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机遇与风险并存

文摘 2024-12-15 07:21 黑龙江

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机遇与风险并存

张宁

【内容提要】

2020年后，中亚国家基本进入政治上独立后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社会中民族情绪增长、经济上寻求建立新的产业链和拓展对外合作新通道的新发展阶段，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目标。中亚地区的力量结构也因新冠疫情、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而出现变化，呈现地区内部一体化加速、俄在中亚影响力虽仍占优势但已弱化、外部力量快速进入三大趋势，为中亚国家夯实多元平衡外交提供了机遇。中亚国家积极与世界大国、周边大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向东与中国、向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向西与美欧关系发展进展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平衡外交四个方面对华需求增加的同时，多国竞技加剧也必然会加大中国的竞争压力。如何巧用变局提高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是个值得思考的新课题。

【关键词】

中亚；多元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平衡外交

【作者简介】

张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与中国周边安全新态势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331）阶段性成果。

中亚即当前的中亚五国，是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内陆国。无论是麦金德的“陆心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费格里夫的“破碎地带说”，还是布热津斯基的“中间地带说”，都认为中亚是大国夹缝中的博弈舞台，其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合作与竞争。中亚国家从自身处境出发，寻求多元化的大国平衡政策，力争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从而突破内陆国发展瓶颈，打通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强国的交往通道。

在2020年新冠疫情、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疫情导致口岸封锁和生产停顿，中亚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随着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对中亚的投入减少，中亚地区力量结构出现内部一体化加速、俄在中亚影响力虽仍占优势但已弱化、周边力量快速进入中亚三大趋势，大国在中亚的竞争日益加剧，这也给中亚国家带来了新的多元化发展机遇。与之前的多元外交不同的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后，中亚国家的外交呈现诸多新特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亚国家独立后第二次最大的国际化窗口期（第一次是独立初期的国际承认与交往），也是中亚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第四次提升。

一、地缘政治中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是结合地理因素对国家发展政策进行设计。在世界形成海洋强国和陆上强国两大集团之后，地缘政治学说也随之兴盛发展。根据麦金德1904年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阐述的“陆心说”，在浩瀚的地球表面有几个大陆漂泊在海洋中，其中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连接使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成为“世界岛”，其中欧亚大陆的中部（从东欧到西伯利亚，包括高加索、中亚、伊朗、阿富汗）是这个世界岛的“心脏”。这个心脏地带由于人口和自然资源丰富并远离海洋，受海权国家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具备发展成为陆上强国的条件，同时可以凭借自身灵活的机动性（古代游牧民族依靠骑兵，现代则依靠铁路）对周边地区形成威胁，从而实现“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在世界心脏的外部，第一层是内新月地带，即欧亚大陆上除心脏地带以外的边缘地带，比如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中国及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第二层是外新月地带，即欧亚大陆以外的岛屿和其他大陆。

在麦金德理论的基础上，《地理与世界霸权》的作者费格里夫认为，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不断提高对生存能量（比如阳光）的支配能力的过程，介于高寒和热带之间的温带因有大量刺激生存的因素而成为文明成果最丰富的地区。文明产生后，生存需求让位于安全保障需求，使外向型的海洋文明逐渐赶上内向型的陆地文明。于是在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存在一条可能遭受来自心脏地带的陆权力量或海权强国蹂躏的“破碎地带”，比如中欧、南欧、高加索、中亚等地区。这个地带人口众多、民族宗教复杂多样、国家林立，因此是“破碎地带”，但这个地带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汇碰撞之地，也是沟通海陆的战略要地，历来是大国竞争的焦点。

“破碎地带”之说与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有一定相似之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认为：在陆上强国和海洋强国之间存在一个“边缘地带”（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内新月地带和外新月地带）。陆上心脏地带（地理枢纽）周边的边缘地带有四个方向，分别是东边的中国，南边的印度，西南的中东，西边的西欧国家。这些边缘地带实际上是影响海上和陆上强国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影响国际力量格局发展的不是陆上的心脏地带，而是心脏地带与海洋强国之间的边缘地带，即“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

美国地缘战略巨擎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将欧亚大陆比作棋盘，棋盘上的四个地区分别是中部（即前苏东地区）、东部（亚洲东部）、南部（南欧、中东、南亚）、西部（美国和西欧）。下棋的棋手分别是主导棋局的美国（欧亚大陆之外的全球大国），作为“关键地缘战略”棋手的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以及作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国家，如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为了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建立以美国为仲裁者的欧亚大陆均势，美国需要构筑一个更具合作性的跨欧亚安全体系，防止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

从上述地缘政治学说可知，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国家属于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内新月地带”“破碎地带”“边缘地带”“中间地带”，也是连接大国的“通道地带”。历史实践证明，中小国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于，它们能够满足均势体系的灵活性需求。无论是投入大国怀抱，在大国保护下生存发展，还是在大国间开展平衡外交，充当缓冲区，被大国包围的中小国家并非总是被动受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发挥重要的杠杆支点作用，如果策略得当，还有崛起成为大国的机会。

中亚五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其基本国情。在地理位置方面，中亚国家都是内陆国，总体上远离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中心（除中国外）。其产品需长途跋涉才能销往欧美和亚太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中亚五国矿产资源品种多、储量大，但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水平总体不高，经济以原材料采掘业为主，加工业正在起步爬坡，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尚需较长时间。在当今国际大分工和国际贸易结构中，主要依靠出口矿产品等原材料换取更多的发展资金。在安全方面，中亚五国国土面积大，但人员和军费有限，武器装备主要沿用苏联遗产，只能奉行防御原则，推进质量建军，在军事建设上强调依托地区性军事联盟［主要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和独联体安全机制］构建共同防御体系。在文化方面，中亚五国具有多重身份特征。它们是发展中国家，是具有伊斯兰传统的国家，大多数是突厥语国家（塔吉克斯坦是波斯语），是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较大的世俗国家，还是独联体成员。必须同时整合上述所有特征才能准确表达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国民意识。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亚国家是被大国包围的内陆国，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印度、日本等都想在此扩大影响。只有平衡好大国及强大的地区组织间的利益和关系，中亚国家才能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过分亲俄、亲欧、亲美、亲华都不是最佳选择。在此国情下，需要确定国家发展方向和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是继续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一体化优先，还是与伊斯兰国家合作优先，还是与中国合作优先，还是与欧美国家合作优先，还是与土耳其等突厥语国家合作优先，还是上述方向同等重要？这是摆在中亚国家面前的难题。

从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构想等文件可知，其中四国选择的是“积极、务实、多元、平衡”政策，土库曼斯坦则实行中立政策。“积极”就是主动参与（不是被动接受）地区和国际关系新秩序建设，开展区域合作，推动集体安全。“务实”就是切实履行职责，讲求实效，不求虚名，就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归宿。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多元”就是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与所有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平衡”就是不加入某一阵营。这些政策与基本原则是均势理论在对外政策中的具体体现。通过重新整合与疏导大国间利益，利用大国间的合作与竞争，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当然，多元平衡之中也有侧重点。从中亚各国的总统国情咨文、对外政策构想和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可知，各国的对外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优先方向”，主要是针对独联体国家（即后苏联空间国家，尤其是中亚邻国）和世界大国及组织（即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可以说，近邻外交和大国外交是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二是“伙伴关系”，即近邻之外的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国家、土耳其、非洲和拉美国家等。三是“多边机制”，包括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称“亚信会议”）、突厥语国家组织、欧安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与很多独联体国家选择“欧洲化”“与欧洲一体化，加入欧洲大家庭”发展战略不同，尽管中亚国家重视西方，但总体上认为自己是亚洲国家，融合东西方传统，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二、多元外交的实践

2020年新冠疫情后，中亚国家为自身生存发展积极拓展外部资源空间。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重返中亚的意愿增强，赴中亚的团组往来频繁。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后，俄罗斯受乌克兰战场拖累，对中亚的投入减少，留下一定的战略真空被其他国家填补，中亚地区原有的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格局出现松动。在加强地区内部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中亚各国愈加重视多元平衡务实外交，与世界大国及地区组织（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周边大国（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和亚洲国家及国际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加强合作，其中与中国、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以及西方的美国、欧洲关系进展显著。除提升合作机制层次和增加合作机制数量外，将利润可观的大项目交给大国也是用经济手段巩固政治合作的最常用方法。

（一）海湾阿拉伯国家

新冠疫情暴发后，受航班限制影响，很多巴基斯坦等南亚劳务人员经中亚转机赴中东打工和留学。中亚国家受疫情封控和部分邻国口岸关闭影响，不得不探求新的投资来源和商品市场，与中东的合作迅速升温。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伊斯兰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鼓舞，认为塔利班最终战胜了美国，赢得了胜利。来自中东的原教旨主义在中亚地区的网络宣传活动趋于活跃。中亚与中东国家在维护阿富汗稳定和遏制极端势力发展方面有更多共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上述发展和安全需求更加强烈，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巩固发展。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所说：“悠久的历史联系、共同的精神价值观、友谊和兄弟情谊是我们关系的牢固基础的纽带。海湾国家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和投资潜力，是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的重要伙伴。中亚内部区域合作的加强以及中亚地区在全球重要性的提升为我们扩大多领域互动提供了全新机会。”

中亚国家需要阿拉伯世界支持，阿拉伯国家也对中亚产生兴趣，主要原因有：一是文化和宗教有诸多相似性。中亚国家的大部分民众都属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二是互有经济发展需要。对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它们深知其国内油气资源早晚有采尽的一天，需要在此之前实现经济转型，利用目前手中拥有的财富投资海外（海湾国家的投资资本高达3.2万亿美元，其中阿布扎比投资局就有约1万亿美元规模），提早为将来做准备。另外，西方对俄制裁并没收俄在西方的资产使阿拉伯国家警惕自己的资产安全，开始更多元化的投资布局，中亚便是其中之一。对中亚国家而言，中东国家相对富裕，如果能投资中亚，必然会深化互利经济关系，刺激国民经济发展。另外，海湾地区为中亚国家提供了运输物流和互联互通新通道，有利于中亚商品推向世界市场，减少对俄罗斯通道的依赖。2023年3月，在中国的调解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和解，并恢复外交关系，更为中亚国家经伊朗走向海湾地区创造了良好环境。

从双方关注和讨论的话题看，合作的重点包括投资（吸引中东资本来中亚投资或贷款）、过境运输通道（通往波斯湾）、能源和粮食安全（维护国际能源和粮食市场稳定）、人文（尤其是旅游）、安全（尤其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等。从合作成果看，双方合作加深的表现有：第一，高层互访频繁。中亚五国领导人全部赴中东访问，赴麦加朝觐，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赴中亚访问。由于中亚五国居民以穆斯林为主，所以总统朝觐必然会提高其在国内的地位和威望，尤其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第二，建立了元首级对话合作机制。2022年9月7日，首届“中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部长级战略对话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2023年7月19日首届“中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举行，讨论了加强双方在政治、安全、贸易投资、文化和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通过了联合行动计划，确定了2027年前的互利合作方向。第三，对中亚加大投资。中东的资本进入中亚的可再生能源、石油化工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沙特国际电力与水务公司（ACWA Power）、阿联酋的“马斯达尔”（Masdar）公司、阿布扎比穆巴达拉发展公司、阿布扎比国家能源公司、卡塔尔的能源投资公司Nebras等中东的领先企业纷纷与中亚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设总容量超过1.5万兆瓦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站，实施储能项目。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双方签署的项目总值高达150亿美元。沙特发展基金2023年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适用房和苏萨米尔-塔拉斯-塔拉兹公路建设提供1.3亿美元贷款，2024年沙特发展基金为塔吉克斯坦罗贡水电站建设提供1亿美元贷款。第四，扩大贸易。海湾国家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2021年为34亿美元，2022年为31亿美元（仅占同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贸易总额的0.27%）。第五，民间往来愈加便利。除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其他四国均向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提供免签政策，吸引中东游客来中亚旅游。除人口少的巴林外，中东所有国家都开通了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沙特阿拉伯吉达至比什凯克和奥什的航班从2023年9月起开通。

（二）土耳其

除塔吉克斯坦外，中亚其他四国均属突厥语国家。随着中亚国家独立后不断强化历史文化教育和宣传，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其社会情绪中的突厥元素自然有抬头趋势。2020年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在土耳其支持下赢得对亚美尼亚的纳卡战争，使得土耳其在“突厥世界”中的威望快速提升，以“穆斯林和突厥人的捍卫者”的国际形象，以及以伊斯兰价值观、民主社会结构、繁荣的市场经济三者有效融合的“土耳其模式”在中亚影响有所扩大。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关系进入新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突厥语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加速。总统、议长、总理等领导人每年都要互访或参加活动。2021年11月1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八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决定将该合作机制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由原先定期会面的论坛性合作机制提升为有常设机构的国际组织，并通过战略文件《突厥世界2040年愿景》，规划了该组织未来20年的合作路线图，涵盖安全、运输和海关、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旅游、卫生、环境、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青年和体育、劳务移民等领域。2022年11月11日在撒马尔罕举行第九届峰会，决定成立投资基金，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副议长赛义多夫称这次峰会是“数百年来突厥家族首次全家福” 。2023年11月3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第十届峰会，提出“突厥时代”（turktime）概念，即分别是英文单词“传统、统一、改革、知识、信任、投资和能源共享”的首字母。第二，增强安全与军事合作。突厥语国家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定期举行会议，商讨地区安全形势和应对措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都在组装土耳其无人机。土耳其国防部访问中亚国家，签署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探讨建立“图兰军队”（突厥联合部队）可能性，以及在2013年由土耳其、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成立的“欧亚军事护法机构组织”（TAKM）基础上整合地区内所有安全机构平台的可能性。第三，以“突厥兄弟情”加强文化联系，强化突厥身份。土耳其与中亚国家领导人交流时，首先强调“突厥兄弟”概念。国际突厥学院2022年审定了《突厥共同史》《突厥通用文学》《突厥世界地理》，鼓励突厥语国家将其作为教科书使用。第四，推进跨里海运输路线和能源通道“中间走廊”建设。这是连接“突厥世界”各国的大动脉，可将突厥语国家连为一体，直接进入彼此的市场，将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输往欧洲，既使土耳其成为欧亚大陆的能源枢纽，又提高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多元化和安全保障，减轻对俄罗斯的依赖。

（三）美国和欧盟

鉴于中亚的战略地理位置、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较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在维护欧亚地区稳定与合作中的关键作用（包括阿富汗稳定），美国和欧盟认为自身在中亚地区有重大利益。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与中亚国家的相互需求增强。对美欧而言，维护和发展“可持续、开放、繁荣、稳定的中亚”是其战略目标。中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俄罗斯成为新的油气供应基地，有助于欧洲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中亚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和稀有金属）可以减轻对中国的稀土依赖，是其争夺锂等对未来产业至关重要的资源全球布局的关键一环；与中亚国家一起加快建设绕过俄罗斯的连接欧亚的陆上通道，有助于减弱各国对俄罗斯通道的依赖，增强对俄制裁效果。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所言，欧盟与中亚都在寻求战略自主，尤其在能源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架构、食品供应和获取原材料等方面，都面临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能源和气候危机以及应对俄乌冲突影响等风险挑战，双方需提升伙伴关系，将全球挑战转化为共同机遇。对中亚国家而言，西方的市场规模、资金实力、技术力量、制度规则和标准、国际地位和影响等均有强大吸引力，始终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也是平衡其他大国影响不可或缺的力量。

欧盟是中亚最大的投资方，2012—2022年，欧盟成员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规模超过1 050亿欧元，占中亚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40%以上。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与中亚合作进一步加深的表现主要为：第一，合作层次和机制化提升。在前期已有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欧盟-中亚”峰会、经济论坛、互联互通会议三大高级别交流平台。首届“欧盟-中亚”经济论坛于2021年11月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第二届于2023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首届“欧盟-中亚”互联互通国际会议于2023年11月18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旨在落实欧盟的“全球门户”倡议。2023年10月23日在卢森堡举行“欧盟-中亚”第19次外长会议（首届会议于2008年举行）；4天后（10月27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问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与中亚五国元首一起举行首届“欧盟-中亚”峰会，将双方合作从外长会议提高到元首峰会层次。第二届峰会于2023年6月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蓬阿塔举行。第三届峰会于2024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将峰会提高到“全面”峰会层次（即中亚五国元首、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全部出席）。第二，各领域各层级的团组往来频繁。除欧盟领导人外，德、法两个欧洲大国与中亚互动增加。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023年6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年9月中亚五国元首全部到访德国，并举行首次“德国-中亚”峰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2022年11月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023年11月回访两国。

美国高度评估中亚在构建遏制中俄发展的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作用。美国与中亚合作进一步加深的表现主要有：第一，合作层次提升。2023年2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席“美国-中亚”会议（部长级，包括经济、能源、环境和安全四个部分）；同年9月19日，首届“美国-中亚”峰会在美国纽约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与中亚五国元首探讨了反恐、经济合作和能源安全等问题。第二，官方和民间团组往来频繁。美国国务院、商务部、教育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国防部、国际援助开发署、美军中央司令部等高级官员频繁访问中亚，探讨民主法制、经济发展、安全合作、阿富汗局势、妇女儿童权益、新闻媒体、历史文化、教育等问题。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人权保护、法律援助、生态环保、大众传媒等领域的社团也异常活跃。第三，安全和军事合作加深。连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都认为：“美国人需要（与中亚国家）搞联合演习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潜在的战区、明确感兴趣地区的目标地理坐标以及调整高精度武器的数字地图。” 这类军事信息通常属于高度机密，如果不是互信到一定程度，根本不会透露。

美欧与中亚国家加强合作的新特点在于：第一，强调支持中亚战略自主，减少依赖。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所言：“我们的中亚朋友享有选择自由的权利，本质是在基于国际法、合理规则和国际标准的世界体系中，保留战略选择的权利。这些选项不应该是排他性的，不应以牺牲其他关系为代价。” 西方深知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中俄两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无可替代，因此以退为进，声称“（中亚国家）有权自由地选择与谁建立联系。过度依赖和缺乏选择的代价太高了。我们尊重并承认我们的中亚伙伴拒绝依赖任何国际伙伴的自然愿望，无论其历史或地理位置如何。支持我们中亚朋友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寻求取代其他伙伴关系，也无意创建新的依赖关系” ，只要求中亚国家不选边站队，保持独立自主性就可以。与之前特别关注中亚的民主、人权，甚至支持非政府组织助推“颜色革命”不同的是，现在美欧的策略是努力争取中亚政权，从过去更多谴责中亚国家不民主改为发现民主的“进步”。除对中亚国家加强大众传媒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略有微词外，总体上支持执政者，赞赏其改革举措。第二，发展贸易路线多元化，支持跨里海的“中间走廊”和“青金石走廊”，提高中亚经济韧性。将中亚地区的通道建设与美国倡议的“蓝点网络”、欧盟倡议的“全球门户”、七国集团倡议的“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项目相衔接。既完善绕过俄罗斯、连接欧亚的陆上大通道，也减弱中国“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的影响。第三，以关键矿产、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这四个中亚国家最关注、西方拥有技术优势的话题为抓手发展合作。既推广西方的规则和标准，又促进中亚的产业链融入西方分工体系。第四，强调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强调“投资于人民”和“增长质量”的合作理念与模式，加大对中亚民众的投资（语言、历史文化、技能、商业培训等），宣传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是“侵略者”，但理解中亚国家的处境，因此并不要求中亚参与西方对俄制裁，只要求中亚国家不帮俄罗斯规避制裁。同时主要依靠外交说服而不是制裁的方式，以免中亚进一步投入中俄怀抱。

（四）中国

中亚是中国西部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支撑点、政治互信的可靠后方、“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示范田、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伙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持续冲击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国都将始终坚定支持中亚国家建设一个自主的中亚、一个和平的中亚、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合作的中亚，愿与中亚携手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中亚合作具有不附加政治前提、市场需求规模巨大、资金技术充沛等他国无法比拟的优势，是中亚国家突破发展和转型瓶颈，提升过境潜力，重塑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强发展韧性，减少对俄依赖，改善陆锁国地缘劣势的良好合作伙伴。中亚国家对与中国发展合作需求巨大，信心满满。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及时提供医疗、医用物资和疫苗援助，有效帮助中亚国家抗疫，让中亚国家深刻体会到了患难见真情。2022年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对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安全需求，以及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大增。作为近邻，扩大对华合作成为解决中亚国家安全和发展赤字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与中国的关系加深主要表现为：第一，提升合作机制层次。在多边领域，2020年7月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后（每年一次），2023年5月举行首届元首级的“中国-中亚”峰会并决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为夯实中国-中亚机制，在该机制框架内2024年5月在西安建立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计划建立的部长级会晤合作机制涵盖外交、经贸、海关、交通、农业、应急管理、政党对话、公安内务、产业与投资、教育、能源等部门。在双边领域，2023年1月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亚五国全部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其中与哈萨克斯坦是永久全面战略伙伴（2019年建立），与乌兹别克斯坦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2024年1月建立）。升级伙伴关系和建立“中国-中亚”峰会机制不仅确立了双方关系层次定位，凸显中亚国家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还将双方合作愈加机制化和法制化。第二，夯实互联互通基础。开放更多的过境口岸，增加交通运输的形式与工具数量，必然会带动中国与中亚相互往来的便利和规模。中亚国家发展过境潜力也须有物流支撑，中国是最大货源地，中欧班列是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钢铁驼队。中哈第三条铁路（阿亚古兹—塔城）2023年12月举行开工仪式，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届时可将中哈口岸年过境运力从目前的2 800万吨提高到4 800万吨。中吉乌铁路于2023年完成可行性报告，2024年6月三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合作的协定》，计划2024年开工，工期5年。该铁路可为新疆南部发展打开新通道。第三，认同合作理念。中亚国家既害怕西方以民主、人权为幌子的“颜色革命”，也担心俄罗斯恢复苏联的强国目标，认为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原则和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符合时代精神。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所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这些重要理念和倡议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呼吁各国携手努力，实现共同目标，造福人类社会。这些倡议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先发展方向一致，体现了开放包容、多边合作、尊重各国国情的原则，彰显了中方通过相互合作与理解的方式探索解决全球问题的坚定决心和负责任大国立场。”

三、实施多元平衡外交的条件

中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多元外交，与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与其自身发展阶段和俄罗斯影响力下降有关。在中亚国家的多元外交实践过程中，不仅是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主动进入中亚，加大在中亚投入，中亚国家自身也善用机遇，主动作为，积极拓展外部空间。

（一）中亚国家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期

受领导人变更、大国地缘竞争、气候变暖、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当前中亚国家的社会基础与思潮、发展的外部环境、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已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上除塔吉克斯坦外，基本是独立后第二代领导人执政（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10月议会选举骚乱后由扎帕罗夫出任新一届总统，哈萨克斯坦2022年“一月事件”后托卡耶夫总统全面接管政权，2022年3月谢尔达尔从父亲手中接过土库曼斯坦总统职位，2023年7月米尔济约耶夫连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他们的执政理念与方法以“新时代”为口号，努力革除前期积累的弊端，集中精力搞发展。第二，独立后成长的一代人（又称“互联网一代”）已占据中亚各国人口主流，并陆续成为国家各领域生活的中坚力量。当前中亚各国人口普遍年轻，65周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均不足5%，适龄劳动力人口（24—55岁）约占2/5，15岁以下人口约占1/3。这代人思维活跃，视野宽阔，交往广泛，特别在意在民族传统中引进新社会意识形态，建立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新社会共识。与此同时，2020年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后，受俄乌关系恶化影响，欧亚地区再次掀起重构历史新潮，俄国内部分政客不断重新解读沙皇俄国和苏联历史，在中亚国家引发巨大反响和担忧，甚至担心“恢复苏联”。第三，经济上重视韧性和对外合作，利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潜力，努力发展工业，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拓展国际新通道。从中亚国家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看，均认为当前全球和地区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危机影响地区稳定，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经过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原有的产业体系和渠道被破坏或面临威胁，尤其西方制裁俄罗斯，使中亚国家为避免次级制裁风险，不得不重新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寻找新的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2024年以来，随着前期俄乌冲突带来的刺激因素减少，自然灾害（洪水等）增加，中亚五国经济增速同比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说明过去积累的赤字增多、基准利率升高、外债增加、吸引外部投资难度加大等难题依然存在，未能有效缓解。实现上述目标和解决当下难题，需要国内配套改革和外部力量支持。

（二）中亚地区内部一体化进程加强

与邻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是中亚国家生存和稳定经济的关键。中亚国家从独立后就希望加强内部合作，从1994年的中亚统一经济空间，到1998年的中亚经济共同体，再到2005年的中亚合作组织，内部合作进程始终不断，但受自身实力所限而进展缓慢，最后被外部力量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取代，尤其是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中亚地区内部的对话合作进程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升温。中亚五国元首磋商会首届会议于2018年3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当时的努尔苏丹）举行，此后每年召开一次例会。在2022年7月21日第四届会议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元首签署了《面向21世纪中亚发展的友好、睦邻与合作条约》。此后，中亚国家间掀起建立联盟关系潮。哈萨克斯坦2022年12月22日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联盟关系条约》，2023年5月4日与塔吉克斯坦发布《联盟合作宣言》，2024年4月19日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深化和扩大联盟关系条约》（2003年签署《联盟关系条约》）。2024年4月18日，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签署《联盟关系条约》，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所言：“联盟是国家间伙伴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最高水平。联盟条约符合两个兄弟民族的根本利益，标志着两国关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哈吉两国的《深化和扩大联盟关系条约》实质上就是军事联盟条约，规定缔约国“承诺不参加任何针对另一缔约方的集团或联盟，不参与任何针对另一缔约方的敌对行动。承诺不允许第三国在其领土上使用通信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准备或实施对另一缔约方的侵略或其他敌对行动，或损害另一缔约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如果遭受第三国的军事威胁或侵略，“缔约国应立即在双边以及共同所属的国际组织内进行协商，以期采取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措施”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亚国家联合自保的趋势在增强。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学习东盟模式，希望将各大国主导的“X+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转变为“中亚五国+X”模式，以集体的力量增强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稳定发展的能力。

（三）俄罗斯在中亚投入减少，留下战略真空

随着中亚国家独立时间的持续，其自主性增强，去俄化倾向也不断扩大。这个进程早已有之，俄乌冲突则使其加快。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导致俄在中亚的投入减少，对中亚的安全保障力度下降。尽管俄罗斯至今仍是对中亚影响最大的国家，仍掌握能够有效控制中亚国家的足够手段，比如用于族际交流的俄语、容纳五六百万的中亚劳动力移民、提供能源通道、控制中亚国家的安全系统、保卫中亚的边界和防空、掌握中亚的信息传媒市场等，但这些控制手段的效用在下降。除非俄罗斯战胜乌克兰并实现恢复苏联，否则中亚国家的去俄化早晚会由量变而至质变。

当前中亚国家的去俄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经济上减轻对俄依赖，寻求贸易通道多元化，发展跨里海等绕过俄罗斯的对外通道，包括向西跨里海经高加索到黑海，向南经伊朗到波斯湾或经阿富汗到印度洋，向东经中国到亚太。用关键矿产和能源市场吸引大国合作，降低俄企业的市场份额。第二，在文化上修改语言法，增加母语应用，减少俄语应用和俄语教学，修改俄文地名，重视主体民族的传统和节日，弘扬传统文化。第三，在军事上与北约和土耳其往来密切，增加北约制式的武器装备生产和部署，扩大军官培训，透露中亚的军事地理遥感信息。俄将驻吉、塔两国军事基地的部分人员和装备调往乌克兰前线，对中亚的守卫能力下降，俄式武器装备在乌克兰的表现也迫使中亚国家进行重新评估。第四，在历史问题上突出本民族地位和作用，弱化俄对中亚发展的贡献。2024年哈萨克斯坦宣布哈是金帐汗国的直接继承人（莫斯科公国1328—1480年曾臣属于金帐汗国）。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学校长库德拉特霍贾表示：“一些俄罗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比如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斯莫林、谢尔盖·米赫耶夫等）认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在十月革命前并不存在。要知道，如果当初不是帖木儿打败金帐汗国，今天的俄罗斯就不会存在。在那之前，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苏兹达尔、基辅都是大公国，彼此互不隶属，在金帐汗国垮掉之后，俄罗斯人才把这些地方聚集起来。一些俄罗斯政治学家和媒体主持人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完全依赖于俄罗斯，没有俄罗斯，可能连裤子都穿不上。事实上，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开采50—60吨黄金，但这些黄金和铀四五十年来被不断运往莫斯科，还有每年550万吨棉花。” 中亚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由于俄罗斯深陷战争，即使战后恢复也需时日，无论俄乌冲突前景如何，俄在中亚投入减少和影响力下降是大趋势，其留下的真空必然会被各方填补，比如项目投资、武器装备更新、文化认同、人员培养、对外联系通道等，这是中亚国家需求多向量发展的良机。国内外环境变化使得中亚国家获得苏联解体后最大的转折与发展机遇，国际形势和民情变化促使中亚各国政府提出适应新时代的新发展战略。维护本国独立与主权，拓展对外合作通道，摆脱内陆国瓶颈，抓住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和技术变革机遇，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当前中亚各国发展的主要需求。

四、结论

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中亚地区内部和外部发展环境发生诸多变化，俄乌冲突更让中亚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地区之一。美欧、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印度、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等国家和地区均加大在中亚的投入，俄罗斯也努力维护在中亚的利益，中亚国家自苏联解体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大国宠爱”，这是其增强独立自主性的天赐良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需求迫使中亚国家实施积极的多元平衡外交，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避免过于依赖某一大国或大国集团，以便维护地区力量稳定均衡，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利益。中亚国家不希望陷入动荡，不希望成为大国斗争的竞技场，只希望通过大国平衡各方压力，并吸引投资，发展经济和社会。实践证明，这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既避免了乌克兰式的战争悲剧发生，也为本国发展赢得更多机遇。

与此同时，平衡总是受“度”的限制，其达成需要外交艺术。由于各国都有自己的合作优势与短板，中亚国家短时间内与域外大国增加合作，必然会打破地区原有的力量结构格局，“损害”旧势力利益。中亚国家与一些大国发展合作已经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俄罗斯也不断利用手中工具提醒它们不要“走得太远”，比如宣布新罗西斯克港口（哈萨克斯坦约2/3的石油出口经过该港）因设备维修或天气原因而停止工作，就是在敲打哈萨克斯坦；2024年5月不顾塔吉克斯坦的感受而将阿富汗塔利班从“禁止在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剔除，是在增加影响中亚局势的工具。另外，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彼此间也存在竞争，甚至将中亚作为争斗的工具或平台。比如美国在与中亚国家扩大社团组织和媒体合作的同时，也将中亚媒体作为遏制中俄的平台，散布中国和俄罗斯威胁论，挑拨中亚国家与中俄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前中亚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平衡外交四个方面对中国的需求增加，认为与东部伙伴发展全面合作是未来最有前途的方向之一。与此同时，多国竞技中亚必然会加大竞争压力，难免提高合作要价，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不排除反华势力趁机寻找议题损害中国形象，为双方合作设置障碍的可能。

（责任编辑靳会新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6期

原文链接：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85/29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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