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类文本中所见关于“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的叙述
徐悲鸿研究至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一门显学，相关的文本洋洋大观，不可计数，其中关于“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的叙述，它塑造了我们对此的既有认知。
（一）徐悲鸿《四十年来北平绘画略述》：
北京确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而在美术上为最封建、最顽固之堡垒……吾于三十五年八月任职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即推行写实主义于北平，遭到一班顽固分子之剧烈反对。但我行我素。
蒋碧薇《我与徐悲鸿》
此文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文章对居京十一年，同时在艺专任教的黄宾虹竟未置一词，可见黄公在徐悲鸿心中的地位，这与傅雷的认知可有一比。文后“此暮气已深之北平美术界，尚始为垂死之挣扎，其冥顽不灵殊为可怜。迨去年解放，接触到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始相顾失色，急起某改造学习”。这是在嘲笑与“三教授”同一阵营的北平传统派。但徐文中已将原来形容传统派“保守”“墨守成规”的词语，置换成“封建”特别是“资产阶级”这样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点，类似我党文艺干部的话语，这在徐悲鸿以往文章中是罕见的，也是滑稽的。可见，徐除去继续坚持写实主义的主张外，也在开始接受新文艺政策的改造。与此相伴的是，徐悲鸿进入了一个创作的瓶颈，没有再画出什么太有影响的作品，“主旋律”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间》审查没有通过，对他的打击是极大的。事实证明，在写实技巧之外，徐悲鸿对新政权的适应，较之传统国画家并没有太多优势。
（二）廖静文《徐悲鸿一生》认为，“三教授罢教与有关国画的争论”这场“倒徐运动”，是从停聘某位不称职教授开始酝酿的。又说：
一九四七年十月，秋季开学不久，南京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专门派来的一位文化特务，亲自策动和指挥的一场“倒徐运动”开始了，首先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美术协会散发了铅印的宣言，肆意攻击徐悲鸿，诬蔑徐悲鸿是美术界的罪人。在宣言发布的同时，北平艺专国画系三位兼任教授宣布罢教，国民党的报纸也以惊心触目的字眼攻击徐悲鸿摧残国画，为其摇旗呐喊。面对敌人的进攻和诽谤，徐悲鸿作了坚决的回击。
廖静文《徐悲鸿传》
首先，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姓什名谁？“亲自策划和指挥”的证据何在？廖先生都没有披露，是否是李振冬？据张伯驹记载：“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约四七年春时（十月之误。笔者），秦仲文、陈缘督、李鹤筹（李智超之误。笔者）三个教授辞教，秦仲文等曾找李振冬（国民党派来组织北平美术会的人）支持他们，有油印的攻击徐悲鸿的传单。”关于这一点李智超予以否认：“李振冬不可能，没企图，但我们没有找他。”究竟如何？本文不作评论，暂且存疑。这也许就是廖静文等先生观点的依据。但北平美术会作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的一个分会，成立于1947年3月25日，李振冬最迟1947年8月既已当选为理事[16]，也就是说李振冬至少此前就已到任，所以“一九四七年十月，秋季开学不久，南京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专门派来的一位文化特务，亲自策动和指挥的一场‘倒徐运动’开始了”，与李振冬对不上，要么另有其人（仍需证据），要么是莫须有。不过，按照廖先生的逻辑也只能得出“南京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专门派来的一位文化特务，亲自策动和指挥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国民党教育部任命的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这样的结论。
其次，“首先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美术协会散发了铅印的宣言……”也非事实，所谓“宣言”当然是指《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它的散发不是“首先”而是“之后”，是三教授罢教并致函徐悲鸿得不到满意回复而采取的升级举措，已是罢教11天之后的事情（参见下文）。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想通过“重构事件的时间链条”来误导读者，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陷害，从而让徐悲鸿的形象在政治生态和社会心理上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廖先生刻意强调“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美术协会”，而不说“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中华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无非是想不动声色地绕开徐悲鸿是“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这一事实，但这也只能起到掩耳盗铃的作用。
北平美术会乃中华全国美术会的一个分会，其性质无非是一个由业界同仁组成的民间社团，其时邓以蛰、张伯驹任正副理事长，李振冬与李智超等五人同为常务理事，秦仲文、陈缘督也在理事名单之中。因此，作为弱势一方的三位兼职教授，在得不到徐悲鸿答复的同时，寻求所在社团的支持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三教授之一李智超作品
（三）廖静文《回忆周总理对悲鸿的关怀和教导》：
悲鸿一系列进步的措施，招致了国民党特务对悲鸿的猛烈攻击。一九四七年秋天，他们大量散发《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国民党报纸也摇旗呐喊，美其名曰“新旧国画论战”。悲鸿坚决迎击了这个攻击，并继续在教学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但一个“倒徐运动”却在国民党特务的组织下活动起来。
由于徐悲鸿在新中国美术界的特殊地位，廖静文先生以徐夫人的身份著书作文，其影响力是不难想象的，但其中涉及“三教授罢教事件”的相关文字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表述多少还带有“‘文革’之风”，故遗害既深且远。其一，将“国民党”与三教授一方进行恶意捆绑，欲从政治上将其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其二，虽然徐悲鸿受周恩来之嘱，要“办一所左的学校”，但毕竟国立北平艺专的校长之职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所以，一方面说支持三教授的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美术协会”，发表三教授一派主张的是“国民党的报纸”，另一方面又不提徐悲鸿国立艺专的校长是哪个党的教育部任命的，也不提徐悲鸿反击三教授的主张是在哪个党的报纸发表的（许多时候三教授与徐悲鸿的文章发表在同样的报纸上）。其三，如果说由于历史原因，三教授一方中的个别人与国民党有某种瓜葛，那么徐悲鸿与南京国民党高层、与国民党北平的最高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有着更深的背景和更为复杂的关系。此前徐悲鸿曾对吴作人说：“李宗仁是我当年的老友，傅作义也和我熟，那些人是不敢随意动我的。”[18]须知李宗仁不仅是国民党桂系首领，时任北平行辕主任，此际已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傅作义任国民党第12战区司令长官（后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任主任），即将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这些廖先生显然是清楚的，为什么不提？是否是用双重标准来对待此事，怕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敌人”一词，也足以看出作者的胸襟和心态。后来凡涉及“三教授罢教事件”的叙述，大抵受廖氏观点影响。
（四）骆拓《历史巨人 画坛伯乐—我所知道的徐悲鸿先生》：
寿石工……与北平那批墨守成规，沉醉于借国画的“传统”“神韵”来反对国画的改革和创新的保守派文人站在一起，评议陈半丁、溥燕荪（徐燕孙之误，笔者）、溥雪斋、秦仲文为代表在当时北平的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宣言，写了大量文章，攻击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几千年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向徐悲鸿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是近代轰动一时的国画论战，也是新兴的力量和旧的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大辩论。
经过大论战之后，徐悲鸿也不排除异己，这些人还继续任教……
“墨守成规”“保守派文人”早已成为钉在北平那批画家身上的标签，骆拓为徐悲鸿好友清泉翁之子，又为悲鸿义子、弟子，他沿用这样的观点不足为奇。其人长期生活在海外，尚没有染上国内“阶级斗争”的恶习。
（五）李松编著的《徐悲鸿年谱》，仅引述了徐悲鸿的观点和廖静文、骆拓的文章，均未见三教授一方的主张。其“事略”曰：
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市美术会”，借中国画问题为名，发动对徐悲鸿的攻击。
（六）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10月3日：
李子（智之误，笔者）超等罢教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抓紧倒徐运动，受市党部支持的北平市美术协会，是日下午马上召开常委会议，打着维护中国艺术的招牌，支持罢教的教员，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歪曲事实的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攻击徐先生是“以西洋画改造中国画”。
李松先生的《徐悲鸿年谱》显然受了廖氏影响，“有关记述”也仅限于徐氏一派观点，不够客观，这有当时材料掌握和时代上的局限，因其早出，情有可原。事实上十余年来，李先生发表的关于三教授和北京传统派的评价，有着很多与时俱进的肯定。王震的《年谱长编》虽然出版在21世纪，除了材料更丰富之外，观念上和30年前没有变化。
三教授之一陈缘督作品
（七）《20世纪北京绘画史》中，李树声先生以一节的内容专门探讨“三教授罢教事件与中国画问题的争论”，对事件原委、事态发展有约略的记述，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历史惯性的影响，但比较注重基本事实，用呈现的方式客观叙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叙述徐悲鸿的主张的同时，也能引用对立方面和中间立场的观点，是笔者目前为止看到的较为客观的研究。其中对事件的定性允当而具有历史眼光：
这次争论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相关人士的关注和参与，是最初因艺专教员不满学校教学安排所产生的具体事件，逐渐发展成为涉及国画理论观点的论证和不同政治背景下团体间的相互对立，言辞之激烈，涉及人物之众多，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这场历时数月之久的论战，实际上是五四以来关于中国画改革讨论的延伸，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段重要的经历。
不作简单的价值判断，认为这种争论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主张在实践中深入问题实质，推动中国画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不过从本质上看，这种争论是在东西方文化、艺术冲撞、融合的大背景下的必然。清末既已产生，到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依然存在，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也依然存在，政体已经数变，而争论内容不变，可见它是比政治更为复杂而恒长的话题。
三教授之一秦仲文作品
三教授之一秦仲文作品
（八）近读曹庆晖兄《丹青碎影里的画学流变》一文，引述原《世界日报》记者孙景瑞的回忆，说他当年与《平民日报》记者王纪纲参加北平美术会招待记者散发《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的记者会后，王对他说：
召开记者招待会的这个“北平市美术会”，是官办的，北平艺专绘画科国画组那三位罢教的教师，属于这个系统。他们反对的“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是民办的，属于民间组织，参加者是对国民党统治现实不满，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画家；徐悲鸿被推选为会长。而且，徐悲鸿领导下的北平艺专，师生也有进步倾向，为南京政府所不满。北平市美术协会所以出面把矛头指向徐悲鸿，实际上背后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对分裂和护卫国画，其阴谋目的要取缔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把徐悲鸿赶出北平艺专，那三位罢教的教师不过是炮弹而已。我听了王纪纲的介绍，不禁有所醒悟，文教战线上的斗争也这样尖锐复杂啊！[23]
我个人对这段回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首先，假定王某当时是中共的地下人员，1947年的他也不可能具有1949年以后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这很可能是将后来被影响了的认知叠加在此前的事情之上。其次，他既知“北平市美术会”是官办的，就不应该不知它的上级徐悲鸿任理事的“中华美术会”更是官办的，而国立北平艺专的校长更非民间可以任命的。第三，说“北平市美术协会所以出面把矛头指向徐悲鸿，实际上背后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对分裂和护卫国画，其阴谋目的要取缔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把徐悲鸿赶出北平艺专”，这与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派飞机要接徐悲鸿去南京和徐本人所称“政府相信本人，才令担任校长”[24]相矛盾。
之外，还有一些涉及“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的文字，主要见于徐悲鸿一方的亲属、友人、弟子的著作和纪念文章之中，观点当然是一边倒的，不再罗列。三教授一方亲属、后人、弟子对此则一直讳莫如深，虽偶有对三教授一方表示同情、支持者，但多为私下的议论，罕能公开出版发表，故影响不大。以上所举，《四十年来北平绘画略述》《徐悲鸿一生》《徐悲鸿年谱》出版发表较早，其观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被引用的次数也最多，几成美术史定论、共识。长期以来，政治化的主流话语过于强大，遮蔽甚至覆盖了暂时处在支流和边缘地位的声音，这种历史惯性单靠艺术自身的力量来扭转，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客观公正的研究正在起步和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样需要时间。
徐悲鸿作品
本文原载《中国美术》2016年第6期 作者：朱京生 （以上为节选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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