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原本
除去“三教授罢教”本身，此次事件的争论大约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教授对校长徐悲鸿在艺专国画组教学、招生、教师聘任等问题的质询、诉求与徐的答复，限于北平艺专内部；第二阶段是关于中国画方方面面问题的论争与探讨，参与人数众多，完全是开放性的。第一个阶段的内容在第二阶段依然有所涉及，为了保存事件发展脉络的完整清晰，在此依据时间顺序进行叙述。
（一）事件起因
关于三教授罢教事件的起因，“文革”中秦仲文的外调材料中，有“已被群众专政”的当事人李智超在1969年1月28日的口述，其曰：
我约在1929年认识秦仲文的，他在艺专教课，后来不断来往……在画界，他算我的前辈，有时在琉璃厂碰面，有时去他家请教。
关于反徐问题，当时我接到徐悲鸿的信，让我教画松树，每周四小时，我就辞职了。秦仲文不让我辞，他并叫了陈缘督来，秦说跟徐闹一架，就说徐摧残国画，国画学生招得少，不合理。于是我们三人联名给徐写了信，又给报社写了信。
陈缘督作品
陈缘督作品
另据《市美术会招待记者，斥徐悲鸿不懂国画》一文披露：
艺专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氏次第发表谈话，略谓：“此次余等停教主因系由于开学前，每人接到徐校长一函，指定每人所授之课程，并规定每星期之进度，如第一星期教绘根，第二星期教绘干，第三星期教绘叶等。余等自执教以来，受如此无理之侮辱，尚系首次，为维持余等之人格及尊严，故不得不出于停教之一途。其次，自徐悲鸿长艺专后，对国画极其摧残之能事，不遗余力。每期新生，西画人数总超过国画人数数倍……再徐氏规定艺专学生，无论西画组，国画组，均须先习三年素描，殊不知三年素描之后，已失去国画之气韵，且多对国画失去兴趣，无形中对国画摧残殆尽，故余等三人为挽救国画之厄运及争取艺专国画与西画平衡之发展，不得不向爱好中国固有艺术之社会人士呼吁”。
这种徐氏国画教学法，确实有点初级、机械、离谱。所以李智超的第一感觉是受到侮辱，故险些步1928年萧俊贤和陈半丁辞教的后尘，但秦仲文不想忍气吞声，而且拉上陈缘督要“闹一架”。可见李智超的受辱只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秦仲文是使之发展成为一个事件的主脑。而徐悲鸿1946年8月以来推行的以西方写实素描来改造国画、“国画学生招得少”（见后文）及用人上的任人唯亲等做法在师生间积怨已久，故三人能一拍即合。
徐操作品
徐操作品
李智超在《河北艺师李智超谈秦仲文问题》中又说：
当时寿石工明里也不参加，暗中是我们一边的，他让我们拉上李德（?）三。寿石工说：“你们得挂上国民党的人，否则徐悲鸿势力大，你们干不过。”这时秦仲文同意了，我不同意，我说：“咱们是学术之争，一拉国民党，就是政治之争了。”秦反问我：“为什么可以拉孙其峰？”孙当时有共产党嫌疑，我就说：“把孙其峰去掉。”
据说李德三为艺专训导处人员，应当与国民党有关系，但显然不是什么重要、显赫的人物。寿石工毕竟是书生，他显然不知道徐仅在北平就有李宗仁和傅作义这样的后台，否则就不会有这种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可笑建议。从李智超后来能到河北艺师（今天津美术学院）执教来看，他与孙其峰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他当时曾想拉孙其峰参加罢教，经秦仲文一质疑，只好忍痛割爱。可见事件起因有一定的偶然和随机性。
孙其峰作品
孙其峰作品
总之，从李智超这“两拒”和报端披露的信息来看，罢教事件的起因是简单的学术之争、尊严之争。友人曾经提示：以当时货币贬值通胀、经济低迷的程度来看，罢教不排除现实利益上的考量。这一点笔者能够同意，不平则鸣的动机是有的，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不过，从李智超辞职的第一反应，到后来三人一同罢教并将信函公诸于众的做法，呈现出的确实是忘却得失、断绝后路的决裂姿态，这恰恰证明罢教此举的非功利性，否则不会有此适得其反的举动。[28]三教授中李智超是萧谦中的弟子，秦仲文、陈缘督是金城的门徒，其在北大读书时就受到画法研究会陈师曾、胡佩衡、金城、汤定之、贺良朴等先生的影响（徐也同为画法研究会导师），纵观他们一生的艺术追求，并不认同徐悲鸿以西方写实的素描来改造国画的所谓融合之路，而与北平诸多前辈“精研骨法，博采新知”的主张一脉相承，且终生未曾改变。因此道路的不同才是三教授及北平画家群与徐悲鸿决裂的根本原因，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罢教：质询、诉求与答复
1947年10月1日，国立艺专国画组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不满学校对国画组之种种措施，特致函校长徐悲鸿，要求改善，为表示态度坚决起见，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静待答复，称如答复不满，更有进一步表示。同时致函北平报界，次日信函见诸报端：
悲鸿先生大鉴：自台端重长艺校消息到平之后，华北艺界与同仁等莫不深庆得人，咸以重大期望仰寄于先生，不意追随左右一年以来，对于国画组之设施，敝意有不敢苟同者：
（一）国画组招收学生太少，查本届招生，西画组录取二十余名，国画组仅录取五名，据闻报考国画者实较西画为多，对国画与西画之录取标准，何□有如此轩轾，且对报考国画学生，仅试素描，不试国画，致令国画根抵（底）很深之学生，反无从入门，此等措施敝意认为系对国画变像（相）摧残，殊违国家造育人才之旨……
（二）预科期间，国画钟点太少，学习国画而以素描作基础，原则上原无异义，惟素描分量，应站于辅助国画之地位，今则喧宾夺主，学生在校之短短数年期间，悉被西画时间占去。最后正科二年，方正式学习国画，试问尚复有何成就之可言？名曰国画组实则仍系西画组，此不但与学生来校学习国画之旨趣相违，且必将国画特色消灭，变而为日本画作风，于国画前途危险实甚。
（三）聘请教授、讲师只凭个人爱恶，查北平文化水准较高，艺术尤甚，教授讲师之聘请，应按资历名望与造诣为标准，除教学生技术上之学习外，更应有充实之理论与鉴别能力，否则即等于画儿匠之教学徒，只是无意义的技巧之传习而已，今聘任教授讲师，不问其造诣如何非先学西画后改学国画者，不得有任专任教授之资格，殊欠公允。
（四）限令同仁教授方法，有辱讲师尊严。查本学年开始时，先生以校长名义，分致同仁一函，令某人专教某树，某人专教花，此等教学方法，若施之于初学未为不可，今施之于全国艺术最高学府最高年数之学生，致令教者与学者啼笑皆非，不独对学生程度估价过低，亦颇辱教师尊严。
以上数点，敝意以为：一、国画组学生名额，最高限度必须与西画组学生名额相等，其办法或将招生时国画组落榜学生按成绩优劣依次传补，或另招新生。二、国画组预科国画钟点最低限度，应倍于西画钟点，担任课程之教授讲师亦应普遍分任，不应只由学习西画出身者专任，以免国画之日本画化。三、教授讲师专任兼任亦须从新调整，以昭公允，而平众怒。四、限令同仁教授方法，一节为保存教育界与艺术界人格计决不听命。同仁等为艺校前途计，为吾祖先数千年心血经营在世界艺术上的占有重要位置之国画前途计，将以上数点向先生郑重提出，为表示态度坚决起见，并即日起停止授课，先生如不以艺专为徐家私有学校，亟应俯从众意，凡予商讨采行，艺校前途幸甚，国画前途幸甚。
当年查到这份材料，曾惊诧于徐悲鸿的荒唐做法，仿佛也明白了相关的叙述将三教授一方的观点付诸阙如的原因了。三教授在四个方面提出质疑，并相应的提出了建议，这些质疑和诉求不须多说，任何通情达理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认同。除了第四点涉及具体教学方法外行和初级、有辱人格外，我们从其余的招生人数（报考国画者实较西画为多，但国画组、西画组悬殊过大，国画学生“仅试素描，不试国画”）、课时安排（国画钟点太少，素描分量喧宾夺主）、教师聘用（非先学西画后改学国画者，不得有任专任教授之资格）三个方面分析，徐悲鸿的立场、观点完全是西方的，在他心里中国画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一个需要用西画来改造的对象或者罪犯，这较之艺专日伪时期的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逆向文化种族主义的倾向明显。从后来这一体系对中国画精神本质的改变来看，说徐悲鸿“对国画变像（变相）摧残”，已经是很客气了。
另外，“先生如不以艺专为徐家私有学校”一语，大有弦外之音。据当年在校学生刘松岩、孙文秀回忆：“徐先生在师生中的口碑并不太好，他任人唯亲。上任伊始，调来大姨子（廖雪琪）管财务，小舅子管图书馆，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都是自己的学生或亲信，所以学生们说：‘徐先生一来，艺专变成徐家的了。’”“他上课画画的时候，常常是夫人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站在他的左边，大姨子、小舅子站在他的右边，外面才是学生，简直一塌糊涂。”一次，“徐悲鸿丢了2000美金还是500美金，把那个传达室的老头儿给弄到侦缉队去了，后来查出来了，是他小舅子干的，然后让他小舅子走了，人家那老头儿白受一通罪，这事大家对徐悲鸿的印象不好……我们那一拨学生没有叫他徐校长的，背地里都叫他‘倍儿红’，一说倍儿红倍儿红的……学生就这么说……因为国民党时候他也是个大人物，实权人物，很红的，很红的。共产党的时候他还是红的，所以他就能够这么胡作非为，谁也惹不起。把这国画都闹没了，斩尽杀绝了，就没人管得了”。这听起来让人有些惊奇。但无独有偶，解放后陈半丁在一次政协会上也说：“解放前徐悲鸿想一棍子把国画打死，解放后国画是枯木逢春……”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论，如果不进入20世纪中国画裂变、发展的历史细节中去考察，一定以为是空穴来风。
徐悲鸿作品
徐悲鸿作品局部
徐悲鸿作品局部
徐悲鸿作品局部
本文原载《中国美术》2016年第6期 作者：朱京生
（以上为节选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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