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四卷）近代卷（上）
吴笛 总主编 彭少健 等著
美国超验主义运动源于本土的唯一神论派内部，很多成员皆该派牧师，有的辞掉了牧师工作，超验主义运动的产生意味着传统的宗教拯救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刘小枫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基督信仰的根基已不再是救恩经验，而是宗教性的道德生活观，这要求神学向伦理学的转移。”美国超验主义运动可以看作这种转移的体现。一般来说，该运动的起点是1836年9月8日，当时正值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建校两百周年庆典，爱默生、亨利·赫奇、乔治·普特南、乔治·里普利几个老校友在威拉德旅馆相遇，他们决定以后定期聚会，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第二天，爱默生就匿名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自然》一文，被视为超验主义运动宣言书。爱默生等人发起的俱乐部被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在其内部，则根据发起人亨利·赫奇的名字称之为赫奇俱乐部，活动一直持续到1843年，网罗了许多精英，也包括伊丽莎白·皮博迪和玛格丽特·富勒这样杰出的女性。该俱乐部未设固定场所，有时就在康科德镇爱默生家聚会，梭罗183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康科德任教，很快就和爱默生等人熟识并成为朋友，自然就加入该俱乐部，并一度协助爱默生编辑俱乐部杂志《日晷》，在上面发表诗文。
1841年，梭罗关闭了和哥哥约翰共同主持的康科德学院，随后两年，迁入爱默生家中做类似长工的活，其间曾试图买下一个破落的农场，梦想到弗林特湖边生活，未果。1944年，爱默生为了保护康科德镇附近的瓦尔登湖的美景，在湖边买了一大片土地，并同意梭罗在湖边筑屋居住。1845年春天，梭罗开始自己动手建造木屋，并于美国独立日7月4日搬进小屋居住，到1847年9月6日，离开小屋，梭罗在湖边共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梭罗在湖边筑屋而居，虽然有着种种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受了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哈佛求学时，梭罗即阅读过爱默生的《论自然》。在该文中，爱默生极力提倡告别二手的传统，直面大自然，“保持一种与宇宙的原始联系”。在他看来，大自然是精神的象征，更接近真善美：“我在荒野里发现了某种比在大街上或村镇里更为亲昵、更有意味的气氛。在静谧的田野上，尤其是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人看到了某种像他的本性一样美好的东西。”自然的美可以召唤出人性内在的美，同时，“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又发现了自我”。梭罗到湖边去正是为了追问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人生怎样度过才是有意义与有意思的，以及如何发现和塑造真正的自我。这些同样是《瓦尔登湖》要澄清的基本问题，也是美国超验主义者进行文化批判的切入点。
《瓦尔登湖》的写作始于湖边生活的第二年，或许如瓦尔特·哈尔丁教授所言，当梭罗开始住在湖边的时候就萌生了要写一本有关湖边生活的书，等到1847年离开的时候，梭罗已经基本完成了初稿。1849年5月，梭罗同样写于湖边的《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在波士顿詹姆斯·芒罗公司出版，在该书后面声明作者的第二本书《瓦尔登湖》亦即将出版，但由于《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销量不佳，《瓦尔登湖》并未及时出版，直到1854年，才由波士顿的另一家出版社蒂克纳和菲尔兹公司出版。在这期间，梭罗七易其稿，认真磨砺，改动很大，美国学者林顿·斯坦利在《〈瓦尔登湖〉的形成》（1957）一书中对此做了专门研究，按照他的说法，梭罗从1839年4月8日至1854年4月9日的日记中摘用了不少的文字，这一点与爱默生十分相像。另外，书中的引文是在后来的几稿中才添加上去的，章节的分配直到出版前一年才定。虽然梭罗对该作品做了多次繁复的修改，但“其最本质的特性从头至尾都未改变”，因此，即使梭罗在1849年就出版该书，那也会是一本很好的书，因为“梭罗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将自己两年的生活浓缩为一年，开始于夏季，并依次进入秋、冬和春天，由此形成生命从绚烂、死亡到重生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循环，一个“魔圈”。梭罗不但在象征意义上使用年月的轮回，也多次使用了从早晨到晚上的一日轮回，时间和自然世界的种种意象承担了表达与批判等诸多功能。这种将自然世界精神化的特点正是超验主义的一贯风格，但是同样表达对人、社会、生活、自然的认识，与爱默生的《论自然》相比，梭罗的《瓦尔登湖》更具有有机的生命力，更有血有肉。正如学者们认识到的，爱默生与梭罗的著作都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但爱默生却戴着面具，读他的书遭遇的是一个思想的头脑、一双锐利的眼睛、一个发出声音的面具，就像《论自然》中那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而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我”，在思索，也在行动，在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瓦尔登湖》更具有可读性，离读者的想象与身体更近。
正是结合自己的湖滨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形象地阐述了超验主义的生存哲学，从而使该书成为超验主义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美国学者克鲁奇曾经把该书的内容归为四类相互区别又互相关联的事情：1.大多数人所过的平静而绝望的生活；2.造成人们糟糕生活境况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谬论；3.亲近自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会给予一个人什么样的奖赏；4.人们应该追求的“更高的原则”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对于前两个问题，梭罗在该书的前两章，尤其是“经济篇”中，做了认真的分析。他指出周围的同乡或年轻人因为继承了农庄而把自己变成土地的奴隶，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较为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也由于无知加上错误，满脑子装的都是些人为的忧虑，干的全是些不必要的耗费生命的粗活，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去采摘生命的美果”。这些人不知什么是不朽与神圣，整天提心吊胆，卑躬屈膝，“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和囚徒”，从而过着听天由命、忍气吞声的绝望生活。梭罗清楚看到，人们为现实物质利益所羁绊，无法领会生命的快乐，无法提升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与灵魂，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清教徒式的劳动观、职业观与财富观，即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论述之新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一种世俗的拼搏与奋斗，不过是陷入经济利益的陷阱，而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为此，梭罗认为人们应该将生活简单化，再简单化，抛弃那些不必要的奢侈品和所谓使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而去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一种“简单、独立、高尚和信任的生活”。只要过简朴而智慧的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谋求自立就不是苦事，而是快乐的事。对于第三个方面，梭罗通过自己的生活指出了一条“人的自然化”的道路，自然化不是彻底回归自然或一种原始主义，而是认识和领悟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存在，并且领会当下的重要性和永恒性。在他看来，大自然不像人类社会那样充满种种邪念和卑劣之物，充满奴役、虚伪和利益的纠缠，它是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可以让人领略生命的美好，将人升华到更高的境界里去，“人类要是能感受到万春之春的影响力正在唤醒他们，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更高、更加升华的生活中去”。对于第四个方面，梭罗在《瓦尔登湖》“更高的规律”篇中有专门的表述，其实是对歌德笔下“浮士德难题”的一个回应。他谈到人的天性中既有动物性、野性的一面，也有精神性、神圣纯洁的一面，我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这善、恶两方面在个体内部永不休止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斗争，人不断战胜卑劣的自己，成为一个日益高尚的人，“那个确信他身上的兽性一天天地消逝，而神性不断地成长起来的人是有福的”。梭罗虽然一贯称自己是异教徒，但在这一点上，美国清教传统禁欲主义的影响仍可见一斑。当然，梭罗提倡禁欲又不同于一般清教徒为了积累财富、勤俭节约的目的，而是为了改造自我，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总之，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宣扬了一种反世俗、反物化的超验主义生存原则，其核心思想是背离所谓常态生活而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或者说，他的这部作品将超验主义强调神性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强调自由的个人主义融为一体，并赋予其有形的结构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由此，梭罗与导师爱默生在这一奠定美国文化基石的超验主义运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品性与影响。“如果说爱默生是要唤醒国人，从旧世界的文化阴影中脱身，求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梭罗则要人们摆脱旧的生活方式的奴役，求得一种生活中的解放。”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共八卷）
吴笛 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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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吴笛：文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A&HCI期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副主编。出版《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等10多种学术专著、《雪莱抒情诗全集》等30多部文学译著，以及《外国名诗鉴赏辞典》等50多部外国文学类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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