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 Van离开工作室后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想要沉沉的睡上一觉。
这个有点疯的老头儿。
在纪念吉布尔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坐在全是中国人的会场，没有人为他翻译，他就那么坐了几天。几年后的一天，我在网络上与他工作，我问，为什么你坐在一个你什么都听不懂的会场里，没人邀请你也没有人为你翻译。你不感到难受吗？
Ta van说，啊，我只是坐在那里写作，写我想写的东西。之所以我自己跑来中国，是因为吉布尔去世了，他的夫人很不好，她也在现场，我想我仅仅是坐在那里，对她也是一种支撑。
去年夏天Ta Van再来成都。在研讨班中，研讨班外，他讲述他的故事，出生，爱情，试图自杀，他经常更换的各类工作，流浪，一段分析，又一段分析，他喋喋不休的“通过”经历，他在精神病院工作20年与病人们的对话，他在日本修禅，他的分析家，他的好朋友们，关于钱，关于权利，关于理论，关于创造性。
研讨班结束后，一些中国同事开始想要找他说话。为了能听，他下载了带字幕版的Zoom，还有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翻译器，还捡起了英语。
总之，如果你想说，那么就开始。
这个夏天，他又来到了成都。他希望大家围坐在一起，自由讨论。就这样上午讨论，下午他接待地面工作，晚上喝酒聊天。
他说他晚上的睡眠有点像baby，睡一会，醒一会。
“Ta van，你说你的症状是讨厌权利与权威，但我觉着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好那么一点点。你愤怒吗，你怎么搞定它。？
“啊哈，在这些疯狂面前，我先让自己疯掉！”
“Ta van，我发现我总是向往自由，这有时会摧毁我”
“呃…自由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从来都不是，我们至少先试着从自由的说话开始…”
在成都的四日，Ta van所呈现的依然是一个分析者的证词。他不害怕的说话，尽可能的说话，对着所有人说。他并不创造一个秘密的空间，他丝毫不神秘。
他的话语有的掉落下去了，有的被几天的雨吹散了，有的被人听到，被继续想象，继续被说着，言说着…
我跟他说再见了吗，我忘了。
但我说了很多很多感谢，还有旅途愉快啊旅途愉快。
还好有墨镜，
分别时刻，要是哭了真的只会让法语更遭。
圆桌会参与者 付佳
2024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