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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在1947年与北平艺专三教授关于中国画如何教学引出的一段罢教之公案,被徐夫人廖静文以国民党“文化特务”和“敌人”围攻徐悲鸿作为定性，掩盖了徐氏欲以西方写实改变中国画固有本质的争论实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北京学界，此亦敏感话题，故廖静文之说已成定论。该文作者以极为翔实的严谨考证，第一次还原历史真相，为此公案一锤定音，以正视听，显示出其学者的学术勇气与良心。该文很长，读者可择其需要，或详或略以读之。
徐悲鸿和廖静文
一、相关背景
诚如饶宗颐先生所言：“造成中华文明的核心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然而，伴随着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和屈辱，西方的社会进化论逐渐被国人所接受，从此中国人便背负了沉重的文化自卑感—中国百事不如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深入，一切变革又呈现出偏颇和激进的特征，文化艺术上的复杂问题，都被简单地分成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两极。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一切优秀的传统都遭到质疑和批判，被无情地冲击和涤荡。
这其中以对待汉字的态度最为典型，比如说中国汉字不科学，难学难认，象形是原始文字的特点，不能输入计算机，世界文字的潮流是拉丁化，等等。这些原本是在西方不了解东方（中国）的前提下，基于他们自身文字（文明）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本质上说它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短视和偏见。然而，这样一种逻辑和偏见，竟然催生出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一系列自虐观点，蔡元培说：“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得采用拉丁字母了。”瞿秋白对汉字痛心疾首：“汉字真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钱玄同认为：“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鲁迅更彻底，临死前说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这种对待自己本民族文化痛心疾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偏颇之论，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罕见的。
值得思考的是，今天汉字没有灭（汉字、汉语的影响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中国更没有亡，她的GDP反而跃居世界第二，其发展的势头和明天所能达到的高度，已经势不可挡。今天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度超过西文。联合国通用的六种文字中，汉字的文本最薄、最简捷。说汉字难写难认，影响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无法解释没有进行汉字改革的台湾，文化平均水平反而高于进行了汉字改革的大陆这一事实。实际上汉字形、音、义结合，最易辨识，西文则不同。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往泼在汉字身上的污水全是莫须有。在20世纪中国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保守才是先进，壁垒也许就是丰碑。
与汉字改革（走世界文字拼音化潮流）主张的提出与实践相同，在百年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主流看来，具象的、写实的西画是先进的，意象的、写意的中国画是落后的。因此，早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的1917年，康有为就在《万木草堂藏画目》，提出了“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的论断，倡导匠人“专精体物”的形似，排斥文人的“神似”“写意”和“士气”，所谓“墨井寡传，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吕澂、陈独秀的相关通信以《美术革命》为题发表在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一号上。陈独秀主张“革王画的命”，“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1919年10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 指出：“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写实之佳，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当写实成为唯一的标准，郎世宁、吴墨井便成了楷模，因为他们要么“乃出西法”，要么是天主教徒“他画法的布景写物，颇受了洋画的影响”（陈独秀语），而西方由古典“进化”为印象派、现代派的绘画被忽略不计了。在美术界，徐悲鸿深受康有为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影响，认为“中国画不能尽其状。此为最逊欧画处”，并将整个一千年来的中国画历史说成是一部退步的历史。自此徐悲鸿成为20世纪以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主张最坚定的践行者和推广者。
1928年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大门
1928年10月，徐悲鸿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推行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主张，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抵制。国画系主任萧俊贤愤然辞职，上海《新闻报》曾刊萧俊贤轶闻：“先生主教国立艺专时，有新校长主政，不负众望，先生愤而辞职。学生闻而惶恐，恳切挽留，呼吁者再，先生以去意已决，不可复任……其耿介拔俗有如此。”同样，《陈半丁档案·参加革命前的社会简历》中也显示：“1928年艺专辞教。”1928年的徐悲鸿“不负众望”是肯定的，更关键的是他关于中国画教育、中国画发展道路的主张在国画系不被认可，陈的辞教很可能与萧也是同一原因，只不过萧、陈二人选择的不是罢教而是辞教，道不同不相为谋，民国画家颇具传统文人的风骨。后来成为罢教三教授之一的李智超此时正在国画系就读，他亲历了这一“倒徐”运动，从心眼里认同陈半丁、萧谦中、汤定之、王梦白等先生的艺术和主张，并奠定了他日后坚持中国画笔墨气韵的道路。
萧俊贤课徒画稿（中央美院藏）
萧俊贤课徒画稿（中央美院藏）
王梦白课徒画稿（中央美院藏）
王梦白课徒画稿（中央美院藏）
萧谦中山水画稿片（中央美院藏）
萧谦中山水画稿片（中央美院藏）
吴作人在《追忆徐悲鸿》一文说得清楚：“当时他发觉北平艺术学院的国画教学基本上是掌握在保守派手里，而他的素来主张对陈陈相因、泥古不化的所谓‘传统’，要进行改革。他大胆吸收新的以写生为基础训练的主要教学方向，是不见容于当年画必称‘四王’、学必循《芥子园》的北平艺术学院的。尽管还有少数有新意的画家如陈衡恪、姚茫父等人，但他预见到他在北平是孤掌难鸣的。他在北平住了不到三个月就束装南归了。”尽管吴的回忆不乏错谬和偏见（先不说此际陈衡恪已经故去五年，姚茫父因中风而半身瘫痪，是否仍在该院任教值得怀疑。而“有新意的”陈、姚与所谓的“保守派”始终是一事，说北平艺术学院“画必四王”“学必《芥子园》”，也未必尽然），但还是道出了其“孤掌难鸣”的真实境况。也许是有了此前林风眠短暂任职的经验，徐悲鸿对这一结果早有预感，所以才会说：“这次去平，时间不会太长，是去看看，也许不久就会回来。”
陈半丁作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陈半丁作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1945年，抗战胜利。黄功渚任北平临时大学第八班班主任，秦仲文时任教务分处处长兼教务股和注册股股长，溥雪斋时任国画系主任。1946年7月底，徐悲鸿抵京，北平市美术协会召开大会，对徐悲鸿的任职表示热烈欢迎。8月，徐悲鸿就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重组艺专、重聘教员，辞退溥雪斋、胡佩衡、吴镜汀、溥松窗等教员，强力推行以西洋写实主义（素描）改造中国画的措施。鉴于1928年上任时单枪匹马、孤掌难鸣的教训，这次他广罗亲信、弟子占据各个要职，学生吴作人任教务主任兼西画系主任，亲信宋步云任总务主任，叶浅予任国画系主任，大姨子廖雪琪管财务，小舅子管图书，并陆续聘李可染、宗其香、李斛等人前来助阵。自此，历经1928年、1937年的两次教授辞教（萧俊贤、陈半丁、王雪涛等）和1946年的解聘（溥雪斋、胡佩衡、吴镜汀、溥松窗等），1947年的三教授罢教和1948年黄宾虹的南迁等，北平艺专国画系也由一个全国美术院校的国画重镇，沦为艺专诸“学科之一部”而已的地步，优势渐失。
胡佩衡作品
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走向来看，尽管三教授一方在道义和学术层面获得双赢，但也没能阻挡徐悲鸿以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进程，这是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笼罩在由近代悲情与进化论催生的“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写实先进，写意落后”的错谬逻辑之中。今天考察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可以让我们从当时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中照见今天国画现实的一切，进而在回望“来时路”的过程中有所反思、觉悟，还可以还当事双方和整个事件以本来面目，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本文原载《中国美术》2016年第6期 作者：朱京生 （以上为节选第一部分）
李斛作品
李可染作品
宗其香《南京梅花山归来》江苏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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