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ul Bercherie
在延续他早期关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历史与结构的研究的基础上，贝尔谢里审视了弗洛伊德关于认识论的那些观点，然后确定了在他著作中存在着的四种元心理学模型。这些模型随后与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四大学派相关联。这就是，克莱因派、自我心理学学派、拉康派和更为散漫的中间学派(包括费伦齐与科胡特)。Kernberg作为一种自我心理学的整合学派，以及Rosenfeld,Bion,Melzer是后克莱因学派，它们将得到另文讨论。作者最后表达了这样一个希望，即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教条主义气氛将让位于一种新的综合和包容的精神，这将导致当前及未来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这一文章也将深刻指导中国精神分析的学习者与从业者。
摘要
我在发表《临床基础》（Bercherie 1980）一书之后进行的研究使我对精神分析的认识论有了特定的理解，我试图在该书第二卷中概述性的结论处进行阐述，第二卷名为《弗洛伊德概念之起源》（Bercherie 1983），部分内容可参见此前推文：理论基石|精神分析领域的地理学。在本文中，我想重新提出、巩固和发展一个我认为在第二卷初版中没有充分阐述的论点。因此，本文将包含我早期工作的真正结论，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已然成为这一系列第三卷之概要，但老实说，我并不怎么愿意写出这本第三卷来。这太耗时耗力了。
我打算对弗洛伊德的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主要思想潮流进行更具体的认识论研究，然后尝试展望精神分析研究的未来。以其目前的形式而言，当然只不过是一个概要，如果看起来有点暗示的导向性或具有印象主义，我必须请求读者的谅解。我的工作一直旨在奠定基础，而不是罗列以达到百科全书式的完备性。我将以描述应该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建筑物作为结论；换句话说，我将概述应该从这项长期的初步研究中得出的具体计划。
弗洛伊德的认识论
我们将首先看一下弗洛伊德是如何构想他所产生的知识，进而解释其产生的理论的。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清晰的陈述引起的却是极少人的兴趣；评论家们更关注将他们自己的观念归因于弗洛伊德，并且在我看来，他们因此忽视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材料来源。
我们可以以弗洛伊德反复批评的启蒙主义科学观为起点，启蒙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发现是一系列彻底新颖且清晰阐述的概念作用于一系列现象领域的结果，从而使得先前的混乱、困惑或误读变得清晰。以下摘自《论自恋：导论》（弗洛伊德1914年，第77页）的段落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弗洛伊德的观点：
“的确，像自我力比多、自我本能的能量等概念既不容易理解，也不够丰富。涉及这些关系的理论之推理将以寻求明确定义的概念作为其基础。但我认为这正是一种推理理论与基于经验调查的科学之间的区别。后者不会嫉妒推理拥有光滑、逻辑无懈可击的基础的特权，而会乐意满足于朦胧的、难以想象的基本概念，希望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清晰地理解它们，甚至准备用其他概念来替换它们。因为这些思想并不是科学的基础，而是一切的基础，这就是观察。这些思想并不是整个结构的底部，而是位于顶部，可以被替换和丢弃而不会损害它。这与我们这个时代在物理科学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其关于物质、力的中心、引力等基本概念的争议几乎不亚于精神分析中相应的概念。”
这个简短的经验主义宣言（“科学的基础...就是观察”）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从观察中得出的经验材料最初是根据“模糊、难以想象的基本概念”进行分类的，科学希望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清晰地理解这些概念，甚至准备用其他概念来替换它们。这些“基本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弗洛伊德是否认为它们是从观察中获得的具体材料的纯概括？他在一篇当代文本中解释了他对这一点的看法，《冲动及其变迁》的开篇段落，这是《元心理学论文》系列的第一篇（弗洛伊德1915年，第117页）。事实上，他将其描述为一篇“方法学的宣言”。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声称，科学就应该建立在清晰而明确定义的基本概念上。实际上，没有哪一个科学，即使是最精确的科学，也不是从这样的定义开始的。科学活动的真正起点在于描述现象，然后进行分组、分类和相关。即使在描述阶段，也不可能避免将某些抽象的思想应用于手头的材料，这些思想来自某处，但绝对不仅仅是新观察的结果。
这样的思想——它们后来将成为科学的基本概念——在材料进一步处理时更为不可或缺。它们一开始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它们的内容不能明确界定。只要它们保持这种状态，我们就通过不断参考它们似乎是从中获得的观察材料，借以理解它们的意义，但实际上，它们是被强加于此的。因此，严格来说，它们是一种惯例——尽管一切取决于它们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由它们与经验材料之间具有重要关系来决定的，这些关系在我们明确认识和证明它们之前，我们似乎能感觉得到。然而，只有在观察领域进行更彻底的调查之后，我们才能以更高的精度阐述其基本科学之概念，并逐渐修改它们，使它们在广泛领域内变得有用和一致。因此，从一开始它们就牵涉到不同的认识论问题：实在论、唯名论、经验主义、唯心主义等等。然后，的确，随着发展，最终到了将它们限定在定义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才可以确定理论家所选择的认识论倾向。然而，知识的进步并不容忍任何定义上的刚性。物理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即使是已经以定义形式确立的“基本概念”也在其内容上不断变化。”
可以看到，这两篇文章在语调上非常相似是显而易见的。难怪现象精神病学家Binswanger会在跟弗洛伊德的通信中认为精神分析，是唯一真正的治疗。但在第二篇文本中，弗洛伊德对他的“基本概念”的起源、作用的观点显得更为明确，同时他明显地偏离了真正的经验主义立场，并提出了一个真实的辩证法概念，即临床知识和元心理学理论二者的构建。虽然他重申了“科学活动的真正起点在于...描述现象，然后进行分组、分类和相关”，但他也明确指出“即使在描述阶段，也不可能避免将某些抽象的思想应用于手头的材料，这些思想来自某处，但绝对不仅仅是新观察的结果。”现在，正如弗洛伊德在接下来的句子中所示，正是这些想法“将在以后成为科学的基本概念。”最初，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它们是1914年涉及到的那些“模糊、难以想象的基本概念”。此外，这些“抽象的想法”以非常特定的方式与经验材料相关联：“它们似乎是从材料中获得的，但实际上是被强加于其上。”换句话说，这些模糊的概念实际上决定了经验材料的出现。
弗洛伊德将研究描述为被某种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体系或理论体系的东西所引导，而是一种仍然不够明确的先入为主，一种实际上是基于信仰行为的初步的视觉构建（“与经验材料之间的重要关系，我们似乎在能够清楚认识和证明它们之前就能感觉到”）。我想提醒读者，我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关于临床精神病学历史（参见法雷、莫雷尔和卡尔鲍姆早期概念的启发作用）和关于弗洛伊德发现的研究（参见弗洛伊德最初的物理主义和生理心理学观点对他对沙可遗产的方法的影响）证实了这一科学发现的愿景。
这些知识的辩证法似乎按照如下方式展开来。科学家通过特定的光学设备和特定的视角观察所研究的经验领域。那个视角可能已经被发展成一套学说，并且可能基于一个预先构建的理论，尽管从先验上看，这可能会对其生产力施加限制，因为过于僵硬的初步概念很快就会成为认识论障碍。或者，它可能只是与某种方法论风格或观察现象的某种方式相关。如果确实存在着光学设备和经验材料之间的“重要关系”，并且偶然地，这一“赌注”确实得到了回报（这只有事后才能知道），那么将会进行一系列或多或少重要的发现，并且将会打开对具体事物的调查和知识的登记。从混乱和困惑的现象领域中开始出现一些可触及的东西。
这种方式揭示出的发现，必然将观察者带到他最初的观点之外，因为思想与实在（réel ）之间没有预先建立的和谐。现在，弗洛伊德描述的辩证工作开始了：如果它们要保持生产力，现实已经开始使其怀孕或“饱和”的初始先入为主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它们的内容不能明确定界......我们通过反复参考观察材料来理解它们的意义......严格来说，它们是一种惯例。”只有经过漫长的与约定和突破所发生的经验领域的对抗，经过漫长的“调整”之后，“在观察领域进行更彻底的调查”之后，才到了“将它们限定在定义中”的时候，并建立科学的“基本概念”，这就是精神分析的理论装置本身。
知识的过程并不止步于此。已经产生的理论体系将依次作为先入为主，或至少作为先入为主的矩阵，作为结构化视角的前提条件。这一循环以知识螺旋的新转折开始。这就是为什么“知识的进步甚至在定义上也不容忍任何刚性。”弗洛伊德再次以物理学为例来论证他的观点，换句话说，基于相对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最近动摇了唯心主义理性主义的仓促确定性。
尽管存在经验主义的外观和实践科学家，在临床意义上的“本能”对实验的信任，但弗洛伊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知识的辩证观念，其他作家可能更自觉地表达了，但很少如此生动。这可以与瓦隆（1945年，卷1，第x—xi页）试图在历史本身的层面上描述同样的过程的壮丽段落相比较：“自从理性思维及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出现以来，知识的进步一直与使知识成为可能的理性原则发生冲突。一个双重、交替的运动不断发生。一方面，体现在假设、理论和原则中的知识的逻辑推论，如果要理解实验，这些推论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会产生预期未来实验的演绎科学。另一方面，现在可能进行的新实验最终会打破它们的概念框架，因为它们产生的结果越来越难以与理论前提相协调，而后续的假设和理论修改甚至可能动摇先验的、确定的或必要的理性原则。因此，知识会分泌理性，源于理性，然后通过实验的刺激和任何给定时期的技术和社会影响与思辨效果密切相关，从而改变理性。”
我现在将总结我的研究成果，概括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装置的起源和性质；我要强调的是，我相信我的分析（以及此处提出的其他命题）在各个方面都符合弗洛伊德自己的认识论。尽管元心理学装置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出现，但在我看来，它们构成了一个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教授保罗-洛朗特•阿苏安（Paul-Laurent Assouan）所称的弗洛伊德认识论的概要。
弗洛伊德的四个元心理学模型
正是德国科学主义心理学派的影响赋予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其个性，即使是在他首次接触沙可的教义时，也是如此，而正是这种影响区别了他对歇斯底里症和催眠无意识现象的理解与他的伟大对手让内的理解（参见Bercherie 1983年，第3至5章关于沙可和让内的遗产；第12章关于弗洛伊德的贡献）。那个学派的原则可以概括为：生理心理学、场域理论和意识门槛、量化和测量的物理主义理想，以及大脑神经心理学（参见Bercherie 1983年，关于赫尔巴特、费希纳、赫姆霍兹和迈纳特的第8章）。【译者注：这一领域目前以脑科学的形态出现，它受到许多心智哲学代表人物的批评，如陈嘉映。】
弗洛伊德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开始他的研究，构思其结果，并开始构建关于心理-脑器官运作的模型，这在1895年秋天写给弗利斯的手稿中得以体现（弗洛伊德，1895年）。弗洛伊德很快通过去除对“神经元”的参考，并放弃任何短期试图建立心理装置的工作与大脑生理学之间直接对应关系的尝试，于是，他显著修改了他模型的某些方面。《科学心理学大纲》的假设仍然存在于第一个真正的元心理学模型中（弗洛伊德直到1896年2月13日才使用“元心理学”这个术语），但可以说，它们已经被“世俗化”或“去神经元化”；正是这种变化促进了术语“元心理学”的使用。
a）第一个元心理学模型
第一个模型因此是在1895年至1900年之间构建的，并在《梦的解析》第7章中详细描述（弗洛伊德，1900年；有关详细分析，请参见Bercherie 1983年，第13章和第14章）。它基于以下概念：
1联想主义（参见Bercherie 1983年，第6章）；心理装置和构成它的各种系统的内容由离散的心理图像组成，由于表象之间的联想链接系统允许它们在状态上加以区隔。弗洛伊德对联想主义的基本认识论、语言和认知假设采取了相当字面的态度（分别对应于对实在（réel）的经验知识，对“言语形象”的理论，对逻辑和思维的理论）。
2心理生理学（参见Bercherie 1983年，第7章和第8章）；心灵被概念化为一个肉体-物理器官；贯穿其中的可动“能量”源自器官的活动，并投注于代表，这些代表因此成为身体需求（本能）的意象代表或代理人。情感是这些过程的直接表现；它是根据张力和释放的内脏过程模型来概念化的；
3灵性主义（参见Bercherie 1983年，第7章）；心理功能有两种基本模式。原初过程对应于能量的自由循环，是自动的释放过程和非规范的联想思维。
实际上，它代表了略微更复杂的生理反射的生理学模型。而继发过程既是自我的来源又是影响它的因素，是一种适应现实的机制，通过阻碍或延迟释放，制定出意识和言语形式的思维，并调和本能需求的满足与现实的要求；
4斯宾塞-杰克逊进化模型（参见Bercherie 1983年，第9章和第10章）；这个模型(并非大家以为的达尔文进化模型)贯穿了弗洛伊德对心理装置的整体概念化（参见“原始”与“古老”的等同，还有“继发”与“更高级”的等同）。更重要的是，它为神经症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因为它构成了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第一版（弗洛伊德，1905b）中最终阐述的力比多理论。性冲动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应于儿童期的性欲；其运作分为独立的（倒错的）本能活动，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和色若性的（即原始的，自发的）。在第二个阶段，最初独立的组成部分被整合为一个等级整体，指向外部客体和单一的本能（生殖器）目标。这两个阶段之间由潜伏期分隔，期间建立了心理“堤坝”；这些通过将其整合到等级组织中来限制、约束和引导力比多驱动。这是原始抑制的阶段，一种“器官之预形成”的种属遗传下的遗产，在这个阶段，旧的本能活动成为不愉快而不是性兴奋的来源，并且与自我的最终组织有所不同。它们构成了一个“无意识的储水池”（由原始过程统治），以后的压抑材料也将被吸引到其中。如果力比多的原始流被阻塞，或者如果儿童期固定的推迟行为阻碍了它，它们也会成为精神病理表现的来源。这些表现根据原始过程的法则构成，因此神经症症状具有无意识的形成结构。梦提供了这个典范。
因此，第一个模型的关键概念是无意识、抑制、原初过程和性理论。它的基本临床参照物无疑是梦和癔症；对梦和癔症的临床观察主导了其每个阶段的构建，而癔症是神经症的“基本语言”。这显而易见，因为所有的心理病理发展都被归因于抑制，同时在1892年至1895年期间制定的防御机制的概念也随之消失。在1895年之后，该时期进行的大多数临床分析都被重新阐释为被压抑的回归。
b）第二个元心理学模型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描述了第一个模型之所以能够构建的概念性空白，同时也给了它局限性，即未能考虑到主观性的“全局”、个人性或目的性方面，以及没有任何关于“人格”（这是与心理装置不同的概念）或人格障碍的理论（在弗洛伊德当时的著作中，这些是用当时精神病学流行的“退化论”来描述的）。弗洛伊德研究的最初的机械物理学假设既使他在症状领域（以及通常的无意识形成）取得了非凡的突破，然而，这阻止了他理解主观性的结构，直到拉康重启了这个维度。
从1909年和1911年开始，弗洛伊德修改了他的透镜理论，绘制了主观性运作的不同层面，发现了一个荒芜的临床领域，并花了余生尝试构建该领域的理论。换句话说，他将取代早期“深度心理学”，转向了自我心理学，并最终形成第二拓比学。我在其他地方曾试图（参见Bercherie 1983年，第15章）证明，这种弗洛伊德目光的转变起源于他与荣格在1907年至1909年间的通信，以及与皮埃尔·让内的理论相遇，后者也是由荣格介绍给他的。在一些试探性的参考之后，第二个元心理学模型开始在两个基本文本中形成：《论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Freud 1911a）和对施瑞伯个案的评论（Freud 1911b）。此时出现的思路将贯穿弗洛伊德余生的工作，并后来激发了有关精神病和恋物癖的文本（Freud，1924a，1924c，1927），在这些文本中，它以第二拓比学的词汇和其机制的运作为基础进行转录：这导致了概念的重叠、变迁和模糊性。
新模型由两个心理功能的对立构成，弗洛伊德最初将其与第一个模型的过程相对应，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使它们不可能重叠。对立之间的是，一方面是对现实的适应，这种活动始终是创造性的（正如让内所说，不断产生新的综合），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异质成形的（ alloplastic），另一方面是一种病理性的退缩，进入到一个虚幻的内心世界，充满幻想的白日梦，在这个世界中，愿望满足是无所不能的（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自我成形的（autoplastic）的，荣格称之为内向）。值得回顾的是：
1幻想主题绝不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新元素，但直到现在，它一直被构想为本能卸载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作为行动的精神预期（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绝对不是作为主体性在本能和现实之间斡旋的一种方式之一；
2因此，导致本能卸载的行为不再被视为一种反射回路（后者是第一个模型中提到的“特定行动”），在这种回路中，只有自我控制“触发器”。
它变成了一个行动，一个明智的努力（受到现实的启发），以发现实现愿望的实际解决方案。原初卸载本身不再包括触发本能反射；能量消耗在内部释放中（情感之模仿以及发自肺腑的表现）；
3在第一个模型中，初级功能触发了特定行动和其对象的幻觉（参见癔症症状的双重方面：转换症状和癔症性“妄想”）。从现在开始，原始自闭性的心理活动只能产生幻觉性的满足，而这种虚幻的自给自足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主体得到了环境的支持（即母亲的关注）。主体随后将不得不经历成为现实的学徒这一痛苦历程；
4第二模型的构建以原初自恋的关键概念和精神病的临床领域为中心。随着移情概念的突出以及老式的宣泄疗法理论（“基本等式”记忆=症状；参见Widlocher 1970）被排挤到背景中，技术理论也发生了变化，技术理论现在更为突出了。
5弗洛伊德构建第二模型所借用的概念主要与皮埃尔·让内的第一个理论系统相关。让内的来源是灵性主义和进化论（仍然是在斯宾塞-杰克逊的意义上），但它们确实允许对一个整体模型进行创造性的过渡（关于这种整体主义，参见Bercherie 1983，第11章），试图用心理学术语理论化这种直觉，以区别于物质领域；该模型试图在心理学术语中理论化这种直觉。
c) 第三个心理元模型
最后两个元心理学的模型在1912年—1926年间逐渐从一个未分化的基质中出现。它们首先在《图腾与禁忌》中形成，并且把第三模型的实质包含在其最终结论中：“起初是举措”（弗洛伊德1912-13，第161页）。从上述对第二模型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第二模型和第三模型的初始前提是绝对异质的，尽管它们几乎同时被制定出来。弗洛伊德似乎试图应对他的视角转变，并同时保留与第一模型的联系。他似乎试图将原始特征映射到现在凸显的原初心理功能（本能行为和自闭症）上，这些特征是对原始过程（本能反射和自闭症）的映射。
不难识别《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的理论参考；弗洛伊德提到了进化人类学，换句话说，他提到了一种受到第二进化模型或达尔文式进化模型影响非常深的流派（关于达尔文主义，请参见Bercherie 1983，第9章和第10章）。需要回顾的是，达尔文主义与斯宾塞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引入了一个历史维度（在神话起源的意义上），并用原始（初级）和继发（更高级）的对立取代了基本/有序的对立（后者是斯宾塞-杰克逊的术语对子）。《图腾与禁忌》的理论构成实际上是异质的，因为我们发现它由两种思想线条构成；第一种源自第二模型（参见有关万物有灵论和思想的无所不能的第三节），而第二种则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原始的心灵基本上是本能式的，它通过研究矛盾和道德良心起源的问题来提供临床材料，这些问题是由弗洛伊德在1909年进行研究的。
这个模型非常接近于启发当代美国功能主义的模型（Bercherie 1983，第11章），后者也源自达尔文主义，并且以适应性的概念为中心。弗洛伊德直到1925年才重新回到这个模型（Freud 1925年），而那时他已经开始利用第四个模型来阐述他第二拓比的主要特征。第四模型传达了一种悲观的愿景，而第三模型则描述了自我适应和综合活动的广泛画面，以及它的政策和策略。它描述了自我发展的遗传和不断尝试在外部客体现实（随后内化）与它我盲目本能之间进行调解的过程（弗洛伊德当时将这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标）。
型（Bercherie 1983，第11章），后者也源自达尔文主义，并且以适应性的概念为中心。弗洛伊德直到1925年才重新回到这个模型（Freud 1925年），而那时他已经利用第四个模型来阐述他第二拓扑的主要特征。第四模型传达了一种悲观的愿景，而第三模型则描述了自我适应和综合活动的广泛画面，以及它的政策和策略。它描述了自我发展的遗传和不断尝试在外部客体现实（随后内化）与本我盲目本能之间进行调解的过程（弗洛伊德当时将这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标）。
第三模型的元心理学之主要特征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对焦虑理论的完全重塑，这意味着整个神经症过程都是以自我的防御为描述的；神经症的各个时刻（焦虑的发展问题，原初压抑，退行，症状形成等）都被视为自我战略和适应性活动的结果（这就是功能主义）。因此，弗洛伊德重新回到了旧的“防御”概念，压抑（甚至原初压抑）不再仅仅是一种防御形式；
2精神病理学主要以“不合时宜”这一概念来构思；自我的适应活动遵循实际的理性。自我根据自身结构的发展（成熟）而改变，而这种结构又进一步改变了自我必须处理的危险（和令人满意的）情况以及自我可以使用的防御可能性。这导致了重要生活情况的遗传顺序：痛苦和原初的不成熟（出生创伤），对客体的完全依赖（幼儿期早期），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潜伏期和超我的形成，成年和社会适应。对于神经症的倾向，最终是由人类婴儿的过度成熟，其初始困扰和依赖性情况以及建立一系列“固着”的趋势来决定的。
3这个发展式的遗传理论的突出一个有趣的推论在于，它修正了第一模型假设婴儿欲望是不可摧毁的的假设（这是一种心灵的机械主义观点；当然，功能主义是持相反观点的）。因此，有人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在正常发展过程中确实可以被真正“消解”（Freud 1924b）。第二和第四模型的某些关键概念（分别是自恋和死亡本能）也消失掉了。
4尽管适应性和自我活动是这个受功能主义启发的模型的关键概念，但它的临床参考领域是强迫性神经症，“无疑是精神分析研究中最有趣和最值得的主题”（弗洛伊德1925年，第113页）。
d) 第四个元心理模型：第二拓比学
第四个模型逐渐从第二个和第三个的交集中出现，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两者的综合尝试。我认为它源自三个因素：
1就第三个模型而言，它的来源显然是通过内化那些对丧失对象的欲望，在哀悼期间集成矛盾情感，而构成的诸个具体问题。父亲情结和道德机构的构成问题，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主要将其视为对恨与嫉妒（原始本能）的压抑，并临床上以强迫症神经症的形式出现，这导致对哀悼和忧郁的调查；
2就第二个模型而言，到1914年，对自恋的临床研究已经促使弗洛伊德概述了理想化和自我理想的理论（弗洛伊德1914）。这里将外部（父母）客体视为原始自恋全能性的继承者，也是自我理想的内射源泉；
3另一方面，自恋的概念暗示了早期儿童时期存在客体选择的认可，从而为力比多理论的广泛重塑打开了道路。‘儿童性组织’的认同替代了婴儿性的多形倒错的状态（弗洛伊德1905b）。尽管弗洛伊德将新概念融入他的性理论中，但事实上（即在临床术语中），它指的是更为全面的事物，也就是说，在任何特定时刻，儿童的整个生活。它当然涉及性活动和客体选择，但它还涉及自我组织的整体方式，客体关系和整个生活经验。
1915年的《元心理学论文》代表了对第二和第三个模型的合成的失败尝试，第四个模型从那时开始逐渐形成。在《冲动及其变迁》的后半部分（1915a），弗洛伊德通过将矛盾情感融入自我的发育描述中来接近这个问题；后者不再指的是生物机械装置内的不同功能机构，而是指由其与外部客体世界的所有关系总和所定义的主观存在（后来的作者将其称为“自我”）。弗洛伊德现在认为“爱与恨的态度不能用于本能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保留给总自我与客体的关系”（弗洛伊德1915a，第137页）。在这一点上，力比多发展阶段的描述成为了主体性结构的历史；爱与恨，在第一阶段的口欲-自恋阶段中是不加区分的（纯净的快乐自我），在肛门施虐阶段中分离出来（当“对客体的追求呈现为控制的欲望时”，弗洛伊德1915a，第139页），最后在性蕾期变成了对立的，阿伯拉罕（1924）将其描述为后矛盾期。与此同时，口腔自恋阶段的内吞-排斥机制为解释躁郁症周期（弗洛伊德1915b）提供了关键，并阐明了理想化的起源。
整个发展需要弗洛伊德概念的这种变异，以至于在没有全新的概念工具的帮助下，它是无法被整合到他的理论中的，这些工具与他在1915年仍在使用的第一拓比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在1919年（《超越快乐原则》）到1923年（《自我与它我》）之间，弗洛伊德进行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重大理论进步，并为第四个模型提供了其概念框架，我们描述如下：
1爱与恨的二极性不再能被简化为对本能的机械-能量观念（后者是第一模型中坚持的。从一开始，它就涉及到目的论和意义，换句话说，涉及到主观领域的特征元素（参见Bercherie 1983，第11章）。为了考虑到这一点，弗洛伊德寻求灵感来自他的前-科学的过去，这种新的拉马克主义发展使他回到了他早期对歌德和自然哲学的迷恋。他对本能二元性（生冲动/死冲动）的新概念使他能够将主观领域整合到存在的根本，并同时通过削弱他们的论战基础来与主要异议者（荣格和阿德勒）划清界限，于此相对，拉康关注的精神分析之伦理学的问题实际暗含于此；
2‘完整自我’及其构建历史需要一个能够以全局术语整合它们的模型，并且这不能由《科学心理学大纲》（Freud 1895）提供支撑。这是极具力比多的形象——‘一团易受刺激的未分化物质’（弗洛伊德1920，第26页），它为第二拓比学提供了基础。原始的‘卵泡’（弗洛伊德1923，第24页）可能会被区分为机构，但每个机构都保留了它所代表的整体的主观和诸多个人特征的隐喻，整个心理器官再现了它的结构；
3正是上面的这种双重基础赋予了主体性内在结构的辩证法和其机构的戏码以意义。内射/认同的概念是这一过程的中心枢纽，它既阐明了自我发展的过程，又阐明了自我理想的超我的构成。其结果是对‘自我的依赖关系’的图景和对两大本能（即爱和恨）的描述，以主体代理机构的政治、冲突和策略来表达；
4第四个模型的临床参照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化的基础、《超越快乐原则》和《自我与它我》中的戏剧性和悲观的语调（在1925年的《压抑、症状和焦虑》中突然产生这一改变）以及对忧郁症的评论中轻易地识别出来。忧郁症患者的超我‘就像是纯粹的死冲动的培养基’（弗洛伊德1923，第53页）。因此，忧郁症是唯一一个始终隐藏而沉默的本能的临床表现；它也是两个结构化第四个模型的关键概念创新的特权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理解，就第四个模型而言，自恋的概念指的是自我组织和客体关系的一种模式（纯净的快乐自我），而不是像第二个模型那样，自恋是对外部世界的自闭性撤离的一种形式。因此，它的临床指标从幻觉性自闭症转移到全能，或者在临床术语中，从精神病学指标（精神分裂症和偏执狂）转移到狂躁症的指标。
尽管第二拓比学是以第四个模型为结构基础的，但它立即成为其他三个模型被翻译进来的“基本语言”。因此，它我可以具有第一个模型的无意识这一特征，第二个模型的自闭和空想癖的倾向以及第三个模型的各种盲目的本能。与此同时，它还可以指涉到爱若思和塔拉多斯之间永恒斗争的领域（第四个模型）。尽管术语保持不变，但至关重要的是要确定在四个模型中给予每个术语的扩展和意义的理论背景。
四大模型使用指南
现在似乎适合具体说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这种总体——无疑是令人惊讶的新颖——的分析，并向诸位读者提供可以称之为“使用指南”的内容。首先，应该说一些关于弗洛伊德自己对我们所确定的不同模型的态度。看起来，他对知识的一般概念（即使不是他构建知识的实际实践）受到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自己工作的总体动态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突变或阶段所标志，但仍然是更多或多少是线性或同心的。
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本人认为从第一拓比学过渡到第二拓比学是一个决定性的突变，并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由于自恋问题的引入而产生的转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实际上从未意识到他的理论化的第二阶段包含三个具有异质原则的模型，并且在各个方面都与他的第一个模型不兼容。
因此，弗洛伊德试图合法地朝着综合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凸显他的主要教义选择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福柯的理论化中所谓的“异端要点”，这些要点贯穿了他的理论化过程。通过这样做，他倾向于掩盖他的元心理学装置的异质性，并强调存在一个中间区域，一个交集（在集合论意义上）代表了他们所代表的四个概念圈之间的联系。下文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必须明确理解，在识别弗洛伊德的四个元心理学模型时（借助于对十九世纪实证精神病学的一般动态以及提供的各种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Bercherie 1983），我不得不强调差异，并强调分裂、断裂面和相互冲突的原则。因此，弗洛伊德的工作显得更加零碎，实际上比他自己认为的更加异质化。我们将看到，五十年的反思确实使这一分裂线看起来更加清晰。
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我试图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确定的科学实践的一般概念，所有这些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和容易理解。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发现弗洛伊德的认识论和弗洛伊德式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统一且和谐的。弗洛伊德从未认为理论是其他任何东西，而是一种“工具”，因此他很少关注理论化的综合维度。他对构建一个整齐对称或总体化的模型的兴趣不如揭示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和尽可能多的具体发现。他暂时无法在区域或局部水平上协调它们，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在分析实践理论方面也是如此。这四个模型中的每一个都赋予了分析治疗以特定的含义：对于第一个模型，其目标是使无意识意识化，并解除压抑（弗洛伊德1905a）。从第二个模型的角度来看，目标是通过移情和对现实的投注来放弃童年固定观念（力比多的内向）。第四个模型旨在通过控制死冲动并将其与生冲动结合起来，以整合各冲动的矛盾性。第四个模型试图提供更好的内部综合（“排空鹿特丹海”的比喻）并促进对客体现实的理性适应。这些维度中的每一个代表了分析治疗的一个方面和其中正在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但弗洛伊德无法从任何一个观点提供对分析治疗的完整描述。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很明显，试图通过压缩其演变的各个阶段或在不考虑它们各自的语境和历时位置的情况下引发其组成要素之间的对话，来解决弗洛伊德作品的所有内部困难和矛盾，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一致的结果的。事实上，这种尝试严重扭曲了弗洛伊德思想的本质，模糊了知识层次的等级。精神分析知识的核心是临床实践，而不是理论（元心理学）。这是从弗洛伊德的表述中以及他整个工作过程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它也解释了他整个元心理学理论化的不连贯性。
在提出这些观点时，我当然不打算支持经验主义或反理论的立场。这些模型的使用、概念和概念装置以及合成和总结的尝试对知识的进展至关重要，但应该记住它们的作用是“工具性的”，不应该被当作迷信。正如弗洛伊德一直提醒他的读者的那样，科学的态度要求一定的智力灵活性。不幸的是，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很少听从他的建议。这正是本文要求着重强调的，以避免精神分析缩减为一门心理学或者技术实践。
译者：张涛
编辑：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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