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靖:国家重构中的身份忧虑：以当代格鲁吉亚历史记忆为线索

文摘 2024-06-26 14:29 黑龙江

国家重构中的身份忧虑：以当代格鲁吉亚历史记忆为线索

石靖

【内容提要】

在当代国际格局中，后苏联空间国家在曲折的转型过程中以独有的方式向外界展现特别属性。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而言，新旧发展路径的交替很难以纯粹“休克疗法”进行划分，在实践层面，政治进程的革新也同样与历史遗产相关联。现实是正在书写的历史，也与多种形式的历史遗产存在多样的接续联系，因而受历史记忆影响的认知对国家发展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近30年来，后苏联空间国家的重构进程也都存在历史记忆的痕迹，具体逻辑在于：对历史记忆的判断和筛选能够服务于国家重构的目标和回应社会期待。作为国家重构重要体现的政治进程演进，有诸多完善空间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以及相伴的忧虑认知在当前阶段客观存在。在独立发展时代回应国家的真实发展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更大程度的自立自主，实则是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在当前阶段进行国家重构时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

后苏联空间国家；历史记忆；身份忧虑；格鲁吉亚；政治转型

【作者简介】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亚‘中间地带’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在地化政治逻辑研究”（项目批准号：22CGJ034）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2月开始的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热点，对于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危机背景所引发的关于国家政治革新、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也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与讨论的深层次内容。这些话题旨在追踪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后苏联空间内爆发各类冲突的原因、国家和社会发展转型中遭遇的棘手问题的根源以及探索解决路径。对于在重要历史节点上的选择和决策，完善具有当代属性的国家建构，并基于此提出理性的、体现全球化时代和本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及对外战略，是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需要审慎思考和回应的急迫议题。

以格鲁吉亚为例，使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标签对其进行界定不存在学研层面的错误，但该国当前的政治进程及社会大众对此种提法表现冷淡，欧洲愿景被视为不容挑战的原则。从严格意义上看，自21世纪初开始，当代格鲁吉亚开启自主建设独立国家的进程，为国家重构提出相应的愿景和提供政策支持。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格鲁吉亚执政党采取的所谓“保守”策略为该国的政治进程增添了西方之外的元素：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所谓克制态度和有限表达、对内政和国家治理议题的精力倾斜、倡导和参与旨在化解地区危机局势的多边机制等，是在危机背景下格鲁吉亚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举措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在短时间内引起了格鲁吉亚国内的强烈反响，担忧欧洲愿景面临动摇风险成为格鲁吉亚政治力量、民众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观点，以上也可被视为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给格鲁吉亚带来的影响。

历史的演进中多有体现行为体选择和调适的情节，在历史“节点”上，行为体一般通过尝试选择和接受新的并排斥和否定旧的事物及观念推动历史发展。但由于历史演进和人类认知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中，理性主体并不总在做排除法，并且与之相反，更多的是挑选服务于目标达成的一切可用素材。关于当代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发展问题，虽然表现形式可能存在差异，但其在面对国家建构议题时采取的相近措施，指向了体现连续性的共有历史记忆。在国家重构进程中，历史记忆的细节会通过行为体的决策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的现实状况昭示着新的发展阶段并非从零开始，体现传承的历史发展脉络会切实作用于国家重构进程。

关于当代格鲁吉亚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讨论，从文化根源出发，选择在现实政治和安全层面倾向欧洲和西方，是与当代格鲁吉亚国家主流选择绑定的价值符号。与一些后苏联空间国家不同的是，格鲁吉亚活跃的党派团体并未表现出对欧洲愿景的异议，鲜有冒险表达违背主流愿景方案的情况。当代格鲁吉亚的政治范畴保持活跃态势，对争议问题存在有差异性的观点，甚至激烈辩论，但除在国家发展愿景“一边倒”范畴内的政治纠缠，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具有可执行性的长远方案。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地区局势和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和变化引起了格鲁吉亚对价值观挑战问题的探讨，主观上的审慎态度异于以往。认知中的当代格鲁吉亚国家心态、取向及相应政策已经实现所谓“固化”，但在地区波动态势下丈量所想与现实中所见，其产生的反差与内心反映，折射出的不仅是政治分歧，还有触及当代国家建构议题的思考及对国家身份的忧虑。

后苏联空间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转向新的发展阶段，肩负着国家重构和转型发展的多重任务，加之外部因素施加的持续影响，在政治范畴内出现往复和曲折是过去30年来的实际状况。从历史维度审视，记忆内容并无法自动与国家在新阶段的发展理念完全对标，因而作为国家重构的历史抓手，其所发挥的影响也需要具体分析。“格鲁吉亚的现实是由历史派生而来的产物，但国家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悠久的历史。”格鲁吉亚人对自身历史的书写和解读，突出一些对于在战争中光荣捐躯的历史人物的崇尚，强调根植于地域的无畏精神，然而体现民族发展多层面、全景式的深入历史细节，仍难以为当代国家重构提供足够坚实的支持。群体的历史记忆所挑选的关于荣耀的一面是对历史的再现，而同时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性解读也是必要的。国家所面临的新现实，要求格鲁吉亚动用包括历史记忆在内的资源设计国家重构方案。历史和现实在当代国家细节重构过程中的互动逻辑，需要符合当代定位的国家身份内涵界定，从而为后苏联空间国家存在的身份忧虑提供分析性解释，这些都是在当前具有思考意义和实践需求的议题。

二、关于核心概念的解释

结合后苏联空间国家在新的独立时代的发展特点、问题和困境，国家建构已成为有关该地区的研究重点议题之一，而一系列关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案例研究成为国别和理论探索的新内容。涌现出的学术成果反映了学研领域的前沿内容，对于近代历史发展曲折的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而言，因“建构”议题在新的国家生活安排中的基础性特点，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持与外部世界同频联系，并能够外向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应对来自本国以及地区发展情境交替进程中的各类问题；与此相对应，这类国家群体内向还需在继承和改革的基础上塑造出能够达成认同的新的国家形象和发展愿景，这也是这些身处广袤欧亚大陆的“新”国家的长期任务。

“身份忧虑”是本研究的关键词，从其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同样属于国家建构议题的范畴，特别在于是由国家建构与拟人化的国家感知复合而来。对国家机器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塑造的评价是更加细化的研究维度，其扩展了认识国家建构议题的维度。首先，后苏联空间国家在当今时代的全方面建构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就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情况而言，各领域的转轨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关新的国家形态、社会治理等多层面的发展并不成熟，一定阶段内对国家建构内容的认知和判断可为后续工作提供指引。对于国家建构的认知和评价，正是基于建构过程中实际所面临的问题。其次，在外向思考国家的身份建构问题时会发现，对国家建构的评价不仅限于以国家为界限的内部话语环境及其中可能存在的价值观交织，相关工作实际上需要置于地区以及更广阔的全球语境之下。“身份忧虑”必定是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产生的。在这一进程中，由于实际情况与目标定位存在对比差距，主观面临困境与外界施加影响的叠加，自然会生成有关国家建构工作的复杂感知。基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当今的发展阶段，其国家建构工作可理解为在其历史和记忆基础上的“重构”。观察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近年来的状况可以发现，关于国家身份内容和保全的“焦虑”情绪是客观和普遍存在的。

与当代国家重构工作相对应，同时需要关注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积累，及当代由国家、社会和个体共同参与的新的建构工作，鉴于历史和现实的联通性，如何认知历史，如何对其取舍并应用于当代国家重构也是耐人寻味的研究重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步入当代独立建国和之于历史的新发展阶段，这些国家面临着超越国家机器建立层面的“软指标”需求，包括新的国家形象的确立、国家认同的解释等。相关工作进程一边指向当代国家现实需求目标，而另外一边则是国家可供动用的属于自身视角的历史记忆积累。通常的情形是，国家会选择体现历史发展进程特点、国家发展阶段界定的版本，作为对国家历史新的解读，并强调与正统历史记忆的传承关联。但与此同时，独立国家的当代发展阶段也是国家历史传承的新阶段，如何精准调动历史记忆资源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从当代国家的角度来看，历史记忆是国家重构可利用的首要材料，即通过提取部分内容强调新阶段需要的叙事，或在可动用的历史资料中找到与当代的线索连接。从当代格鲁吉亚的发展历程及提出的国家发展愿景来看，近代以来的国家历史情节与当前国家所需要的新身份存在明显差距，加之历史中并不具有体现强国家性的阶段，因而国家和认同的重构工作复杂且难以预知。20世纪串联起国家的多个发展阶段，其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无法忽视和省略。

以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产生为时间节点，“不确定时代”是一个鲜明标记。回顾当代俄罗斯的国家重构历程，其中从苏联继承的巨型国家机器是重要“硬件”，但国家的内核、新的价值观叙事、在地区和国际架构中的角色和对外政策，以及情节同样复杂的最新历史呈现出当代俄罗斯的探索过程，并旨在与新的俄罗斯国家形象相对接。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中，俄罗斯作为其中的特别案例，虽然与其他具有相似属性的国家一道面临国家发展历史中的“间隔”以及新的国家重构任务，但其在内、外向国家生活的探索中有着显著的硬实力支撑，可助力其在转轨进程中借助实力抵消一定的“焦虑”感知。“身份焦虑”是研究后苏联空间国家当代身份建构新的概念表述，这一概念源自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在当前阶段的实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被称为“焦虑”的表述并非来源于国家官方的提法，而是对可靠信息分析得出的，例如从俄罗斯所提出的对“摇摇欲坠的世界”的观感中探析其对“不确定”的失望和对“确定性”的希冀，以及从国家所设定的目标与实践结果相较得出的判断等。

三、历史记忆与当代格鲁吉亚“精神”

随着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全面扩展至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国家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虽然当时东格鲁吉亚王国与沙俄建立联系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其在关于确定双方关系的条约中表示，对格鲁吉亚教会管理以及双方教会关系的内容将制定特别条款。在格鲁吉亚教会看来，沙皇无权干涉宗教事务。以1863年发生的波兰起义为时间界限，沙皇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被冠以“俄罗斯化”之名。至俄罗斯帝国解体，其后沙皇政府在高加索地区采取的“俄罗斯化”政策，在同一时期遭到格鲁吉亚民间不同阶层的反抗。其中，以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群体中关于格鲁吉亚民族性的探讨为标志，逐渐拉开了被称为“格鲁吉亚民族启蒙运动”的序幕。

由于高加索重要的地理位置，格鲁吉亚民族和国家总会面临强大的敌人。但坚毅的格鲁吉亚人为保全自由和体面生活而付出的英雄般的努力，使得格鲁吉亚国家在现实和民族意念中始终存续。格鲁吉亚曾在公元7至8世纪遭受来自阿拉伯人的侵扰，格鲁吉亚人的抗争从未停止。据记载，虽然东格鲁吉亚王国向阿拉伯人屈服，但英勇的格鲁吉亚农民为抵抗强敌先后两次起义，甚至在第一次起义中还取得了胜利。“任何镇压的手段都无法迫使格鲁吉亚人民屈服于奴役和霸权。（相反，）对其的抗争与日俱增，至8世纪末，阿拉伯人对格鲁吉亚的控制逐渐衰弱。”12世纪，塞尔柱苏丹向格鲁吉亚宣战，虽然其军队规模具有显著优势，但大卫四世国王带领的格鲁吉亚人还是顽强战斗，击败了入侵者，开创和成就了格鲁吉亚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对于当代格鲁吉亚而言，在荣耀历史的范畴之外，长久以来复杂曲折的历史是现实政治努力摆脱、不愿再重复的内容。后苏联时代的格鲁吉亚精英政治，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历史强调的特征，从认知到实践全方位建立当代与历史的紧密联系，借此表现出基于历史佐证的对国家尊严、荣誉、地位的追求。对于历史和记忆历史的强调作为当代格鲁吉亚政治的特点之一，印证了历史和现实在“精神”层面的纽带联系。

当代格鲁吉亚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的独立国家设计并启用了体现该国特点的新的国家符号。这些代表国家的符号既体现了历史传承，又清晰体现出格鲁吉亚国家“复兴”的意味。以格鲁吉亚现行国歌为例，名为《自由》（თავისუფლება）的旋律取材于格鲁吉亚经典歌剧，其歌词也体现了在格鲁吉亚“精神”中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新国歌的诞生与2003年“玫瑰革命”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新的格鲁吉亚国旗、国徽也同时由宪法确认为独立国家的新符号。苏联时期位于第比利斯市中心的“列宁广场”，被更名为“自由广场”，并竖立起东正教中圣乔治屠龙的雕塑，彰显宗教信仰地位的回归。

与代表当代国家的一系列新符号类似，格鲁吉亚在现阶段的民族精神中的绝大多数特质都是较为稳定的历史传承。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古城中心部分的山上，竖立着一座象征“格鲁吉亚母亲”（ქართლის დედა）形象的雕塑。这个身着格鲁吉亚传统服饰的女性形象十分贴切地诠释了格鲁吉亚的民族性格：左手托举着一碗酒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而右手握着一把长剑应对进犯格鲁吉亚的敌人。通常来讲，这些典型性格特征体现在格鲁吉亚民族的多数个体身上：他们会真诚对待并用令人无法抗拒的热情感染远道而来的客人，但血液中又有“使用武力应对外来进犯”的坚定。他们重视东正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也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区别。

格鲁吉亚“黄金时代”的历史因蒙古军队西进而中断，后续由于周边帝国势力的渗入，格鲁吉亚的文化传统在强大势力的夹缝中艰难维系。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能够带来极大精神满足和获得感的“黄金时代”并未再次出现，但格鲁吉亚的民族性在与周边帝国势力长时间的交互中，仍然被顽强的格鲁吉亚人保存了下来，直至现在。格鲁吉亚人坚毅果敢的性格，不仅体现为爱憎分明的处事态度，其在珍视和保全民族性上体现出的坚定和耐心也反映了更具深度的山民感情。

进入19世纪，即在俄罗斯帝国建立统治后不久，严峻的社会状况和民族压迫引发了1804年格鲁吉亚东部的山民起义以及1812年的卡赫季起义。亚历山大·巴托尼什维利（Aleksandre Batonishvili）领导民族运动，其目标正是恢复国家的独立。俄罗斯帝国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被迫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方式，即选择具有俄化背景的格鲁吉亚贵族巴维尔·齐恰诺夫（Pavel Tsitsianov）作为格鲁吉亚的主政者。20世纪90年代初格鲁吉亚开启独立发展的新阶段，政治精英在谋求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迫切希望解决因“分离地区”所致的困扰。欧盟特别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2008年俄格武装冲突始于格鲁吉亚主动向南奥塞梯茨欣瓦利发起进攻。为谋求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格鲁吉亚，采取了主动改变现状的决策，强悍的民族性格是其内在逻辑的重要因素。

以上是一些关于格鲁吉亚“精神”较为直观的写照。事实上，近代关于格鲁吉亚精神的讨论及民族身份的总结早在19世纪的俄国统治时期就已出现。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些关于格鲁吉亚民族思想的研究被贴上了民族觉醒的标签，反映出格鲁吉亚人对建立现代独立国家的诉求。根据文献记载，在俄国统治时期，格鲁吉亚贵族及知识分子对民族身份的探讨直接与恢复独立国家的目标相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格鲁吉亚“国父”的恰夫恰瓦泽（Ilia Chavchavadze）提出格鲁吉亚民族性（the Georgian nationhood）的三个组成因素：祖国（მამული/mamuli）、语言（ენა/ena）和信仰（სარწმუნოება/sartsmunoeba）。恰夫恰瓦泽认为，“从我们的祖先那里，我们继承了三样神圣的财富：祖国、语言以及信仰。如果我们不能将其好好保护，我们会是什么人，我们将如何向后代交代”。在这三个带有典型民族属性的要素中，信仰是最具精神内涵的传承。格鲁吉亚人坚信，正是东正教信仰将其区别于毗邻的伊斯兰世界。虽然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宗教体现民族性的功能并不明显，但后苏联时代正教传统恢复，其在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考虑到格鲁吉亚政治缺乏共识与合作文化以及政治精英与社会的分化，教会成为几乎唯一起到团结作用的机构，（其扮演的角色）抑或是截至目前最重要的。

格鲁吉亚的“精神”难以被全面概括，以上梳理力求通过历史记忆的内容来具象化呈现该重要概念。这一过程会传达出一种特别印象，即格鲁吉亚的历史可以被解读为一系列抵御外来控制以及危害国家完整性的外来文化入侵的努力。正是这样复杂的环境，孕育了其民族精神并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发展。对“精神”概念的讨论，目的是抽离出被讨论对象在认知层面上区别于他者的特质，实际上其也是身份认同的内容和具体表现形式。基于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质，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群体具体联结的精神纽带，也是国家或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起到衡量和体现其独特性的重要作用。身份认同的具体内容较为丰富，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一例外都会对行为体产生影响。以国家为例，带有明显区别于他者特点的身份认同会直接影响国家决策和行为实践。

身份认同或被称为“格鲁吉亚性”（Georgianness）的概念，在保留一系列固化因素（如种族-文化指标，ethno-cultural）的基础上，也与现实国家发展状况和政治目标（如社会-政治因素，civil-political）绑定，呈现出当代特点。由于独立之后国家受内战、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困扰，保障安全和实现发展成为格鲁吉亚需要同时面对的问题，记忆政治在变革年代开始成为格鲁吉亚语境下的突出特点。基于现实考量，格鲁吉亚的政策演变以及提出的具体目标是对当前阶段国家身份认同的反映，即基于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的欧洲身份认同，指向现阶段国家欧洲-大西洋一体化愿景，而自由、独立的民族心态则强调格鲁吉亚国家的主权和地位，与谋求国家安全、解决分离问题的目标直接相关。此外，与以上两项身份认同内容相对立的俄罗斯因素，或被称为入欧的阻碍因素，是格鲁吉亚在当前阶段极为排斥并要求坚决划清界限的对抗因素。在格鲁吉亚“去俄罗斯化”与俄罗斯反制的博弈中，俄罗斯成为格鲁吉亚认知中的负面因素。格鲁吉亚近代历史包含更多丰富的细节内容，虽然无法全部与当代建立“呼应”，但指向国家、身份和认同多个内容层面的建构工作恰恰体现出了选择逻辑，反映出当代语境下被强调的记忆联系。

四、国家行为、身份认同及其文化背景

对“精神”概念的讨论，目的是抽离出被讨论对象在认知层面上区别于他者的特质，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建构中关于身份议题的具体内容。基于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质，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群体具体联结的精神纽带，也是国家或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起到衡量和体现其独特性的重要作用。身份认同的具体内容较为丰富，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一例外都会对行为体产生影响。以国家为例，带有明显区别于他者特点的身份认同会直接影响国家的行为表现。下文将具体讨论以文化背景为依托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格鲁吉亚的国家行为，以厘清这三者的逻辑关系。

以格鲁吉亚为例，其在近代以来的民族身份认同或被有些学者称为民族主义的概念出现于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反映出民族意识觉醒并争取独立的诉求。到苏联末期，国家的环境为格鲁吉亚民族认同的复兴提供了时代背景，彼时围绕格鲁吉亚民族性的社会运动以及强调民族性的政治人物都是特定时期的特别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独立发展阶段，格鲁吉亚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总体延续了国民意识中历史记忆的内容，与此同时，鉴于不断涌现出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元素，包括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出现的宗教传统回归、国家战略取向和对外政策呈现出的欧洲化特点，也可以理解为记忆传统联结当今时代的特殊产物，这些内容在当代格鲁吉亚的国家建构，特别是当代国家政治中均有所体现。

基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格鲁吉亚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在后苏联时代——国家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包含哪些内容，是在讨论国家建构时必然触及的重要问题。琼斯（Stephen Jones）从政治文化的维度来分析格鲁吉亚的对外政策，基于对格鲁吉亚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的梳理，认为该国政治文化的范式具体包括宗教身份、西方身份、泛高加索主义和反俄主义。在面对当前阶段格鲁吉亚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其中悠久的东正教传统以及与之存在关联的西方文化是不容忽视的内容。这一点既是真实的社会观念体现，也得到了从事格鲁吉亚研究的学者的认可。作为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之一，宗教文化从公元4世纪开始便深刻影响格鲁吉亚，并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格鲁吉亚人认知和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存在历史“断档”，但独立后这一传统得到恢复，并在格鲁吉亚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对欧洲化的身份认同也与宗教传统相关，即基督教信仰将格鲁吉亚与周边的伊斯兰世界区分开来。由于格鲁吉亚的地理位置难以被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因而宗教因素成为其坚持西向认同的重要依据。

宗教因素和倾向欧洲的认知是当代格鲁吉亚身份认同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并且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外界其他因素同样也在影响身份认同中的内容，并可在一定条件下放大某些认知。例如，现实政治、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格鲁吉亚对西方的亲近感，而格鲁吉亚在强调自身认同的同时产生了对俄罗斯及其对格鲁吉亚愿景发挥阻碍作用的负面认知。格鲁吉亚在现实环境下强化倾向西方的认同，与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历史划清界限的实质是为实现彻底的“去俄罗斯化”，以及“跳出”格鲁吉亚身份在近代以来历史中模糊的“阴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立的格鲁吉亚需要在身份认同层面强化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时代背景以及现实需要会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并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呈现出某些细节内容被放大的情况。从反向来看，若出现与这些被称为主流价值取向相悖的舆论、意识和实践，国家和社会所表现出的耐受力相对有限，对于国家建构工作的焦虑情绪便会表现为政治团体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激烈交锋。

基于以上讨论，围绕当代格鲁吉亚认同问题的数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已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线索。

首先，基于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的欧洲身份认同，是格鲁吉亚当前阶段欧洲-大西洋一体化愿景的精神支撑。具体来讲，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地位和作用在后苏联时代有了很大提升，独立于政府的身份以及社会的认可为其在当今格鲁吉亚社会奠定了地位基础。在长时间的宗教及欧洲文化的浸润下，格鲁吉亚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欧洲向心力。虽然从地理空间来看，在格鲁吉亚属于欧洲国家的判定上存在一定争议，但格鲁吉亚坚信欧洲道路是其文化的传承。根据格鲁吉亚学者的观点，精神和身份是导致国家行为以及“欧洲性”（Europeanness）出现的因素，其中包括了宗教、历史以及欧洲文化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的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目标是符合其认知逻辑的选择。

其次，自由、独立的民族心态强调格鲁吉亚的主权和地位，这与近年来格鲁吉亚为谋求国家安全以及解决分离问题的努力相符。格鲁吉亚民族的山民性格带有极强的高加索特点，充斥着无数战争的历史反映了格鲁吉亚人坚韧的民族性格和爱憎分明的处事方式。国家独立并不意味着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得到实现，分离问题以及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使得格鲁吉亚对坚持自由、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呼声更加强烈。在后苏联空间具有相似历史背景和现实问题的国家中，类似格鲁吉亚向外释放极强信号的情况并不多见，当属因剥离现实问题所造成的困扰，格鲁吉亚强调自由、独立的认同以及按照自身思维方式行事的特点更加鲜明。相比位于东欧地区、同样具备典型欧洲属性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1世纪之初开始的新阶段，格鲁吉亚在对待北约以及相关领土问题上显得更为急迫和激进，体现出其追求自由、独立的心态及对国家主权和地位的关注。

除以上与格鲁吉亚国家行为直接相关的身份认同内容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与地区环境及政治关系相关的新层面的“精神”要素。鉴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间悬殊的力量对比，以及近年来被各种复杂问题困扰的双边关系至2008年俄格武装冲突彻底撕裂，目前仍然未有大的起色，格鲁吉亚社会对俄罗斯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反感，并掺杂着恐惧、厌恶等多种情绪。

五、当代格鲁吉亚国家重构中的“精神”诉求

后苏联空间国家是一组特殊的国家类别，它们诞生于20世纪末国际格局发生调整的年代，是由于地缘政治秩序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化而生成的一个位于欧亚大陆广阔区域内的国家群体。从中亚、高加索地区到东欧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由不同主体民族构成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在同一时间段内获得独立。不论及苏联记忆或更早历史阶段中状况的差异性，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新阶段，后苏联空间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国家独立和主权意识强化的思潮，其中一些国家在过渡阶段甚至出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强势回归的情形。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在新的历史阶段，与国家重建并行的是各自对主权和尊严的追求，是与独立国家地位相符的主权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

回顾两个多世纪的交往历史，格鲁吉亚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颇为复杂，无奈与抗争交织。最初是为了保全自身生存，抵御来自周边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力量，希望借助与之拥有相同信仰的俄国对冲高加索地区的威胁。随后，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使格鲁吉亚各地区相继被纳入俄国，但小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抵不过实力的巨大差距。不论在沙皇俄国时期还是苏联时期，格鲁吉亚民族意识都相对较强，民族语言、文字以及文化习惯较之于其他民族都表现出较强的认同和归属感。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试图在宪法中取消格鲁吉亚语在共和国范围内的核心地位为发端，一系列事件点燃了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比“公开性”至苏联解体阶段爆发在全苏多地的民族主义浪潮早近十年。类似民族主义的表现反映出小国担心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较大国家吞噬的忧虑。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担心其独特的语言、传统以及生活方式被俄罗斯所取代。当民族主义有了爆发的窗口期，民族主义者诉求的内容便会发生改变，实际呈现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状况。

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在独立之后最为迫切的是新国家多领域的重建工作。既有转轨过程中国家经济适应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涉及新独立国家认同等一系列国家建构的重要议题。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加之本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作为文明范畴的分界线，同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这些都加大了后苏联空间小国在独立阶段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难度。回顾后苏联空间内的冻结战争，高加索三国无一幸免的现实是对这一地区特殊性的直接阐释。多年以来，不论发生战争、零星冲突，还是对于利益侵占方的控诉和指责，其归因都是新生国家对主权的声索以及尊严的追求。

对于格鲁吉亚而言，阿布哈兹人以及奥塞梯人是与其主体民族存在共同生活经历的民族，各方之间存在交往和融合的历史。近代以来，以苏联在国家行政划分方面的设置为地域范围，阿布哈兹以及南奥塞梯范围内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并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急剧爆发。就南奥塞梯方面提出的与北部同民族区域合并或归属于俄罗斯联邦，抑或是单纯脱离格鲁吉亚实现独立的诉求，对于格鲁吉亚而言，都是直接挑战其国家主权的行为，在法理和情理上都不能被接受。为了捍卫新生国家的神圣主权，格鲁吉亚在极为困难的转轨初期选择“除去”苏联在格鲁吉亚领土上人为制造的界线，让政府的权力和法令影响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从过渡时期的加姆萨胡尔季阿到谢瓦尔德纳泽，再到对当代格鲁吉亚产生巨大影响的萨卡什维利，国家领导人面临的共同任务之一便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类似格鲁吉亚的后苏联空间小国而言，在国家发展以及主权尊严都面临挑战因素的境况下，领导人会通过对国家主权的关注强调社会对尊严的追求，也会以国家发展的成绩为基础刺激产生谋求主权的动机。2008年俄格武装冲突发生在萨卡什维利执政时期，一方面与领导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2003年以后格鲁吉亚在国家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萨卡什维利执政时期，与应对分离问题的资源和行动同时存在的是总统本人的号召力。在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呼吁社会关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使得解决分离问题成为普通民众更为认同的国家目标。

除独立时代主权意识的强化之外，“回归欧洲”可被称作另一个更具有深层文化和历史意味的精神追求。与主权声索相比，“我要欧洲”的思维意识一方面建立在现实政治安全环境的基础上：格鲁吉亚认为，追随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抓紧融入能有效帮助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及时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享受到一体化带来的红利。而另一方面，格鲁吉亚人在回顾后苏联时代30年来的历史时会强调，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愿景是基于该国的欧洲文化和历史渊源。在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后，当前对欧洲的政策倾向是回归欧洲的逻辑表现。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世界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纷纷独立且在各领域面临转型任务时，发源于西欧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可以说，在两极格局瓦解的背景下，欧洲团结的活力以及扩员进程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迅猛发展，而扩员的对象开始涉及与当时欧盟地理范围最接近的中东欧国家。虽然与相关国家谈判复杂且持续时间较长，但21世纪之初的连续几次大规模扩员不仅使欧盟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也让有意愿加入该组织的东部国家看到了可能。

格鲁吉亚“我要欧洲”的精神理念在后苏联空间国家范围内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仍受制于分离问题，但格鲁吉亚在独立后追求西方价值观的意愿逐渐增强。格鲁吉亚在经历内战和国家发展问题困扰的背景下倾向西方，除了价值观因素外，也在于其试图通过联系西方缓解眼前的危机。1999年格鲁吉亚总理扎瓦尼亚在欧洲议会的演讲被认为是格鲁吉亚官方发出的关于欧洲认同的最强音。他在发言中“我是格鲁吉亚人，因而我是欧洲人”的表态被视为格鲁吉亚对欧洲认同以及政策倾向的明确表示。在机制方面，旨在促进双边关系以及政治对话的格鲁吉亚与欧盟《伙伴合作协议》（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于1996年4月在卢森堡签署，并于1999年7月正式生效。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双方通过里海能源外运项目建立联系。紧随欧盟于2003年设立南高加索特别代表职位，格鲁吉亚政府于2004年设立负责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事务的国务部长一职。同年7月，格鲁吉亚正式加入欧盟“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框架，并于2006年11月在该框架下签订了双边行动计划。2008年俄格武装冲突爆发后，欧盟作为重要的外部政治力量参与了事件的斡旋以及后续调查工作，并在恢复重建方面给予格鲁吉亚重要支持。

回顾30年来的独立历史，格鲁吉亚对于欧洲精神的认同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追求愈加强烈，特别是近年来不断强调民族历史与欧洲文化根源紧密联系。从领导人视角来看，也能够发现格鲁吉亚自独立后“精神”中对于欧洲认同的发展变化。不可否认的是，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以及政治偏好直接影响到同时期欧洲成分在整个格鲁吉亚对外政策中的比重。

在分析首任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政治思想内涵时，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关于格鲁吉亚对于欧洲考量的内容。相反，他所处的时代给人留下的最典型印象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是一种发生在过渡时期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社会思潮。与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同，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时期长期担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往苏联中央工作，相关经历以及外交经验使其政治思想较为成熟和完善。格鲁吉亚独立之后，谢瓦尔德纳泽在重掌格鲁吉亚最高权力之后，并没有在外交政策方面急于展现出倾向西方的特点，而是利用外部资源着手解决国家现实问题。

虽然在谢瓦尔德纳泽执政后期已经出现了对欧洲认同的呼吁，但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真正开始培养欧洲精神是在2003年“玫瑰革命”之后。对国家领导人以及政治精英而言，欧洲精神可以被理解为用以支撑国家发展新阶段的意识形态动力，以此开启具有强大吸引力且具备历史传统的政策导向；对民众而言，欧洲精神如同一种可以改变社会发展停滞状态的新事物，也被寄予极大的希望。在发生被解读为“大众坚持格鲁吉亚的国家尊严以及民主价值”并意味着其将再次融入欧洲的“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在随后数年发生了比诸多后苏联空间国家更加迅速的变化。

由此可见，格鲁吉亚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之后产生的“欧洲精神”固然与历史文化存在关联，但事实上也经历了逐渐发展并得到认同的过程。至2008年俄格武装冲突爆发之前，格鲁吉亚在政策和实践中已经体现出“最遥远的欧洲”的定位。然而相比之下，民众对于“欧洲性”的认知滞后于权力阶层，与民族、国家建构认同存在一定的非理想化的互斥。时至今日，在历史记忆和现实政策中追寻欧洲仍是当代格鲁吉亚语境下的主要内容，它也作为新阶段国家重构希望体现出的优先特点，维系着国家政治及社会转轨进程中的主流叙事地位。近年来，格鲁吉亚已在融入欧洲的发展进程中实现了突破，但不可忽视的是，历史记忆的线索虽可以跨越时空与当代建立主观联系，但国家现实状况与愿景的差距仍然真实可感，当代格鲁吉亚对欧洲的价值观认同需要民众的获得感来支撑。

六、当代国家重构中的身份忧虑

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当代国家重构是一项复杂工程，该问题或许存在两个层面的现实困境：首先是作为可动用的材料——历史记忆，其与新的时代背景及当下国家生活关注的重点议题存在错位状况，无法精准对标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先需求；其次是在重塑当代国家的进程中，社会中存在不同的政治偏好和价值取向，达成一种共存的状态并不容易，如何回应质疑和挑战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当代格鲁吉亚的案例中，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成分特点基于其内生的改革进展，不断被彰显现代性的国家理念取代；在格鲁吉亚的语境下，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重要矛盾点，但俄罗斯作为邻国以及地区内的重要力量，其对格鲁吉亚的影响无法忽视。在后苏联空间国家范畴内，格鲁吉亚的国家重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异于其他案例，虽然其对新的欧洲化发展路径态度坚定且取得了进展，但同样充满挑战。民族问题、对俄关系、安全困境等都是与所谓国家现代化新愿景相伴的困扰，因而现实暂难以逾越的障碍势必令人焦虑。

如何在当代国家重构进程中妥善处理历史记忆因素，除强调格鲁吉亚历史遗产中与现实呼应的内容，还需要仔细思考的是一些存在不同解读的内容，即以格鲁吉亚国家立场“规范”事关当代格鲁吉亚国家发展走向的事件、议题和决定等。接近欧洲同时也谋求被欧洲接纳的政策是格鲁吉亚宪法的规定，也经多年培育成为当代格鲁吉亚国家和社会的认知。

21世纪之初的10年奠定了当代格鲁吉亚寻求新国家身份的基础，对于曲折向前的发展历程的概括，可以说处于国家重构进程中的格鲁吉亚，对包括“玫瑰革命”“俄格武装冲突”等在内的当代一些重点历史事件是敏感谨慎的，采用何种方式描述和界定这些史实都与国家和社会的感知紧密绑定。例如，格鲁吉亚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对于2008年俄格武装冲突的描述为：“2008年8月6—7日，奥塞梯武装团体向茨欣瓦利附近的格鲁吉亚村庄开火。格鲁吉亚总统下令在茨欣瓦利地区部署武装部队，以保护当地居民，俄罗斯联邦以直接军事侵略作为回应。2008年8月8—10日，俄罗斯向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部署了数千单位的军事装备和数万名士兵。”对于如此描述，格鲁吉亚受众视角的解读具有更广阔的联想空间和更细致的感受，批评者则认为书中内容“暗示俄罗斯仅是在回应格鲁吉亚的行动，只是在格鲁吉亚武装部队进入茨欣瓦利后才动员军队”。基于格鲁吉亚历史演进的特殊性，教科书的设计将国家历史的轨迹融入世界的大环境之中，既凸显格鲁吉亚的历史细节，也全面呈现了对应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总体来看，历史教科书力求对历史进行客观呈现，具体的叙述会超越单一维度，例如在对苏联领导人、也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进行评价时，教科书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的确帮助苏联取得了作战胜利。但是在战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加强，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了政治镇压”。在陈述二战的结束时，格鲁吉亚历史教材仅在进攻柏林部分陈述了苏联军队的统帅、构成和作战结果等基本信息——在欧洲战场，“柏林陷落后，5月8日，德国军方领导层签署了完全投降书”。除此以外，未出现更多关于苏联的内容以及评价。对于苏联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新的政治思维方式”，教科书认为这是基于当时美苏的核武器数量都远超理性极限的现实，另外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核对抗的恐惧，但同时也指出诱发苏联外交政策转变的更根本因素——经济问题。虽然关于格鲁吉亚在苏联时期的内容和评价有限，但教科书的陈述也注意到了当时社会为普通民众提供的社会保障，教育文化水平、城市化等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关于教材的争论焦点总是围绕俄罗斯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亲俄”政治倾向的诟病。牵扯俄罗斯因素的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总能激起当代格鲁吉亚的强烈反应，这些事件折射出当代格鲁吉亚政治的弱成熟度及事实上对国家地位的敏感和分歧，这些都与国家身份忧虑相关。

基于此，有关当代历史的教科书内容，以及如何教授年轻的格鲁吉亚公民，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热议。距今久远的历史似乎不存在太大的立场问题，但一旦触及关于当代历史的内容，来自主观的评判便会引发讨论甚至是争论。与距今几个世纪的荣耀历史相比，近代以及当代格鲁吉亚的记忆应当与新的国家身份巩固更为相关，也理应是公民认知现代国家、了解自己以及国家实际情况的必要一课。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格鲁吉亚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以及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和理解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

格鲁吉亚的案例反映出其国家重构过程中存在的话语困境，如何在历史和现实的取舍和把握中产出兼具传承性和现代性的国家认同，在未来一个阶段仍将是格鲁吉亚社会需要讨论并汇集共识的议题。为巩固新的国家发展理念，格鲁吉亚所选取的路径还包括拓展和优化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与其愿景对标的欧洲。近年来，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明确的入欧意愿和行动表现，使得这样一组后苏联空间“前线”国家成为变数极大的地域空间。

2014年6月，欧盟分别与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及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成为相关国家与欧盟关系发展及入欧道路上的里程碑。2022年6月，欧盟峰会批准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格鲁吉亚为潜在候选国。2023年11月，欧盟委员会建议给予格鲁吉亚欧盟候选国地位；12月14日，欧盟给予格鲁吉亚候选国地位。在此之前，不论从启动改革的时间和改革力度，还是被视为与其他两国共同作为新的入欧梯队成员，从格鲁吉亚视角理解“潜在候选国”，其所带来的无疑是失望。欧盟委员会关于候选国资格给予的回复是：格鲁吉亚国内政治局面呈现出的状态过于分裂（political polarisation），监督以及社会意见应当得到落实和考虑；司法机构的改革和独立性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对于政治层面的标准衡量，格鲁吉亚给予的官方回复还附带有对政治分化的解释和相关呼吁，认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应该是通过维持和平和最有效地实现每一个预先确定的目标，以最平静和最稳定的方式继续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截至目前，入欧取得的新进展并不意味着相关问题已得到解决，进展的指向也必定是应对挑战和解决实质问题。

对于当代格鲁吉亚而言，国家建构的核心毫无疑问是紧扣欧洲愿景，但实践中往往会发现自身与欧洲也存在差异化的情况。在2022年初乌克兰危机再次升级之后，众多东欧国家在对俄问题上的立场表现鲜明。但与既往情况存在巨大差异的是，坚定欧洲愿景并在欧盟东部伙伴计划中表现积极的格鲁吉亚，却在俄乌冲突外溢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鲜有与其他东欧国家一道呼吁团结的官方表达。对此，格鲁吉亚社会以及来自美欧的外部力量对格鲁吉亚政府在特殊时间段内表现出的“异常”表示失望，而被解读为违背西向愿景的“外国代理人法”法所引发的争议仍在发酵。鉴于格鲁吉亚在西方视角中的重要战略位置，加之存在内外呼应的欧洲愿景的嵌套，格鲁吉亚政府开展工作的方向已被“锁定”，这同样也是当代国家建构中的问题。

七、结语

当前阶段，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依旧面临着国家重构任务，与理想中国家的发展愿景相匹配的历史记忆是可动用的资源，新的国家“精神”所需的合理化支撑以及国内外环境中出现的新问题，对国家全方位重构造成的困难势必会使该国家群体产生有关国家身份的焦虑感知。对于年轻国家而言，在现阶段，面对复杂棘手的问题是常态，需要付出精力处理历史遗产与当代使命之间的关系，并在使其合理化的过程中不断接近当代国家的既定目标。但是现实往往充斥着多种变化，通常的情况是，可借助的历史记忆表现乏力，而外界充斥着复杂因素，使得决策难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关于当代国家身份的焦虑仍然存在。

对于当代国家重构工作而言，历史记忆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为现实需要补位，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缺位甚至是矛盾的情况。在“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凸显的格鲁吉亚，国家重构工作在历史和现实互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还将存在，但或许正是如此，可以为认识格鲁吉亚当代国家重构，以及出现的关于价值观的争论提供一个认识的视角。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政治精英普遍强调对历史和身份的认同，捍卫尊严、追求荣誉及维系地位是认知和实践中的共识。但与此同时，作为国家重构重要体现的政治进程革新，其状态并未完全定性，尚存在诸多待完善空间，问题和焦虑认知相伴。在国家独立发展时代回应真实发展需求，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自主，实则是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在重构进程中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李淑华）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3期

原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gR09I6yibQ5OGpeCxOQJQ08TL1jaUts9LtFfoHPWdUXArHSgk19GoQBCdSxM5EiuOtwR3eoI5w3mIXaIY-gkOZ5xmz5ugxtrpi96pxesP6GU_fFA9wBEEhFSNw02zUEWM9Ya1ubzXS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82/2933.htm

俄罗斯学刊HD

《俄罗斯学刊》办刊宗旨：反映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法律等领域以及中俄关系全局性和区域性合作问题的研究成果。立足学术研究，主张创新理论思维，倡导在理性的氛围中开展批评与对话，为广大专家学者研究探索俄罗斯问题构建一个良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