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从斯托雷平到高尔察克——21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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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7 09:29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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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托雷平到高尔察克——21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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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关注较多且给予了重新评价的两个历史人物。从“刽子手”和“匪帮首领”到“最优秀的政府首脑”和“无畏上将”，他们的历史叙事与苏联史被改写是一脉相承的，既有还原历史的成分，也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因素。重评反映出当下的俄罗斯人更加重视本国政治传统与改革经验，从而对当代政治人物和大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向父辈回归”，俄罗斯在国家治理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政治上强力维稳，建立法律秩序，形成牢固统一的国家，不容分裂；经济上坚决改革，推行财产私有化，走向市场经济；思想上回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倡爱国主义，协调各方势力；发展军力，反抗霸权，恢复大国地位。社会思潮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21世纪的俄罗斯政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斯托雷平；高尔察克；历史叙事；俄罗斯政治；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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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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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AGJ0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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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经历了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俄罗斯人，被阶层分化和身份认同所困扰。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出来，折射出人们内心的躁动与不安。一个突然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需要重塑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的社会思想，而这个重塑的过程也许是政府主导，也许是集体无意识汇集而成。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是沙皇俄国末期的两个重要人物，分别代表了封建社会改革者和大转折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两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社会思想中“复活”是意味深长的。苏联解体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出现了重评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的热潮。有关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的纪念碑、网站、电影、书籍等纷纷出现，颠覆了苏联时期人们的认知。一些政治人物、作家和诗人给予其高度评价，推动了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在俄罗斯的“复活”。斯托雷平的主要事迹是土地改革，而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是根本命脉问题。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有过长篇的论述和分析。他比较了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线，认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法贯穿着资产阶级精神，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社会民主党人不应支持这项法律，因为应该支持的不是地主式资产阶级的演进，而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前一种演进只意味着广大农民遭受更加深重的苦难、痛苦、剥削和压迫。与列宁一致，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大多将斯托雷平定性为站在农民和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反动分子，对斯托雷平改革成效及历史作用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面临的问题的。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斯托雷平的改革失败了，它直接导向了革命，其原因不在于手段的缺乏、策略的错误，而在于斯托雷平建立大农场主经济的思想与俄国处于资本主义边缘这一现实的矛盾。这种评价贯穿了苏联的大部分时间。对斯托雷平的重新认识是从苏联后期开始的。索尔仁尼琴曾在其巨著《红轮》中用很大篇幅谈斯托雷平，认为斯托雷平被刺杀使“俄国埋葬了自己百年来或两百年来最优秀的政府首脑”。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亚伯拉罕·阿瑟认为，斯托雷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帝国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统一是斯托雷平追求的目标，这一点说明他不是一个反动分子。可是，斯托雷平摊子铺得太大，时间又太短，而且斯托雷平要建立法治国家，却试图通过独裁专制的手段来实现，这使得他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出现了很大的裂痕，也令他犯下了许多错误。俄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多罗夫指出，尽管斯托雷平的经济政策具有保守性和强迫性，但仍具有创造力。1906—1914年俄国在经济现代化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文化、艺术、哲学、科学都获得了发展，因而才有了俄国历史上以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的繁荣而著称的“白银时代”。1908—1914年，俄国工业生产增长了54%，工人数量增加了31%，银行储蓄量和流动资金成倍增长，国外投资也取得了增长。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出口量占总产量的1/3。尽管偿还了大量外债，国家财政预算收支仍取得了平衡。这些都是斯托雷平改革的成就。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信息政策委员会副主席、斯托雷平研究基金会会长波日盖罗进一步指出，斯托雷平在政治制度和结构转型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革新上则是自由主义者。同时，波日盖罗还将斯托雷平视为俄国历史上从根本上触动俄国社会制度及基本结构的改革家之一。正是因为斯托雷平开辟了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即“保守-自由化”道路，才使俄国走向进步。波日盖罗认为，虽然斯托雷平没能来得及完成他所设计的逐步改造俄国的计划，但改革已经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层次影响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军事战略实力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为俄国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形成乃至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俄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知识精英对斯托雷平改革遗产正面意义的一波波挖掘使人们对斯托雷平越来越持肯定态度，社会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2008年，电视频道“俄罗斯”举行了为期半年多的“俄罗斯名人”评选活动。经过三轮投票，排名第一的是涅夫斯基。他是13世纪俄罗斯领袖，诺夫哥罗德大公，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守护神”。他赢得了529575张选票。第二位就是斯托雷平，赢得了523766张选票。这意味着他超过彼得大帝、普希金、托尔斯泰、列宁、斯大林等人，其历史地位得到俄罗斯人的重新肯定。普京也对斯托雷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斯托雷平的活动和他毋庸置疑的功绩被不公正地遗忘了”。为纪念斯托雷平诞辰，普京提议政府各部部长捐献至少一个月工资，国家杜马和上院议员可量力而行，用于纪念碑的建设，差额部分将由政府储备金补齐。2012年4月14日斯托雷平150周年诞辰纪念日，俄罗斯举行了系列活动，包括将莫斯科的一条街道和一所大学以斯托雷平来命名，以及其他60余项纪念活动。2012年12月27日，斯托雷平纪念碑建成，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出席盛大的揭幕仪式，对斯托雷平的纪念达到顶峰。时至今日，斯托雷平的影响仍在延续，斯托雷平基金会资助各种相关研究和纪念活动，斯托雷平网站将其语录放在首页，对人们认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性格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另一位同样备受争议又同样成功“洗白”的历史人物是高尔察克。苏联时期，高尔察克被视为白卫军头领，是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代表，但近年来有关高尔察克的电影、传记和网站彻底扭转了高尔察克的形象。列宁对高尔察克的评价不是脸谱化的，而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他认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实行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这实际上是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诉求，但它代表着资本家的利益，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诉求。从政治上而言，“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帮过高尔察克的忙。你们知道，防守西伯利亚战线的有波兰人和捷克人；意大利人和美国志愿军官也都来过。能够遏止革命的各种势力，都来帮助过高尔察克。但是这一切全完蛋了，因为同共产主义接触得最少因而受共产主义影响也最小的农民，西伯利亚的农民，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受了一次教训，作了一个实际的对比（农民是喜欢作实际对比的），以致我们可以说，高尔察克使我们在离开工业中心最遥远的地区得到了千百万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在那样的地区要把这些人都争取过来本来是很困难的。高尔察克的统治就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感到非常巩固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可见，列宁认为，民心是决定胜利之根本，无产阶级政策必然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高尔察克只能是一个失败者。苏联时期的历史学界基本持这种观点，如Ａ.安尼谢夫的《1917—1920年国内战争简史》、高尔基主编的五卷本《苏联国内战争史》、Г.З.郁飞（Г.З.Иоффе）的《高尔察克的冒险及其崩溃》等从白卫军的阶级基础、经济政策、军事路线等对其进行批评，与官方结论基本是一致的。与斯托雷平一样，对高尔察克乃至整个白卫军运动的叙述“冲破禁区”也是从苏联末期开始的。1984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主编的《俄罗斯的非无产阶级政党：历史教训》出版，该书认为白卫军的上层领导力量是多种成分的“将军-君主主义者”，白卫军具有比较广泛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基础。同时，白卫军的意识形态、政治口号，例如“统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旗帜、由立宪会议来确立俄罗斯的国家制度、具有斯托雷平性质的土地改革等内容，也有一定可取之处。1991年，邓尼金的《俄国内乱简史》、克伦斯基的《历史转折中的俄罗斯》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刊出，1991—1993年，俄罗斯政治书籍出版社再版了格森编纂的《俄国革命档案》，都从与“正统史学”截然相反的视角叙述了那段风云诡谲的历史。此后，С.В.卡尔平科主编的十六卷本《白卫事业》丛书和С.В.沃尔科夫主编的二十六卷本《被遗忘与不为人知的俄罗斯：白卫运动》等相继问世，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编纂的一批有关高尔察克的历史档案也公开出版，这在俄罗斯学界掀起了内战研究热潮。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被塑造成探索另一条道路的先驱，而宣称“祖国高于一切”和为建立共和政府而奋斗的高尔察克无疑引起很多人的思想共鸣。2004年，高尔察克诞辰130周年之际，一座高达5米的纪念碑在他被处决的地方竖立起来。纪念碑的作者是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维亚切斯拉夫·克雷科夫。高尔察克铜像高4.5米，安装在高高的基座上，基座浮雕描绘了两个身穿红军和白军制服的士兵正放下刺刀。按照克雷科夫的说法，“这座纪念碑表达了结束自相残杀的内战和调和人为分裂的社会的想法”。高尔察克诞辰纪念活动由伊尔库茨克大主教瓦尔迪姆主持，著名作家瓦伦丁·拉斯普京也发表讲话，呼吁人民记住高尔察克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从遗忘中回归”。如今，高尔察克纪念碑已成为伊尔库茨克市的标志性建筑。2008年，电影《无畏上将高尔察克》刚一上映就创下了票房逾千万美元的纪录。这部电影由俄罗斯大导演安德烈·克拉夫丘克执导，将高尔察克塑造为一位信仰坚定、有情有义、智勇双全的将军。此后，大量有关高尔察克的文章和回忆录涌现，一个公正、有担当、具有贵族气质和无畏精神的悲情人物展现在人们面前。2021年3月，两卷本《高尔察克（1874—1920年）》由圣彼得堡勃利茨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602份关于高尔察克的海军生涯、海上探险、个人生活、科学和政治活动的文件，其中482篇文献系首次发表。这些文献由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圣彼得堡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等13个联邦、部门和地区档案馆提供。部分文件来自高尔察克家族档案，由诺瓦泰克总裁列昂尼德·米赫尔松于2019年在巴黎拍卖会上购得，并移交给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安德烈·尤拉索夫表示：“高尔察克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极地探险家、海洋学家，杰出的海军军官，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的指挥官、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白色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内战时期对抗苏联红军队伍的最高领导者和最高指挥官。高尔察克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不仅引起了公众的持续关注，而且引起了专业历史学家、出版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等所有对20世纪俄国历史感兴趣者的热烈讨论。”由“被布尔什维克处死的内战时期的反革命头领”变成“才华横溢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高尔察克的社会评价在俄罗斯发生了惊天逆转。苏联解体至今不过三十余年，而思想变迁一般是一个中长期的历史过程。何以在短短几十年内，俄罗斯社会思想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认为，这是与重大历史事件密切关联的。社会思想属于上层建筑，既有自系统的相对稳定性，又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如果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就一定会在社会思想中找到影子，这是屡见不鲜的。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的历史被改写，与苏联史被改写一脉相承，既有还原历史的成分，也有重评社会主义运动的因素。它反映出近年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退居次要或边缘地位，而大俄罗斯帝国和民族主义情绪得到进一步强化。苏联承载了苏联人的骄傲，也记录了苏联人的悲伤。普京曾经说过：“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段话可能代表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想法。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发展、停滞与变革，最终分裂瓦解，俄罗斯人不由反思，究竟是社会主义出了问题，还是俄国出了问题。如果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出了问题，是该“修正”社会主义，还是该走资产阶级道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处于十字路口的俄国选择改良帝制或资产阶级共和制，又会如何？要知道，俄罗斯的近邻瑞典、挪威、丹麦等至今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它们发展得都不差，特别是瑞典，其福利国家模式被众多的俄罗斯精英视为样板。如何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中建设新的国家？借鉴他国经验固然可贵，但接续本民族文化传统更为可行。于是，回望历史、发现历史、以古鉴今、继往开来就成为苏联解体后的时代潮流。这些看法逐渐清晰，从知识阶层到社会大众，很多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推动了21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的演变。在后苏联时代的历史叙事中，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都是最杰出的俄罗斯代表人物。斯托雷平通过铁腕政策强行维稳，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一方面使俄国形成革命前“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黑暗时期，另一方面造就了经济上的“斯托雷平奇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求知、内敛、开拓、坚守是高尔察克的性格特征。从个人命运的角度看，高尔察克从低级军官成为代表某股势力的最高执政者，无疑是“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的典范，在解体后的社会动荡期，一个群雄四起、弱肉强食的时代，可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而其悲情结局更具有俄罗斯文学所独有的典型特征，令人扼腕叹息。高尔察克被赋予“扳道岔”和“引路人”的角色定位，是俄罗斯社会继帝国假设之后的一种新假设。但无论是帝国假设，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假设，都反映出俄罗斯的社会心理已经发生转变。苏联时期的定论已不再被奉为金科玉律，历史可以被擦掉一遍遍重写。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过：“历史的再现永远都不会是完整的……历史学家不一致的地方很大一部分要归结于重点强调的问题，归结于多大程度上我们要强调这个因素而非那个因素的问题，当我们承认二者都在起作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达到最终的一致性。”历史是可以建构的，它的面目因解读者的不同而不同，后苏联时期的历史叙事可能就体现了这一点。苏联解体以来，重写历史已经成为俄罗斯乃至泛俄语地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还原历史、全面评价历史人物无可厚非，但联想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秘”，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写历史乱象，以及乌克兰将纳粹分子班杰拉重评为民族英雄，将斯大林和希特勒混为一谈，种种乱象表明，通过历史研究借题发挥，搞乱社会评价体系和民心，是需要警惕的。历史学正在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战场，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方法，才能战胜历史虚无主义，这也许就是纷纷扰扰的各种重评带给我们的启示。斯托雷平、高尔察克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也都有历史局限性，因而表现出反动性、保守性和妥协性，但要求他们超越阶级局限，甚至超越时代，是不公正的。他们既是积极作为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目标明确的理想主义者。俄罗斯社会对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重新评价，可能意味着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但它折射了一种政治和社会现实，反映出当下的俄罗斯人更加重视本国政治传统与改革经验，从而对当代政治人物和大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2023年2月，普京在公开讲话时援引斯托雷平的话——“俄罗斯有权强大”，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其实，普京推崇斯托雷平由来已久。向俄罗斯先贤学习，与普京主张的“向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回归”一脉相承。普京与斯托雷平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都任职于强力部门，都在危难时期出任国家领导，都力图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改革，使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有俄罗斯媒体评价说：“斯托雷平是普京的一面镜子。”高尔察克也是圣彼得堡人，他在童年就异于一般哭啼打闹的儿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早起锻炼，洗冷水澡，阅读军事书籍，这无疑和普京具有相似之处。他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不惜颠沛流离、浴血奋战，这也是值得敬佩的。因此，普京为其恢复名誉，是打破沙俄和苏联界线、只要捍卫俄国利益都是民族英雄的标准写照。通过“向父辈回归”，俄罗斯可能发生如下的政治转向。一是政治上强力维稳，建立法律秩序，形成牢固统一的国家，不容分裂。在纪念斯托雷平诞辰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斯托雷平的主张被称作“民族意识形态”，概括为法制和法定程序、个人解放、国家统一、强有力的政权、私有制和自由劳动、爱国主义和作为强国的对外政治威望等。这一融合了立宪民主、威权政治、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新时期俄罗斯重塑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和落实与普京的推动密切相关。“稳定、秩序和改革”是斯托雷平的口号。可以看出，它与普京的政治理念基本相同。用铁腕来保持稳定、反对激进、推行改革、保障国家统一是斯托雷平与普京的共同特点。面对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他们都采取“可控民主”：斯托雷平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利用杜马解散的间歇通过了改革法令；普京将“可控民主”发展成“主权民主”，不仅强调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历史”，也强调民主与国家政权的一致性。“我们一直认为强大的国家是俄罗斯发展的基本条件。……国家的力量不在于执法机构的完全控制或僵化，不在于取代私人主动权或侵犯公民活动，不在于武装部队的力量和防御潜力。国家的力量首先在于公民对它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国家和社会是和谐的。”为减轻改革阻力，他们不惜弹压舆论，斯托雷平命令芬兰总督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加强出版管理，普京也明确恢复对全国电视媒体的监督检查。他们都认识到必须改革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去除积弊，树立新法。斯托雷平为了贯彻自己的改革路线，不惜动用大批警察，“强制性地把农民需要的东西送到他们手中”，而这一点，普京也与之相似。普京对分裂主义的强硬立场，包括对车臣恐怖分子绝不留情的打击，就是为了维护俄罗斯国家统一，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秩序，让俄罗斯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如今，在俄罗斯，“斯托雷平的火车”与“斯托雷平的领带”一样闻名。实际上，“斯托雷平的领带”是镇压革命的绞刑架，而“斯托雷平的火车”曾运送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量农民去西伯利亚，也被称为“轮子上的监狱”，只不过现在更强调的是“领带”的维稳作用和“火车”的开发意义。斯托雷平主持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结果，是西伯利亚人口增加1.5倍，定居点新建3500个。从某种角度讲，这确实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开发远东、向北拓展、巩固边疆，以欧亚主义的视角解决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解决资源问题和发展空间问题，也正是普京棋盘上的重要一招。二是经济上坚决改革，推行财产私有化，走向市场经济。由于俄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政策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186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放农奴法令、1905—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1917年十月革命后颁布的土地法令、1922年土地法典、1991年土地法典等都对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方式进行了规定。总的趋势是将农民从人身依附和单一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来，推动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存，发展市场经济。斯托雷平实施的农业改革，其主要措施就是解散村社，将土地私有化，政府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从改革手段来讲，斯托雷平改革主要依靠富农，既触动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又对贫困农民不抱太大希望，提出必须通过农民银行、禁止通过私人银行来进行土地私有化和在一个县收买土地不允许超过6块等措施，避免出现过度兼并和侵吞农民利益的情况。其结果一方面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资本主义，促使传统的等级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另一方面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革命打下了基础。高尔察克也是如此，他企图拉拢部分富农，同时不想牺牲旧地主的利益，以免丢掉这些人的支持。鉴于1917—1918年间，西伯利亚的农民占用了原属沙俄政府和地主的土地，1918年7月6日，下级军官会议做出决议，发布公告要求农民把土地归还原主。高尔察克对“1918年7月6号法令”进行纠正，取消土地重新分配，再次强调土地是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无论庄户、中农还是地主，都是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不久后又出台了“4月13日法令”，规定自二月革命以来没收的贵族土地要归还旧主。高尔察克的土地政策虽多次摇摆，但其政权的资产阶级属性最终还是暴露无遗。苏联解体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实现国家富强，成为俄罗斯的优先事项。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就对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进行了私有化改造，但私有化是一个缓慢过程，且在操作中较为混乱，有各种违规现象发生。普京上台后，重点对土地法规进行清理，特别是对土地流转加以规范。2001年10月推出新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2002年6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农用土地流转法》，又相继完成了《税收法典》和《国家土地法典》等基础性法律的修订，形成了土地私有制、联邦所有制和联邦主体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促进了农业用地规范化，为俄罗斯农业近二十年的快速复苏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社会公平方面，由于现在的俄罗斯与俄罗斯帝国末期和苏俄内战时期的国情已经有了根本不同，难以简单类比，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有意识地抑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保障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与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主要依靠富农近似，普京主要依靠中产阶级，一方面对“不听话”的寡头重拳出击，另一方面上调养老金、奖学金和财政拨款单位职工基本工资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虽然普京组建了许多“国家集团公司”，对战略上十分重要的行业加强了国家控股和管理，但并不意味着他会重走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的老路。从普京上任以来的作为来看，继续推进私有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仍是不变的既定方针。三是思想上回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倡爱国主义，协调各方势力。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是两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很难用一个标签来概括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他们都曾残酷镇压和屠杀反对者，但在后苏联的历史叙事中，他们都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代表人物。前者出于对帝国的忠诚而不惜与沙皇和内阁翻脸，后者出于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愤怒而走上叛乱道路。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主张和做法也不同，但在新一代俄罗斯人心目中，他们都满怀着对俄罗斯的忠诚和深切的爱。在俄罗斯国内，普京虽然拥有其他总统候选人无法匹敌的众多拥护者，但在知识分子和年轻精英阶层中间，普京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他们批评普京不能引领俄罗斯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如何争取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立宪主义者，对普京来说是个难题。普京深知这一点，他先后发出“建立人民阵线”“选改革派担任总理”等信号，就是在为自己扩大群众基础。对普京来说，高明的做法是回避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问题，用爱国主义来统一截然不同的两派。回避红军还是白军，将其视为持有不同政见的手足兄弟，也是弥合意识形态裂痕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将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主导思想。四是发展军力，反抗霸权，恢复大国地位。在斯托雷平执政时期，俄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五位，增长速度世界第一。虽然其前任维特和多年的财政部长柯可夫采夫也有功劳，但斯托雷平的贡献最大。他增加开支，巩固国防，实行军事扩张，兼并了原本属于波兰的霍尔姆，压制芬兰独立运动。斯托雷平在执政期间一直整军备战，1908年军事拨款猛增到47800万卢布，增长42%，1909年又增加到51300万卢布，随后几年也持续增长。高尔察克更是先后服役于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率领俄国海军立下了卓越功勋。同时，高尔察克也是将视野投向北冰洋地区的科学家、探险家和军事家，这与俄罗斯人崇尚开疆扩土的民族性格高度吻合。普京大力加强军队建设，积极推进军事领域的各项改革，促进军事现代化。自2003年起，俄罗斯国防预算每年增速约20%，连年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海陆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新一代战略核潜艇下水，恢复战略轰炸机远程侦查巡逻。慕尼黑安全会议后，普京对西方公开表示不满，认为美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是不能忍受的。俄罗斯多次反对北约东扩，乃至最终发展成乌克兰危机，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的。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2期
原文链接：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81/2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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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gPw7xOyBVLETDSe1SpsDOJbuce0PViIbdq4mYlzYT9TfICwmH9mK6lqJ3xpICw5-W7XhMdfnZ2RK-vQPDeifv1dChyaXVZiDR58PxzzvNGFOP3VK1SG_bKeS4jul8dbXsUmGt4rIS_0=&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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