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基里尔·巴巴耶夫胡巍葳编译:俄罗斯转向东方：历史意义与现实任务

文摘 2024-08-27 08:49 黑龙江

俄罗斯转向东方：历史意义与现实任务

［俄］基里尔·巴巴耶夫胡巍葳编译

【内容提要】

作为自称为“国家-文明”的伟大欧亚大国，俄罗斯正在为欧亚大陆和整个世界赋予新的内涵，并迅速调集其资源以切实实施新东方战略。现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这一主要趋势在短时间内不仅会令俄罗斯发生显著变化，而且会改变整个地缘政治状况，形成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真正的“转向东方”是在科学和技术、教育和文化上的根本转向。至于各国人民之间的互动水平、人文联系以及总体上的文化和文明互动领域的转变远未完成，其任务仍然极为紧迫。俄罗斯完成“转向东方”政策的主要任务，可以在2030年之前完全平衡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消除来自西方的大部分制裁带来的风险，显著提高俄罗斯在东方国家进行各类活动的效果。

【关键词】

俄中关系；外交政策；对外经济活动；俄罗斯

【作者简介】

基里尔·巴巴耶夫（Кирилл Бабаев），语言学博士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教授。

【译者简介】

胡巍葳，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治认同形成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1YJA730002）阶段性成果。

面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持续几个世纪之后，俄罗斯正在回归东方，重新平衡其外交政策的两个永恒方向。作为一个自称为“国家-文明”的伟大欧亚大国，俄罗斯正在为欧亚大陆和整个世界赋予新的内涵，并迅速调集其资源以切实实施新东方战略。现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这一主要趋势在短时间内不仅会令俄罗斯发生显著变化，而且会改变整个地缘政治状况，形成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如同1917年之后，俄罗斯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中心，向西欧世界500年的统治地位发出挑战——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和原则领域。

分析历史事件非常复杂，分析已经开始并正在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象则更为复杂。然而，一切表明，尽管俄罗斯社会对此部分持怀疑态度，但已经开始的“转向东方”是一个长期发展态势，在近些年未必会停止。这由当今变化的世界进程的逻辑所决定：西方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逐渐失去权威和道德领导地位，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西方与世界多数国家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矛盾，这些矛盾即使在乌克兰危机结束后也未必会消失，且只会加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22年预言的“欧洲衰落”历时整整1个世纪，于2022年完结，取而代之的是“东方崛起”趋势。300年来，由彼得大帝引入欧洲的俄国，在欧洲的成就和技术基础上发展壮大，但是欧洲已经老去，发展缓慢，今天俄罗斯拥有独特的机会，通过与年轻的、蓬勃发展的亚洲进行合作，以此来获得新的巨大发展动力。

2023年3月31日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将“大欧亚伙伴关系”列为继“近外”和“北极”之后的优先方向，包括发展与中国、印度、亚太地区的关系，深化与东盟成员国的伙伴关系。这一优先方向是“转向东方”的起点。然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转向东方”各不相同。如今，每月都有数百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和印度市场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中国香港和迪拜注册公司。俄罗斯大学纷纷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推出经济、文化和法律等课程。一支青年运动队第一次参加重庆的比赛，结识了新朋友，惊喜地发现了中国电影或韩国流行音乐。“转向东方”发生在笔者被任命为远东研究所所长的当天。远东研究所是俄罗斯领先的汉学研究和分析中心，现已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ИКСА РАН）。俄罗斯正与我们每个人一起“转向东方”，这不是失去旧的价值观，而是获得新的价值观。我们正在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和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终究，俄罗斯雄鹰有两个头，让它们大小相同吧。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东亚国际关系的著作问世，但分析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基础专著尚未出版。针对过去10年，尤其是最近两年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变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对俄罗斯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试图预测俄罗斯东方政策的短期和中期发展。我们希望回答以下问题：“转向东方”为自己设定了怎样的目标和任务？它正在并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俄罗斯东方政策如今面临怎样的障碍和挑战，战胜这些挑战需要运用哪些工具。

本文采用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和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在2022年成立的联合体框架下的最新分析成果。此外，还借鉴了俄罗斯和亚洲国家其他主要科学-教育和研究中心的文章和专著。

一、“转向东方”的历史回顾

作为一个拥有伟大欧亚文明的国家，俄罗斯在其1200年历史中一直在建立和重建其对外政策中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平衡。这既有自然、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被迫的原因——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心始终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调整，这无疑将继续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鲜明特征，这是因为俄罗斯地处欧洲和亚洲两大洲、西方和东方两个伟大文明集群、“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两大区域的交界。然而，出现于21世纪初的这一定位从未从一极到另一极彻底“转向”，因为俄罗斯从未拒绝其外交政策的任何主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向”一词不应被字面理解为与俄罗斯过往以及未来回归欧洲的愿望决裂。

根据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形象描述，迫使俄罗斯从西方到东方再反之的“扬起风帆”有几点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总是在共同发挥作用。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欧亚国家，无论是政治强国，还是经济和技术领袖。地理位置为俄罗斯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机会，利用欧亚各种文明令自身得到加强和发展。

起源于欧洲文明区域东部边界的古罗斯国家，于9世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既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也是亚洲大草原文明的产物。同时，罗斯北部民族（首先是伊尔门平原斯洛文尼亚人，他们在9世纪中叶接近建国）通过贸易和政治关系与日耳曼人（首先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罗的海民族发生联系，南部的同部族人——波兰人、布扎人、德列戈维奇人等——长期以来是欧亚大草原上讲突厥语的牧民——阿瓦尔人和之后的可萨汗国人的纳贡者。在俄罗斯史学界公认的国家起源日期（862年）之前，罗斯就可以采用双头鹰作为国徽：毕竟，一方面，古罗斯国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卫队和瓦良格王朝的参与下形成；另一方面，它与当时的两个东欧霸主——可萨汗国和拜占庭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俄罗斯国家是在北欧和西欧与近东和中东之间最密集的贸易互动路线上建立起来的。沿沃尔霍夫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的“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和“从瓦良格人到可萨人”路线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并成为9—11世纪国家迅速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之一。而诺夫哥罗德和基辅这两个古罗斯的中心首先作为最重要的过境贸易中心发展起来。

拜占庭帝国是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产物，但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它从近东的希腊化国家吸取了很多东西，包括很多国家制度原则。911年，拜占庭成为第一个与古罗斯国家正式签署条约的国家，以此保证了其国际外交承认。10世纪末，随着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君士坦丁堡成为我们历史上首次罗斯“转向”——从西方转向东方的焦点。

尽管从这一时期开始，欧亚的拜占庭帝国在接下来的250年里成为了罗斯的主要政治、文化和文明方向，但基辅与欧洲各国的联系并未减弱。众所周知，瓦良格人至少在11世纪中叶之前一直是基辅罗斯武装力量最重要的补充来源，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几乎与罗斯同时期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并接受基督教）的贸易在继续深入发展，甚至在古罗斯国家崩溃和蒙古入侵之后也没有中断。罗斯继续与西方邻国交往，并在10世纪末成为欧洲最大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弗拉基米尔大公娶了一位“捷克人”为妻，他的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在权力斗争中依靠与波兰结盟，他的次子雅罗斯拉夫让自己的儿子们迎娶了欧洲的公主们，让自己的女儿们嫁给了法国、匈牙利和挪威的国王们。与此同时，阿拉伯迪拉姆、日耳曼第纳尔和拜占庭米拉伦斯也在罗斯市场上流通，而且流通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公们对自己的钱币没有特别的需求，10—11世纪发行第一批俄国钱币的试验很快就结束了。

从10世纪到13世纪，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击败可萨汗国之后，罗斯东部草原边境出现了权力真空：这里再没有任何大国。伏尔加河对手的消失与罗斯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它让草原民族一拨一拨地向西迁徙，在罗斯南部草原定居下来，并对基辅造成持续的威胁。如果说罗斯能应付乌戈尔人、图尔克人、佩切涅格人和波洛夫齐人，那么随着国家瓦解为附属公国，抵抗游牧民族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中世纪最大的强国——蒙古帝国在亚洲的出现，东欧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自13世纪中叶被纳入金帐汗国的轨道后，古罗斯被迫将其政治和对外经济关系的中心转向东方。基本原因是主观的：蒙古人在1237—1240年入侵之后，获得了对罗斯大部分公国（作为罗斯的进贡者）的政治控制权。12世纪只有拜占庭皇帝在罗斯被称为“沙皇”，而在13世纪，俄罗斯文献中的这一称号大多变为金帐汗国，这对俄国的政治认知非常重要，因为“沙皇”一词曾被视作罗斯王公唯一至高无上庇护者的称号。

另一方面，经济和技术是罗斯面向东方的客观原因。到13世纪末，蒙古帝国成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控制了远东和近东、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路线，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据研究人员估计，13世纪，亚洲大陆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0%。从黑海到黄海的统一经济空间以及成吉思汗继承者国家领土上的稳定和严格秩序，令蒙古帝国经济和欧亚贸易蓬勃发展。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密集增长的时期。正如当时的编年史家所描述的，那是一个“头顶金壶的女孩可以独自从元大都走到基辅”的时代，她既保存了黄金，也保持了纯真。与蒙古帝国的贸易关系以及通过蒙古帝国与东方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令罗斯富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国最大贸易中心诺夫哥罗德的繁荣，并使伏尔加河与奥卡河沿岸新发展起来的贸易城市特维尔、梁赞、莫斯科处于领先地位。蒙古帝国拥有当时先进的军事和国家管理技术：可以说，罗斯从蒙古人那里借鉴了火药和火炮、邮政通信和货币制度（甚至“货币”一词本身）。

12—15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了无休止的封建战争、技术停滞和中央集权衰落，而拜占庭也在塞尔柱人和十字军的进攻下迅速丧失土地、声望和经济实力，金帐汗国直至15世纪中叶（甚至在14世纪中叶的动荡时期）仍然是一个经济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是罗斯王公在统一国家过程中在国家制度方面追寻的范例。金帐汗国和罗斯并没有受到14世纪欧洲因人口过剩、气候变化和史无前例的瘟疫流行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这几个世纪里，面向西方只能使罗斯变得更弱，而依靠东方则是最正确的决定，令伊凡三世得以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家。

但此时也很难说是“转向”：13世纪以来，一些俄罗斯国家，首先是诺夫哥罗德公国、普斯科夫公国、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上继续面向中欧。其中一些公国沦为立陶宛和波兰大公国的附庸，14世纪，一些俄罗斯土地被西方邻国吞并。俄罗斯最大的两个公国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在14—15世纪成功地在金帐汗国和立陶宛之间获得了平衡。

从本质上讲，到15世纪中叶，俄国土地上的这两个中心已成为俄罗斯鹰的两个头。历史学家经常将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公国的国家制度作为罗斯国家法律制度“欧洲”和“东方”类型的典范进行比较。诺夫哥罗德公国是贵族共和国的典型范例，类似于威尼斯或汉萨同盟的贸易城市；而莫斯科公国自И.Д.卡利达大公（1325—1340年）时代开始的国家建设则以金帐汗国为导向，具有僵化的一人掌握最高权力和强大的军事化官僚机器。历史清楚地证明了哪种模式更有生命力：谢伦河战役（1471年）足以征服大诺夫哥罗德。到16世纪初，罗斯只有两个正式独立的领地——普斯科夫和梁赞，它们都是莫斯科公国的附属国。

伊凡三世忠实于全罗斯“唯一沙皇”原则，在战胜金帐汗国后，开始在其官方文件中注明这一称号，从而表明不仅在俄国土地上，而且在金帐汗国土地上政权的连续性。“全罗斯的君主”作为解体的金帐汗国土地上最强大的统治者，以此拥有金帐汗国所有土地，成为中世纪欧亚大陆最强大国家的继承者。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喀山汗国和诺盖汗国也承认自己是新沙皇的附庸。伊凡三世去世半个世纪后，金帐汗国的主要领土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为俄国开发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的广袤土地开辟了合法路径。俄国的主要权力象征“莫诺马赫皇冠”甚至也源自金帐汗国，而双头鹰在14世纪就出现在金帐汗国的钱币上，而这些钱币成为俄罗斯货币体系的前身。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3—16世纪俄国发展的东方思想取向成为俄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其领土、国家法律体系、军事体系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意识形态都直接来自蒙古帝国。

人们通常认为，15—17世纪俄国继续面向东方，直到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才“打开了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当然，这并不完全正确。俄国从建国开始就没有置身于欧洲事件、泛欧经济、欧洲文化和文明之外。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由意大利建筑师建造，西欧贸易公司从16世纪起就在俄国落户，伏尔加河地区的征服者伊凡雷帝是立陶宛公爵女儿之子。

16—17世纪以来，欧洲作为世界文明进步的新中心，在世界上最终形成在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欧洲各大国的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网络的构建为欧洲带来了巨额财富，使欧洲经济迅速增长，并引发了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基础科学，而且军事、海洋、金融和工业技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将阿拉伯世界、中国和南亚远远甩在了后面。文艺复兴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没有出海口的俄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获得科技进步带来的所有利益，但为此必须再次调整其外交政策和文明定位——从东方向西方。

到18世纪初，俄国已在东方获得了能获得的一切。在圣彼得堡正在建设的时代，大贵族们正在尝试戴上欧洲假发，担任副大法官和首席检察官，俄国探险家刚好到达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半岛——俄国欧亚大陆扩张的边界。1721年，俄罗斯帝国击败瑞典，一跃成为欧洲强国，俄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也随之迅速发展。在接下来的300年里，俄国稳步发展，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同时欧洲和欧洲文明（包括欧洲人建立的北美国家）居世界主导地位。尽管早在18世纪中叶，俄国的精英们就清楚地意识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为俄国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开发机会，但对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而言，亚洲倾向仍是边缘化的。

到19世纪末，新的“转向东方”思想在俄国开始成熟。当时，俄罗斯帝国在高加索和中亚达到了自己的扩张极限。各大国在完成了对非洲的重新分配后，将东亚视为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和殖民扩张领域，尤其是印度已被欧洲人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强国——日本在俄国东部边界附近日益强大，并与俄国、英国和德国一起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转向亚洲的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在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思想之后，欧亚主义者П.Н.萨维茨基、Н.С.特鲁别茨科伊、Г.В.维尔纳茨基等取代了斯拉夫主义者，为欧亚主义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倡议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理念为欧亚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俄国转向远东的催化剂是1891年开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同年，未来的皇帝尼古拉二世访问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此后他对东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8年，俄国签署了从中国租借旅顺港的条约，此后，一直推动尼古拉二世向东方扩张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一封信中称尼古拉二世为“北京的主人”。这一预言部分很快得到了证实：1900年，俄国军队进入北京。3年后，中东铁路横贯中国东北，在短期内确保了俄国在满洲的优先影响力。俄罗斯帝国研究了在朝鲜扩张和进入温暖的中国东海的计划。

然而，在20世纪初“转向东方”注定不会发生：1905年俄日战争的失败阻止了俄国的前进步伐，不久俄罗斯帝国本身也灭亡了。总的来说，尼古拉二世的东方政策不能算是真正的转向东方。当时，俄国对其东方邻国的态度本质上与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并无太大区别。在文明、文化、经济和政治上，俄国仍然是大欧洲的一部分。

欧洲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源头，1917年后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基础。然而，弗拉基米尔·列宁清楚地认识到，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的天然盟友是东方各国，而这些国家要么是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殖民地，要么是其附庸。反殖民主义思想在许多列宁主义著作中得到了明确阐述，这既决定了俄国恢复在东亚、南亚和近东的积极扩张，也决定了俄罗斯在亚洲各国人民中声誉的蓬勃发展。到1921年，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与土耳其建立了友好关系，向伊朗和阿富汗派遣了军队，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俄的帮助下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在上海成立，开始了其漫长而伟大的胜利之路。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为其在亚洲影响力的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到1950年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在中国、朝鲜、越南和缅甸取得了政权。20世纪50年代，苏联建立不结盟运动的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其在东方国家中的声誉。

然而，在整个苏联时期，尽管苏联成功地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赢得了声誉，尽管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进行了大量投资，尽管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额有所增长，但莫斯科的主要经济伙伴和政治契约人仍然是西方国家——欧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1975年，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仅占苏联外贸额的12%。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东方国家的经济规模还无法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相比。

到20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文明发展中心自16世纪以来再次向东方转移。欧洲的经济增长率正在下降，也没有产生突破性的技术创新，而东方国家，主要为东亚、南亚和近东，则表现出高度的热情、高增长率和新技术的发展（主要以欧洲科学为基础）。是的，现代世界的基础仍然是欧洲的：国家制度原则、市场经济、现代文化、社会关系都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然而，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即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西方思想成果与传统古代文化相结合，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因此，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稳定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家国”爱国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的。通常，欧洲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东方专制主义”哲学，与欧洲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不同，它总体上是无效的：它压制竞争，阻碍自由思想的发展，从而降低文明发展的速度。然而，早在19世纪末，日本就证明了在家长式的集体主义哲学基础上，纪律严明的民众如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快速发展。俄罗斯的爱国意识和强势政府传统也成为其在苏联时期成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使苏联达到了俄罗斯历史上全球实力的最高点。

今天，中国、韩国、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以及印度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领头羊，逐步超越欧洲国家，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020年，亚洲的经济总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这在半个世纪前是难以想象的。在全球最大的30座城市中，有21座位于亚洲，这里聚集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中产阶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到2050年亚洲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将达52%，重新获得工业革命前在世界中的经济主导地位。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亚洲强国也在与曾经强大的欧洲国家并驾齐驱。在9个拥核国家（不包括俄罗斯）中有5个位于亚洲，这足以说明问题。世界文明的增长点在东方，今天的俄罗斯可以通过再次调整其发展方向而收获更多。

二、“转向东方”的全球因素

近年来，东方国家作为世界经济新中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行动促成的。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形成的国际政治、经贸和金融体系的信任。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眼中，美国和西欧国家是政治稳定，法治、经济自由和监管决策透明的堡垒。美元、英镑、瑞士法郎以及后来的欧元在全世界都备受信赖，因此，即使在西方的敌对国家中，这些货币的价值传统上也高于本国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被视为公认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政策的保障者。伦敦、斯德哥尔摩和日内瓦的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判决被整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而在这个细长的、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信任而建的金字塔顶端，则是以联合国安理会为首的联合国国际组织网络。

然而，这一国际关系体系近年来几乎完全毁于美国及其欧洲伙伴之手。联合国的政治声望首先受到了打击：美国未经安理会批准，时常武装干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冲突，破坏了这个国际安全主要机构的声誉，如今它在国际社会眼中似乎已经彻底失去了效力。因此，2023年秋季开始的巴以冲突表明，即使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也绝对无法形成统一立场。自2022年2月乌克兰冲突开始以来，安理会没有就这一问题通过任何决议。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和俄罗斯的要求安理会改革的所有呼吁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在社会经济领域，西方更是自取灭亡。2022—2023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扣押了俄罗斯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资产，切断了俄罗斯与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支付连接，对俄罗斯的商业、公民及其财产和合法权利进行法律制裁，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摧毁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法律和金融体系的信任。在欧洲和美国，法律不再被视为不可侵犯的真理：现在，任何一家西方银行都可以以不明确的理由查封任何账户，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没收不受欢迎国家公民的财产，法院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寻求法律依据来证明制裁决定的合理性。美元、欧元和其他欧洲货币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作为对美国持不友好立场国家的经济和商业施加压力的工具。

因此，人们对国际金融体系、世界货币以及西方自由市场的信心在最短时间内遭到了破坏。目前任何非西方国家的企业主都无法再确信其在欧盟、英国或美国的储蓄、资产和贸易交易是安全的，这就促使企业主必须去寻找西方控制的基础设施的替代品，而这些替代品基本都在东方。

美元在全球结算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西方国家证券获得的国际投资也在减少。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支付中，本国货币所占比重正在均衡增长：因此，到2023年底，俄罗斯和中国将卢布和人民币在结算中的比重提高至95%。越来越多的专家将金砖国家视为替代性经贸和金融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的轮廓尚未勾勒出来，但在金砖国家中已经有许多国家渴望参与这一体系的创建。

西方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整个发展中世界都不再具有吸引力。“转向东方”不是俄罗斯的趋势，而是全球趋势，尽管正是俄罗斯作为先驱（历史上经常发生）开创了世界文明新的大趋势。

三、当代俄罗斯政治中的“转向东方”

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学者们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谈论国家的东方转向。在这一阶段，苏联成功地恢复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断的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并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企业在俄罗斯市场积极发展贸易，向俄罗斯投资，并建立了许多新的合资企业。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联邦时任总理Е.М.普里马科夫提出了“多极世界”概念，即依靠新的、快速增长的力量中心，形成莫斯科—德里—北京轴心。事实上，普里马科夫宣布必须要建立俄罗斯—印度—中国新结构，这成为俄罗斯转向亚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加强和扩大与东方国家政治联系的同时，俄罗斯外交政策西方方向上的摩擦也在增加。20世纪90年代俄美关系的“蜜月期”于1999年3月24日结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无视俄罗斯的立场，对南斯拉夫发动了军事行动。这是一个分水岭，随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逐渐缓慢恶化。2004年，北约再次东扩，波罗的海三国加入了这个本质上反俄的联盟，俄罗斯的利益再次被忽视。俄罗斯希望与西方友好的愿望在实践中破灭了。

2007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东欧的利益被忽视，冲突将不可避免。美国支持后苏联空间国家反俄政权的政策导致了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随后又引发了2014年乌克兰政变和内战，随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正是2014年发生的事件成为讨论俄罗斯政治和对外经济转向东方、转向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必要性的起点。

当时，俄罗斯政府和专家已在积极讨论“转向东方”的合理性。201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其一篇文章中强调，“从历史和地理上讲，我们的国家是亚太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全面进入亚太空间视为俄罗斯未来成功发展的保障”。

俄罗斯学术和新闻出版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其中，2012—2019年谢尔盖·卡拉加诺夫领导下的一批著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系列报告中叙述了东亚转型、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发展等问题。

关键信息是证实俄罗斯从欧洲周边国家转变为欧亚大陆中心强国的论点。同时，专家们也指出，亚洲国家和地区并不完全理解俄罗斯东方政策的目标和原则，这对“转向”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于2017年制定的俄罗斯东进路线图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5年后俄罗斯面临的挑战。

然而，只有到了2022年，在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之后，才有可能谈论真正的、实际的“转向东方”。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俄罗斯边境新铁幕的出现、俄罗斯国家和私人资产的被冻结、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的毫不妥协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令俄罗斯与西方集团国家进一步建立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成为不可能。自2022年初以来，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几百家公司被迫退出俄罗斯市场，成千上万的供应商被迫停止向俄罗斯运输产品，数以万计的西方商人离开俄罗斯。陆地和海上边界的关闭破坏了俄罗斯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供应链。俄罗斯政府和数以千计的国内企业面临迅速调整方向以适应东方国家市场的任务，既包括俄罗斯产品的出口，也包括进口。国家和企业开始向新的方向加速调整自己的活动。

当然，这一进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原因如下。第一，与欧洲（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人文方面的联系曾过于紧密。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对欧洲进出口的导向只增不减。欧盟国家和乌克兰垄断了俄罗斯能源的消费，而成千上万的欧洲和美国的公司在俄罗斯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在同样的垄断下满足俄罗斯经济在工业品、设备和技术方面的需求。第二，文明和文化壁垒阻碍了与东方国家迅速建立稳定和深入的关系。俄罗斯对亚洲各民族文化、东方心态、传统和交流技巧了解不多。当今俄罗斯的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现代亚洲国家的历史、哲学和意识形态的系统性知识。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和科学一直以与西方同行互动为导向。例如，2022年，俄罗斯只有略超1万名大学生学习中文，而离开中文就无法与俄罗斯的最大战略和经济伙伴进行交流。俄联邦和地区政府、俄罗斯公司和企业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在与东方伙伴互动方面的能力处于较低水平。俄罗斯的商业和社会团体在东方国家几乎没有代表处，而科学、教育、文化和其他人文联系及交流仍完全不足。

与此同时，“转向东方”概念，尤其是在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开始获得更广泛的含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这个词更多地意味着转向“全球南方”国家——拉丁美洲、非洲、近东、南亚和东亚，同时也是一种机构性转向——通过扩大上合组织（伊朗于2023年加入，白俄罗斯于2024年加入）和金砖国家成员及组织（在2023年南非峰会上，金砖国家从5国变为11国）影响力实现“转向东方”。

2023年10月，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阿列克谢·奥维尔丘克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论坛上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向东方”已经发生。的确，欧洲在俄罗斯进口中所占比重已从41%降至2022年的7.5%。俄罗斯联邦政府认为，到2030年，西方国家在俄罗斯贸易中所占比重的目标数字应不超过10%。与此同时，与26个支柱国的贸易额应占75%左右，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所占比重最高。

但是，真正的“转向东方”是在科学和技术、教育和文化上的根本转向，是最终我们心态的根本转向——现在才刚刚开始自己的转向运动。东方政策的实施暂时主要涉及的仅是政治和外交领域以及国家大型经济项目领域。至于各国人民之间的互动水平、人文联系，以及总体上的在文化和文明领域互动的转变远未完成，其任务仍然极为紧迫。

四、在“转向东方”背景下发展大西伯利亚

对俄罗斯而言，“转向东方”战略无可争议的优势之一是该战略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19世纪以来俄罗斯历届政府都曾提出过的任务，但欧洲俄罗斯与大西伯利亚地区之间的发展速度差距仍然很大。苏联解体30多年来，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发展趋势一直不容乐观：部分原因是主要来自西方的外国投资大多落地于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很少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投资用于矿产开采的现代化，铁路、公路和管道运输的发展，现代化城市环境和新工业枢纽的建设——所有这些任务在今天也依然极为重要。

这些地区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与亲近亚洲总体战略的有效性直接关联。众所周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包括，当地复杂的自然-气候和区域-温度特征；广阔领土与俄罗斯的中心联系不紧密，永冻层、森林覆盖率高，基础设施匮乏，这一切都令开发这片空间成为一项复杂而又成本高昂的任务。我们认为，俄罗斯学者们在对宏观经济、地理、自然-气候、交通、地缘政治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基础上取得的最新科研成果，为进一步探讨如何克服“大陆诅咒”提供了令人信服且具有前景的可能性。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亚洲国家和地区400年交往的历史经验的研究，以及与邻国建立跨境协同区表明，这正是俄罗斯远离中心地区获得发展的关键。

大西伯利亚未来发展的逻辑与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当今所奉行的政策是一致的。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发展同样非常感兴趣。属于这一广阔地区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被视为中国东部欠发达的省份，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加快发展这些省份的政策。这一目标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2023年9月，当俄罗斯总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注）谈论发展远东联邦区基础设施的必要性时，在边界的另一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视察黑龙江省北部地区，要求调整其经济结构并与俄罗斯进行交流合作。中俄两国经济在贸易方面的互补性越来越强，这尤其为大西伯利亚地区带来了机遇，中国企业准备前往上述地区开展农业、能源、林产品加工、矿产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加工、运输和物流方面的贸易和投资项目。

俄远东地区领导人和中国东北三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定期举行会晤、会议，两国上述地区经常开展联合展览，以实现两国企业之间的务实合作。莫斯科和北京都将跨境合作视为毗邻边境地区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两国而言，当前加强合作的趋势是推动这些地区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

随着主要贸易流向国家东部边境，西伯利亚和远东不再是一个表面的宣传性的枢纽，而是真正的枢纽，是俄罗斯与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合作的经贸和交通枢纽。贸易的蓬勃发展必然要求发展基础设施，吸引劳动力和科技资源进入该地区。

可以期望在短期内增加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投资，包括采矿业和加工业的外国投资、亚洲公司在俄罗斯进行本地化商品生产，以及俄罗斯公司对生产的大规模投资，东方市场将需要这些俄罗斯公司的商品。

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АГХК）是远东地区新一轮发展的范例——俄罗斯西布尔公司（СИБУР）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生产聚乙烯和聚丙烯的联合项目。该综合体将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委托建设的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接收乙烷和液化碳氢化合物气体，预计在2026年投产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聚合物（聚乙烯和聚丙烯）生产商之一。该综合体预计每年可生产270万吨成品，这些产品为远东、俄罗斯其他地区和中国的重要行业所需要：建筑、能源、住房和公用事业、农业、大众消费品生产、医疗材料和设备、化工、航空和汽车制造。该项目在远东和阿穆尔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建设阶段会提供超过2.5万个新工作岗位，在运营阶段提供885个高科技工作岗位，并在相关领域增加约5000个额外工作岗位。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将增加非资源产品的出口（到2040年达4.6万亿卢布），并增加各级预算的税收（2270亿卢布）。

除了这一项目和其他可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启动的大型项目，该地区的发展还将通过中小企业之间的跨境贸易与合作获得补充——首先是与也有意开发毗邻俄罗斯边境的东北省份的中国企业合作。

2020年，大多数学者在讨论俄联邦远东政策的形式和方向时达成了普遍共识：远东作为通往亚太地区通道的地缘战略重要性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依然存在并加剧，该地区发展的主要方法——逐点、有选择地实现该地区优先产业的现代化，在国家企业和私营企业合作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工业方向。强调俄罗斯“转向东方”进程作为一面镜子，反映了该地区生产力综合发展范式向空间经济过渡的复杂性。

2020年9月，М.В.米舒斯京总理颁布了法令，批准了《2024年前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纲要及2035年前远景规划》，为该地区开发项目的施政具体化以及大量实际工作的启动带来了希望。202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动员条件已成为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加速俄罗斯国内政策和外部东亚政策转变的额外触发因素。

北方海航道（СМП）应在该地区的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当今俄罗斯的东部和南部合作伙伴，首先是中国和印度，还有东盟国家、韩国和日本，都对北方海航道的发展感兴趣。如果不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北部沿海地区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就不可能通过北方海航道实现货物畅通供应。因此，加强俄罗斯与亚洲邻国的贸易关系将自动成为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超前发展的动力。

“转向东方”不仅能改变大西伯利亚的经济面貌，还能改变其自我意识。数百年来，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与数十个当地民族在西伯利亚“大熔炉”中混合，形成了一种相对较新的西伯利亚民族心理类型，从基因上融入了俄罗斯和亚洲历史的经验和记忆，从蒙古士兵到俄罗斯哥萨克。俄罗斯移民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摆脱政府的控制，能够独立生活。因此，自第一支哥萨克部队出现在西伯利亚以来的400年间，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西伯利亚群体，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该群体始终感到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中央。在苏联解体后早期，这种自给自足的感觉甚至发展成了分离主义情绪。

西伯利亚人和远东人对亚洲有着不同的看法——不是将其视为遥远的边缘，而是将其视为近在咫尺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如今依然生活在这里。西伯利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建议考虑西伯利亚新边界的问题。这并不是要修改或调整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主体划分的官方行政界线，而是要明确政治和经济边界，强调西伯利亚作为俄罗斯欧亚大陆核心的位置。这一愿望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上在西伯利亚周围形成了特殊的外围地区——远东、滨海、外贝加尔和俄罗斯东北部地区，这些地区传统上面向外部亚太市场。从领土和功能上看，西伯利亚是一个巨大地区，在思想观念上将从叶卡捷琳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注）的多个地区联合为一个整体。

与此同时，俄罗斯中部和远东地区对“转向东方”本身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直到不久前，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精英们还将西方的文化和文明价值观一直牢牢地固定在“欧洲链”上。如今，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这令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注）的商界和政界精英的立场更加接近。

显然，除了精英阶层看法不一致外，各部门各行业在实施转向的方法和优先事项方面也存在观点不一致的问题。每个企业和公司都从自己的现实目标出发，通过自己的机制推动某个项目、某些运输和航线物流。显而易见，在当今俄罗斯，“转向”的有效性问题主要可以通过施政手段来解决，包括通过相关机构和机制的改革来解决。

地区专家指出，尽管中央政府在财政上为远东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该地区仍然不如俄罗斯中部地区舒适和有吸引力，因此该地区居民主要用离开来应对这种不公正。与此同时，该地区居民支持政府与亚太地区的合作计划，并准备与所有邻国建立互动关系。当今无疑优先考虑的是中国。

2020年11月，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俄罗斯发展机构进行了必要的缩减和优化改革，这也影响到了远东地区的机构。因此，俄罗斯国家发展集团——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ВЭБ.РФ）得到了加强，它吸纳了一系列项目和机构，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Ю.П.特鲁特涅夫一起，成为该地区在当前发展中具有影响力的行政和金融“轴心”。远东和北极发展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影响力得到了加强。这些机构影响的特殊性与有效利用最新机制促进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以及中俄跨境关系发展的可能性有关。

因此，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计划的最重要部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领土正逐渐从原材料供应的中转区和运输走廊转变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积极主体。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缝合”战略、投资和社会积极性改变了“转向”的优先方向和内容，这一“转向”从外部的和亚洲的同时成为内部的和俄罗斯的“转向”。专家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东方中心主义”思想的理解客观上服务于两个议程，加强该地区发展的完整性以及地区发展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逻辑。

“转向东方”是俄罗斯最终将远东和西伯利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平衡这些富饶地区与欧洲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充分开发东北亚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这一任务的独特机会。

五、“转向东方”的欧亚维度

俄罗斯欧亚主义是一种哲学，起源于19世纪末，主要建立在19世纪中期斯拉夫主义的基础之上，近20年来，在苏联解体后与西方关系逐渐幻灭的背景下，其影响力显著增强。

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学术史可追溯到1921年8月，当时俄国哲学家移民群体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版了题为《回归东方·预言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的文集。首次提出了在俄国与邻国民族之间自然和社会联系相互渗透的基础上理解欧亚文明的观点，这些邻国民族形成了具有特殊心态、历史和文化的大陆欧亚民族。

20世纪下半叶，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Л.Н.古米廖夫的思想产生与发展成为俄罗斯欧亚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他指出，历史上俄罗斯人吸收了大草原的遗产：突厥汗国和蒙古帝国，这令俄罗斯在16—18世纪迅速开发了整个大西伯利亚直至太平洋。古米廖夫认为，欧亚大陆就其本质而言，适用于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超级民族，它有别于欧洲或亚洲，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围绕欧亚主义思想的学术讨论在俄罗斯展开，部分延续了19世纪西方主义者与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但也反映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现实。欧亚主义学说概念的反对者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В.Л.齐姆布尔斯基，他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创造了“俄罗斯岛”等概念，否定了欧亚方向和东方路线的固有性和自然性，他将之定义为“亲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文明发展的欧洲-大西洋制约性思想成为其基本前提。

哲学家和政论家А.Г.杜金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法，通常被称为新欧亚主义，他将僵化的地缘政治态度引入到文化和文明话语，将俄罗斯与西方的生存冲突定义为欧亚大陆大国与欧洲-大西洋海洋大国之间的两极裂痕，彼此的价值观和叙事方式截然相反。

在俄罗斯的话语体系中，“新欧亚主义”一词已经形成，尤其是经由Т.В.博尔达乔夫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报告框架内及其多篇文章中提出。这一概念的拥护者认为，欧亚大陆独立一极的形成正在成为最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进程之一，欧亚大陆的中心正在摆脱其作为东西方之间桥梁的传统角色，正在获得独立的意义，包括加强其“硬核”——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以及一些地区参与者。

大多数研究者赞成，俄罗斯尚缺乏明确的“欧亚认同”，这在心理层面上导致其难以与亚洲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只有少数人认为，俄罗斯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国家二元论”，这种二元论结合了西方和东方的特点，并以欧亚特点为基础。我们倾向于认为，今天的俄罗斯人，甚至是生活在远东的俄罗斯人，都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视欧洲人、欧洲文化和思维方式比来自中国或韩国邻居的更亲近。俄罗斯周边亚洲国家的居民对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也持同样的态度：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游客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注）“看欧洲”。严格地说，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欧洲和亚洲并不构成欧亚大陆，而是两个独立的概念。

俄罗斯的欧亚认同问题比其地理范围要宽泛得多，它与俄罗斯战略的演变、俄罗斯（或苏联）文化代码中西方和东方心理的关联、欧亚特征概念的形成等密切相关。同时，欧亚因素本身包含数十个不同维度，从地缘政治、地理和经济到文明-历史和哲学，包括200年来关于俄罗斯在这一空间中的地位、与欧洲和亚洲的关系、俄罗斯心态及其叙事。目前的主要趋势是，在俄罗斯精英中出人意料地迅速形成了对俄罗斯“欧洲中心论的缺陷”及其深入的和质的转变的必要性的比较新的感受。

在东方政治和经济蓬勃崛起的背景下，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亚洲”的兴趣与日俱增，虽然尚未对其参数和特点做出令人信服的准确描述，但在通俗文艺作品和当代俄罗斯电影中已清晰体现。

今天，在俄罗斯政府和专家群体的理解中，欧亚是一个“非西方世界”，是由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部分金砖国家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大型项目形成的世界多数的一部分。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亚洲盟国不太可能被归类为这样的欧亚，而且它们自己也不使用“欧亚”一词，从而把这个词交给了它们的对手——俄罗斯和中国来永久使用。

大欧亚的政治基础始于2015年，当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俄联邦议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БЕП）的基本概念，将其作为俄罗斯联邦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2015年5月8日，俄罗斯和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将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的对接过程确定为互动的形式。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明确了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轮廓，建议其成员考虑建立有非欧亚经济联盟成员的独联体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参与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从而也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与大欧亚之间的互动轮廓。

2017年，普京总统在专门为第25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撰写的文章中提出，应从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广泛合作的角度来考虑发展大欧亚伙伴关系思想；2022年他又补充指出，为进一步形成大欧亚伙伴关系，上合组织和东盟必须要对接。俄罗斯领导人在2023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声明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理念。

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在国家间层面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这是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思想的现实步伐。该协议是一个框架性、非优惠性协议，旨在简化营商和协调合作。该协议推动了俄中关于签署服务和投资优惠协议的谈判，该协议未来的重点已经放在放宽服务和投资市场的准入上。

2022年，俄罗斯在欧亚方向的活动显著增加。5月26日，俄罗斯总统在首届欧亚经济论坛上强调，必须加快欧亚经济联盟的“内部”一体化进程，加强国家货币的相互结算，令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东盟的友好国家参与欧亚合作。

要全面实现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构想，有两个因素尤为重要。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欧亚进程、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和交通发展，与邻近和更远的欧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创造新的、更多的一体化机会，扩大商品、服务和资本供应，围绕俄罗斯“缝合”其周围的独联体欧亚空间。其次，俄罗斯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模式下的对接——从交通和基础设施到能源、投资和人文，深化与东亚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

2023年2月，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些最具前景互动领域的对接路线图获得批准。这一决定有助于实现运输走廊的数字化和铁路货运信息交换电子化过渡，进而大大缩短运输时间。该路线图应有助于就气候议程、工业领域合作和电子贸易建立可持续对话。正如欧亚经济委员会（ЕЭК）主席米哈伊尔·米亚斯尼科维奇于2023年秋所宣称：“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和付出的努力可期待具体的成果。2015—2022年，在欧亚经济联盟运行期间，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1.8倍，实际达到2200亿美元，是互动关系史上的最高纪录。”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第二项任务也与大欧亚伙伴理念的发展有关——与欧亚大陆上不考虑俄罗斯利益的竞争一体化进程作斗争。这种一体化包括美国在东亚与日本和韩国的“三角同盟”、与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在外高加索地区的结盟努力，以及在2023年秋季C5+1峰会（该地区5个共和国+美国）后与中亚国家加强互动的努力。与此同时，值得考虑的是中国的类似计划。在与中亚国家举行峰会之后，将这一形式转变为常设国际组织的想法对俄罗斯来说正在危险地发酵，即事实上取代上海合作组织。土耳其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也非常活跃，试图通过阿塞拜疆和里海建立一个通往中亚的“大图兰”项目。

在俄罗斯压缩西部空间和扩大东部空间的条件下，大欧亚伙伴关系发展项目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在当前和未来都在增加，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领域的长期战略任务和“转向东方”的构成。

俄罗斯围绕大欧亚形成过程的讨论范围相当广泛——从地区一体化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对中亚安全挑战和威胁的分析（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北约项目、阿富汗等），到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问题。俄罗斯政治学界讨论欧亚问题的基本前提是，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向东方的转移，泛欧项目的消退以及俄罗斯更积极参与欧亚建设必要性的加强，必须要更新欧亚和欧亚主义的经典概念。在这一话语框架下，明确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功能，其传统作用以及当今在西方-东方关系体系中作为积极主体的功能。

尽管尚未完全回答所有问题，但讨论过程本身使我们得以明确当前对俄罗斯而言一些关键的欧亚指标：大欧亚国际共同体的规范基础的形成特征；存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形成额外的欧亚能源、运输、军事和其他资源，以提高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可持续性。

研究欧亚一体化问题的专家们对大欧亚的定义之一是基于联盟对外的、一体化积极性的前景。“大欧亚”是一种分散的形式，它设定了一个原则目标，即结合各方深化合作的实际准备情况，通过在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的不同轨道上并行或依次取得进展，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经济互动条件得到质的改善。然而，从上文可知，5年多之前给出的这一定义已不再符合这一概念的当代理解——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地理上的。

因此，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欧亚思想如前所述已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提出，如今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毫无疑问，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罗斯近10年来最成功、最具突破性的地缘政治思想之一，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具备良好的实现机会。然而，对其进行更详细的阐述，甚至更重要的是，其实际的实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应由国家领导和专家群体共同完成。

六、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任务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形成俄罗斯“转向东方”政策的基本任务。上文提到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2017年发布的路线图首次提出了“转向东方”政策的部分任务，其中包括：

1.必须为大欧亚地区制定新的运输和物流战略，到2023年该战略将具体化为形成西—东和北—南两大干线运输走廊，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包括通往蒙古国和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输气管道和通往南亚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

2.在俄罗斯和中国、上合组织其他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国家系统基础上，尽早开发和实施独立于SWIFT的支付系统；

3.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框架下建立货币储备，以此大大削弱美国对国际贸易的控制；

4.恢复欧亚大陆各国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叙事——从伟大丝绸之路文化现象到成吉思汗国。

如今，这一系列任务可以得到补充。重新平衡俄罗斯从西方到东方的发展，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包括路线图中提到的方向）进行变革，而且这是一项综合工作，它必然会触及俄罗斯政治的其他领域、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的活动领域。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转向东方”有5个基本维度，其中包括：

1.对外政策或外交，包括双边关系，也包括有俄罗斯参与的国际组织和非正式协会工作的多边形式；

2.经济和商业，包括俄罗斯与外国伙伴之间的贸易、物流、金融和基础设施的联系，在企业家、公司、商业协会层面的互动，以及提高西伯利亚和远东在俄罗斯经济中的重要性；

3.既属于对外政策领域也属于对外经济相互作用领域的军事和军事技术联系；

4.通过与外国进行合作，俄罗斯科技获得发展；

5.包含最重要的教育内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文方向。

这5个维度是俄罗斯长期发展再平衡的统一范围中的几个部分，俄罗斯正逐步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将重点放在欧亚空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俄罗斯不在所有5个方面都大力加强其东方政策的话，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意识形态等任何意义上讲，俄罗斯都未必能成功地打造一个有效运作的大欧亚。

根据上述5个方向，我们提出了2035年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主要任务：

1.加强俄罗斯在欧亚和亚太地区双边国际关系中的参与力度，包括将与东盟和南亚国家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随着俄罗斯的框架和机会的明确，提高俄罗斯在欧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在此，非常有必要仔细研究快速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俄罗斯的机会，尤其是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北方海航道层面。不应机械地对待这一进程，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俄罗斯在该进程中受到了系列限制，其中之一与东亚一体化机制在制度和精神心理层面的特点有关。近30年，该地区形成了两种基本的一体化模式——开放的和封闭的地区主义类型。第一种模式意味着外部参与者积极参与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而第二种模式则在著名的“亚洲人的亚洲”论述框架下，只关注本地区国家。显然，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于俄罗斯来说，全面参与一体化需要克服美国、欧盟等国的激烈竞争；第二种方案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因为大多数东方国家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

3.对亚洲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及其近10年来的优秀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以提高俄罗斯立法体系、国家和法律运作机制的效力。

4.调整和明确国家宗教政策，重点研究东方国家的实践、亚洲国家的宗教及宗教组织。

5.在西方制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俄罗斯产品在亚洲建立新的销售市场，并对现有销售市场进行现代化改造，为外国制造商消除进口西方高科技产品的风险，在政府于2024年将通过的《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为俄罗斯主要经济部门建立新的供应链。

6.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带有北—南和西—东干线走廊的欧亚运输和物流体系，为各种货物、服务的运输和转移，形成从加里宁格勒到德里、新加坡和上海的统一物流空间，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结束后，该物流空间将与欧洲物流体系相匹配，使俄罗斯成为欧亚主要强国。毫无疑问，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将是有益的。

7.建立可取代目前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包括不使用SWIFT系统的结算体系、统一银行间空间和欧亚国家可接受的结算单位，例如金砖国家目前正在开发的国家数字货币。

8.为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的俄罗斯公司创造有利的监管、海关、税收条件和优惠，加大在东方国家市场为俄罗斯公司争取最优惠的待遇力度。

9.加强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改造，以减少俄罗斯欧洲和亚洲地区之间的不对称，并与邻国的毗邻地区进行更成功的合作。

10.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首先是中国，建立联合高科技开发区、科技园区、大型科学项目和其他形式的科技伙伴关系，在保护俄罗斯技术主权的同时加快技术发展。

11.对俄罗斯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内容重组，大力加强在人文科学、高科技研究、金融、建筑和运输领域的亚洲成分。

12.深化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东方邻居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13.加强国内外意识形态工作，在历史、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建立欧亚话语体系。这项重要工作不仅会令俄罗斯公众对国家文明的欧亚根源形成可接受的认知，而且会降低来自西方和一些东方国家正在推行的针对俄罗斯的不友好意识形态的风险。

14.加强利用“软实力”，在东方国家中树立俄罗斯及其政策、商业和文化的适当形象，加强信息工作以提高对俄罗斯及其政策的认知水平。

这些就是俄罗斯“转向东方”政策的主要任务。当然，这绝不是一份详尽的清单，但完成这14项任务可以在2030年之前完全平衡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消除来自西方的大部分制裁带来的风险，显著提高俄罗斯在东方国家开展各类活动的效果。

（责任编辑李淑华）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4期

原文链接：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83/2954.htm

http://hfffg5fce84748f1d4cc2sk9w6wcxc66kb6k9o.fgfy.hlju.cwkeji.cn/kcms2/article/abstract?v=JgtjNxUAsge5jasIqOZXVfCM_Wxs2oec3QtR4vIReLimVkWvutKgPzZD0w3v_XqbzII9WgWVcAP-DT3L3WtAHG4A932LGtLGMNk-nkmINJAU9EqWZ0MXgzyMTjHR9AFeypLjj1HP3UEg87tzrO0zCoFQzaHukchNqmdT9AHZcfbOu-TBJmzWWwpgNa0Pf6QdLM9NEwW-tzenF6MRy7QVay5RcTHM3bRY&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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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基里尔·巴巴耶夫 胡巍葳 编译:俄罗斯转向东方：历史意义与现实任务

［俄］基里尔·巴巴耶夫胡巍葳编译:俄罗斯转向东方：历史意义与现实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