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И.Н.季莫费耶夫亓林才编译:“国家-文明”和政治理论

文摘 2024-06-28 09:30 黑龙江

“国家-文明”和政治理论

［俄］И.Н.季莫费耶夫亓林才编译

【内容提要】

2023年3月出台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首次引入“国家-文明”概念，该概念涉及国家认同基本问题，而认同问题是外交政策思维的基础。“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网站（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gosudarstvo-tsivilizatsiya-i-politicheskaya -teoriya/）2023年5月18日刊发文章——《“国家-文明”和政治理论》。作者认为，新概念的使用可能意味着俄外交政策理论框架发生变化。作者的主要观点有：文明理论具有历史深度，有助于理解外交政策背后的文化因素，是对民族国家模式的思维超越，但文明理论也存在不足。首先，现实政治仍需放在现实环境中理解；其次，文明理论对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具有普遍解释性；再次，在民族国家模式仍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模式的情况下，主权概念和文明概念融合难度大。俄可能试图通过“国家-文明”概念，努力摆脱近一个半世纪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国家认同轨道，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但这条道路注定艰难，“国家-文明”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尚不确定，现实主义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经作者授权在《俄罗斯学刊》以中文发表。

【关键词】

“国家-文明”；文明视角；政治理论

【作者简介】

И.Н.季莫费耶夫（И.Н.Тимофеев），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

【译者简介】

亓林才，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出人意料地引入了“国家-文明”概念，这可能意味着俄罗斯外交政策思维的理论框架开始发生变化。无论是与苏联解体后有关官方文件相比，还是与苏联时期基本指导方针相比，都可以发现这一变化。

新理论可能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政治理论发生激烈竞争。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定义和解读。向文明理论的转变可能是一种替代思维方向，但这仍需进行深入思考研究。在完成这项研究之前，现实主义仍具有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政治理论？

政治理论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关于权力关系应有结构、目标、价值、内政外交手段的规范性观点和认识的体系。政治理论区别于意识形态的地方是：政治理论存在可接受批评和异议的论点，理论需要科学反思和不断检验；意识形态往往自认为拥有唯一的、毋庸置疑的观点。意识形态可能是理论的衍生物并以理论概念和假设为支撑，但它不能取代理论，一旦理论被替换为意识形态，理论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每种政治理论都是一个概念体系，即对一些关键概念——权力、威信、善、自由、公平、利益等的阐释。主流政治理论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直接或间接提供外交政策范式和外交思维轮廓。现代政治思想包括三种基本政治理论，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它们有许多变体和分支，但这不妨碍它们拥有稳定的基本假设。

二、自由主义理论：从理性个体到民族国家

自由主义理论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理论。其理论假设前提是，人的理性力量可以驯服人性之恶，即侵略、偏见、无知、自私以及作为人性之恶结果的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既然理性的技术发明可以驯服大自然，那么同理，战争、暴力和其他社会之恶也可以为理性的政治秩序所控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贯穿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社会契约”（尽管“社会契约”概念具有更深层次的根源，但也没有被其他理论所忽视——作者注）。制度一方面可维护利益，即减少灾害和增加财富；另一方面可维护自由，即摆脱专制。公平体现在对所有人而言都同样的法律规范意义上。相应地，国家主权的来源是作为平等公民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概念，它已逐渐成为将国家概念化的“世界标准”。国家作为主权和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将权力委托给民选代表，而民选代表又是通过对公民透明的合理程序确定的，民选代表根据法律规范行使权力。法治国家的理性秩序既是控制内部无政府状态的手段，也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的共存方式。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和目标是摆脱等级界限和等级偏见。从历史上看，这些观点与政治实践有直接关系，它们成为18—19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导致了国家形式的结构性变化。大量人口被解放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君主制度和帝国制度崩溃。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民族国家自由主义理论也存在影响力。大多数新国家成为共和国，通过了宪法，并宣布人民是主权的来源。但是，向民族国家的过渡经常是血腥的，并不总能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模式，混乱革命的能量有时会产生丑陋的政治形式，有些虽然自称共和国，但却是表面带有民主属性的现代专制政权。

对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阐释就是理性主义的阐释。国际关系具有无政府性，其间进行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不存在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权力和使用武力的垄断而无法停止这场战争。这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必须置于以国际制度为形式的理性秩序的控制之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得战争无利可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际制度。人民之间获得和平的关键是民主化。在自由主义的理解中，战争是不受人民监管的精英阶层专横的结果。如果精英阶层被置于民主制度的控制之下，战争就会减少甚至完全消失。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暗含的意思是，一些国家可以作为解决无政府状态和战争问题的领袖。它们一定是民主国家，能够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化，保证世界贸易的稳定，以制度形式组织整个国际社会，并在必要时对违反新秩序的人使用武力。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尽管不是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全部，但也是其思想支柱。冷战结束后的单极阶段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理论的巅峰：美国是胜利的民主世界的领袖，其前对手苏联及其阵营寻求加入“国际社会”，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国拥有的关键军事力量可使其自行决定干预冲突和其他国家内政，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理论：理性对抗异化

和自由主义理论一样，社会主义理论也认为人的理性具有无限可能。但是，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反对过时的帝国制度和君主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同时向旧制度和自由主义发起了挑战。与自由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假定将人从等级制度、宗教偏见和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也是建立在启蒙运动的理性进步思想之上的。两种理论看似兼容，但社会主义攻击了自由主义的重要环节——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是自由主义革命的引擎，因为从等级压迫和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公民只受以他自身及其平权同胞之名制定的法律的限制，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原子，可以自行决定出卖自己的劳动或购买别人的劳动，以于己有利为目的地异化部分劳动价值。他要么是雇佣工人，要么是资本家，区别在于：工人以可预测的收入形式获得稳定，但工人异化了部分劳动并使资本家获利；资本家攫取附加价值，但同时承担资本主义企业失败的风险，因为商业模式的成功是无法保证的。

正是异化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者并非毫无根据地指摘垄断资本的增长和集中问题，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带来了社会问题，造成成千上万人流落街头的资本主义经济系列危机问题。社会主义者将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归结于日益壮大的帝国主义。大资本与国家机构勾结，发达的工业强国通过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手段积极扩张，而资本主义为殖民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资本主义列强在国内不均衡地一步步打造民主制度的同时，对外奉行严厉的征服政策。像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者也提供了一个理性主义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者通过革命的方式，一方面粉碎过时的旧君主制和等级制度，另一方面粉碎资本主义经济，把广大人民群众从异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资本主义的毁灭就意味着帝国主义问题的解决。劳动人民之间没有进行战争和产生纷争的理由，工人的团结为和平奠定了基础，经济活动将以合理的计划和分配方式组织开展，国家将向着真正的民主方向发展，否则将完全消亡。

20世纪初，社会主义首先在作为大国之一的俄国取得了重大胜利，可以说是“对症下药”。俄国直至20世纪初仍保留着落后的政治形式。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获得更大代表权和法治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呼声不断高涨。当局虽然理解这种威胁，但要进行改革，同样存在失掉对改革程度的掌控甚至导致政治制度彻底崩溃的风险。因此，这些改革一次比一次不完整、碎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政治体系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边缘性质。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不理想。尽管20世纪初俄国的发展速度令人惊讶，但依然相对落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引发了新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社会运动。19世纪，对当局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少数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管其活动如何积极（从十二月党人和持不同政见贵族的政变企图到民粹主义恐怖分子——作者注），当局都成功地镇压了抗议活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无产阶级成为革命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与西欧无产阶级不同，他们是更边缘、更脆弱的社会群体，同时又比绝大多数农民更成熟，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与更广泛和更贫穷的无产阶级相比，“劳动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人数就太少了。人口的空前增长、有效农业用地的短缺以及工业城市的吸引力不足造成了无产阶级群众数量的不断增长。尽管从全国范围看，无产阶级是一个小社会群体，但他们在首都的集中具有重大政治意义。1905年革命是旧秩序瓦解的先声，1917年二月革命将其推翻，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一个有组织力和思想武装的小群体结束了自由主义梦想，并通过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与此同时，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依靠社会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吸引力和创新力保住了政权。弗拉基米尔·列宁无疑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如果不对自身政治理论进行彻底研究，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保住政权并证明其合法性。社会主义成为其维护政权和推动国家实现根本性现代化的牢固基础。资本主义世界国家面对的是俄国这样一个最危险的对手，后者的实力不仅来源于资源和人口，而且来源于那个时代的先进政治理论及其衍生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还预示着俄国将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更加强大的国家。对其而言，苏维埃俄国的危险是思想上的，从长远来看，也是物质上的。

四、保守主义回应

19世纪和20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自然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回应。保守主义者的关键思想是，人的理性并不像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完美。理性方案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革命和战争形式的社会实验代价是数百万人生命的牺牲。制度应以渐进方式而不是革命方式改变。不能轻率地破坏传统、拒绝权威。过度自由是危险的，而且自由只存在于理论上。在现实中，官僚们夺取权力，根据自身意志，以人民之名操控人民。用计划的手段管理复杂社会系统根本不可能，因为它们太复杂。应该改革，但要非常小心，不能过火。公平并不是理性地调试好的钟表机械。

在外交政策思维方面，保守主义表现在今天的理论通常被称作现实主义。其基本论点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无法通过像公认的国际组织一类的理性计划得到控制，其根本无法承受大国间矛盾的压力。企图控制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有害的幻想。国家利益最重要，这是常识决定的，而不是理性抽象决定的。国家的最佳战略是，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使自身强大到不会成为邻国的猎物，进行谈判并在必要时做出让步。同时，现实主义者不考虑国家的政治结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有着同样的掠夺本能。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是虚伪的谎言。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后来的冷战期间，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学说。在美国，它与自由主义理论奇特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描绘出意识形态轮廓，而政治决策往往由现实主义逻辑驱动。自由主义的天鹅绒手套包裹的是铁一般坚硬的保守主义之手。类似的模式也在苏联存在，当然也带有苏联特色。按照历史标准，苏联领导人也相当快速地对世界革命和放弃国家的念头失去了热情。对外政策保持意识形态面目，但其内部重要驱动力已是国家安全利益。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但共同体团结的背后是相当务实主义的利益考虑。

冷战期间，现实主义成为苏联外交政策非官方但十分重要的理论框架。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资源的枯竭，现实主义在客观上越来越受欢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末期危机可以用多种原因解释，其中包括：理论的过度意识形态化，政治精英的玩世不恭和日益腐败及其对改革政治经济制度、推动民主化和放松禁锢的恐惧，苏维埃政权事实上被过度集中和日益低效的官僚机构所取代，社会上挫败感日渐加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取得巨大成就和解决许多发展问题的背景之下。同时，来自社会主义的挑战刺激了自由主义的自我革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引入了一些通常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经验相关的要素，包括大型国家计划、经济发展个别领域规划和减贫工作。苏联解体后，融入自由主义世界在短时间内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思想的核心，这种想法曾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的学说文件中得到体现。而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就已开始远离自由的理想主义。俄罗斯外交政策思想越来越以现实主义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最终体现在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007年的慕尼黑演讲中。

五、民族主义与三大政治理论

在谈论三大政治理论时，民族主义地位的问题出现了。民族主义是否是一种独立学说？是否是可与三大政治理论相提并论的政治理论？首先应该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思想结构，它体现在大多数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具有政治原则基础，被认为是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这一自由主义思想的衍生物。在政治代表观念层面，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有共通之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在民族概念中增加了种族的要素。各加盟共和国是庞大种族的政治代表，并由共同的社会主义原则团结在一起。民族主义也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点。历史和文化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上述传统的当代建构性解读，已成为许多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来源。关键的区别在于，任何民族主义都具有本土性，而三大政治理论具有普遍性。但民族主义的本土性并不妨碍它在那些推进所谓“普世”思想的国家中也悄悄存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救世主思想与爱国主义和本土特色认同完美结合在一起。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也是如此，它将国家鼓励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与全苏联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对苏联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后苏联空间这些新国家的身份认同，就是由苏联领导人一手精心打造的。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退化为法西斯主义或民粹社会主义等丑陋形式。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苏联及其西方盟国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但这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21世纪，新纳粹主义仍然存在。

六、单极时刻

冷战结束后，美国达到了其实力巅峰。自由主义理论似乎无可替代。俄罗斯迅速放弃了自由主义幻想，专注于务实利益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范式，从而退出了竞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同时成功融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欧盟尽管经济实力雄厚，但仍然处于自由主义范式及其变体中。印度专注于自身发展，依靠其自给自足的民族和文化。伊斯兰世界拥有统一宗教，但政治上不团结。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也不存在政治团结。后冷战单极世界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单极时刻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就出现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可能削弱，削弱的原因在物质层面——新力量中心的经济增长迟早会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野心。有人指出，美国对一些国家内部事务的影响是有限的。美国可能无视朝鲜或伊朗等所谓“流氓国家”的政策，但中国和俄罗斯奉行明确的独立自主政策不会不引起美国的恐慌。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哪个更重要，是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还是保持独立自主的愿望？这也涉及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结果，中国和俄罗斯已成为对美国领导地位最大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也存在于思想层面。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增强，坚持独立政治决策，坚持对世界政治重要问题的立场，中国外交逐渐扩展到亚太地区以外。所有这些只是美国面临的一部分问题，而且不是最大的问题。美国仍然是军事和技术最强的国家，拥有大量盟友和遏制中国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据国际关系现状调整了其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基于普遍利益、人类共同命运、克服分裂和冲突等理念的系统完善的学说。中国根据自己成功的全面现代化经验，表达了为促进共同利益而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的意愿。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基于社会主义理论和自身现代化经验的强大思想体系，它可能替代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愿景。

长期以来，俄罗斯避免制定类似的理念，而在外交政策中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然而，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中公开挑战美国及其盟国这一事实开启了重要先例。如果“俄罗斯叛乱”不被镇压，对美国威望的打击将会令其极其痛苦。这样的打击不一定推翻但可能侵蚀美国的领导地位。再加上其他因素，美国面临的风险正在增加。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试图超越习以为常的现实主义范式，探索外交政策新概念基础，其重要标志就是在其新外交政策构想中“国家-文明”概念的出现。它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无法归结到三大政治理论的、更系统的范式。但这条道路注定是艰难的。

七、文明的视角

长期以来，文明概念受到政治理论的关注。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说，文明是由人的理性程度确定的。一个社会越是理性和进步，就越文明。这种线性图景将世界划分为发达的文明化社会和不发达的未开化社会，两者之间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

曾经有另一种认识，将文明视为由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在其内部联合起来的巨大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并不总是单一国家。文明可以在时间上超越某一具体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空间上涵盖众多国家。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文明”是存在的，但考虑到这两个国家拥有生活在海外的大量侨民，其文明边界比国家边界要宽广得多。此外，一个文明之内还可能存在具有相似血缘和文明特征的不同种族群体。这种观点假定，有几个文明共存共生，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萌芽、繁荣、崩溃、衰落和死亡等阶段，但不是所有文明都会经历所有阶段。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皮蒂里姆·索罗金、阿诺德·汤因比等著名学者都曾研究过文明概念，他们的研究与三大政治理论的快速发展并行不悖，形成了一种平行的知识现实。

八、文明视角的优点

这种国际关系视角的优点是什么？

第一，历史深度。尽管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知识根源深得多，但其运用的历史经验往往时间相对较短，充其量只跨越几个世纪。文明研究的分析深度则是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文明内部具有体系生成能力的文化纽带远在现代之前就已形成，且至今保留其现实意义。

第二，文明视角使我们超越民族国家行为体的惯常模式。文化和文明动机可能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因素，因为在国际政治中不仅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存在认同冲突。此外，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使用非常具体的文明要素，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伊斯兰国家。

第三，文明视角包括文化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民族国家只是西方文明衍生出的可能的政治形式之一，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变得无处不在，但它不一定是终极形式。

九、文明视角的缺点

文明视角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历史深度并不总能揭示遥远历史对现代政治的现实影响。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往往是被建构的，也就是说，政治和知识精英选择一些符合他们对于政治认同意愿的文明要素，同时成功地无视了其他要素。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建构“重要他者”，即世界舞台上关键对手或竞争者方面。类似的建构并不是客观的，是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的。换言之，只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文明，不注意当代国家精英对文化和历史的建构，是不准确的。对文明的当代认识不等于对那个客观存在的文明的认识，而是对这种文明的某种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受到政治条件制约。

其次，文明因素在解释和平与战争方面起着极其矛盾的作用。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今天因联盟关系和共同的政治利益团结在一起，但在20世纪初，英国很严肃地考虑过与美国发生海战的可能。在美国，1861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爆发了内战，夺走了50多万人的生命。1814年，白宫和华盛顿的其他政府大楼被英国人烧毁，而在此前几十年，文化和文明相近并没有帮助英国人保住13个殖民地。而欧洲大陆呢？欧洲在18世纪初曾被称为统一基督教社区，但却脚踏着欧洲国家间数百场战争中牺牲者的尸骨，典型的例子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强大的文明基础并没有阻止作为共同的文化、政治和物质空间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苏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本土民族主义被证明比共同的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基础设施和其他纽带更强大。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街垒两边人的精神思想几乎一模一样，他们有相似的习惯、信仰、语言和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相似性无法防止民族主义、外部势力和某种安全利益的干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问题还在于融合主权概念和文明概念的复杂性。主权概念沿着理性主义理论路线发展，与民族国家概念密切相关，与文明概念的联系则少得多。这种联系仅在文明边界和国家边界或多或少重合的情况下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主权或许能够牵强地等同于国家的主权。在有所保留的前提下，这里主要指的印度、中国、日本（如果日本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文明而不是西方的一部分，也是无可争辩的——作者注）。但是，对于那些不太明显的例子，如非洲、拉丁美洲或伊斯兰世界，又当如何？每个文明都包含许多国家。它们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或宗教共同性，但这还不足以巩固其政治团结。这些文明中的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物质资源和地方文化，文化相似性很难产生一种统一而持续的政治意愿。对它们而言，几乎不可能谈论文明主权，主权概念仍将不可避免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如果文明没有政治主体性，那么就很难将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

十、“国家-文明”概念：俄罗斯语境

让我们回到俄罗斯。“国家-文明”概念出现在俄罗斯官方文件中，使我们回到了基本的认同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国家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对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有什么愿景？谁是我们的“重要他者”？我们愿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或接受“重要他者”？认同问题是外交政策思维的基础。我们使用某些概念定义自己，而对这些概念的选择决定了回答上述问题的思路。作为理论框架的“国家-文明”概念不应被低估，但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因以下几个因素而变得复杂。

第一个因素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发展轨道。19世纪末，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相当清晰的身份认同冲突画面。对于西方派来说，俄国的问题在于没有彻底实现西化。从彼得一世时代开始，甚至在他之前，俄国采用了某些西方模式（军队组织、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工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因此，西方派认为，俄国的任务是按照西方模式完成现代化，达到应有的西方文明水平。相反，斯拉夫派认为，彼得一世改革是俄罗斯文明认同扭曲的开端，造成俄罗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颠倒、社会和精英的分裂以及国家的“魔鬼化”。他们认为，俄罗斯的任务是回归其文化和文明遗产。

1917年革命的胜利代表了西方主义的完全胜利，因为社会主义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实现了巨大飞跃。用西方派人士的话说，苏联解体是现代化进程未完结以及与前所未有的进步成就并存的陈旧模式取代现代制度的结果。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是在现代化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与西方融合的愿望说明了人们对当时危机的认识，即现代化工程未完成或被扭曲是造成危机的原因。

在整个20世纪，西方或西方的一部分都是俄罗斯（苏联）的政治对手。但是，从对社会组织及其制度的认识角度看，苏联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里，俄罗斯也是在西方主义逻辑中度过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保守主义转向与此相呼应，但这一过程没有解决与一些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具体政治问题，有时甚至加剧了这些问题。但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认同冲突。从“国家-文明”的角度进行外交政策思考，使我们回到了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立文明、西方是其“重要他者”的认识。这是摆脱一个多世纪困境的出路，但要彻底摆脱并不容易。

第二个因素与俄罗斯社会发展特点有关。19世纪的俄国斯拉夫派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严肃论点，即在民众阶层中仍然存在众多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体系的拥趸，他们尚未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尚未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和其他现代属性的扭曲。但是，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社会，它变得不那么虔诚了，它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打破了，现代俄罗斯人与他们20世纪的先辈截然不同。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人力资源来支撑其文化和文明纽带，但俄罗斯在这方面的资源少得多。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扭转了苏联时期一些过火行为，但没有也不可能让俄罗斯回到过去。此外，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承受着资本主义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所有影响。当然，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这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其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俄罗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传统社会空间的缩小，与传统的直接联系也已经削弱。

可以把俄罗斯想象成一个“国家-文明”，但要把它放在现实存在的文明平台上却困难得多。许多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第三个因素与以下事实有关。其他“国家-文明”，或者仅仅是国家，仍与西方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便在政治关系的某些问题上有摩擦，也没有对西方敬而远之。许多国家主张建立多极世界，愿与俄罗斯发展建设性关系，但也不急于拒绝西方文明的某些产品。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不被一些西方观察家视作自由主义制度，但印度仍在发展民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往往避免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做出选择，它们务实地利用西方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中可接受的和有益的元素。未来，中国文化的元素也可能被世界所接纳。文明正在成为某种纯粹形式上的抽象概念，而政治实践仍然需要具体化，特别是在就具体问题进行对话的时候。比如，全球金融多样化和摆脱美元主导地位的必要性，更宜用共同安全利益去佐证，而不宜用与西方的文明差异去佐证。

“国家-文明”概念使我们能够建构政治认同，并将新的元素加入进去。但这需要围绕概念本身和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大量的理论工作。创造一个新的成熟政治理论以替代三大政治理论并不容易，因为俄罗斯的现实情况和当代国际关系已经被三大理论概念所渗透。时间将表明“国家-文明”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到什么程度。新的外交政策概念留下了回旋余地。与此同时，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仍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胡巍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3期

原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1yOu6aphMZHTS_J8_WMtfIYvAQSii2Ehe3H8xegreS6__VyKMIOWGe7t13UgNFxYIkXsn2b60QIbdEQkg_mrrEu4b_D7lkrcqjGM5O5J06h7VMwVps2-b0-XtgmFrJWP7SrlJoVzY=&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82/2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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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И.Н.季莫费耶夫 亓林才 编译:“国家-文明”和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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