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精神分析候选人创造性的三十种方法
作者:奥托·F·科恩伯格(Otto F. Kernberg)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 前主席
执业于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康奈尔医疗中心,威彻斯特分院
译者:李卓轩
比利时根特大学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精神分析与临床咨询系 博士候选人
私人执业精神分析师 通讯方式:zhuoxuan.li2022@gmail.com
保罗·米戈尼(Paolo Migone)的引言
科恩伯格撰写这篇文章时,他即将开始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主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篇文章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可能指出了精神分析界对于更清晰地讨论分析师培训中敏感问题的需求。十年前,也就是1986年,科恩伯格写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精神分析教育的制度性问题》,勇敢地谈到了某些机构中的“妄想狂氛围”(p. 803)、培训中教育和治疗方面的困难关系、“现今仍在施行的候选人”为了机构“接受第一段分析”,然后在毕业后却还要“为了他们自己”接受“第二段分析”(p. 802)、以及培训分析师定期“报告候选人”进展这种高度存疑的惯例,等等。2001年,他在IPA执行委员会上介绍了另一篇有趣的文章,题为《对精神分析教育的创新的一些思考》(这篇文章在《心理治疗与人类科学》杂志上被翻译成意大利文)。1986年和1996年的文章分别被收录在科恩伯格的最新著作《意识形态、冲突与团体和组织中的领导力》(Ideology, Conflict, and Leadership in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的第12章和第14章(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本书收录了那些围绕着他的核心兴趣而发展出的文章(这也得益于他的克莱茵派的背景),即大型团体和组织的心理动力学。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讨论精神分析培训这一重要且热门的问题,因为它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地位密切相关。在众多可以提及的贡献中,有Cremerius的几篇论文(1986, 1987, 1989, 1996等)——顺便提一下,他也是组织性精神分析的重要人物,因为他曾担任德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还有Kirsner最近的著作(2000, 2001),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被他用双关语称为“非自由协会(unfree association) ”的精神分析协会的内部动力。
译者的引言
我能读到这篇文章实属偶然,它是在与我的好友兼同事Dragica Stix的一次长谈中,由Dragica推荐给我的。科恩伯格以老阴阳人的风格讽刺了IPA中存在的众多结构性的暴力,其精准的切入角度放到今天的精神分析现状中仍不失犀利。相较于我们更喜闻乐见的“得不到,就毁掉”的激烈的个体暴力,结构性的暴力往往能够以一种隐蔽且沉默的方式落实它的“在得到中毁掉”。而正如科恩伯格所说,对这种暴力的探讨往往是缺失的,因为我们太习惯于透过转移和症状的棱镜来维系自身的恐惧和行动能力丧失。在我的经验中,心理治疗绝不是我接触过的最欢迎年轻人的领域,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如此。即便缺乏相应的制度依据,但我们还是以各式天花乱坠的培训项目编织了一个由焦虑打底的准入机制。它足够模糊,模糊到似乎人人都只好身处其外。我宁愿相信,年轻人与鲜活的创造力有着天然的亲近,而他们却是一个不断遭受着漠视的庞大群体。这也是我在和Dragica的讨论中得到的将至未至的结论:祛魅,谈论这种暴力;和年轻人站在一起。
正文
几年前,在与一位同事讨论如何提高精神分析培训中候选人的创造力时,那位同事笑着对我说:“我们的问题与其说是促进创造力,不如说是尽量不要抑制在我们的工作中自然激发出来的创造力”(Lore Schacht,私人交流)。她的评论触发了我在不同精神分析协会和机构中学习、教学和参与精神分析教育过程中的记忆和观察。我决定将这些观察汇集起来,与同事们讨论,最终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将其整理成一篇文章,实际上这是对促进精神分析的创造力的呼吁。关于这项研究的正面形式,我推荐读者参考我1986年的一篇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对精神分析机构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与精神分析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作为对当今精神分析教育问题的一个优秀概述,Wallerstein(1993)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第五届IPA训练分析师会议的总结,可能是接下来讨论的重要背景。以下列出的抑制精神分析候选人创造力的方法虽然并不全面,不过,我希望它涵盖了最主要和显著问题。那么,这里是我关于如何在我们制度下的学习过程中有效抑制创造力的建议:
1.
放慢申请处理速度;延迟接受候选人;放慢向候选人提供信息的速度:这将有助于反过来让他们自己的进度变慢。如果候选人的进展系统性地缓慢和繁琐,如果他们的书面个案材料需要经过多次修改,特别是,如果长期的在不确定中等待成为他们进展经验的常规部分,他们也会倾向于变得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接受和进展的过程越慢,候选人自己就越会避免最终迈向毕业、独立和加入协会;当然,他们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产生学术贡献——如果还真有这么一天的话。
2.
弗洛伊德的著作可以很有效地用来抑制候选人独立思考的兴趣。教师应该坚持要求候选人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按历史顺序,完整且详尽地学习,确保候选人了解弗洛伊德在任何一个时刻的理论细节。教师应明确传达一个信息,即任何对弗洛伊德结论的批判性分析都得以后再说,直到学生完全阅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才行(还有,直到他们在精神分析领域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首先,他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弗洛伊德的想法:因此,有必要将对弗洛伊德著作的教学与任何外部或当代对其工作的批判脱钩,与当代有争议的问题脱钩,与当下紧急的临床问题脱钩。保护弗洛伊德的工作免受其他理论或批判的污染,将极大地减少候选人对精神分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兴趣。教师应牢记,必须教授和记住的是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他的思维过程:事实上,如果学生掌握了弗洛伊德思维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必然具有革命性——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与弗洛伊德的原创性产生危险的认同,这会打破对弗洛伊德的结论进行孤立和绝对关注的教学目的(Green,1991)。
3.
在每个新学期的开始,分发一些弗洛伊德最具创造性和重要性的论文,并详细讨论这些候选人早已烂熟于心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所说的一切,并强调他的结论。这可以有效地抹杀对弗洛伊德著作的任何可能的激情。通过对弗洛伊德著作的某些永恒片段的令人安心的重复,结合上在课程中对它们的非常特殊的强调,学生会对弗洛伊德的贡献逐渐脱敏。通过要求学生撰写对弗洛伊德著作的详细总结,或者向全班总结大家已经阅读过的内容,会使这种麻痹过程大大加强。通过设立特定的考试,考察弗洛伊德所有著作中的内容,并以此作为其他学期的准入条件,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个过程。
4.
要非常注意那些倾向于质疑任何主要理论家或贡献者观点的候选人——特别是那些在你所在的机构中备受推崇的作者。明确传达一个信息:只要批判性思维最终印证了你们主流领导者的观点,它就是可被接受的。务必奖励那些对你布置的内容感到兴奋并完全信服的学生(当然,除了那些“偏离学派”的贡献:应期望这些贡献在学生中引起适当的怀疑和愤慨)。如果你能够很有技巧并始终如一地表示对那些同意你所在机构的官方观点的学生的赞赏,那些发展新的、质疑性的、或有差异的观点的诱惑可能会逐渐消失(Giovannetti, 1991;Infante, 1991;Lussier, 1991)。
5.
尽量保护你的候选人不要过早参与你所在协会的学术会议,或者避免他们被邀请出席那些受人尊敬的同事们可能会激烈地彼此对喷的场合。这样做的理由可以是:个人的训练分析不应该过早地被外部影响所干扰,特别是那些可能打破训练分析师匿名性的影响。在一个小型精神分析协会内,禁止候选人参加协会会议总是可以被合理化的,因为这样的小组织可能无法避免候选人与其分析师在会谈之外的接触,这也完全合理化了将协会的教学与活跃的精神分析学术世界相隔离的做法。
6.
严格控制选修课程:这些课程通常被年轻的教师用来介绍新颖且具有挑战性的想法。要在总体上仔细审查选修研讨班,并始终警惕它们可能会扰动与你的协会或机构的主流观点相符的和谐、完整的精神分析方法。
7.
保持候选人和毕业生所能参与的研讨班的隔离。幸运的是,大多数机构都直觉性地领会到了避免在同一场研讨班中将不成熟的候选人与毕业分析师混合的重要性:候选人很可能会在毕业生中发现他们正在学习去抑制的不确定性和质疑态度。这可能会扰乱对精神分析训练有效性的有益的理想化,以及打破候选人与毕业生之间巨大差异的错觉。
8.
要在学生中保持对长辈的有益尊敬,这可以通过由高级训练分析师和有意成为训练分析师的初级分析师组成的团队来教授某些课程或研讨班来实现。保持教职人员中高级成员和初级成员之间的明确等级关系。如果初级分析师对高级分析师的观点表现出尊重,并通过其整体行为传达出对高级权威的不加质疑的接受;如果,初级分析师在开展教学时,对自己可以采取的主动性表现出不确定性,这都会传达出并不断强化一个信息——人们需要接受而不是质疑既定权威。你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来强调等级关系:例如,在专业会议中为高级教职人员预留前排座位。
9.
通过任何你认为聪明的方法加强毕业的仪式感: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领域。例如,你可以要求候选人撰写一个案例才被允许毕业,然后对他们的手稿进行多次修订和修改。通过这种经历,候选人会对发表一篇合格的论文的登天难度产生有益的敬畏。或者,要求候选人在协会内部进行论文报告。出席报告的讨论者应是该协会中最资深的成员(他们自己可能很久没有撰写论文了)。他们对学术论文应包括哪些内容的苛刻期望可以通过对候选人报告的详尽批评来传达。或者,通过成立一个由这类资深分析师组成的委员会,也可以传达同样的信息。在某些国家,他们通过全体协会成员的秘密投票来决定候选人的论文是否符合入会标准,这种做法已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当协会内存在显著的政治分歧使得年轻毕业生自动向他们自己训练分析师所属的权力集团靠拢时,合格的学术论文可能会成为与学术工作相关的焦虑的极佳来源(Bruzzone et al., 1985)。
10.
强调这样一个信息:在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理解——更不用说精神分析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达到足够深刻和牢固之前,候选人必须有多年临床经验才有资格尝试为精神分析作出学术贡献。你要巧妙但尽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候选人不仅尝试报告论文,而且竟然还尝试将其发表(!),这在多大反映出候选人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式竞争或自恋性冲突。如果初级精神分析师发表的论文很少,那么确保在他们提交发表前,先让协会资深成员批准他们的手稿,这一惯例应成为候选人之间的普遍共识,并能够强化他们对发表的恐惧。当然了,要避免鼓励候选人将任何新的、原创的想法写成文字:写作应该是一项苦差事、一种义务。绝不应该是一种乐趣,
11.
你可以很有帮助地向候选人指出:精神分析只能在离你的学校很遥远的地方被正确地理解和实践——而且最好是用一种大多数学生都不懂的语言进行。在这种训练的要求下,如果学生无法在那个遥远的理想国度里度过很长时间,他们可能会相信,既然自己离真正唯一的理论和技术教学地如此遥远,那么试图发展精神分析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信念将会持续下去。
12.
应该劝阻候选人过早访问其他社团或机构,参加年会和会议,或在其他机构从事分析工作——尤其是在你所在的城市、地区或国家的这类场合。这样可以进一步理想化那些对候选人而言遥远的、语言不通的、触不可及的地方。幸运的是,一些精神分析协会和机构已经筑起了强大的壁垒,防止外来访客的入侵,除非是在那些经过精心准备好的会议上偶尔被接受的访客;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候选人从一个机构转到另一个机构,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甚至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都会遇到许多障碍。这有助于避免潜在的有害比较,避免他们意识到某些精神分析机构和协会正在尝试新的教育方法,以及避免自己的协会受到可疑的变革和创新精神的污染。
13.
在一个研讨班到下一个研讨班之间,永远记得要给学生布置两倍于他们吸收能力的阅读材料。要求他们向同事做总结汇报,测试他们对这些文献阅读的详细程度。并且,如前所述,不要忘记加入那些在许多研讨班上已经被读烂了的弗洛伊德的文章。另一个有效的方式也许是,不要布置给学生任何发表于近二十年内的论文:这传达了一个信息,即真正重要的贡献已经完成,学生不应该对理论或技术的新发展——当然也包括他们脑海中萌发的任何想法——抱有什么期望。一种在仍是学生时为精神分析学术作出贡献的早期自豪感来源(Britton,1994)。
14.
在某些机构中,候选人是否能够参加由自己的训练分析师主持的研讨班的决定,是由他们两人共同探讨得出的。但你的做法要恰恰相反,严格规定候选人绝不能参加由他的训练分析师主持的研讨班。实际上,要确保候选人不要出现在会议、座谈会或任何其他专业场合中,以免转移被他的分析师的专业工作的客观信息所干扰,破坏了分析训练所需的匿名性。匿名性滋养着无法分析的理想化和有益的不安全感(Kernberg, 1986)。
15.
在文献清单中突出你所在机构的核心成员的作品可能会非常有帮助,最好由他们当前或以前的学生来教授这些作品,而不是他们自己。确保分配论调一致的论文来强化本地领导者的观点,只包括一两个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但是是为了揭露他们的弱点。对这些参考文献的重视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即要求学生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或案例研究作为他们进阶的一部分条件,并特别向学生强调他们需要引用本地首选的理论家来支撑自己在论文中的观察。
16.
理想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让学生接触到其他精神分析学派。在高级学生的研讨班上,应简要回顾代表异议或异端方法的特定论文,以平衡对立观点的语境进行适当批评。有一种例外且非常有效的做法: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学派核心成员进行简短的研讨班,这些研讨班可以例外地邀请学生、毕业生和课程讲师参与。这些人能够参与其中,为的是确保学生能目睹外来观点代表被无情地拆解。举行一个短暂的一日研讨班,邀请持不同意见的其他学派的核心成员参与,确保以尊敬但坚定的姿态攻击他的观点,这有助于印证本地学派才是真正的大聪明,让学生们的思想得以安息:新观点虽然有它的危险性,但我们学派还是能够摧毁它的颠覆力。
17.
永远让经验最少的候选人在更有经验的人和教职人员面前报告个案。绝不应让最有经验的分析师向候选人小组展示案例:资深分析师对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避免的错误可能会抹杀候选人刚开始职业工作时的自我批判意识、对训诫的恐惧和自然的谦逊。要坚信毕业生的活儿比候选人好得多,训练分析师的活儿比毕业生好得多,而高级训练分析师的活儿比初级训练分析师好得多——这种信念能够保证候选人对自我的怀疑。
18.
确保那些在研讨班上表现得异常具有批驳精神或反叛精神的候选人——那些威胁到和谐氛围、挑战他们的高级讲师,或者敢于在其他分析者面前公开批评他们的训练分析师的人(当然了,这些分析者很可能会在他们的会谈中向他们的分析师谈到这类事件)——被温和地劝退或被刺激到自行退学。这并不太难做到,例如,长时间拖延通过他们的受督导的个案。也可以安排一个会议,召集负责这些问题重重的候选人参加的研讨班的负责人,并和他们一起激烈地批判这些候选人。这些讨论的结果只能通过个人顾问或申诉专员以友好的方式间接地传达给相关候选人,表明机构对他们持有的负面态度。如果一个候选人通过第三方和第四方收到足够的信息,了解了涉及他的一切言论,最终,这要么将他对机构的态度引向你期望的方向,要么会刺激他退学。一旦某位候选人退学或被要求退学,不要再提及他的名字,并对整个事件保持谨慎的沉默。这会传达出一个对学生群体影响巨大的信息:某些可怕和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而对此没有人愿意谈论它。
19.
近年来,为了降低对精神分析培训的兴奋感,一种绝妙的新手段被引入了,即某种装模作样的非正式预备课程:在这种课程中,整个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在简单的大学入门水平上被简要总结。不过,在这些课程中要援引弗洛伊德思想的重点,并表明它们会在之后被详细讨论。同时,为学生提供从精神分析起源到现今的发展简史,并强调他们的今后知识将在这些领域中得到深入。既然许多候选人已经在各种层面上学习过精神分析理论,那么你就有必要在预备课程阶段开始之前提到的无尽的重复,确保他们感到枯燥乏味并日渐迟钝。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产生一种尚未完全掌握将要教授内容的感受,以及对更深入探讨的急切愿望。同时,要在课程中常态化地简化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以便在未来详细讨论这些概念时,让学生感不到兴奋。当然,你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通过任何被称作“入门或引论”级别的课程来磨灭学生的兴趣——即暗示“真货“将在其他地方呈现。
20.
不要教授最新的精神分析技术课程。将精神分析技术的教学集中在弗洛伊德介绍的精神分析方法的文章和他的个案研究上:鼠人、狼人、朵拉、小汉斯。当然了,这些个案在关于弗洛伊德作品的综合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讨论;但现在,你还是可以让学生再次阅读这些论文,并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教授精神分析技术的普遍性原则。如果候选人从其他地方获取了关于精神分析的新发展和替代方法的知识(不幸的是,这在当代几乎无法避免),那么,你可以通过讨论他们不熟悉的自我心理学、法国学派、英国学派等不同技术来制造焦虑,这会激发他们对自己工作的不安。这会削弱他们在应对当今病人群体所带来的挑战时的信心。同时,如果你还能向他们传达出一个微妙的信息,即精神分析工作实际上是一门真正的艺术,只能通过直觉掌握——而学生的成长和直觉将取决于他们个人分析和督导的进展——这所能制造的焦虑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有益的抑制效果(Arlow,1991)。
21.
督导者可以在候选人对自己工作的信任以及通过自身经验来学习的这种可能性上发挥关键的抑制作用。督导者要尽量少说话,这很重要。事实上,如果候选人能够在接受分析治疗和接受督导之间体验到一种理所当然的连续性,这肯定非常有效。督导者对候选人向他汇报的病人的工作情况进行细心而沉默的倾听,偶尔发表评论指出学员的错误之处,这可能会让候选人对自己的工作保持有益的不确定感和谦逊感。这样的话,候选人会为了他自己努力建构一个符合他的督导者的思维框架,而这种努力会占据他头脑的大部分空间,从而显著影响他和病人的工作。候选人有义务感觉到,无条件地遵循督导者的建议,并表现出他理解督导者提供的解释,将会使他免于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这种进展将防止候选人在治疗情境中尝试自己的观点、并尊重病人自主发展的同时,创造性地整合出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框架的危险。如果督导者从不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督导教学方法,并且教授精神分析技术的讲师与控制个案的督导者之间保持着完全的隔离,那么这种富有成效的混乱和困惑可能会让学员意识到,他们需要很多年才能掌握足够的分析技巧,直到那时,他们才能够敢于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22.
一定程度的妄想狂式恐惧——这种恐惧是由训练分析所促成的理想化过程的对立面——渗透在大多数精神分析机构中。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事实上,任何社会组织都在这种恐惧中挣扎。这样的妄想狂式恐惧会有助于阻止候选人进行独立工作、勇敢的创新和挑战性的探索。幸运的是,你可以轻易地通过多种举措强化妄想狂式恐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让训练分析师报告候选人在分析过程中的发展情况。这项训练分析师报告的传统,即训练分析师向教育委员会汇报其分析者是否准备好开始接受教学和开展第一个控制个案,已成为精神分析教育中最能够生产妄想狂的手段。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精神分析机构已经取消了这种做法,甚至还宣称它是不符合伦理的。幸运的是,一些训练分析师依然保持着这种无法抑制的倾向:他们会通过细微的手势和无言的表达来暗示他们对某些候选人的真实感受。这种态度可以通过使用“挂不断的电话”这一技术来系统培养,即利用候选人向训练分析师报告其他候选人对他们的评论,以此作为这些训练分析师采取报复行动的灵感。至少,让候选人对自己的无心评论保持恐惧,能够有益地促进妄想发展(Dulchin & Segal, 1982a, 1982b;Lifschutz, 1976)。
23.
你还可以使用另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来提升候选人的妄想狂式恐惧,很简单,当涉及到候选人因委屈和不满而申诉时,你要做的就是不传达关于要求、期望、规章制度和申诉渠道的完整和充分的信息。首先,不要定期告知候选人他们的进展情况,也不要让他们知道教师和教职人员对他们的看法,只通过前面提到的间接方式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不足或失败。督导者不应对被督导者直言不讳和言辞明确,让候选人们只能间接地从顾问、机构的负责人或通过谣言得知督导者对他们的评价,这可以大大加强妄想的态势。完全可以将所有候选人的问题都推到官方手册上去解决,避免定期的信息收集和信息共享会议。在某些机构中,负责人会与全体候选人见面,这往往会产生一种放松、自主和潜在的挑战权威的氛围,这可都太危险了!
24.
本地精神分析圈的高级核心成员所传达的信息极其重要。最资深且权力最大的训练分析师们可以公开表现出对写作的强烈不安和恐惧感,这样可能会促使候选人与他们产生有益的认同感。一种更有效的例子是老派的“护航”系统——幸运的是,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少数非常资深的训练分析师在当地团体中最受欢迎,在他们那里进行个人分析的候选人数量巨大,以至于他们没有精力参加学术会议,更不用说积极参与协会的学术工作了。为了保护转移的纯粹性,他们从不在公共场合张开自己的嘴。而那些能够在这些大师那里接受分析的幸运儿候选人,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的友谊、联盟和竞争关系,这又助长了对这些大师的稳定的理想化,强化了这些大师的被动性。这种模式对抑制候选人的独立和批判性思考非常有效。
25.
要试图保持学生群体在职业抱负上的相对一致性。真正的分析师应该只希望从事精神分析,希望在办公室里自由地与分析者工作。并且,真正的分析师应该非常反感将真正的分析工作应用到其他专业背景中来稀释它的行为,例如与严重退行的病人、儿童或精神病进行心理治疗工作,或是参与精神分析设置之外的学术追求、开展学术研究、担任领导职位或参与艺术活动。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主要挑战存在于我们专业领域的边界上,因此,避免在这些边界性的追求上投入,既保护了精神分析工作的纯粹性,也回避了那些对精神分析的局限性和应用提出挑战和具有潜在颠覆性的问题。避免接受和训练那些希望将精神分析应用于其他专业领域的特立独行者,例如那些对哲学和精神分析的认识边界感兴趣的哲学家,或是那些希望通过精神分析来为他们的神经-心理学背景进行补充的实证研究者们。如果这种保护性的候选人筛选工作进行得当,那么,你可以容忍一些对精神分析的智识方面感兴趣的“特别学生”。但是,你必须明确地将他们与真正的学生群体区分开来,限制他们参加临床研讨班。总之,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真正的分析训练和“次要”事业之间存在鸿沟。不要给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提供“部分临床训练”,他们应该始终感受到你对未经授权的临床工作的盛怒,并意识到,如果他们不完整参加临床训练项目,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精神分析。
26.
同样,所有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应被推迟到培训的最高级阶段——安排在课程最后一年的选修研讨班中进行。要等到候选人的基本认同得到了足够的保证,能够抵御艺术、社会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对精神分析方法的稀释和潜在的腐蚀性影响。不应当在候选人刚刚开始探索精神分析理论时就引入次要科学的研究。例如,在候选人需要吸收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时,他们不应该受到其他人类动机模型或学派的污染或质疑;或者,不应当将精神分析技术与替代性的心理治疗方法联系起来。又比如,在教授精神分析的抑郁理论时,不应当过早引入心理动力学和抑郁症的生物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会威胁到对真正的精神分析的信念。
27.
将一切涉及教师和学生、研讨班和监督,以及候选人与教职人员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带回到躺椅上”:请记住,转移所带来的行动化是精神分析培训中的一个主要并发症,所有学生的不满中总是有转移的成分。如果某位候选人很倾向于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着富有想象力的思维、或发展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些现象往往都有着深刻的转移根源,应在个人分析情境中得到解决。这也意味着教职人员必须保持团结,面对个别学生或整个学生团体的挑战时,教师们必须要保持战线的统一。一个团结的教师团队搭建起了一个坚固而稳定的结构,学生团体的转移性退行可以在这个结构中得到诊断,并被丢回到他们的个人精神分析体验中去。
28.
如果教职人员自身具有创新精神,那么上述所有概述的原则和建议都难以落实的。抑制教职人员的创造力是一项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创造力遭到抑制的教职人员将是无意识地在与学生的关系中重复这一过程的最佳保证。这是你面临的主要挑战:你能在精神分析协会中做些什么来抑制其成员的创造力?幸运的是,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将之前谈到过的教育过程的等级制度扩展到精神分析协会的结构中是容易落实且非常有效的。就这个问题而言,特别有效的方法是,在候选人从毕业生到协会准成员、再到正式成员、再到训练分析师、再到成为教育委员会成员和/或负责一个主要的长期研讨班的每一步中设置强有力的障碍。确保你能够清楚表明这一点:效忠于强大的政治团体以发展这种等级制度,远比实际的专业或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确保从一个等级到下一个等级之间的途径足够不确定和模糊,以维持协会中持久的安全感缺失和妄想狂气氛。通过频繁的秘密投票来决定各个等级的进展,并向所有人明确表示这些投票受你们群体内政治过程的影响。
29.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等级的准入过程的隐秘性、保密性和不确定性,这涉及到:成为训练分析师的要求;允许一个成员成为训练分析师的决策过程(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在哪里做出的、由谁做出的);以及,对于那些因为被拒绝认证为训练分析师而遭受创伤的成员而言,他们所能期待的反馈和申诉机制。作为权威和声望的持有者,训练分析师群体越能与其他成员保持隔离,且当他们能够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和谐的团体而存在时,对训练分析师的筛选过程的抑制效果就越能影响整个教育事业。这是你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工具,它不仅可以规训候选人,还能让教职人员和整个协会都规规矩矩的。
30.
最后,请牢记于心,当你遇到了某些可能挑战以上既定方法的不确定情况时,精神分析教育的主要目标不是帮助学生基于已有的知识发展新知识,而是仅仅是为了获取那些已经被验证到烂的知识,避免可能的稀释、扭曲、变质和误用。始终牢记:哪里有火花,哪里就可能燃起大火,尤其是当火花出现在枯木堆中时:请在为时已晚之前将其扑灭!
参考文献
Arlow J.A. (1991). Address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the San Francisco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16 June 1990.Amer. Psychoanalyst, 25: 15-16, 21.
Brotton R. (1994). Publication anxiety: conflict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affiliation.Int. J. Psychoanal., 75: 1213-1224.
Bruzzone M. et al. (1985). Regression and persecution in analytic training. Reflections on experience.Int. Rev. Psychoanal., 12: 411-415.
Cremerius J. (1986). Alla ricerca di tracce perdute. Il "Movimento psicoanalitico" e la miseria della istituzione psicoanalitica.Psyche, 40: 1036-1091 (Ital. transl.: Psicoterapia e Scienze Umane, 1987, XXI, 3: 3-34).
Cremerius J. (1987). Wenn wir also Psychoanalytiker die psychoanalytische Ausbildung organisieren, m黶sen wir sie psychoanalytisch organisieren! Psyche, 41, 12: 1067-1096 (Ital. transl.: Quando noi, psicoanalisti, organizziamo il training psicoanalitico, dobbiamo farlo in maniera psicoanalitica! Quaderni. Associazione di Studi Psicoanalitici, 1991, II, 3: 5-23 [part I and II], 4: 24-35 [part III]).
Cremerius J. (1989). Analisi didattica e potere. La trasformazione di un metodo di insegnamento-apprendimento in strumento di potere della psicoanalisi istituzionalizzata.Psicoterapia e Scienze Umane, XXIII, 3: 4-27.
Cremerius J. (1996). I limiti dell'autorischiaramento analitico e la gerarchia della formazione istituzionalizzata.Luzifer-Amor, 9, 17, 18: 68-83 (Ital. transl.: Psicoterapia e Scienze Umanee, 1999, XXXIII, 3: 5-22).
Dulchin J. & Segal A.J. (1982a). The ambiguity of confidentiality in a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Psychiat., 45: 13-25.
Giovannetti M. De Freitas (1991). The couch and the Medusa: brief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boundaries in th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ion.Fifth IPA Conference of Training Analysts, Buenos Aires (unpublished).
Green A. (1991). Preliminaries to a discuss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ory in psychoanalytic training.Fifth IPA Conference of Training Analysts, Buenos Aires (unpublished).
infante J.A. (1991). The teaching of psychoanalysis: common ground.Fifth IPA Conference of Training Analysts, Buenos Aires (unpublished).
Kernberg O.F. (1986). Institutional problems of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J. Am. Psychoanal. Ass., 4: 799-834. Also in: Kernberg, 1998, ch. 14, pp. 238-249 (Ital. transl.: Problemi istituzionali del training psicoanalitico. Psicoterapia e Scienze Umane, 1987, XXI, 4: 3-32).
Kernberg O.F. (1992). Authoritarism,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in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1992: 341-354. Also in: Kernberg, 1998, ch. 13, pp. 230-237.
Kernberg O.F. (1998).Ideology, Conflict, and Leadership in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Ital. transl.: Le relazioni nei gruppi. Ideologia, conflitto, leadership. Milano: Cortina, 1999).
Kernberg O.F. (2001). "Some thoughts regarding innov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Presentation at the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IPA) 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in Puerto Vallarta, Mexico, January 7, 2001 (Final Draft: January 30, 2001). Trad. it.: Alcuni pensieri sulle innovazioni nella formazione psicoanalitica. Psicoterapia e Scienze Umane, 2003, XXXVII, 2: 35-49.
Kirsner D. (2000).Unfree Associations: Insid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London: Process Press.
Kirsner D. (2001).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8, 2: 195-212 (Italian transl.: Psicoterapia e Scienze Umane, 2003, XXXVII, 2: 51-71).
Lifschutz J.E. (1976). A critique of reporting and assessment in the training analysis.J. Amer. Psychoanal. Ass., 24: 43-59.
Lussier A. (1991). Our training ideology.Fifth IPA Conference of Training Analysts, Buenos Aires (unpublished).
Wallerstein R.S. (1993). Between chaos and petrification: a summary of the fifth IPA conference of training analysts.Int. J. Psychoanal., 74: 165-178.
内容版权归原创作者和译者所有。转载本文需经过作者/译者同意,转载时禁止修改原文,并且必须注明来自原创作者/译者,及附上原文链接。
转载或合作请联系:
FI_WUYISHIYANJIU@outlook.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