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精华：文学认知与国际地缘政治：欧美斯拉夫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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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2 07:45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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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认知与国际地缘政治：欧美斯拉夫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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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欧洲大陆、美国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需要，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等分别译介俄罗斯文学，为19世纪后期开启学院化斯拉夫学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政权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促成学院斯拉夫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伊始，苏联和西方进入冷战状态，孕育出直接服务于遏制敌人之战略的“苏联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斯拉夫学也受冷战格局影响，但鲜受政治正确左右，致使其未如“苏联学”那样显赫，也不随着苏联解体而萎缩，甚至反哺俄国学界，为后冷战时代世界读者深入理解俄罗斯问题和欧美-俄国之复杂关系提供了审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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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安徽大学至诚讲席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教育部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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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89）、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2022年访问学者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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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文学论丛——引言》（《时代》1861年创刊号）中哀叹，“世上若有哪国使遥远他国或紧邻之国感到陌生，又无人研究，还无人理解并难以理喻的，对西方而言，俄国则无疑是这样的国度。无论中国、日本，皆不如俄国如此神秘，引起欧洲人之好奇，过去、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皆然。我们并非夸大其词。对欧洲而言，俄国乃斯芬克司之谜，让西方了解俄国的真实、精神、性格及其走向，比发明永动机和长命水更难。在此意义上，现在欧洲对月球也远比对俄国研究得要更详尽，至少确切知道月球那里没有人居住。关于俄国，人们虽然知道那里住着人，甚至知道是俄国人，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却依然是个谜，尽管欧洲人自信已经了解了我们”。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叹也不完全正确，他本人的作品当时就有欧洲译本，如《死屋手记》1881年英译本，《罪与罚》1882年德译本、1884年法译本、1884—1888年第一个英译本，《白痴》1884—1888年英译本等。20世纪初英国著名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在40年里翻译70多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包括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赫尔岑、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作家的重要作品等。这些译作得到约瑟夫·康纳德、劳伦斯和海明威等高度赞许，虽然纳博科夫依据男性中心论批评她的译作“枯燥乏味，总是矜持得令人难以接受”，而布罗茨基批评说，“讲英语的读者几乎分不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原著）。他们读的是康斯坦斯·加内特女士的译作”。不过，加内特的翻译并未影响人们想理解这个神秘国家的热诚，在布尔什维克建立起反对西方和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苏维埃政权后，即使英国和美国政府派兵干预苏俄内战，也没有妨碍欧美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亲临苏俄。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20年后，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恐惧苏维埃国家，但在民主制度下，没有去改变左翼思潮盛行状况，欧洲读者仍热心于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出现了美国史密斯学院俄语学科教授海伦·穆奇尼克（Helen Muchnic）在《英国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1881—1936年》（1969）中描述的情形：十月革命激发了英国人试图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解俄罗斯这个神秘民族和国度的热潮。在英国强力应对苏联的冷战时代，著名小说家、文学批评家、英国广播公司顾问吉尔伯特·菲尔普斯（Gilbert Phelps，1915—1993）发表《英国虚构作品中的俄罗斯小说》（1956），还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作品在内的众多经典小说在英国受到热捧的盛况。实际上，在苏俄政权建立初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许多在十月革命前步入文坛的那些象征主义作家之作是被严格限制阅读的。更意味深长的是，欧美的大学里没有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敌视西方和欲消灭私有制就拒绝研究和讲授俄罗斯文学。德米特里·米尔斯基公爵1920年经波兰来到欧洲，1921—1932年在伦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担任讲师，其间出版了俄文版《俄罗斯抒情诗》和英文版《俄罗斯诗选》、《现代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史：从起源到1900年》（两卷本）、《俄国史》、《俄国社会史》等。十月革命后随家人流亡到伦敦的纳博科夫，1940年迁徙到美国，先后在卫斯理学院和康奈尔大学使用英文讲授“俄罗斯文学”课程，大力彰显了俄罗斯文学在美国大学的声誉，开拓了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空间。美国斯拉夫学界给苏侨作家学者提供专业性岗位，成就了俄侨的事业，更使斯拉夫学的生命力得以激励。要知道，后一个时段正值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地缘政治冲突并未妨碍俄罗斯文学在大西洋两岸的正常传播和积极研究，斯拉夫学甚至把苏俄本土学界关于俄罗斯文学及其理论也当作研究对象，反过来再去影响俄国本土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而非受其影响，如回归文学浪潮肇始于西方斯拉夫学之成果的推动。如此一来，作为学术的斯拉夫学，成为我们认识俄罗斯问题的学术资源，而作为学科的斯拉夫学显示出区域国别研究所长。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关系复杂的文学认知：斯拉夫学所及的俄罗斯文学现代文学在俄国的发展受惠于欧洲文学和思想资源是显而易见的。如1860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被雅库博维奇译成俄文在基辅出版，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关注，并促成许多俄国人移民美国、美俄双边关系正常化。俄国译介欧美经典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30年里达到高峰。1897年，著名出版家瓦西里·林德重译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该译本与巴维尔·米茹叶夫翻译的《美国民主史》及尼采的译作共同推动了俄国观念更新，使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在俄国兴盛起来，并促进民主思想以及对共和制的向往等在俄罗斯帝国末期深入人心。或者说，《唯心主义问题》《路标集》《来自深处》这三部白银时代的著名论文集的问世，远非俄国现实问题所推动，而应与翻译欧洲思想经典之启发有关。当然，这些欧洲现代思想资源，最终未能真正把俄国改造成欧洲所希望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国家，不过促使俄罗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追求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艺术家、学者和科学家。在西方看来，作为民族或国家的俄罗斯始终是复杂的他者、对手，文学则是西方认识这个他者或对手的可能途径。在如是情况下，欧美如何译介和理解俄罗斯文学，乃敏感又复杂的问题。英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远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投入：1619年英格兰著名诗人和学者理查德·詹姆斯出版《罗斯人歌曲集》；1696年牛津大学出版第一部《俄语语法》；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翰·鲍林发表专门介绍俄国文学的《俄罗斯诗人的文本》《俄国的政治和文学》；1838年四月号《外国评论季刊》（Foreign Quaterly Review）刊文，批评俄罗斯文学乃是对德意志文学和法兰西文学的亦步亦趋模仿，1843年该杂志还刊载了巴拉丁斯基、普希金和雷列耶夫等19世纪初著名诗人之作；著名新闻记者萨瑟兰·爱德华在对许多侨居英国的俄国精英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著述《在故乡和在国外的俄罗斯人》。要知道，这些情形是发生在欧洲“恐俄症”（Русофобия/Russophobia）持续增强的时期：历经18世纪效仿欧洲而壮大起来的俄罗斯帝国，在战胜拿破仑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维也纳体系中获得欧洲大国身份，俄罗斯帝国的制度、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却能合法介入欧洲事务，又在国内实行书报刊审查制度，使欧洲产生了“恐俄症”。在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欧洲支持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抵抗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而对俄罗斯文学译介的力度，没有因为俄罗斯帝国介入欧洲事务或与欧洲殖民大国在全球竞争加剧而终结，相反，随着欧洲与俄国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而不断加大，如格雷厄姆的《俄国的科学、艺术和文学之进步》（1865）、西班牙作家巴赞的《俄国及其居民和文学》（1890）、威尔逊的《英语韵文中的俄语抒情诗》（1897）、约翰·波伦的《俄语韵律》（1891）等，从不同层面积极介绍俄国的文学。19世纪末，欧洲大陆与英国开始加强对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信息共享，1887年埃德蒙斯对原法国驻俄外交官沃盖的《俄罗斯长篇小说》进行了英文翻译。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1889）、波兰史学家瓦利斯泽维斯基的《俄罗斯文学史》（1900）等也都被翻译成了英文。与此同时，英国翻译的俄罗斯文学或相关研究也被转译成欧洲其他国家语言。随着书报刊审查制度强化，到19世纪中叶，俄国有越来越多持不同政见者被迫流亡欧洲。如1847年赫尔岑开始侨居法国，1852年来到伦敦，创办不受俄国书报刊审查制度制约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北极星》和《钟声》等境外俄语媒体；1890年又有其他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在伦敦出版期刊《自由俄国》。这些侨民的行为，如创建“英俄文学协会”，不仅给英国人提供了认知俄国的丰富材料，激发了英国人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也促成那些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更积极地投入译介工作：毕业于牛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卡尔德隆1903年开始专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09年11月翻译契诃夫第一部大型剧作《海鸥》，该剧在格拉斯哥的苏格兰王室剧院用英文上演。自此，越来越多爱好者加入翻译俄罗斯文学的行列：1912年，英美企业家菲尔亦将《海鸥》译成英文，后于1916年在美国首演；1923年，英国著名翻译家加内特重译《海鸥》。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现代学术制度形成过程中，斯拉夫学也随之诞生和成长：1869年牛津大学设立了英国最早的“俄罗斯研究”教席，20年后剑桥大学设立同样的教席，1909—1912年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菲利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Фéликс Юсýпов，1887—1967）公爵创设牛津大学“俄罗斯学会”（The Oxford University Russian Society）。从十月革命到二战前，苏维埃政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导致英俄（苏）关系紧张，却没妨碍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在英国文坛流行。英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兴盛，并对英国社会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产生不小的影响，极大地开拓了英国文学艺术家对现代性问题认知的空间，认识到现代性之复杂化程度。斯拉夫学的开端与建设过程在法国要复杂得多。18世纪俄罗斯帝国积极引进欧洲文化，进口法国的葡萄酒、香水、服装、家具等奢侈品，法国时尚舞蹈教师、美发师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供不应求，法国文化渗透到了俄国各大都市贵族的生活中。然而，这并未改变法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普遍把俄国视为野蛮国度的传统，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指出，彼得一世时期俄罗斯民族尚未成熟到可以吸收文明成果的程度，“俄罗斯人甚至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人”。这种反差持续存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生动地叙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彼得堡和莫斯科崇尚法国风尚的情形，没有因为拿破仑战争的战火延及俄国而改变；法国也没有因1812年拿破仑战争失败、维也纳体系确定俄国成为欧洲一部分，就放弃藐视俄国的认知。法国著名贵族旅行游记作家古斯汀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实地访问彼得堡、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等城市后出版了游记《1839年俄国》（La Russie en 1839，1843），该书描绘了被莫斯科大公国官方、社会精英和民众所痴迷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如何于鞑靼统治时延续保存下来的俄罗斯人落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文化传统，嘲讽表面上受到欧洲文明熏陶的俄国贵族是被宠坏了的野蛮人（普遍对沙皇阿谀奉承）。即便如此，自视为现代文明先驱的法国仍然正视文学艺术在俄国的发展。上文提及的法国驻俄退职外交官沃盖娶了俄国女子为妻，著述多年而成法文版《俄罗斯长篇小说》（1886）。此前法国已开始介绍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此后欧洲大陆形成译介俄罗斯文学的热潮。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及苏联的建立，致使大批俄国文化精英流亡海外，巴黎、柏林、伦敦、索菲亚等成为俄侨文化中心，其中有些人加入所在国文坛，也有很多侨民组建大学、创办出版社，如大批俄罗斯侨民在柏林和索菲亚等地创办辑刊《在途中：欧亚主义主张》《欧亚主义期刊》《欧亚主义纪年》等，形成规模盛大的欧亚主义运动。1921年初，流亡在维也纳的乌克兰侨民组建乌克兰自由大学，二战之后又在慕尼黑重建，得到巴伐利亚地方政府和联邦德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从流亡侨民大学变成冷战时代西欧著名的乌克兰研究中心。流亡者则加入所在国斯拉夫学界，由此改变了斯拉夫研究在欧美的境遇。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有米尔斯基公爵（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 -Ми́рский / Dmitry
Svyatopolk-Mirsky，1890—1939），他曾就职于伦敦国王学院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是首位用英文系统讲授俄罗斯文学的俄侨文学史家，著述有《俄国文学史：从起源到19世纪80年代》（1926）和《当代俄国文学》（1926）。米尔斯基对欧洲斯拉夫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认为契诃夫的《海鸥》被英译成Seagull相当可笑，在原作中它相当于Gull。此说很有见地，因为Seagull只是动物学上的一种称呼，不能充分表达契诃夫原作的复杂意义，Gull的“海鸥”则具有蠢笨、易受骗的寓意。不过，米尔斯基的指正对斯拉夫学界没有产生切实影响：193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剧作家和翻译家斯达克·扬以及十月革命前移民美国的俄高官之女莉吉雅·基布尔托维奇，都仍然坚持把它翻译成Seagull，并作为“企鹅经典”，成为英语世界流传最广的译本之一。1956年，英国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作品译者、传记作者大卫·马加尔沙克继续翻译苏俄文学作品。美国著名学者和作家埃德蒙·威尔逊不断修订再版《观察俄国的窗口：外国读者用书》，向英语读者介绍关于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基础知识，认为“法语是逻辑性和公共性语言，而俄语则是一种非逻辑性和私人语言，现代俄语成为混杂语言（世俗语言和基督教用语、西方译语和本土口音等相交织）”。总的来说，冷战之前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没有因为地缘政治冲突而中断，译介和研究也未给欧美社会制造关于俄国的幻象。斯拉夫学作为学科在欧美的兴盛，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的大规模翻译和研究，可以说是冷战促成的，虽然二战开始后苏联曾与西方结盟抵抗纳粹，但战后局势突然逆转：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关于苏联主导的东方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威胁西方自由文明”的演讲，当即得到美国积极呼应，形成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相应地建构“自由经济”“政治民主”“人权至上”等政治话语，并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创建北约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等践行这类价值观，以切实遏制苏联话语的全球扩张。由此，二战时为快速战胜日本、德国法西斯主义而兴起的“区域研究”，随即演化为“苏联研究”，即大西洋两岸各国联合起来加大对苏联问题研究，“苏联学”由此勃兴。1957年苏联成功登月让西方人感受到苏联威胁的加大，进一步刺激了“苏联学”的持续发展。冷战期间，传统斯拉夫学一如既往地译介和研究俄罗斯文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纷纷设立苏联问题研究所，并惠及这些学校的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后者开展了对俄罗斯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专业化研究。这种情形在英国同样出现，尤其是赫鲁晓夫推动解冻思潮之后，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等先后创立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二战前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就设立了斯拉夫东欧学科，此时则扩大俄语训练和俄罗斯文学译介的项目。1961年，在《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的推动下，伯明翰大学、斯旺西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纷纷设立俄罗斯或斯拉夫研究所/系。西方斯拉夫学的专业岗位向苏联东欧侨民学者开放，如乌克兰裔俄侨学者德米特里·奇热夫斯基先后任教于哈雷大学、马堡大学、海德堡大学、哈佛大学，其著述包括德文版《19世纪俄罗斯文学》（1964）、用乌克兰文著述的《乌克兰文学史：从11世纪到19世纪末》（1975），并尝试分解统一的“俄罗斯文学”，创造性地建构“乌克兰文学”。对包含区域国别研究的俄苏文学和苏联问题的探讨，在英国主要集中于伦敦大学（45%）、剑桥大学（15%）、牛津大学（20%）、爱丁堡大学（8%）、曼彻斯特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5%），关于俄国历史、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60%出自伦敦大学，20%—30%出自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基本上出自这些大学。英联邦国家的大学以及欧洲大陆的著名大学都建立了斯拉夫研究所或系，学习俄语的学生也迅速增多，苏俄研究异常繁荣，改变了19世纪后期以来仅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极少数大学学习和研究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局面。同时，欧洲国家大量接收来自苏联阵营的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移民，为其开放这些斯拉夫苏联东欧研究岗位，如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尼亚夫斯基因在法国发表“反苏”言论被捕，1973年获释后入职索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很快成为国际著名的苏俄文学研究专家。当然，侨民学者对西方人文学科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斯拉夫学，如1965年克里斯蒂娃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对巴赫金及其学术价值进行研究，她的学术成果不仅强化了冷战时代西方文论的哲学化趋向，而且扩大了巴赫金理论在西方的影响力。西方是在欧洲人文学科框架下理解俄罗斯文学的，并得到了方兴未艾的理论助力，又推动了学院化文学理论的勃兴。这种情形意味着，它与不重视历史文献和语文学规范而更多的是政治正确地演绎遏制苏联战略的“苏联学”是不同的。1922年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东欧学院创办的季刊《斯拉夫和东欧评论》（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在冷战之前近乎是唯一的斯拉夫学杂志，但随着苏联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对其研究力度加大，由此出现了更多专业期刊：1941年堪萨斯大学俄国东欧和欧亚研究中心创办季刊《俄罗斯评论》（The Russian Review），专门刊发关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历史、文学、文化、艺术、电影、社会和政治等问题之作，并且为显示其独立性，该刊不与任何国家以及国际性政治或专业协会合作；1945年美国斯拉夫东欧语言教师协会创办《斯拉夫和东欧杂志》（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1957年该刊改名为《斯拉夫东欧杂志》（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目前由俄亥俄大学斯拉夫东欧语言文化系编辑；1981年休斯敦莱斯大学波兰研究所创办《萨马提亚评论》（The Sarmatian Review），刊登关于波兰、俄国、乌克兰等主要斯拉夫国家的大众媒介、教育、文学、政府、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文章。二战后东欧并入苏联阵营，西方国家政治决策者需要有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政策分析的人文学科支撑，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便立即联合起来创立研究项目和研究所，以方便斯拉夫学同行交流、协作。在此基础上，1948年成立美国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协会，该协会秘书处编辑季刊《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后又设网站NewsNet，设立杰出成就奖、杰出服务奖、文学文化研究类著作奖、历史类著作奖、政治和社会研究类著作奖。2008年该协会更名为“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协会”（ASEEES），并于2010年生效，研究范围扩大到欧亚/中亚，协会秘书处从哈佛大学迁至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目前会员约有3000人，遍及学术界、政府和智库。无论是在冷战时代还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机构通过上述奖项、年度大会（每届大会有2000多名与会者参加，约有500个小组和圆桌会议，会议持续4天），为美国斯拉夫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同于“苏联学”，斯拉夫学是在欧洲人文学科框架下对研究对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语文学分析。这种学院化的传统影响了英美斯拉夫学界，后者也注重搜集苏联出版的文学及文学批评文献。牛津大学泰勒斯拉夫-希腊图书馆和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等斯拉夫学图书馆，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图书馆，不仅大量收藏俄罗斯帝国时代文学的基础文献，包括不同版本的《卡拉姆津文集》、《普希金文集》、《别林斯基文集》、《托尔斯泰文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文集》以及九卷本《杰尔查文文集》（1868—1878）、五卷本《莱蒙托夫全集》（1909—1913）、《俄罗斯文学史概论》（1907）等，而且克服各种障碍，普遍收藏苏联出版的《文学大百科全书》、《文学简明百科全书》、《莱蒙托夫全集》、十四卷本《果戈理全集》、三十卷本《屠格涅夫全集》、九十卷本《托尔斯泰诞辰百年纪念版全集》、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三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高尔基全集》、二十卷本《契诃夫全集》、十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941—1956），以及包括利哈乔夫的《古罗斯文化史》（1946）和《俄罗斯文学缘起》（1953）在内的苏联文坛上重要作家作品集、苏联大型期刊等基础文献。联邦德国尤其致力于出版苏侨作品。德国“播种”（Посев）出版社、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密歇根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创办的阿尔迪斯（Ardis）出版社等，出版了许多苏侨作家作品、地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被欧美各著名学府图书馆先后收藏。西方斯拉夫学有着比苏俄本土学界更丰富全面的基础文献，从而为重新编纂俄罗斯经典作家文集提供可能性，如《契诃夫文集》《牛津契诃夫文集》等至今仍广受英语读者青睐。实际上，西方斯拉夫学界编纂有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经典作家文集，这些经典比苏俄本土编纂的文集乃至全集更全面地保存着这些作家的复杂面貌：收录了那些经典作家未受书报刊审查制度删节的篇什、笔记、书信，还注意到侨民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对这些经典的论述。可以说，西方斯拉夫学界保存的这些基础文献以及在这些文献基础上编纂的文集，比苏俄本土学界更能全面真实地展现苏俄文学原貌。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各国大学的俄罗斯问题研究团队都十分活跃，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充满着生命力，即使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交流不畅的情况下，以俄罗斯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美国也达百余篇。例如：1965年迈克尔·库兰在威斯康星大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与俄罗斯民族艺术之发展，1850—1906年》答辩，成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著名的苏联史专家；1972年珍·克里斯托弗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批评家与政委：卢那察尔斯基论艺术》答辩；1973年芭芭拉·哈尼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对俄国的反应，1517—1812年》答辩；1974年佩内洛普·卡尔森在印第安纳大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白银时代的俄国艺术：〈艺术世界〉的作用》答辩；1967年修女玛丽斯·威夫特在圣母大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苏联的舞蹈艺术：政治学、意识形态和文化研究》答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并且，许多博士在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著作，他们中不少人成长为杰出的斯拉夫学家。这些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专题研究，连同下文要论及的“俄罗斯文学史”、不同时代斯拉夫学专家推出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呈现出的“俄罗斯文学”抑或“俄国文学”概念可能比“英国文学”概念更为复杂，和俄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建构的“俄罗斯文学”/“俄国文学”及其所仰赖的基础性概念，在很多地方是不可通约的。的确，俄国本土学界著述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史》或《俄罗斯文学史》，很少把文学叙述与沙皇俄国—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之历史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切实关联起来，虽然口口声声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价值，但我们从中见不到文学是如何触及殖民周边给当地居民和俄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帝国治理带来的国家话语和社会发展之不和谐、俄罗斯中心论和少数族裔冲突、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其他宗教矛盾等等。这样的文学史成果，常常令专业读者无所适从：在别林斯基的《论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小说》（1836）、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果戈理时期的文学概观》（1855）中，果戈理理所当然地属于俄罗斯作家，从而有意识地屏蔽了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中含蓄地以乌克兰人身份质疑俄罗斯帝国治理、俄罗斯东正教对帝国非俄罗斯族裔宗教信仰之排斥等内容，但《与友人书简》不幸言中后来俄罗斯帝国命运和乌克兰问题，即俄罗斯帝国解体后，乌克兰争取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即便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乌克兰归化苏维埃国家，苏联解体后俄联邦试图以独联体形式维系着往日的帝国空间，也无法阻挡乌克兰成为欧洲国家之大势。在哈佛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的乌克兰裔学者德米特里·奇热夫斯基与多伦多大学乌克兰裔教授卢茨基（George Luckyj，1919—2001）在两人合著的《乌克兰文学史（从11世纪到19世纪末）》（1975）中系统地描述了乌克兰文学发展历程，连同苏联解体初期卢茨基出版的《20世纪乌克兰文学》（1992），论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乌克兰文学带来的创伤、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到戈尔巴乔夫重建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文学、1919—1939年西乌克兰文学和移民文学、1945年之后乌克兰侨民流散文学。这样把乌克兰文学从苏俄分解出来的论述，在苏俄学者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在俄侨学者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著述，显然解构了苏联人建构的“俄罗斯文学”。由此，密歇根大学教授小约翰·梅瑟罗意识到在俄罗斯文学认知上，西方和苏俄本土大相径庭，“对英国小说来说的真实（truth），就未必是俄国现实主义的真实（truth）。在俄国现实主义中，重点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但形象化根本不涉及偶然这一手段，如内心独白。事实上，在经典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重要人物形象塑造发展了所谓‘心理化分析’（психологизация/psychologization）观点”。同样，在后苏联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被苏俄本土忽视的重要论题。如俄亥俄大学斯拉夫和东欧语言文化系教授柳德米拉·伊苏林的研究涉及俄罗斯身份认同及其表达问题；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双聘讲座教授托德三世（William Mills Todd，1944—）论述过书报刊审查制度如何推动帝国不同时代俄罗斯文学进程，以及用武力征服更多疆域但无法建立有效的俄罗斯认同问题。换句话说，在俄罗斯文学经典构成上，俄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论述所触及的俄国历史进程问题，相对于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实际问题，远不及欧美斯拉夫学客观、深刻。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斯拉夫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俄国对本土所谓经典的过度阐释，而是更关注文学在俄国发展进程中所显示出的重大问题。1973年哈佛大学创建乌克兰研究所，在冷战时代就前瞻性地把乌克兰作为一个主体民族对待，搜集乌克兰的语言学、历史学、文学、东正教和天主教等文献，编辑《哈佛乌克兰研究》杂志（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1983）。冷战后期，198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文学项目团队组织学术会议，尝试进行“十月革命之后20年苏联和美国文学理论的对话”。当时美国学者思考的问题，有些是半个多世纪前俄苏形式主义者所提出的，即形式主义者关于文学的认知为西方后来的文学批评方法探索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苏联文学（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潜在地挑战着美国关于文学史的诸多关键性概念。俄罗斯经验一直如此不同于英美，后者立足在当代理论家已匆忙形成的那些具体概念基础上”，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尾声中所言，欧亚大陆西北一个小拐角居民的思想，占据了整个人类文明绝对多数的比重。托尔斯泰这类说法，启发后来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质疑西方的种种叙事、理论，并从俄罗斯审美传统中找到否定的依据。有如此清醒之认识的作品，每个时代都不胜枚举。如格里森的《大英帝国恐俄症之起源：政策和观点之互动的研究》（1950）在冷战之初就能清醒指出恐俄症的复杂情势，即恐俄与英国自身对1815年之后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局势之认知有关；接着这种观点，瑞士政治活动家盖伊梅坦的《西方—俄国：千年战争》（2016）和《构造恐俄症：从宗教分裂到反普京的歇斯底里》（2017）论述了西方主要国家恐俄症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今天读来，叹为观止，即乌克兰战争引发原本分裂的西方，突然同仇敌忾于俄国，就因为这场战争是俄国发动的。其实，在许多论题上皆然。如在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对他展开大批判、而美国“苏联学”则高声赞赏之际，时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讲师弗兰克尔在《俄罗斯人、犹太人和索尔仁尼琴》（1975）中敏锐地观察到索尔仁尼琴在一些力作中透露出的反犹太倾向；莱斯大学波兰裔美国斯拉夫学家艾娃·汤普逊在《理解俄罗斯：俄国文化中以愚拙之名的神圣》（1987）中尝试用后殖民批评方法理解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神圣性背后的帝国诉求，进而在《帝国的知识：俄罗斯文学与殖民主义》（2000）中深入探讨普希金等经典作家触及高加索题材文学时隐藏着的俄罗斯帝国的殖民主义诉求。诸如此类的力作，能揭示俄国本土领悟不到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得益于斯拉夫学从地缘政治高度发现问题，更受益于斯拉夫学用更丰富、复杂的文献进行严谨论述。西方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历史和知识谱系下编纂了俄罗斯文学研究基础工具书。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哈金斯编纂的《俄罗斯文学词典》（1956）虽然篇幅不及苏联的《文学百科全书》，所收条目却比苏联的客观得多，不仅有苏联官方作家，更包含流亡作家。同样地，普林斯顿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哈利·韦伯主编的《现代俄国和苏维埃文学百科全书》（1977）、牛津大学阿奇·布朗等人主编的《剑桥俄国和苏联百科全书》都涉及苏联官方提及的重要作家作品，并补充了被苏联禁止的文学作品。这些包括不同层面史料的基础文献，连同对具体作家的批评性文献，在深化对俄罗斯文学认知上，远胜于苏俄本土那些局限于用反映论阐释单一材料组成的“俄罗斯文学”。其中，由著名文学批评家韦勒克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集》，就辑录有德米特里·奇热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主题》、弗洛伊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母》、宗教哲学家津科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和哲学观》等苏俄本土见不到的重要文献。康奈尔大学教授吉本翻译的《罪与罚》，附录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本人关于该作的书信、重要批评家论述（包括一些苏俄官方不愿意让读者见到的经典文献）。不仅如此，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谢杜罗主编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956年》（1957）辑录了百余年来俄国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的经典文献（包括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同样包括了苏联官方不愿意让世人知晓的白银时代那些宗教思想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这些汇集苏联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观点、苏联掩饰甚至查禁的观点或史料，为西方准确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文献基础。而这种把握文献的全面性情形，遍及对俄罗斯帝国—苏联文学批评论题，为冷战时代西方斯拉夫学编纂各种类型的“俄罗斯文学史”，提供了比苏俄本土学界编纂文学史所用更为丰富的文献，从而使得牛津大学威廉·布朗教授（William Edward Brown，1904—1989）著述的四卷本《浪漫主义时代俄罗斯文学史》（Ardis，1986）、艾特金德和尼瓦等主编的六卷本《俄国文学史》（1985—1991）等，在文学史观和论述框架上与苏俄本土的大相径庭，却更有学术价值。而这种情形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波兰斯拉夫学家亚历山大·布鲁克纳在欧洲著述英文《俄罗斯文学》（1908）、德文《俄罗斯文学史》，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埃托雷·罗·加托著述七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927—1941）及《俄国革命诗歌》（1923），利用出差法国而滞留的莫德斯特·霍夫曼在巴黎出版《俄罗斯文学史：从起源到当下》（1934年首次出版，1946年再版），等等。诸如此类的“俄罗斯文学史”，把俄国人认为的文学经典纳入欧洲人文学科框架下解读，给欧洲读者提供这个邻国的文学景观，并做出不同于俄罗斯帝国—苏俄本土学界的解释，为冷战时代西方著述俄罗斯文学史提供了文学史编纂经验。当然，冷战时代斯拉夫学也经历了转型，却继续热衷于著述“俄罗斯文学史”，更是基于冷战时代苏联把话语建构延伸到文学史编纂领域：苏联科学院版、莫斯科大学版、列宁格勒大学版的《俄罗斯文学史》，无论有着怎样的大同小异，都践行反映论——文学在俄罗斯帝国—苏联的进程中反映了传统庄园制度（简单化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改革的必然失败，并且一定要被代之以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完全禁止探讨俄罗斯帝国的殖民扩张对各族裔作家读者的深切影响问题，更不触及在俄罗斯帝国版图上扩张开来的苏联帝国对各加盟共和国实行去其文明传统和民族主体性的内部殖民治理方式。这样的文学史在相当程度上把文学研究话语化。相较于此，斯拉夫学以欧洲人文学科视野，重新审视文学在俄国的进程，建构更贴近文学在俄罗斯帝国—苏俄之现实的文学史，包括重视被苏俄官方学界屏蔽但深刻影响苏俄文学进程的重要文学事件、人物，并对苏俄认为的经典进行不同于苏俄本土的阐释，甚至把苏俄文学史家著述的文学史作为观察对象。还有一些成果论述了文学在俄国不同时期的进程中呈现出的俄罗斯问题、文学审美表达上的变化。这些文学史著述，无论是文学史观还是文学史结构，甚至对具体经典的确认和阐释，和苏联科学院院士勃拉戈伊主编的《俄罗斯文学史》（1958—1964）、苏联科学院版《俄罗斯文学史》等，无不相去甚远。更意味深长的是，斯拉夫学在冷战时代得到长足发展，一方面受益于西方各国需要更深切地把握苏联之大势以及斯拉夫学科向斯拉夫东欧侨民开放，而二战期间大量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等移民西方，解冻思潮后又一波苏联人移民西方，停滞时期仍然有苏联人移民，其中许多学者和作家进入斯拉夫学界，这就使得西方斯拉夫学远比苏联本土俄罗斯文学研究更具活力、视角多元。另一方面，坚守人文学科研究规则，不被超级学科“苏联学”的学术利益和政治投机所诱惑，能够按照欧洲人文学科规范，编纂《俄罗斯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研究经典作家，发掘并研究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同时避免被苏联话语左右，把反映论当作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格局，使斯拉夫学不仅不同于直接把苏联作为实施遏制战略对象的“苏联学”，甚至发挥了“苏联学”所不及的功能，如肇始于西方斯拉夫学的回归文学浪潮，作为推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改革的重要资源，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也异于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却在结果上实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目标，致使冷战时代或后冷战时代西方文化界和其他行业的精英，受益于斯拉夫学成果，冷静地对待那些苏联东欧侨民，理性对待苏联的一次次改革。其成果在后苏联时代仍一如既往地得到延续，如“俄罗斯白银时代”概念建构面，对俄罗斯大众文学、俄罗斯女性文学、乌克兰文学等发掘和探讨，都卓有成效。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员、著名斯拉夫学目录文献专家彼得克罗塞耗时经年，推出《从最初到1800年俄国史的英语文献书目》（1969），并在序言中指出，“西方关于俄国及其历史的研究变得日趋重要，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与俄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出现同步。与此同时，俄罗斯问题研究趋向于越来越关注新近发生的事件，而不再是早期历史即俄罗斯作为国家形成时期的历史。概览近来的俄国史研究成果就能发现，这种不平衡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自19世纪后期以来，普希金就为欧洲斯拉夫学界所注重，在普希金去世百年之际出现了海伦·什尼茨的《英语中的普希金：普希金作品及关于他研究著述的精选清单》（1937）、欧内斯特·西蒙斯的《英语中的普希金》（1937）等重要文献。此后，译介和研究普希金没有因冷战而中断，如瑞斯夫妇的《普希金：英语中的文学批评书目，1920—1975年》（载《加拿大斯拉夫研究》1976年第2期）、贝尔的《1945年以来美国普希金学术研究》（载《普希金杂志》1993年第1期）等表明，英语世界关于普希金的译介和阅读在战后没有因为冷战而被耽误。实际上，随着斯拉夫学科在冷战时代得到长足发展，俄罗斯文学得到更大规模的译介和研究，搜集整理俄罗斯文学艺术文献，也就成为斯拉夫学界的常规任务，如布莱德和斯尼杰尔曼的《俄罗斯文学、戏剧和艺术：英语出版的书目文献，1900—1945年》（1945）系统地辑录了这期间英语世界翻译俄罗斯文学、上演俄罗斯戏剧的文献。这种情形，在冷战时代更为显著：斯拉夫学界积极搜集整理俄苏文学图书文献。如出生于北高加索的法斯捷尔，1950年移民美国后在美国之音俄语部主持“书籍与人”节目，在全球各地搜集整理俄侨文学作品，选编两卷本《境外俄罗斯文学书目文献，1918—1968年》（1970），为冷战时代西方人了解俄侨文学写作提供了大量线索，方便那些著名学府搜集苏联所排斥的侨民作家之作；德裔美籍媒体人瓦尔特·拉克尔创立《苏联考察》，关注苏联局势和西方对苏俄问题的研究，编辑《苏联研究现状》（1965），介绍20世纪40—60年代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成果。在这种注重整理自身关于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的文献之势中，出现了时任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馆员莫里斯·莱恩的《1900年之前的俄罗斯文学之英译书目》（1963）、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乔治·吉比安的《英语中的苏联文学：关于英文中苏联文学作品和研究论文及著作书目文献》（1967）、阿尔伯塔大学编辑出版的《加拿大乌克兰文学研究书目文献：1908—1985》（1986）、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珍妮特主编的《英国所藏俄国历史研究的档案文献资源》（1986）和《英国藏俄国和苏联文献与手稿目录指南》（1987），以及密歇根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卡尔·普罗菲及其夫人创办的阿尔迪斯出版社，一方面大量发行苏俄查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侨民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因深谙英美译介和俄罗斯文学研究情况，编纂《英语中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与翻译文献》（1990），汇集了美国和英联邦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文献目录。这些文献显示出斯拉夫学在欧美各国的传承性，也表明斯拉夫学有着不同于俄苏本土的传统、范式和成果。伴随着斯拉夫学文献的不断丰富，冷战时代的西方对俄罗斯帝国—苏联帝国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既不会被苏联人所建构的文学话语迷惑，也不会被把苏联妖魔化的“苏联学”左右。在哥伦比亚大学斯拉夫研究系工作长达43年之久的克拉伦斯·曼宁教授称，目前美国有几百万斯拉夫民族移民及其后代，促使美国斯拉夫学须重视斯拉夫国家，即斯拉夫语言作为国语、日常生活用语的区域，要注意到俄罗斯帝国作为殖民国家，不仅有讲俄语的民族，还有讲斯拉夫语的其他民族，“正是那些斯拉夫民族语言最早也是最完整地成就了他们自己，后来都成为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他们对斯拉夫语言文学的认知，异于美国对斯拉夫语言文学的理解。美国斯拉夫学界对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有清醒的认知，学者们认识到作为研究对象的俄罗斯问题的复杂性，运用丰富的史料论述俄罗斯人在美国历史、19世纪美国斯拉夫研究、苏维埃政权改变美国对斯拉夫研究的态势、1946年之后美欧在斯拉夫学上的合流趋势。正是因为有重视基础文献搜集整理的传统，冷战结束后斯拉夫学得以有序转型。1987年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并兼任英国国际中东欧斯拉夫学会会长的埃尔斯沃思，发表《英国斯拉夫研究现状》（2005），指出冷战结束后英国斯拉夫学科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包括俄语和俄罗斯问题研究职位削减、波兰研究和乌克兰研究等在斯拉夫学中地位上升，以及俄国在斯拉夫世界本身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方法论更新，这样的判断可谓极为深刻。出生于西伯利亚、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学院、1992年开始侨居德国的著名翻译家沃尔德马·韦伯，在慕尼黑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社，翻译了诸多当代俄罗斯名作家作品，并在重要论文《俄罗斯文学期待着西方读者的是什么？》（2005）中设身处地指出，当代西方读者期待的是那些显示俄国社会转型问题的作品。冷战时代激发了斯拉夫学的大发展，斯拉夫学者比“苏联学家”更清醒地注意到苏联文学在俄罗斯帝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敏感性、俄罗斯问题的复杂性。谨慎对待西方如何对作为对手的俄苏之文学，是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的常态：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克罗塞在《英语中关于早期俄国史研究文献书目》（1969）中断言，“西方大规模研究俄国及其历史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与作为世界强国的苏维埃之出现同时发生。当时，俄罗斯问题研究倾向于关注刚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早期历史。假若只是一般性地查考俄国史，就很容易发现这种不平衡现象”，实际上只有关心早期罗斯历史，才能充分理解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斯拉夫学科建设在欧美各大学的境遇完全不同于“苏联学”或苏俄本土那样大起大落，而是一如既往地注重学术研究的承续性。牛津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讲师贝尔的《西蒙斯：一位目录学家和斯拉夫研究家》（载俄国《独立报》2005年9月27—28日），论述了西蒙斯对牛津大学斯拉夫学科在文献搜集整理编目和俄语教学的贡献；尤其是，深入探讨欧美接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问题；布里斯托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尼尔·康韦尔的《詹姆斯·乔伊斯与俄罗斯人》（1992）、罗伯特·鲁宾斯坦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俄罗斯观点》（2009）、乔安娜·伍兹的《卡捷琳娜：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俄罗斯世界》（2001）等，以及时任美国西北大学高级讲师彼得·凯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英国现代主义，1900—1930》（1999）深入探讨了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阿诺德·本涅特、康纳德、高尔斯华绥、詹姆斯等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另外，彼得·凯耶的《英国对俄国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接受：英国舞台上的俄国戏剧》（2011），显示出英国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接纳，在相当程度上是超越地缘政治的。实际上，学术界之所以在文献上重视对斯拉夫学科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乃因西方斯拉夫学产生了切实的社会影响力效果。首先，来自英国、欧洲大陆、美国的商人、外交官和旅行家、媒体人等或基于商业需要，或基于地缘政治所需，先后开始接触俄语及由其书写的文学艺术、表达的东正教信仰等，并随着维也纳体系确立之后俄国加大对欧洲事务的介入，而重视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搜集斯拉夫东欧对其记录的文献，译介俄罗斯文学、介绍俄罗斯帝国社会，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到19世纪中后期，催生了学院派斯拉夫学，以图理性地把握这个作为“他者”的国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建立起反西方和欲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苏维埃国家，苏俄由此成为大西洋两岸的对手，也就激发了欧美更多的大学创建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在人文学科框架下翻译研究苏俄文学。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之于西方，不仅有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不信任，而且更因冷战导致彼此视为威胁，但斯拉夫学所理解的俄罗斯文学，终究不同于“苏联学”，它不是加剧冷战的局势，而是减缓冷战烈度，让西方社会精英认识到这个从他者转化为对手、又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敌人，是极为复杂的，不是“苏联学”所描绘的那样单一、铁板一块，还是一种有着巨大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现象。这样的斯拉夫学，面对苏联解体，没有一厢情愿的欢呼，而是重新检讨文学在俄国进程中的“帝国”“族裔身份”“文学的话语性”等重要问题，包括凸显乌克兰文学、中亚文学、高加索文学在俄罗斯帝国—苏联时代的角色，后苏联空间中的文学分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原东欧阵营的斯拉夫-俄罗斯研究发生大规模转型，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乌克兰利沃夫大学、爱沙尼亚国立塔尔图大学、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捷克马萨里克大学、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等斯拉夫语文学研究所/系，近30年来对俄罗斯帝国—苏联历史时代进行后殖民批评，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成果。然而，原本不排斥西方斯拉夫学的俄联邦学界，对扩大了的西方之斯拉夫学，却反应冷淡。如引领俄联邦人文学界的双月刊《新文学评论》杂志（1992年创刊），只有两辑专刊才涉及此论题，并且多是翻译那些被常识化了的后殖民批评经典：如《（后）帝国想象与文化政治》（第144期）专辑只是讨论帝国意识形态一般性问题，根本没有把后殖民批评方法运用于对自身问题的检讨；如从未有文章论及高加索题材文学中所表露出的殖民主义叙事。西方斯拉夫学在后冷战时代变得更直面俄国文学中所及的俄国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对俄国的认知也更深入、细致。但俄联邦社会对西方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又在2014年俄因克里米亚问题遭西方制裁而加剧，这也反过来影响了西方斯拉夫学成果在俄联邦学术界的被认识、接纳程度。可以说，斯拉夫学中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虽然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有关，但在具体翻译、研究和教学中，不囿于地缘政治关系，有助于西方更冷静地认识俄罗斯问题的复杂性。其次，斯拉夫学既不同于“苏联学”那样简单化地理解俄罗斯问题，又避免了被俄本土学界所左右，在文献搜集上更为丰富，在理论运用上严肃遵循欧洲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其成果反哺苏俄本土，成为促进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思想资源。1987年12月2—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苏联流散作家大会——在斯拉夫学界的积极斡旋下，弗拉基莫夫、沃依诺维奇、多甫拉托夫、利蒙诺夫等苏侨作家赴会，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发表书面报告；1988年3月，巴克兰诺夫、杜金采夫、伊欺坎德尔、沙特罗夫、别拉娅、尼·伊凡诺娃等组成苏联作家和批评家代表团，与苏侨作家阿克肖诺夫、西尼亚夫斯基，评论家兼文艺学家埃特金德等人，在哥本哈根举行苏联内外作家首次面对面座谈会；1988年苏联作家和苏侨作家共同出席在南加州大学举行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讨会。由此，境外俄罗斯文学与苏联境内俄罗斯文学并称苏联阶段的俄罗斯文学，回归文学浪潮也就波澜壮阔起来。这些事件，推动了苏俄学界在俄罗斯文学认知上广泛接受西方斯拉夫学的判断，包括对20世纪文学史分期、经典作家认定等：1989年春，俄侨诗人和批评家符霍达谢维奇的遗孀尼娜·贝尔贝罗娃受《文学问题》之邀，从普林斯顿回到莫斯科；1989年被苏联宣布为“纳博科夫年”，1990年被称为“索尔任尼琴年”，1991年被认为是“阿列什科夫斯基年”；1991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发行索科洛夫讲稿《20年代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命运》；1992年《莫斯科》杂志与美国俄侨大型期刊《新杂志》在阿尔巴特街共同组织“俄苏侨民文学的昨天与今天”大型座谈会……回归文学浪潮成为苏俄思想解放的资源，为苏联解体后俄联邦审美真空填补了最为直接且有效的思想资源。俄国文化精英渴望知道欧美，也希望了解欧美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斯拉夫学研究成果，在相对正常状态下，会引发俄国学人关注。正如白银时代知识分子探讨俄罗斯思想问题时所达到的深邃程度，与期间文学家和学者充分利用欧洲文化资源不无关系。俄国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阿列克谢·维谢洛夫斯基（Алексе́й Весело́вский，1843—1918）的力作《西方对新俄罗斯文学之影响》（1883）就曾高屋建瓴地梳理了现代俄罗斯进程受欧洲文化之影响的历史。然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尤其是冷战时代，苏共为了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威胁，既强行中断了和西方的交流，又再度切割了和传统人文学术的联系。苏联科学院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在《俄英文学之关联（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中指出俄罗斯文学发展和英国文化的密切关系，但苏俄学术界在整体上掩饰俄苏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关系，中断二者间人文学术交流传统，以至于在苏联末期需要以斯拉夫学成果来弥补学术断裂所造成的具体空白，造成“回归文学”浪潮是由西方斯拉夫学成果所促成的奇观。其实，圣彼得堡大学编外副教授谢缅·温格洛夫（Семён Венге́ров，1855—1920）早在20世纪初就著述《当代俄罗斯文学史》（1904），大胆地把当时这期间的文学主流划分为颓废派、新浪漫派、象征派等，积极论述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到高尔基、阿尔志跋绥夫、形式主义批评家埃亨瓦尔德等在当时文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俄国文学发展史的意义。其所论曾影响此后十多年的文学进程，可是因苏维埃政权实施空前严厉的书报刊审查制度，该作连同其作者销声匿迹达70年之久，使这一思想深刻的文学史之作未能切实作用于苏俄学界。1994年翻译刊行的法文版《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史》，让当时的俄联邦学术界极为振奋，但几年后发现，该作所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温格洛夫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史》为基础的。回归文学扩大到把另一位当事者别尔嘉耶夫的诸多著作引入俄国。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识》中提出，“这期间文化复兴的不幸在于，其中的文化精英被隔绝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与当时的许多社会思潮相分离。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甚至感染了俄罗斯革命。我本人便感到这种绝缘性，尽管我的社会本能并未消失，与社会民主党人还保持着联系。当时俄国人生活在各个不同层次上，甚至生活在各不相同的世纪里，文化复兴不可能获得如此宽广的社会辐射范围。在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自由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其世界观依然是陈旧的。文化复兴的许多支持者和发言人属于左派，同情革命，但冷漠于社会问题，专注于哲学、美学、宗教、神秘主义的新思想问题，与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的人截然不同……《生活问题》杂志最初期望文化复兴与社会思潮相互接近的尝试是那么软弱无力，其结果是人们已遗忘了《生活问题》。俄罗斯文化复兴与不具备道德特性的灵魂结构有关，存在审美软化，缺乏意志坚强的选择。它更多地与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相似，不同于包含着社会和革命因素的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它仅与当时天才人物有关，没有吸引到广大的民众，甚至没有引起更广泛知识群的兴致。革命，是在‘公正’这一哲学上粗浅和陈旧的世界观上展开的，最后由布尔什维克获胜。在俄国革命中，存在着高级文化阶层与低级知识者、民众阶层之断裂，其不可通约性远大于法国大革命”。可以说，别尔嘉耶夫对十月革命前后文坛状况的认识极为深刻，但关于这种深刻认知的历史文献却并非俄国本土学界找到的，而是由西方斯拉夫学发掘出来的。受益于此，1990年、2002年、1991年苏俄刊行《唯心主义问题》（1902）、《路标集》（1909）、《来自深处》（1918）这三部思想史上的杰作，由此对白银时代文学的认识才相应地深刻起来。最后，斯拉夫学成果成为俄联邦时代不断重建“俄罗斯文学”的资源。牛津大学教授凯莉的《俄国女性写作史，1820—1992》（1994）、《俄国女性写作文选，1777—1992》（1994）等杰作，促成俄联邦倒回去探寻白银时代，其远远超出了现代主义时代，是出版业极为发达、报刊审查制度最为宽松、从而导致大众文化极为繁荣的岁月，影响力最大的作家是直接面向市场的高尔基、契诃夫以及女作家韦尔彼茨卡娅（А.Вербицкая，1861—1928）、纳戈洛茨卡娅（Е.Нагро́дская，1866—1930）、恰尔斯卡娅（Л.А.Чарская，1875—1937）、娜塔莉亚·冈察洛娃（Н.Гончаро́ва，1881—1962）等。这就表明，这个世纪之交文学并非是苏联时代文学史家所贬斥的“颓废派”文学，也并非俄联邦时代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现代主义垄断文坛。可见，西方斯拉夫学成果，不仅激发了俄联邦学界发掘女性文学，还重建了大众文学在俄国的历程。正是西方斯拉夫学的兴盛及其在俄国产生的后果，促成俄国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即“国外俄国学”或“国外俄国研究”（Зарубежное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发展至今，它大量触及并积极评价了西方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成果。“新文学评论”出版社发行了大型译丛“当代西方俄罗斯学”，包括翻译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威比尔主编的《当代美国普希金学者》（1999），内收南加州大学列比特的《普希金在189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琳娜·帕佩诺的《白银时代人生活中的普希金》和米哈伊尔·盖斯帕诺夫的《在欧洲和俄罗斯浪漫主义语境中的普希金诗学》等、克里顿的《论女性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问题》、斯坦福大学副教授格林利夫的《〈阿尔兹鲁姆之旅〉：边境诗人》。2011年2月16—17日，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会同美国驻俄使馆、伍德威尔逊·凯南高级研究所组织“美国的俄罗斯学、俄国的美国学：相互阐释初探”国际学术会议，系统地阐明美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对俄联邦的意义。可见，除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叶利钦执政年代之外，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基本上没有放弃帝国抱负，或者说，至今仍未接受后殖民批评洗礼（2006年才翻译出版萨义德的《东方学》），探查西方斯拉夫学对俄罗斯文学之认知，是极有价值的重要话题，能澄清俄国入欧三百年来而屡屡不得的西方认知。在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俄国虽然制度落后、现代文化创新力严重不足，但因牺牲巨大又有所贡献，在随后确定的“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中有机会成为名义上的欧洲大国。随着帝国进程，俄国在介入欧洲事务的同时，又与英国、法国、奥匈帝国等在东亚、中亚、南亚、非洲、北美展开竞争，但俄国作为西方“他者”的形象从未得到根本改变。随着十月革命及内战导致超过200多万难民，尤其是建立公开抵抗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苏俄被强化为“敌人”，尽管二战期间曾与英、法、美等合作建立盟国关系，共同抵抗法西斯，但战后不足一年，美苏迅速进入冷战时代，原本分裂的欧洲和美国联合为“西方”，共同应对铁幕下的苏联“东方”。苏联解体的目标之一是拆除进入西方的制度障碍、地缘政治篱笆，但随着普京执政时间的延长，因为要恢复昔日的帝国疆域，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日益加剧。虽然罗蒙诺索夫赞赏俄语有西班牙语的壮丽、法语的活泼、德语的张力、意大利语的柔和、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丰富性和简明性，但对欧洲人来说，俄语是不同于拉丁语的斯拉夫语，正如俄国是遥远的他者那样。俄语又是斯拉夫语中最为重要的语言，使用人口最多，拥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创作的经典文学，俄国在欧亚乃至国际的角色通过俄语展现，俄国作为出版大国，出版用俄语书写的文学作品在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西方作为俄罗斯的他者甚至敌对者，却能正视俄罗斯文学的存在，借助学院制度和大量俄侨进入斯拉夫学界，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了不同于苏俄本土的理解，这与俄国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的斯拉夫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1期
原文链接：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80/2905.htm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Y2wviAwYlnL7XQWfdjx7XEf3wLq6I5-BG3UuNhViORisXv7Mg9YAaGcdyd6C2zb9crR2xEf3zGWxoThQD32NJR8xHpXUODx-4rUjkeg7C4b--lSgIb88lKwi-eCu97umyBoKnrPthL3Rh5_ZeIcdi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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