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成作品《皓月》
又案:董、巨为江南名画家,但在宋初地位皆不高。董源地位尤低。北宋前期人品评诸画家,几不提董氏,巨然亦仅列“能品”。直至《宣和画谱》,对于巨然尚有贬辞。北宋前期人于山水最重关、李、范三家,尤重李成,李、范地位较之董、巨高甚。至北宋后期,董、巨始渐露头角。米芾、沈括贬抑关、李,推重董、巨,以江南画家置之北方画家之上,此在当时犹之“南人入相”,在保守者看来,实为“不合理”之事。至南宋,南方似甚推尊李唐、萧照,仍是北人,北方则继续推重荆、关、范、郭辈,而李成地位已被抑低。至元再尊董氏,黄子久《写山水诀》虽以董、李并举,而特尊董源。汤垕《画鉴》亦称“三家山水”为董、李、范三家,且以董氏居首。陶宗仪《辍耕录》抄录《图画见闻志》“三家山水”之文而窜入董源,名为“三家”,实为四家,犹“五帝”有六人,可谓极不合理之怪事!元四家都学“董、巨”。明后期吴派推尊四家,因重其源头,从此“董、巨”地位愈来愈高,终成所谓“南宗”中百世不迁之大宗。然其画格一变于北宋末,再变于元末,三变于明末,以李思训之“肖子”变成王维之“肖子”,以着色金碧画格变成水墨渲淡画格,久变而离其宗。正如李唐、马、夏本学荆、关、李、范,而荆、关、李、范远源实出王维,然则三家以王维之后继,而变成李思训之后继:二派互相转化,可谓奇巧!
牟成作品《塞北雪韵》
又案:今所传“董、巨”画迹,几无有符合原始记载者,何以其“着色如李思训”之“景物富丽”或“琐细”式山水完全不传,反传其变格山水?此真不可解之事。恐怕今所传“董、巨”山水,如为宋人所见,将伸舌不下。且如《潇湘图》、《秋山行旅图》等“董画”,树木、山峦,几与元四家无甚出入,而人物等点缀物则甚工细,画面上两者不能调和,何以有此怪事?岂非后人根据晚出记载造伪画,树木山峦取米、沈等记载,而人物等点缀物又取他人记载(如周密等记载),遂发生此矛盾耶?再,不但董、巨画格屡经变改,即李成画格亦经后人“托古改制”。宋人画多作于绢上,故尚“水晕墨章”,李成画格秀润,在当时不可能不是湿笔的。所谓李成“惜墨如金”,恐指其用笔较简、用墨较淡而言,至元代画山水多用生纸,“惜墨如金”之法亦不能不有改变。黄子久《写山水诀》便道:“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淡墨画、浓墨破”的“积墨法”,原是元人的新创,与唐、宋“水晕墨章”的“破墨法”相对立的。现在把元代用在生纸上的新画法,托之于五代、宋初的李成,岂能相合。但自此以后,学李成的画就有专用“积墨法”的(这样的画我见到不少),李成逐渐倪云林化或元人化。倪云林的“惜墨如金”变成了李成的“惜墨如金”。如前故宫所刊《周栎园藏画选》中王石谷“仿李营丘”一幅,直是较繁复的倪云林。又王石谷仿李营丘《雪景山水立幅》(见胡佩衡师编《王石谷》附图),笔墨也很近云林,只是布景不同罢了。如此的“李营丘”,恐怕米老复生,也将瞠目不知所对。所以元以后不但新“董、巨”画格夺取了旧董巨画格,便是旧李成画格也被江南化的新“李成”画格所代替。所谓“董”、“李”,实际不过是黄、倪,何必侈谈董、李呢?先生所谓元以后尊董、巨和为文人画家开方便之门的“董、巨”,其实并非真的董、巨。但先生所说的现象,确是南北画派盛衰转变的关键,也是山水画文人化的关键(先生这里所说的“南北派”,近于前人所说的“元画”、“宋画”,跟旧“南北宗”说有所不同)。
牟成作品《松雪魂》
二米画是干笔画的,不是湿笔画的。二米云山重重点染,须许多次,今人用浓、淡墨一次点成米山,是明、清人的画法,不是宋、元人的画法。
牟成作品《雪原》
案:先生此说亦有相当根据。米芾《画史》载:“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挂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褾出不及椅所映,人行过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图,无一笔李成、关同俗气。”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说米芾:“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可见米氏的画格是独创而为以前所未有的,他们用小幅生纸作画,当然可能多用干笔,这种干笔画法,下开高房山和元四家的笔墨,他们确是“元画”的真正始祖。但米氏的画种类不一,最主要的就是所谓“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和“解作无根树,能描蒙鸿云”的“墨戏云山”。这种“墨戏云山”可用干笔画,也可用湿笔画;可以用层层点染的“积墨法”画,也可以用一气呵成的速写法画,如《画史》所载“信笔作之”和《洞天清禄集》载“不专用笔”的画法,就是一气呵成的、写意式的(小米也作“点滴云烟,草草而成”的画)。故宫旧藏米芾山水一幅,就多用干笔,形近板滞。特别是高房山仿的米画,多用干墨重叠点染,异常浑厚。要之:这种“墨戏云山”是写的江南水气山水,尤其善于表现“夜雨欲霁,晓烟既泮”的景致。传世米元晖《楚山清晓图》等画,真使人有“身在江南烟雨里,令人却忆米元晖”之感。米氏不但想以写意的文人画代替工笔的作家画的地位,也想以江南画格代替北方画格。米氏一贯反对北方画家,而抬高江南画家,如鄙关、李,轻王维,而尊“董、巨”;鄙黄、赵(黄、赵虽非北人,但为北方院画正统),轻崔白,而尊徐熙;薄吴道子而重顾恺之。当时北方画格居于正统地位,而南画还只是附庸,米氏崇南抑北,宣传不已,对于当时画界和画史起了巨大的影响。从此南画渐兴,而北画渐微:这正是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经济的现实在文化上的反映。
牟成作品《林海雪原》
又案:米氏也能作工笔画和着色画,见于原始记载。小米很重视自己的着色山水,钦宗皇后就曾学过米元晖着色山水:这大概是因为米氏推尊董源,而董氏本工着色,所以米氏也作着色山水。同时,二米都曾参加画院,也是院画家,院画家不可能只作水墨写意画。又米芾也兼工人物,见其手著的《画史》等书。当时着色山水和人物画,还是士夫所兼习的东西,完全不能作着色画和人物画,只能作写意山水的士夫画家,恐怕要到元代才逐渐普遍。一般人说到二米,往往只谈他们的“墨戏云山”,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这样会使人误解绘画史发展的真相。先生也曾告诉我:米画水墨云山上加青绿点的画法。
牟成作品《镜泊春色》
王晋卿、赵大年、赵伯驹、伯骕等着色山水画家,都是士夫,并非院工。二李也是士夫。董其昌们以着色山水家为“北宗”,列之院派,与李、刘、马、夏、戴、吴等并举,是不符合事实的。
牟成作品《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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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成作品《关外雪花大如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