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剑: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演进逻辑、架构特征及限度

文摘 2024-12-23 19:53 黑龙江

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演进逻辑、架构特征及限度

李书剑

【内容提要】

二战后，美国的威慑理论在战略实践中不断发展演进，并反过来指导其威慑战略实践，其核心是制造战略敌手并调动战略资源对其进行遏制，以维护自身全球霸权。拜登上台后，不断升级针对中国的围堵政策，整合美国各政府机构与盟友，升级军事作战装备、智能武器与操作系统，以核威慑、互操作性与“零信任”架构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全政府、全领域、全盟域、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相结合的所谓“一体化威慑”战略。不过，该战略面临五大短板与不足：美中关系定位的不确定性、威慑可信度的不确定性、新武器系统开发不足、美国与盟友之间协调困难以及威慑对象坚守核心利益不退让。中国在对美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可积极推进三大全球倡议，巩固提高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强战略部队建设与联合指挥作战体系等，以应对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

【关键词】

“一体化威慑”；“零信任”架构；互操作性；拒止性威慑

【作者简介】

李书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西方涉疆负面话语对文化润疆的冲击、影响及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23CGJ017）阶段性成果。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度重组，大国竞争激烈，美国日益将中国视为其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不断加深。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企图“重返亚太”，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发起贸易战，实行“脱钩断链”政策，美国对华遏制与围堵不断升级。拜登政府上台后这一趋势并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其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美国对华政策不断发展演化，经由美国三任总统、四届政府的不断升级迭代，拜登政府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在文本叙事中将其定义为美国应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等国家的安全威胁，但在某种程度上实则为整合美国国内政府部门、军事机构和作战指挥系统、网络基础设施以及盟友与全球情报网络的协作与行动，在综合行政、基础设施、外交与军事以一体化形态对中国进行威慑、遏制的新型国家战略。深入分析该战略的演进逻辑、架构特征及其限度，对中国应对、反制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并且迫使美国正视中美关系、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现实意义。

一、美国威慑战略的演进与“一体化威慑”的提出

（一）美国威慑战略的演进

威慑理论起源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从类型上可分为惩罚性威慑、拒止性威慑和纠缠威慑，从针对对象上可分为中央威慑与延伸威慑，从威慑工具上可分为核威慑与常规武器威慑。“一体化威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冷战期间，其含义为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在欧洲战场对抗苏联时的综合战略影响。美国威慑战略实践的演进在本质上是在全球争霸中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冷战期间表现为美苏对抗，冷战结束后则体现为霸权护持。进入21世纪后，“灰色地带”理论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而“灰色地带”理论与“一体化威慑”理论就像硬币的两面，美国考虑以“一体化威慑”作为新战略手段与对手在“灰色地带”展开大国竞争。同时，美国通过“欧洲威慑倡议”与“太平洋威慑倡议”调试其全球战略，在经验积累与调整中逐步提炼出当前的“一体化威慑”战略。

1.二战后美国威慑战略的升级迭代

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第一个核威慑战略，其后基于现实情况，主要是苏联的因应反应，美国渐次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有限核选择”战略、“实战威慑”战略、“抵消”战略等。冷战期间，美国威慑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苏联，主要手段是核威慑，主要目的是通过中央威慑与延伸威慑的一体化和提高其可信度，不仅要保证美国本土的安全，而且要给予盟友切实的安全保证。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令美国成为单极霸权国家。虽然美国失去了唯一的威慑对象，但是其在对外战略中寻找、建构敌人的基本逻辑没有改变。在这种对外霸权政策中，美国的敌人变得多元且复杂。威慑对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美国不断调整其威慑战略，从单一针对苏联的以核威慑为主的威慑战略，转向分类施策、平衡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充分利用盟友合作的一体化威慑战略。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为适应反恐战争需要，提出“新三位一体威慑”战略，即把加强常规军力、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与削减进攻性核力量作为新的威慑战略的基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大国竞争的形态从单纯的军事领域向互联网、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工业领域拓展，同时，全球化政治网络与经济形态的不断变化促使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相互融合与渗透，因此美国重新整合威慑工具，将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进行一体化融合，旨在打造一种更具可信度与效率的新型综合威慑体系。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以后，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收缩战略，并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经由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继续秉持这一对华战略定位，谋划一系列对华威慑战略。在美国战略界看来，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军事现代化极大地侵蚀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优势，导致美国传统的惩罚性威慑的可信度不断受到削弱。因此，美国开始逐渐向拒止性威慑战略转变，“一体化威慑”战略应运而生，其核心旨在通过加强防御或威胁，以在战时精确摧毁对手进攻力量为目标，从而使潜在的战略对手丧失能够实现其目标的决心。

2.“灰色地带”理论对美国威慑战略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在霸权护持战略的指引下，美国提出“灰色地带”理论，以描述和构建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与军事威胁。美国将“灰色地带”定义为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合法与非法、手段与行动、普遍规则与特殊规则、秩序与无序之间的一种模糊概念，这种定义方法为美国将其战略套用至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便利。

在“灰色地带”理论的指导下，在对“灰色地带”理论实践进行总结后，2017年5月，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报告，将制造“灰色地带”威胁的责任强加给中国，并无理指责中国利用非对称优势对抗美国以企图改变现状。该报告还基于上述认知提出，美国政府应该调整在中国南海地区的威慑战略，主要是提高威慑可信度，加强盟友与合作伙伴关系，给予更高水平的安全与政治承诺，并在展示决心的同时保持对华克制。2022年10月，美国国防部公布《国防战略》，认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如今通常会使用在“灰色地带”采取行动的方法来寻求改变不利现状——这种强制性的方法可能低于美国进行军事行动的感知门槛，并跨越美国政府不同部门的职责领域，如果不加以解决，可能会危及美国现在和未来的军事效力。美国无限泛化“灰色地带”概念，将其从地缘政治—军事概念外溢至经济、法律、外交与信息网络等领域，将来自竞争对手的一切威胁都归为“灰色地带”，进而在美国国内凝聚共识，以“一体化威慑”作为新战略手段与对手在“灰色地带”展开大国竞争。

3.“欧洲威慑倡议”与“太平洋威慑倡议”的实践牵引

2014年，美国以克里米亚危机为契机，提出了“欧洲再保证倡议”（European Reassurance Initiative），其目的是帮助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中东欧伙伴国家遏制与威慑俄罗斯，以提高在北约前沿地区的威慑和防御能力。美国国会于2015财年批准的支持“欧洲再保证倡议”资金为9.85亿美元，用于增加军事存在、军事演习和训练、增强预置部署、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伙伴国军力五大方面。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将其更名为“欧洲威慑倡议”（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并不断增加其军事支出。2024财年美国支持“欧洲威慑倡议”的预算为36.3亿美元，10年来美国对该计划的财政预算支出累计达到386.7亿美元。

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于2020年3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预算报告，该倡议旨在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投资保持一种可信的威慑，以及将一种长期的“全政府式”的战略威慑置于首要位置，该倡议计划在2026年前对印太地区的美军和盟友给予专项军事资金支持。2024财年美国国会对该计划的财政支出达到了91亿美元，是同期“欧洲威慑倡议”预算资金的2.5倍。

“太平洋威慑倡议”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针对中国进行“拒止性威慑”，具体方式是通过建立一种可信的作战态势，向盟友、合作伙伴以及中国表明，中国对美国太平洋前沿基地的任何攻击将不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美国力图通过该威慑倡议削弱中国的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从而达到“拒止性威慑”的目的。在2022财年的威慑倡议预算里，美国国防部明确提出该倡议的目的是：第一，展示美国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决心，保持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挑战，同时威慑和打击朝鲜破坏稳定的行动；第二，在印太地区提供有弹性的、随时准备着并能迅速有效应对“侵略”的军队，国防部认为保持美国的军事威慑是阻止“侵略”和防止冲突的关键因素；第三，美国将帮助并发展其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推进美国建立“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秩序的愿景，并促成集体应对破坏安全与稳定的共同挑战。

随着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虽然美国在欧洲方向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威慑倡议”并没能有效阻止俄罗斯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该威慑倡议依然是美国利用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前沿威慑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美国也看到了针对中国设计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存在不足，继而在两个威慑倡议的基础上，发展并提出了“一体化威慑”的战略构想。

（二）“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提出

美国战略认知在21世纪10年代的转向、“灰色地带”理论在美军战略制定中的应用以及“欧洲威慑倡议”与“太平洋威慑倡议”的实践和调整，共同助推了“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形成。2021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首次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强调把技术、作战概念和各种能力以可靠、灵活方式编织成网，建立分散、高度联通的军事力量以应对大国竞争，谋求在所有潜在冲突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跨域、跨军种协同作战，开发新作战概念，提高美国整体威慑能力。奥斯汀对“一体化”的内涵给出了四个维度：一是强调美国与盟友、合作伙伴的协同；二是跨领域的全政府协调行动；三是采用并更新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与新一代技术；四是消除不同军种之间的隔阂，促进其互操作性并在陆、海、空、天、网、电等多领域协同作战。后经过修改完善，美国国防部于《2022年国防战略》（NDS）中正式提出此概念。

美国国防部明确将“一体化威慑”作为当前国防战略的核心，并指引未来几十年国防战略的发展方向。“一体化威慑”的核心为发展、整合并协调美国的军事力量，以达到最大效果，国防部将与政府各部门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并在内外同步协同，针对具体的竞争对手及其挑战，调整自身政策、投入与活动来维持并加强威慑力。具体而言，“一体化威慑”需要在作战领域、作战区域借助所能运用的所有相关工具在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网络之间进行无缝对接。“一体化威慑”依靠的是美国军队的快速反应与获胜能力，还有来自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力量。美国为此要在未来更新国防生态系统，重新整合国防部、国防工业基地、私营企业和学术机构，以支持美国在面对竞争对手从传统安全威胁到气候问题等的非传统威胁时更具弹性和灵活性。为此，国防部计划扩大人员招聘，以建立一支更庞大的威慑队伍。

二、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内容与特征

（一）“一体化威慑”战略的主要内容

第一，进一步强化核威慑能力。2022年10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核威慑仍然是国防部的最优先任务，也是“一体化威慑”的基础。一支安全、可靠、有效的核力量通过威慑战略攻击敌人、保证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并使美国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巩固其国防重点。美国计划对核三位一体系统进行资本重组。预算要求为344亿美元，包括对武器系统与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升级。通过核力量建设以保证美国对潜在的大规模或有限核打击保持可信和有效的威慑。美国将进一步加强核力量、核指挥、控制和通信以及核武器生产企业的现代化，提高常规部队在面对有限的核、化学和生物攻击时的行动能力，以阻止对手从拥有和使用此类武器中获益，从而加强美国的区域核威慑。

美国国防部在《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确定了9条核威慑力量发展计划，核心内容包括：1.通过政策声明与承诺，为盟友提供核安全保证，并使竞争对手的决策更加复杂化；2.通过“一体化威慑”战略整合核战略和非核战略；3.加强延伸威慑；4.确认全面替换“三位一体”和其他核现代化计划，包括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Nuclear Command，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NC3）。NC3是美国核武器系统的一部分，包括一系列硬件、软件和人员，用于指挥、控制美国的核武器以及系统内的通信。NC3的主要功能是确保在核攻击发生时，美国总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决策，并发出核指令。

在战略运载工具方面，美国国防部计划装备“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以取代“民兵Ⅲ”，装备“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以取代目前服役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装备B-21“突袭者”以取代B-2A“幽灵”战略轰炸机。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与军事单位的韧性建设。目标为迅速从战争与灾害中重建并恢复能力。主要是指本国重要网络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重建与能力的恢复，以应对日益增加的远程网络或其他类型的攻击破坏。同时，实施核态势评估，重点是确保常规军事力量对有限核打击的恢复能力，以及增强对常规部队行动至关重要的空间资产的保障。

在基础设施方面，2022年11月22日，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布了第二版《基础设施韧性规划框架》（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Planning Framework，IRPF），明确了通信、能源、化工、金融等16类关键基础设施部门，旨在协助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了解和评估安全风险，并指导其制定解决方案。IRPF将网络安全防护纳入关键基础设施全周期管理，并提出关键基础设施容易受到高级别、持续性威胁和分布式拒绝服务等网络攻击，因此要在维护关键基础设施方案中充分考虑上述风险并制定应对方案，同时在方案中附带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识别数据集，以便于安全机构查找与实时监控。在空间领域，“一体化威慑”将通过部署多样化和尽可能多的卫星群来应对战略竞争对手的空间打击企图。同时，美国还将上述安排兜售给盟友。

在网络方面，现代加密技术和“零信任”架构将增强互联网的恢复能力。“零信任”架构最早由弗雷斯特（Forrester）市场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约翰·金德维格（John Kindervag）在2010年提出，作为一种安全模型，“零信任”架构是一套系统设计原则，是一种基于认识到威胁同时存在于传统网络边界内外的网络安全与系统管理策略。美国国防部在关于2023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投入112亿美元对网络防御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计划将“零信任”架构嵌入国防网络，以进行更有选择性的用户凭证验证，同时还将增设5个网络任务小组。2023财年预算继续支持国防部在现代化和创新方面的进展，包括比2022财年水平高9%以上、有史以来最大的RDT&E（Research，Development，Test and Evaluation）投资。

在太空军建设方面，美国计划以“零信任”架构方式采购卫星部件，建设太空系统的网络靶场，并组建太空网络部队。2021年5月12日，美国政府颁布“改善国家网络安全”行政令，要求改善全国的网络安全，包括提高网络安全标准、强制采用多重身份验证与加密方式、使用安全云服务与“零信任”架构、改善软件供应链安全等。

第三，提升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军事协同性与互操作性。美国在《国防战略》中将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作为假想敌，将“一体化威慑”的对象设定为这四个国家。提出美国必须与盟友和合作伙伴通过多边演习、共同开发技术、更多的情报和信息共享来增强一体化威慑能力。核心是通过威慑战略拒止上述四国对美国地缘政治造成战略挑战。为此，美国将加强与盟友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延伸威慑承诺。同时也将支持区域合作伙伴应对区域突发事件的能力，提供战略预警，并减少竞争对手把持关键地理和后勤咽喉的能力。

美国还在推进“全网络化指挥、控制和通信”（Fully Networked Command，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FNC3）计划。预计该计划将使美国军方能够更有效地与其最亲密的盟友合作。2024年2月1日，英美两国签署信息共享协议，将加强英美和北爱尔兰在供应和后勤方面的风险管理和应变能力。该协议将建立一个多线工作架构，成员们将在食品和主要武器系统维修零件等供应品的采购和维持以及储存、分配和财产处置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还将探索共享数据的机会，以促进后勤工作的共同运作。此外，美英两国正在合作建立名为任务伙伴环境的联盟信息共享能力。一旦两国在指挥和控制系统上实现互操作性，美国计划将此项合作扩展到其他盟友。美联合参谋部的珍妮弗·明克斯在采访时透露，澳大利亚已经就加入该计划向美方进行了咨询。

除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外，美国还积极拉拢中国周边国家，提高其伙伴国家地位，谋求共同遏制中国。2021年11月，美菲举行第九届双边战略对话，之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为了加强联合威慑能力，两国将制定新的双边防御准则；计划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2014年）框架下继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暗示将在其他地点进行新的军事基础设施的部署与建设。美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合作也逐步深化，2023年9月18日，新加坡-美国战略安全政策对话（SSPD）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支持美国在《关于美国使用设施的谅解备忘录》（1990年）的范围内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伙伴关系，同时，美国支持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海外训练和技术获取，美国同意了新加坡空军的F-35采购计划。两国还同意将军事合作扩展至网络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等领域。美国和新加坡还通过双边和多边训练演习定期互动，如“虎标万金油”演习、“太平洋格里芬”演习、“突击队弹弓”演习、“红旗”军演和“超级神鹰盾牌”联合演习等。

（二）“一体化威慑”战略的特征

在美国的整体对外战略框架内分析“一体化威慑”战略可以发现，美国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首要特征是明确且公开的特殊针对性。美国在2022年度国防战略报告中毫不讳言地指出其“一体化威慑”战略的目标是中国。随着世界格局的加速演变，美国依然抱守冷战思维，坚持认为美国必须保持自己一家独大且无人挑战才是美国国家安全与全球利益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国家战略思维主导下，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中的贡献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不断强调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令美国愈发不安而将中国视为挑战与威胁。在冷战思维与霸权护持战略的影响下，为消除战略焦虑在其对外战略中采取威慑与遏制，进而出台更加具体的“一体化威慑”战略以专门针对中国，其目的是通过威慑与遏制，压制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以保证美国继续作为世界唯一霸权国，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利益。

观察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具体内容，主要特征有如下三点：

第一，以拒止性威慑为主要威慑类型，构建遏华包围圈。“一体化威慑”的关键目标是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以塑造竞争对手对利益和成本的看法，通过削弱对手对依赖核升级威胁的有限战争战略的信心，加强威慑，提高地区冲突中潜在对手的核门槛。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将采取非对称战争的姿态进行威慑，以阻止中国统一大业。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将不断部署和升级各种新质攻击性武器系统，并改进其信息共享效率；此外，国防部希望通过加强包括外交、经济制裁、信息操作、网络攻击、心理操作等各种措施在内的非军事行动来增强拒止性威慑的效力。

在国土防御背景下，战略竞争对手对关岛或任何其他美国领土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美本土的直接攻击，并将给予即时且适当的回应。此外，美国将关岛作为其关键的地区力量投送平台和后勤节点，以及维护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作战基地。关岛的各种主动和被动导弹防御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一体化威慑”构建的整体性，有助于加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能力。

第二，“一体化威慑”具有全政府与跨部门、跨领域的全面综合协同性特征。“一体化威慑”的基本特征为动员全政府力量、全社会资源，进行全领域、全体系的高强度威慑。就具体措施而言，“一体化威慑”的首要目的是降低竞争对手对从所谓的侵略行动中获得相对收益的预期。该威慑注重：1.竞争对手对美国及其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利益、承诺和作战可信度的认知；2.竞争对手对自己控制风险升级能力的认知；3.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竞争对手对现状将如何演变的看法。美国将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组合体系，以提高威慑效果。

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概述的那样，“一体化威慑”是一个将所有国家力量、工具结合在一起的框架：外交处于最前沿——在作战领域、战区、冲突范围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网络中无缝合作。根据具体情况，“一体化威慑”采用协调的、多方面的方法来降低竞争对手对“侵略”相对于克制净收益的看法。“一体化威慑”由可靠的战斗部队实现，并以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为后盾。在“一体化威慑”框架内，导弹防御与核能力相辅相成。美国的核武器构成了强有力的回应和巨额成本的可信威胁，而导弹防御系统则有助于通过阻止对手的核打击效果来进行威慑，并有助于美国盟友和伙伴及其各自的海外部队的延伸威慑。

第三，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时尤其强调其与盟友的协同配合，在亚太地区，美国主导盟友的小多边主义日益成为其“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重要特征。成立于2021年9月的“奥库斯”（AUKUS）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是配合其“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针对中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澳外长、防长联席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直言不讳地指出，AUKUS机制将促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体化威慑”，其目的就是“捍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小多边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排他性。不同于多边主义的包容性与集体协商程序，小多边主义体现的是由一个主导方操纵，其他少数参与方跟随，通过非正式的机制或国际机制构建的具有排他性的一种合作，其目的往往是针对该主导国的竞争对手。因此，小多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伪多边主义。

根据托马斯·谢林“如果将实施报复威胁的手段和责任交到那些决心最坚定的国家手中，报复性威胁可能会更加可信”的观点，美国除了构建AUKUS之外，还积极组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同时还进一步协调强化美日韩同盟关系。2023年7月28日，拜登罕见地在戴维营接待日韩领导人，并企图组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以封锁、遏制中国大陆的芯片供应链。除了小多边主义，美国不断争取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家在涉华问题上支持美国。美国视这些伙伴国为重要的“一体化威慑”战略抓手，企图从中划开一道口子，促使其成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

三、“一体化威慑”的限度

虽然美国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且不断加强“一体化威慑”战略，但是并不意味该战略将脱离美国的大战略与外交战略而独立存续，该战略受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的制衡，同时也将受国际政治结构性特征的约束以及大国互动情况的制约。“一体化威慑”成功与否取决于竞争对手对美国意图和能力的理解。一方面，“一体化威慑”有极限施压的特征，其目的是促使竞争对手的军事行动失败，或者不敢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又因担心该威慑将刺激竞争对手采取更加冒险的行动，所以对“一体化威慑”在信息处理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以防止对手对信息的错误理解和表达导致风险升级。从理论上讲，对于他人如何作出看似简单决策的所有预期都会受到有限范围误差的影响，决策越复杂，误差就越大。换言之，核威慑之所以在所有威慑战略中最为有效，就在于其简单直接的性质。反观“一体化威慑”，恰恰由于其涉及全政府、全领域、全体系而无比复杂，该威慑决策出现误差的可能性也就极大，也即可能导致威慑发起方不可预料的失败。

第一，美国对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性质的定位仍然处于战略调整期，因此，其“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根本目的会产生内生性的不确定性。虽然自奥巴马第二任期至今，美国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以应对中国不断崛起对美国造成的战略压力，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立场与步调趋于一致，但是依然没有完全形成类似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对苏定位的对华战略定位。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2023年6月访华时强调，美国虽然将积极与中国竞争，但是美国将负责任地管理这种竞争，以使两国关系不会陷入冲突。同时，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禁毒等共同的跨国挑战。因为特殊的民主政体与政治传统，美国政府很难进行普遍的、长期的全国动员，因而在“二战”后塑造威胁并夸大威胁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此，在美国的决策界与靠近并可以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制衡夸大威胁的声音。目前，美国决策界对华战略的第三次大争论依然在继续，在“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顶层设计方面，美国国内战略决策层的分歧会弱化其最终效能。

第二，“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可信度并不确定。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常规军事装备与技术、军事制度与作战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跨越式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对比出现了重大转变，中国全面塑造“反介入/区域拒止”威慑战略，对美威慑能力建设呈现聚焦于体系对抗的特征，正在从发展“撒手锏”武器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全面追赶的模式。美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在评估后认为，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美军设定打击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之间存在差距。同时，美国也在极力管控危机，防止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这种有限威慑实际上背离了威慑的可信性原则，也即降低了其可信度。

第三，“一体化威慑”自身存在短板与不足。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承认，美国在海陆空等常规兵种与军事领域具有世界领先优势，但是新兴军事领域，诸如太空、互联网与信息等领域，是竞争对手向美国施压的领域。同时，“一体化威慑”作为一种“拒止性威慑”战略，为确保其威慑的有效性，美国需要研发具有非对称性甚至是断代性优势的军事武器系统，但是，研发这种武器系统的技术风险、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在武器层面无法获得非对称甚至压倒性优势，那么其威慑战略的效能亦将大打折扣。美国国防研究与工程办公室全网络化指挥、控制和通信首席主任迈克尔·扎特曼说，目前各服务网络的效率和效果并不完全相同，联合网络的强度当属最弱部分。指挥、控制和通信基础设施总监兼首席信息官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基于硬件的系统太难修复与修改，因为它需要5—10年才能更换，特别是飞机上的。另外，“一体化威慑”战略在国防预算方面更加倾向于海、空军，因此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对目前的预算方案并不满意，这将导致美国各军种之间的激烈内斗与国防经费分配方案的不确定，以及国会与白宫、国防部之间在军事预算上的反复较量。

第四，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不协调将削弱“一体化威慑”所追求的全盟域威慑遏制目标。以欧盟为例，2022年3月21日，欧盟理事会发布《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该指南强调更恶劣的环境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趋势，要求欧盟提高自身的行动能力和意愿，加强应变能力，确保团结互助，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作为“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关键一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国在军事遏制中国问题上更加谨慎。2019年美国退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后，即开始谋求在印太地区盟友中部署陆基中短程弹道导弹，但澳大利亚、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泰国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在该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他没有要求任何盟友部署美国的地基中程导弹，但也没有盟友拒绝接纳，不过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需要美国与盟友进行“大量对话”，而且该型导弹一旦开发出来，就必须部署在某个地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很难坚决地选边站队，因为即使它们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与美国有深度利益捆绑，但是从地缘政治结构上看，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势必会损害它们的安全利益。同时，中国与日、韩及东南亚国家还存在着广泛的经济联系与商业利益，因此，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在“一体化威慑”中的作用将低于美国预期。

第五，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不会因为美国的武力威慑而改变。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首要目标是中国，其前沿部署的目标是拒止中国统一以及防止中国进一步巩固南海地区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领土与主权问题是一国的核心利益，中国通过各种外交途径与多边外交场合反复强调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为了维护这一原则的立场与决心。正如基思·佩恩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决策者很可能陷入了混淆理性与合理性的陷阱，以至于当对手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或是理论所预测的方式行事时，对手似乎就是不理性的。美国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决策理论指导实践，就无法理解中国的因应决策，从而使美国很难通过“一体化威慑”来促使中国放弃国家核心利益。

四、结语

“一体化威慑”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构成极大威胁。对此，中国方面应从国际战略环境塑造、三大倡议与多边外交、自身能力建设等全方位、多领域配合做好应对准备，以削弱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要从大局出发，保持战略定力。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2023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指出：“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其双边关系关系到世界大局，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中国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通过多渠道寻求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切实管控分歧，防止危机升级，增进中美战略与政治互信。这既是专心致志谋发展、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第二，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双多边经济合作、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努力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在各种双边与多边外交场合反对与抵制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阵营对抗、霸权主义等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违背的逆流。

第三，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在军队建设与作战指挥系统改革中努力实现一体化，确保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具体而言，人民军队要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系统提升我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

第四，继续不断加强战略力量与能力建设。要将新兴科技领域纳入国家安全重点建设项目，将太空系统与网络技术进行一体化系统集成，并整合其他军兵种武器系统，形成陆、海、空、天、网、电的联合作战能力与整体作战效能。同时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谋取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责任编辑靳会新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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