思路荡漾生发开去，人们完全可以追问：国人讲故事喜欢从“自古以来”讲起，是何原因造就了这种追根溯源式偏好？中国小说里的“书场”痕迹除去经济发展的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参与其间？明清小说评点多为吉光片羽式的妙语精言，此类“点”到为止的话语方式缘何而来？等等。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全面解答肯定非西方叙事理论所能，西方叙事理论亦非万能灵药，可以包治百病，然而它们的存在与引入，照亮了我们“灯塔下的黑暗”，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叙事文化里还有大量值得深入思考的领域，这种发现问题的功能往往比解答问题更具价值。

开展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研究，也有助于将叙事普遍规律的探索与思考推向深入。比如“narratology”的译名问题。围绕“叙述”还是“叙事”的选用，中国学界曾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二者看似一字之差，实则牵涉到叙事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事件”到底是叙述的结果还是自在之物？赵毅衡“事”由“叙”出的主张，包含浓厚的语言本体论意味：世界是语言的产物，事件由言说（叙述）支配。这一观点，与他意欲把叙事学引向哲学研究之途的理念密不可分(赵毅衡3）。申丹则认为“叙述”“叙事”不可偏废。这一方面固然是受西方叙事理论“话语”与“故事”二分法的影响，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中国史传文化里“事件”历来就有独立地位的认知传统有关。无论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甚或刘知几的“采撰说”，国人更倾向于认定“事件”是个先在的实体，史家的任务只是如何对其进行甄别、选择与调度。这种“事”在“叙”先的理解，自然将“叙”划入策略技巧一隅。现今学界叙事理论工具化的观念相当流行，部分原因当可归于此处。

结构主义叙事学以总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语法为已任，后经典叙事学则引入性别政治、权力话语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资源，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上述中国学者的讨论则表明，叙事学在走向“广义”的道路上，还可加上哲学思考或者传统考察等方向途径（当然还有更多其他途径），一旦新的道路得以开辟，又必然衍生更多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仅以传统考察而论，我们就完全可以做如下进一步的思考：我们的叙事传统是什么，有何主要特征？这个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传统中的哪些因素制约着我们的叙事方式？在理论概念中如何追踪传统的痕迹？如是等等。理论研究的这种“接着讲”模式，对于我们探究叙事学的学科性质与规律大有裨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锲而不舍，沿此道路做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就必将收获更多的理论惊喜。

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的意义当然远不止此，若非篇幅有限，我们完全可以列举更多的研究价值来加以说明，比方说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纠正学界对本土理论程度不同的偏见，以及清除自我矮化的学术心理，等等。不过我们始终认为，这此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还有赖于我们在理论比较方面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来支撑，否则就极有可能陷入盲目乐观的境地。仰望星空固然美好，脚踏实地至为关键，我们更愿意做些扎实有效的基础性工作，稳妥地推进中国叙事理论的建设事业。

二、以何比较：作为“文化”与“事件”的关键词

中西叙事理论关键词是两种理论形态的思想交集，以之为切入口并对之进行系统辨析，是推动比较研究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之所以“关键”，在于它是理论的精华与浓缩，掌控着理论的思想密码，拥有区分于其他理论的独特标识。《现代汉语词典》将“理论”一词解释为“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774）。在人文社科领域，理论家们往往创设具有独创性与概括性的知识系统来解答面对的问题。由于问题各不相同,以及观察角度的巨大差异，理论的类型因而也就千差万别。一种理论的思想、观念及其区别于其他理论的地方，往往要通过概念、范畴与术语来加以表达，特别是某些核心范畴更是理解该理论的“钥匙”，这也正是它们被名之为“Keywords”的根本原因。

按照吴炫的说法，真正的“理论”不等于“理论研究”。后者只是对既有理论进行阐释，前者则是理论家对时代社会的具体问题进行“发问”的结果(吴炫2）。叙事理论关键词作为叙事学家“发问”中西叙事问题的思想精萃，往往比一般性概念更能凸显叙事理论的特质。比方说，“深层结构”一词体现了结构主义者追寻万千故事背后共通规则的强烈愿望；“功能”概念凝聚着弗·雅·普洛普(Vladimir Propp)归纳俄国民间故事角色类型的内在动机；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提出“隐含作者”，为的是强调文本意图自身的独立性，试图在文本意图与真实作者之间建立缓冲地带；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包含的则是其在政治理想与道德表达之间寻求妥协的良苦用心。叙事学本来就是以概念见长的学科，抓住核心概念（关键词）就等于抓住其理论思想的“牛鼻子”，纲既举则目易张，更易收取事半功倍的研究功效。

仅仅将关键词视作理论网络中的枢纽，恐怕还失之平面化，倘若将视野向学科史的纵深延伸，便会发现它们还具有“文化印记”与“事件印记”的双重性质。所谓“文化印记”，是指关键词往往烙有时代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的印痕，它们被“交织”在关键词的理论“纹理”之中，随其不断使用而逐渐固定下来。它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文化传统的表征，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两个最普遍的词汇）的方法息息相关”（雷蒙·威廉斯7）。譬如“叙”字在中国文化里不但有“叙说”之意，更有“次序”“秩序”之义（《说文解字诂林》就将其释为“次弟”）。从表面上看，“叙事”一词似乎只涉及事件的材料择取与时间安排，一旦考虑到中国讲究长幼有序的人伦法则以及“史贵于文”的文类次序，该词暗含的秩序感就有向“崇礼”与“崇史”的文化传统进行双重致敬的意味。

所谓“事件印记”，是说关键词不是理论著作中冰冷抽象的语码符号，而是学科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无声见证，它以缄默的方式参与理论史，铭刻着理论思想激荡前行的历程，不少关键词本身就是规模不一的隐性“叙事”。譬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与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唇枪舌剑被“铭刻”在“神话结构”一词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与法国学院派教授的针锋相对被“内嵌”在“文学科学”一语中；“叙事”（或者“叙述”）交织着赵毅衡与申丹的观念碰撞，至于“隐含作者”，学界对之展开的讨论，无论是参与的广泛度、热烈度还是持久度，都堪称标准的网络“学术事件”(申丹388-389），其余波至今尚未完全停歇。文化因素的渗入，在关键词的知识系统里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事件因素的添加则又赋予其鲜活的生命气息，理论的风云变幻正是这般通过系列学术事件体现出来。当代文化研究出现号称“叙事转向”的新趋势，产生这种转向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改变以往理论研究刻板生硬的面貌，让理论写作更具活泼灵动的学术品格。事件性因素的“加盟”，为开展生动丰满的叙事理论比较提供了可能。关键词这种文化与事件“双性合一”的优势，也为一般理论考察所难企及。

学界当前的“关键词”研究成果以及范式实践，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意思，“范式”是指科学研究中知识共同体在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相似的认知与应对方式，“范式”的更迭预示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发生变更，一部科学史就是一部“范式”被不断创造又被不断取代的历史。新世纪初，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译本的出版，为苦寻创新之路的文论界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启示性范式，由此国内掀起了一波“关键词”的研究热潮。在此热潮影响下，文化研究领域翻译出版了一批颇具分量的理论著作，如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安德鲁·本尼特( Andrew Bennett)与尼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等译）、镜味治也的《文化关键词》（张泓鸣译）、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王晓路等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汪民安与周宪各自主编（编著）却又同名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李建中与高文强主编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以及胡亚敏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等。若将《外国文学》“西方文论关键词”栏目2011—2014年间刊发的系列论文计算在内，则阵营将更为壮观。

上述成果不但丰富了学界对文化研究若干热点问题的认知，在范式创新上也颇见成效，成功探索出“关键词”研究的若干“亚范式”，如李建中的“生命历程法”、周宪的“对映彰显法”以及胡亚敏的“历史场域法”等。此中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场域法”。胡亚敏一方面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用初始、生成、延展、本土四个“场域”对威廉斯的“社会”与“文化”进行适度改造细分，把“关键词”的社会文化意义落实到具体“场域”之中；另一方面又按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来精选“关键词”，让“关键词”的选择与排序成为关于这段历史的一种“叙事”。胡亚敏的这一理路，相当成功地解决了有些“关键词”研究中词与词之间存在较大逻辑罅隙的问题，整个研究也就显得浑然一体。文学理论研究更多属于“推进性或拓展性研究，这就需要审视原有研究方式，不断地变换角度看待固有的问题和新近出现的问题，始终拥有某种问题和研究范式更新的意识”(王晓路4），中国学界的上述成果与范式经验，为我们贡献了诸多弥足珍贵的范例。我们站在前贤厚实的肩膀上，具有更为充足的理由对自己的目标设定保持自信。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关键词”研究多集中在文化研究领域，文学理论中单个学科的“关键词”研究尚未出现，比方说，我们还未看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关键词”“权力话语理论关键词”一类的研究成果。就此而言，以“关键词”考察带动中西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三、如何比较：立场原则与主要方法

行文至此，我们应该就如何以“关键词”研究带动中西叙事理论比较，以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话语系统做出尝试性回答。

（一）秉持“以西映中”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由我们的研究目标以及繁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所共同决定。所谓“以西映中”，就是立足中国的叙事理论资源，将西方叙事理论的思想蕴含、话语方式等作为参照，通过对中国资源的细致梳理，发掘中国叙事理论的思想精髓与发展脉络，努力呈现其理论潜质与话语形态，同时，西方叙事理论的特点与优势也在这种映照中得到彰明；在研究重心上表现为以我为主，在研究形态上表现为中“主”西“副”的双线交织。“以西映中”为的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审已”。先生早就说过，“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981b：67）。雷·韦勒克也曾指出，不要指望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会真正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愿意放弃自己的个性(43）。“映”是比较，更是启迪。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境界”说的横空出世，不能抹杀叔本华的“直观”说与席勒“游戏”论的启迪之功，朱光潜《诗论》对中国诗歌声律规则的总结，也不能无视西方诗歌理论的“映照”贡献。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中国“为人生”的伦理文化必有光明前景，其信念源自对西方文化只知一味藉理智外求的缺憾有着深刻洞察。中国现代那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成果，其立场大都指向中国问题。倘若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进行理论比较时，却将立意重心倾注在彼西方叙事理论那里，这样做与我们的研究初衷岂非背道而驰？

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讲好中国故事，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与国家战略。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基本走向做到心中有数，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此方能令人信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西映中”，给予中国叙事理论更多关注，不只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要求使然，更是对时代社会精神召唤的热切回应。秉持“以西映中”的基本立场，需要特别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因为强调“西”的映衬作用，以致在实践中不由自主地以“西”的评判标准看待中国叙事理论，搞“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那一套，其结果是依然走上以西“压”中、以西“蔽”中的老路。另一种则刚好相反，本土立场被无限强调，自我不断膨胀，最终演变为唯我独尊的民族至上主义。其实西方叙事理论也好，中国叙事理论也罢，无非是对各自叙事现象、活动与观念的理论总结，它们之间固然有认知途径、形态特点与言说方式等方面的区别，但根本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优劣之分，将任何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做法，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美国学者乌·维斯坦因曾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学遗产抱有深切的自豪感，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自豪感不应阻碍“一种不带偏见的、跨国别的观点的形成”，文学研究中的民族至上主义倾向必须克服（32）。如何在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中避免重蹈欧洲中心主义的覆辙，维斯坦因的告诫值得我们时时铭记在心。

（二）遵循叙事逻辑的基本框架。叙事活动包含了“谁讲故事”（叙述者）、“什么故事”（文本）以及“谁听故事”（接受者）三个核心逻辑环节，每个环节又可衍生出更多的次生环节来。叙事学作为研究讲故事的学问，当它试图对叙事活动进行理论概括时，其概念范畴就必须内在服从这些逻辑环节。我们应紧密依托这个逻辑框架，按概括力的大小与重要性的高低，遴选出相应的关键词来进行比较。

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诚然具有强大的范式意义，但是他按字母排序的做法，较难使关键词的语义联系“集中化”与“族群化”，无形中削弱了语义砥砺激荡的实际效果。读者须将“文学”“艺术”“小说”等词有意聚拢在一起，才能形成语义的“环绕效应”，但它们与“垄断”“暴力”“农民”等词究竟有多大语义联系确实难以看出。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威廉斯才每每于一词释义之后，还要在文末用“参见”的方式来提醒读者加以注意。倘若说雷蒙·威廉斯的词词关系是“松散分离式”的，那么我们的词词关系则是“连续递进式”的。我们将关键词选择基本限定在叙事“主（客）体”“文本（体）”“修辞”“阅读”及“评价”诸方面，相邻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由于前述逻辑框架的限定而显得更为缜密。

（三）确立通约优先、彰明本土的择词原则。关键词应当尽可能从中西叙事的理论交集中产生，必须具备较大程度的通约性与统摄性，对中西共通的叙事现象应具理论概括力、描述力与阐释力，藉此实现关键词对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的贯通效应，在此条件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给予中国叙事理论的概念术语更多关注。我们的择词方法主要有三：

首先是“合理移植”。即有原则地奉行“拿来主义”，将西方那些经高频使用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概念（如“叙述者”“视角”“隐含作者”等）径直列为关键词，用以充实本土理论话语库，使之成为中国叙事理论话语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杰拉德·普林斯在《叙述学词典》里曾就“引语”的类型进行过精细区分(80-83），其严谨态度无疑令人敬佩，但对无主宾格之分、无时态之别的汉语而言，“引语”词条在阐释中国叙事现象方面，成效似乎相当有限，像这样通约程度较低的术语就不宜过多考虑。

其次是“旧语新用”，即对中国叙事理论中那些有生命力、涵盖力的概念委以重任，让它在中西叙事思想与文化的碰撞激荡中绽放理论的光华。比如“知音”一词，就其内涵而言，它与西方叙事理论的“隐含读者”“理想读者”高度相通。刘勰“知音其难哉”的感慨，说明中西学人均深感“理想的”理解不易通达，倘若将其与“心声”“弦外之音”等词语以及儒家礼乐文化结合考察，则又不难从中辨析中国阅读文化的“重听”传统。再如用“铺叙”来概括有意放慢叙事节奏，延缓叙事进程，对事件进行多层面精细叙述的现象，就可能比“狮子滚球”这样的形象表达更为精练准确，同时该词又能与西方叙事学中的“时间”“频率”等概念的内涵实现某种打通。我们建构自已的叙事理论话语体系，尤应注意对类似“知音”“铺叙”这样的概念加以发掘提炼。

最后是“自铸新词”。“自铸新词”更多表现为一种谨慎的理论尝试，是指在不违背汉语表达习惯的前提之下，为适应叙事学研究的新进展而锻造新词。西方叙事学诸概念（如“聚焦”“展示”“视点”等）的视觉中心主义色彩相当强烈，近年来，随着听觉文化研究的迅猛崛起，学界尝试创设了“聆察”“音景”等侧重听觉考察的术语。实践表明，它们对于描述叙事中的听觉感知颇为有效。“自铸新词”也许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但是考虑到本土话语建设尚处起步阶段，还需要多方探求其实现路径，因此谨慎地进行此类尝试亦非毫无必要。

（四）明确历史语义学与谱系学相统一的释义路径。我们强调对关键词进行历史语义学探究，主张从其栖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追寻它的语义变迁轨迹，认为语义是随历史与文化场域不断变化而动态生成的结果，是具有丰富文化蕴含的意义集合体。因此，研究一方面必须沿词语的渊源史来勾勒其知识谱系，描述其语义的构成与转换，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语义探求来反观中西文化传统，以及二者在思想观念与运思方式上的差异。应该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历史，并非总是按因果逻辑串接而成的线性历史，而是充满无数断裂的、非连贯性的历史，“各种力量有时平行展开，有时前后交错，但总是表现出不同的进度，通过相当松散的因果网络互相联结”(戴维·赫尔曼19-20）。因此关键词很难具有稳固的语义，其语义更多是由历史文化诸要素相互缠绕、碰撞、质疑与对话而构成的“星系”网络。比如“叙事学”一词，只有把德国形态学的“合成”与“分类”观念对俄国学者的启示，以及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批评的剖析》与法国结构主义的不谋而合都考虑在内，我们才能突破“俄国形式主义à布拉格学派à法国结构主义”的线性认知，对叙事学史的复杂性有着更为深切的洞察。同样，中国小说的“书场模式”既是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的结果，也是史传传统与“讲经”活动延宕开来并形成“合力”的产物，片面强调某个因素的决定作用，都可能对其他因素形成遮蔽，造成现象成因的“不可靠叙述”。这种摒弃线性描述，代之以有机观念的谱系学方法，比惯常的线性考察更具原生质感，更能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脉搏。

作者简介

刘亚律，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理事，江西省文艺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3项，发表CSSCI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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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1-35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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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修延，江西铅山人，文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叙事学中心首席专家、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会议评审专家，中外文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会长。专著《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著《中国叙事学》和论文《元叙事与太阳神话》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二等奖与三等奖，论文《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入选《〈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五次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与重大各一），七次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2年有两篇叙事学论文分别为《新华文摘》(列封面要目)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叙事学，原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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