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弗洛伊德与拉康论文化》，作为这一范畴研究的开头，它开启了弗洛伊德和拉康在广泛的文化范畴的回响。但是那篇文章并没有探索他们二者的理论在文化范畴的诠释力。本文，紧密衔接这一篇文章，试图对当代文化进行拉康式的解读。从他的隐喻理论到作为例外的女性理论，拉康的主要关切是发展一种实践和理论，促进主体的形成，尽管这个主体可能是短暂而虚无的，但它不仅仅是对社会压力的抵抗，而且能够在普遍化中的缺陷中发挥作用。
尽管构成主体尊严的独特存在只能被假定为一个不断后退的地平线，拉康的分析提供了特定的准则，以评估文化和文学现象在这个视角下的意义。从一开始，拉康将无意识构想为破坏社会代码表面的东西，划杠主体对完全同化到该代码的抵抗。隐喻的闪电瞬间揭示主体存在的那个比喻，必须基于对先前代码的换喻性否定；必须提供一个新的能指来代替主体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代替被那一刻纯粹否定揭示的大他者的空虚，而被符号化的过程创造了以前不存在但由能指过程创造的东西。在重复现象中与快感原则一起表现出来的死亡冲动是对文化所认为的合理和可接受的规范行为的另一种规避模式。它背叛了那个真正陶渊明式的拒绝实用理性的“水晶宫”的主体的顽固性，并坚持找到自己通向死亡的道路，通向象征性的自杀，从而让人能够从零开始重新生活。对拉康而言，从德国唯心主义传来的自我指涉或自治并不孤立存在一个真正的超越世界，永恒价值的世界，而是矛盾地定位一个非历史性的观点，从这个观点上，主体既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性，又能够理解社会规范的偶然性。然而，移情现象表明，在这个地方无法停留；它只是构建主体欲望的起点，其实现将导致并依赖于建立新形式社会生活。将主体从其自恋的渴望被代表标准社会价值的自我理想所爱以及害怕惹恼自我理想的欲望中分离出来，使其摆脱对现状的顺从和实物化，使其能够追求存在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只能通过爱的隐喻及其各种表现来满足，所有这些都涉及与大他者的关系。拉康后期教义中，大他者的一种形式是作为未知知识的无意识；也就是说，主体阅读口语的特定方式，他将其称为“lalangue”（咿呀言语），这一模式必须保持隐晦，因为如果明确表达为系统化的方法，由此产生的普遍化将吞噬其独特性，从而湮灭主体。在法国，这一概念早在七十年代就对理论和批评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里可以想到福柯对现代“个体科学”的反对，该科学将每个人视为要被研究、分类、制表，并因此而受到权力和强制的形式支配的“个案”；或者是吕奥塔对启蒙时代普遍化的“大历史”的拒绝，倾向于特殊化的“小历史”，以保留对各种文化个性化的空间。更直接地受到拉康观念启发的，罗兰巴特的经典之作《S/Z》试图描述文本的“差异”，与通用分类方案的普遍性以及试图明确纯粹个别性的尝试形成对比，这些尝试违背了文本性质。他因此保持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洞察，即语言优先于个体作者或作品，但放弃了结构主义诗学的全球分类项目，或美国新批评的经典化和极权主义倾向，只看重所谓的“普遍人类”，其他一切都被视为偏离正常的“纯粹案例”。在英语国家，批评家在利用拉康对特殊与普遍关系的分析开辟的可能性方面进展较慢，特别是作为对欲望、权力和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一种方式。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和英国的批评家已经开始了解，拉康的教义涉及一种问题化但不否认社会意义和参照问题的真理经验。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主体的存在，拉康的教义提供了一种分析模式，使得能够准确定位独特性的位置，而不必实际命名和普遍化它。他的说法是，成功的“诗歌”能够显示出构成主体位置的象征大他者中的空隙的轮廓。与浪漫主义者所假定的个性不同，拉康所唤起的特殊本质并不驻留于隐藏的内在世界，而是存在于个体和大他者之外，只能在后者的无知中保留。在最近的一系列文章中，我尝试展示《局外人》是如何围绕着对大他者知识的这种抵抗而构建的，我认为现代小说的历史就是这种抵抗的记录，正如一个实际语言的历史是由与不可能的真实对抗中留下的模棱两可的痕迹所组成的。在《重回弗洛伊德》一书中，韦伯强调了在拉康精神分析中阅读的伦理含义。而大多数现代文化理论认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是根本对立的，拉康的无意识理论突显了它们之间奇怪的共谋。尽管通常被呈现为对立的术语 - 主观与客观 - 拉康让我们理解，两者都源于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困扰着自我意识和自给自足的梦想，因为它们都是自我作为具有实物自我意识器官的功能。拉康显然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强调这种联系的思想家，但他是极少数同时保持主体功能的人之一。正如我们所见，拉康主体不仅破坏了自主自我意识的标准精神分析和形而上学概念，它还开辟了一种保留个性的可能性，既不同于基于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也不同于父权规范的集体压力。因为虽然符号阳具，阉割是文化的普遍条件，正因为它没有最终的内容，它为个体人类文化的无尽多样性开辟了空间。由于其基于无意义，主体的书写必须在两种相互冲突的伦理律令之间摆动，满足对可理解性的需求的义务，这需要清晰的概念化，以及承认抵抗概念的石化紧握的需要的责任，这需要程式化。众所周知，在拉康自己的写作中，他使用各种风格的花招来逃避理论的僵化。不断的双关语，带有多义性或模糊的先行词的相对代词，简短而杂乱的段落，打断论证流程的明显离题，模糊的典故，对技术术语的频繁重新定义等等。通过这样做，他凸显了任何文本中隐含的东西：由于主体的书写无法形式化，因此在每种情况下都必须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因此，仔细阅读对于对主体、文本或文化的特殊性做出充分回应是必要的。一些最富有成果的当代拉康研究是将对“实在”的关注与对“主体与语言关系”的关注相结合的研究。卢普顿和莱因哈德在《俄狄浦斯之后：莎士比亚在精神分析中》中从这个角度对莎士比亚的精神分析研究进行了重大重新评估。在《证词》中，费尔曼和劳伯通过分析虚构和非虚构的描述纳粹企图灭绝犹太人的问题，重新审视了参照问题。如果这个事件是超越符号化的创伤性实在的典型例子，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死亡营地幸存的人，那么叙述自己的经历，作为见证， 仍然是反抗历史被抹去的唯一方式，从而抵制了那些完全否认这一事件的人所宣称的历史和主体的抹杀。正是见证行为本身，即拉康称之为“说法”的事件叙述的重复，唯一能够保存独特事件和个人经验的内容，而不背叛那个独特性，使其陷入官方历史普遍性术语的幻想，也不将其简化为普遍“案例”的一个实例。尽管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大部分对拉康强调阳具中心主义的态度持敌对态度，但许多女性主义评论家认可他在身体、欲望和语言方面的概念对于在话语中呈现或缺乏呈现女性经验的价值。克里斯蒂娃在《诗性语言革命》中通过她对语言的符号和象征两个方面的区分（在其中，后者承担了拉康的父权功能，而前者承担了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母性功能），使她能够分析诗意语言中女性的角色。在她的文章《女性的时间》中，她将拉康精神分析的目标与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相融合，宣称：这场斗争不再关注平等的追求，而是关于差异和特异性......为了首先发现女性的特殊性，然后最终发现每个个体女性的特殊性。从八十年代开始，一些女性为捍卫拉康免受批评的阳具中心主义，同时证明他的教义对女性主义的价值发声。罗斯试图表明，通过将女性性别依赖于与母语言或身体的非中介、前俄狄浦斯关系的人来反对父权制度的人，因此放弃了无意识的可能性，因此也放弃了主体性。拉格兰德-沙利文反对拉康定义的阳具不是男性器官而是一个符号，因此是中性的，是纯粹差异的标志。罗斯总结了这一观点，即解剖学上的差异不是性别差异，而是表征差异。罗斯的主要观点是，正是因为在符号中无法被代表，女性的性别显示了社会规范的不完整性和社会规范捕捉和固定欲望的不可避免的失败。![]()
贾尔丁也强调了拉康在她所称之为“gynesis（女性产生）”中的主导作用，【译者注：希腊语，其中 "gyne" 意味着女性或女人，而 "genesis" 意味着起源、产生或创造。经常也用来指代创世。这是拉康的新造词】重新思考了决定西方思想和叙事的对立，这些对立以“女人”或“女性”作为逃脱它们主导范畴的对象。作为反对普遍性的“女人”，在《再来一次》的研讨班中“指代颠覆了主体、表征和真理”。然而，她对拉康批判主体性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在回顾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劳尔之劫》的一系列阅读时，她指出，对于拉康及其追随者来说，唯一可能的主体是男性叙述者雅克·霍尔德，女主人公劳尔则只是一个在实在中溶解主体性的修辞手法；而对于女性主义阅读来说，劳尔本人作为女性代表了新的潜在主体性。在《女人想要什么？》文章中，费尔曼实践性地尝试通过不同的策略阅读性别差异，因为它明确地回避了编码，抵抗了任何合法的制度化。每一章都通过使用不同的理论工具以及通过从实际文本经验中不可预测地推导出的具体复杂性和解释强度，实验性地探索了一种不同的策略。贝恩斯托克探讨了这一拉康式的排斥观念对女性自传文学与周围文化关系的后果。男性自传传统上参与到阳具秩序中，因为这些努力的梦想是为了断言统一、可知主体的一致性，以防止不一致的危险，而女性的回忆录为无意识信息腾出了空间，显示了符号秩序的裂缝。“这个信息是在文化的外密性的位置向文化传达的，也就是说，由文化内在边缘的人——也就是女性、黑人、犹太人、同性恋者和其他生存在社会边缘的人——传达的。”她得出结论，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书写自我’因此是一种同时封存和分裂的过程，只能追踪不连续的裂缝。”在格罗斯和巴特勒的最新著作中，我们找到了更加细致入微的对拉康在女性主义中的价值的看法。两者都主张，由于他们强调性别差异的非生物学特征以及揭示导致女性受制于父权文化的机制，他的教义开辟了积极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尽管两者的方式略有不同。格罗斯反对一种观念，即阳具中心主义是因为人们是“言说的存在”而必然产生的后果。她和巴特勒都将人类性别化的自然约束的缺失视为仅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定义性别的机会。巴特勒在这一点上追随罗斯，将女性视为一种纯粹的差异，这妨碍了任何身份的确定：“女性本身是一个过程的术语，是一种变成、一种构造，不能合理地说其起源或终结。”这当然符合拉康的观点。但她认为，因此“永远不可能最终成为一个女性”，这与拉康的观点相矛盾。在《物质化的身体》中，她强调了这一差异，声称阳具也受到重复的影响，因此也受到与女性相同的重新意义化和可塑性的影响。在回应《性别麻烦》中的论点时，科普杰指出了拉康对存在和意义之间区别的划分以及相关的缝合概念，这两者在巴特勒和格罗斯的著作中都被省略了。尽管像任何其他能指一样，“女人”这一概念受到无尽的差异游戏的影响，因此也受到符号秩序特征的社会历史变异的影响，但存在被排除在符号之外，并因此占据了一个位置，如果可以被肯定地断言的话，它将超越符号秩序。尽管这种真实不能说有实际的存在，但它确实使主体和性别差异摆脱社会规范的绝对掌控。由于符号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缺陷，它确实使进行性别认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无论是作为男性还是女性，成为可能。正如贝恩斯托克对拉康的“外密性”（extimity）的使用所示，这一概念对文化批评具有超越女性主义问题的影响，而涉及到被社会边缘化的所有群体。因此，巴巴哈最近关于殖话语的研究始于拉康的前提，即文化问题在于意义的丧失，这种质疑来自于作为话语主体的位置，这个位置在符号秩序之外。他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完全）借用拉康的概念，通过揭示殖民者对欲望的服务以及这种欲望对被殖民者的影响，扩展了对殖民话语的分析，如同法和赛义德所做的那样。
齐泽克关于拉康和流行电影、文化的日益增长的书目，以平易近人的语言阐释了法国精神分析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同时突显了实在界的完全无意义，以及这种无意义对于文化代码中的大他者以及对主体的关键影响。这些著作对那些强调赋予意义的不良影响的研究（如赛义德的研究）以及像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称赞普通文化为共同意义创造的思想家的观点构成了有价值的对比。如果这种无意义构成主体的创伤，它也是主体即便是短暂存在的唯一希望。因此，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像费希等人提出的理论存在缺陷，他们使解释社群成为理解意义与无意义的唯一仲裁者，却忽视了拉康主体的位置。
拉康对阳具秩序的分析不仅为知识文化批判提供了基础，也为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项目提供了基础。布拉赫提出了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超越了对文化的标准符号学研究，因为他隔离了话语中明确插入并努力引导典型接收者在话语社群中的点。他根据自恋和依恋、被动和主动欲望之间的区别，以及认同、幻想和实在界的功能组织了他的分析。回顾拉康的四种话语，布拉赫得出结论称，大多数文化批判都属于歇斯底里话语的范畴，它特权化划杠的主体（$），彰显主体对于体现“通过语言使社会可供个体采纳的主体位置的主要能指”的坚决拒绝。
拉康认为，尽管这种话语与社会的主要能指保持联系，但参与这种话语的人要求他们的能指来自大他者（社会），而不是由他们自己产生。只有分析家的话语才能理解对主要能指的渴望的推动力，从而转移并重新引导它们自己；也就是说，承担自己的异化并实现分离。通过在该书的后半部分使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当代美国社会的实际话语，布拉赫旨在激发他读者中解放分析性话语的过程。作为一种写作和教学方法，这些分析试图通过个体以及实际精神分析的层面来实现社会变革。或许最宏伟的拉康分析的政治主张来自拉克劳，他将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讨论的两种缺失/欠缺——主体通过其同一性所掩盖的欠缺和大他者的不完整性、其缺乏普遍性——视为当代世界激进民主政治行动的可能条件。他认为，近期民族主义和族裔分离主义所特征的纯粹特殊主义并不能解决断言被压迫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因为所有特定群体都会以普遍原则的名义构建它们的身份并提出它们的要求——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还是愉悦性的要求。反种族隔离制度这样的分离主义体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一个缝合的过程：为了断言其身份，个体群体必须引用一个在差异的运作之外的普遍性——整个社会——然后它必须显示出后者没有任何具体内容。这意味着普遍性是我的身份的一部分，因为我被一种构成性的欠缺所渗透——也就是说，在我的差异身份在构建过程中失败了......普遍性不是作为一种潜在和解释身份的原则出现，而是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地平线，缝合一个错位的特定身份。普遍性是一种缺失丰富的象征，而特定存在于坚持差异身份并同时通过将其并入非差异性媒介来取消它的矛盾运动中。缺乏任何具体内容或预定的代表，这个普遍性充当一种容器，吸引构成该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相互竞争的要求。因此，正是普遍性的空虚使真正的民主成为可能。内容版权归原创作者和译者所有。转载本文需经过作者/译者同意，转载时禁止修改原文，并且必须注明来自原创作者/译者，及附上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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