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化的隐私：建构隐私作为传播与媒体实践的理论 | Communication Theory

传播与媒体领域的学者仍在讨论隐私究竟是“死”还是“活”(Dienlin & Breuer, 2022)。随着数据监控成为“新常态”，对数据控制的行动空间似乎在不断缩小。技术迅速发展，数字平台不断推进数据收集、调整商业模式，个人能动性和自我决定权似乎正在悄然消失。

传播与媒体学者对隐私这一长期主导西方理论自我决定概念的辩题进行了深入审视。例如，隐私犬儒主义(Privacy cynicism)是应对在无法掌控的隐私环境中产生的无助感和无力感的一种普遍机制(Lutz et al., 2020; van Ooijen et al., 2022)，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冷漠(Hargittai & Marwick, 2016)。关于平台与用户之间权力失衡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批判当下隐私实践的机会已不可逆地消失(Bernd et al., 2020; Fuchs, 2012; Marwick & Boyd, 2018)。此外，Bennett(2011)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隐私概念的存在本身，这一观点并不让人感到安心。

然而，隐私依然存在。它在数据化社会的日常争论中依然活跃(Hepp et al., 2021; Hintz et al., 2019)，在日常关系的协商中是一个重要议题(De Leyn et al., 2021; Hjorth et al., 2018)，在技术设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Greene & Shilton, 2018)。研究者记录了大量技术和变通方法，这些都为隐私的存续做出了贡献。Marwick 和 Boyd(2014)在一项关于青少年社交媒体隐私技术的研究中指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关于社交媒体隐私风险的基本假设。不同于人们普遍以为的青少年不加批判地暴露自己，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用户仍然通过使用暗语，或在不同交流渠道间切换来保护自己的数据。

其他研究则提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视角，例如将监控视为亲密关怀的实践(Hjorth et al., 2018)，或对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使用上的家庭内部协商，这也有助于对隐私进行反思(De Leyn et al., 2021; Kumar et al., 2020)。

因此，我们有理由将隐私视为一个处于历史转型中的概念，而非行将消失的规范标准(Gstrein & Beaulieu, 2022)。传播与媒体学者普遍认识到，数据化社会对隐私理论提出了特殊要求(Bräunlich et al., 2021; Marwick, 2022; Trepte, 2023)。

本文所探讨的情境化隐私概念通过将隐私定位于日常实践领域，为当代理论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行为和批判性方法通常将隐私理解为个人或基础设施能力的发展，而实践方法则将隐私视为一组相互关联且具有暂时稳定性的有意义的日常惯例。类似地，Nissenbaum提出了“情境完整性”(contextual integrity)框架，用于识别适当的隐私评估方式。情境化隐私(situational privacy)旨在理解隐私概念在社会技术交织和可能不断变化的日常隐私实践。响应Trepte(2021)对“控制问题”的探讨，情境化隐私批判性地将隐私根植于日常的实用中。

为了系统梳理情境化隐私的概念，本文首先讨论了传播与媒体隐私理论中，关于如何应对数据化社会对隐私的挑战的三大主流思路。接着，本文将隐私概念根植于(媒体)实践理论之中，进一步借助解释性社会理论和媒体行动主义研究，探讨潜在的理论要素。情境化隐私将作为一种启发性工具，而“足够好的隐私”则被视为应对隐私惯例转变的实践方法。

当代传播与媒体隐私理论正在探索如何在数据化的环境中对隐私进行理论化。目前的传播与媒体隐私理论中主要有三大主流思路：行为主义传统(behavioral tradition)、批判主义传统(critical tradition)，以及较少涉及的情境完整性(content integrity)。这些理论对隐私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答。行为主义和批判性传统专注于优化控制、自我披露或结构性不平等等关键措施，而情境完整性则承认多种社会技术规范框架的并存。对这些传统的回顾将揭示当代隐私理论在描述隐私转变的动态时所面临的困境。

数据化社会中的隐私

隐私一直以来都对历史变革非常敏感，这在数据化社会中同样适用。Mayer-Schönberger和Cukier(2013)将数据化定义为一场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数据化将社会行为转化为在线量化数据，以实现实时追踪和预测分析(Mayer-Schönberger & Cukier, 2013)。虽然数据化本身不是一个批判性概念，但它指出了媒体和传播历史中的一个阶段(Hepp, 2020)。将数据化视为一个过程，超越了规范性或技术解决方案的解释，代表着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变革。Viljoen(2021)举例说明了家庭用水数据的收集。这些数据不仅可作为水资源行业的商品，同时也有助于社区公平分配稀缺资源。数据化过程影响着整个社会，即使是拒绝在线沟通的人也无法置身事外(Gstrein & Beaulieu, 2022, p. 3)。

Gstrein和Beaulieu(2022)提出了一个四层“洋葱式”模型，用以系统性地探讨数据化如何渗透社会。他们认为数据化影响了以下四个层面：

(1)各种层面的新兴数据类型；

(2)处理数据的能力或工具；

(3)对数据的关怀；

(4)处理数据的行动者群体。

根据这一框架，数据化并不必然导致隐私丧失，虽然批判者可能会这么认为，但它确实通过特定的数据、能力、实践和群体使隐私丧失成为可能。在数据化背景下，矛盾的现象似乎同时出现，例如公司监控和日常隐私的并存。

更具体地说，新型数据类型的出现，如地理位置数据、传感数据或接触数据，扩大了社会“可读性(readability)”的范围(Couldry & Mejias, 2019, p. 4)，将诸如家庭生活或购物等日常行为量化。例如，精确的取暖数据可以提供关于谁在家以及在哪个房间的信息。经常使用基于算法的应用程序的用户往往会使用混淆策略(Brunton & Nissenbaum, 2016)，他们通过多样化搜索兴趣来熟悉算法的工作原理，最终掩盖自己的偏好。

在数据化社会中，还运作着存储和分析数据的工具和能力。它们记录过去的活动并预测未来行为，可以被用于操控投票或消费行为。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或存储。规模较小的服务提供商或数据存储提供商可能提供更安全的替代方案，这些隐私替代方案由于规模小且对数据市场不太重要，可能更不易受到侵扰。

关怀实践为数据赋予了意义。一些关键的社会技术叙事，如技术决定论(Diamond, 2010)、技术恐慌(Marwick, 2008)或不安全性话语(Banks, 2015)，都与对数据或技术的关怀实践相关。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最终可能会使数据监控合法化，即“为未明确的预设目的进行持续的(元)数据追踪”(van Dijck, 2014, p. 205)，成为一种构成性实践。例如，家长可能通过夸大技术的作用或完全忽视其社会嵌入性来严格限制子女对媒体的使用。技术恐慌观点甚至可能强化这种世界观，例如，通过排除子女与同伴的交流来进行管理。同时，这一策略可能会在子女的心中助长无助感和无力感——这在其他地方被称为“隐私犬儒主义”(privacy cynicism) (Hoffmann et al., 2016)。因此，隐私提供了批判性的视角，认为数据关怀是一种不断努力的过程，目的是在社会或政治需求的背景下重新定义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数据化社会促生了特定的行动者群体，这些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处理数据。监控研究关注那些拥有突出权力地位的行动者，如平台或黑客，他们独占数据访问权。另一个例子是智能家居监控条件下，父母与保姆之间的关系(Bernd et al., 2020)。批判性隐私学者对此类权力关系中的阶级权力展开研究。数据化表示一种过程，而监控则是一种概念，关注在数据转移、存储和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平衡现象。因此，隐私并不是监控的对立面，而是随之而产生的。它揭示了数据化社会在批判性参与和选择退出配置选项时的能力缺陷。

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概述传播与媒体理论的三大主流思路如何应对隐私概念所面临的变化。

行为主义传统

行为主义传统被视为传播与媒体领域中独有的隐私视角(Bräunlich et al., 2021)，并且这一传统确实主导了传播与媒体领域的研究。它根植于媒体心理学，并包含了计算机科学中的行为研究(Acquisti et al., 2015；Brandimarte et al., 2013)。该传统在处理个人应对机制时表现最为强大，涉及的议题包括自我披露、信任、犬儒主义或个人控制。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与Westin(1967)和Altman(1976)的理论相联系，后者将隐私概念化为个人对其数据访问的控制权。Altman指出了分享与隐藏信息之间的内在张力。行为主义传统通常引用“隐私计算”(privacy calculus)模型(Bräunlich et al., 2021；Laufer & Wolfe, 1977；Trepte et al., 2017)，有时也被称为“通知与选择”(notice-and-choice)范式(Gstrein & Beaulieu, 2022, p. 3)。个人在隐私相关议题追求的目标包括避免不确定性和获取社会资本(Acquisti et al., 2015；Trepte et al., 2017)。这一基础的意识和反思性隐私概念(Petronio, 2002)在行为隐私研究中被多次使用和发展，如隐私悖论假说(privacy paradox hypothesis)(已经过时)，该假说指出风险知识与实际风险行为之间的矛盾(Barth & de Jong, 2017；Baruh et al., 2017)。

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影响自我决定或自我披露的变量，如隐私关注(privacy concern) (Baruh et al., 2017)、隐私疲劳(privacy fatigue) (Choi et al., 2018)或信任(trust) (Trepte et al., 2017)。这些行为模型往往应用“框架化”的方式理解隐私的背景和条件，认为它们与隐私具有因果关系(Masur et al., 2021)。例如，文化“显著影响个人对避免隐私风险和获得社交平台使用社会满足感的重视程度……来自集体主义国家(如韩国)的人认为避免隐私风险更为重要，而个人主义文化(如美国)的人则相对不那么重视”(Trepte et al., 2017, p. 9)。

数据化对行为主义传统的隐私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意识和自我决定控制方面。行为主义学者承认，个人能力或其“延伸”(如通过信任的委托行为)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技术环境。因此，学者们尝试“解构”隐私概念。例如，Masur 等人(2021, p. 1)建议将隐私理论化为“一个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结构中，通过个人与集体代理互动而形成的动态过程”。Trepte(2021)则提出了关系隐私模型，探讨了隐私行动者的变化。她指出：“自我决定正逐渐失去控制力，而交流正获得更多主导权。换句话说，用户不仅依赖或追求自我决定，而是通过交流隐私来建立规范和信任，有时甚至是为了重新获得自我决定的控制权。” (Trepte, 2021, p. 13)

Trepte进一步探讨了隐私与个人控制之间的理论关系，并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交媒体隐私的模型。她认为，隐私机制不仅仅包括控制，还涉及信任、规范和人际沟通。在这一框架下，隐私被视为一套复杂的机制，不仅依赖个人能力，还依赖于社会技术的支持。

批判主义传统

与行为主义传统强调个人控制不同，批判传统主要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探讨隐私，部分借鉴了监控研究的文献。该传统强调权力和不平等(Marwick, 2022)。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监控视为激进资本主义的手段，并提出隐私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性分析的框架(Fuchs, 2012；Sevignani, 2015)。隐私学者批判了自由主义关于个人隐私的观念。相对不激进的理论家则将隐私与批判性公民身份的核心概念联系起来，认为监控已成为延续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手段(Fullenwieder & Molnar, 2018；Helm & Seubert, 2020；Hintz et al., 2019)。随着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增加，这一过程被认为是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合法手段，并逐渐将文化转变为“监控文化”(Lyon, 2017)。因此，公民的基本权利，如选择权、隐私权和身体自主权，正面临着威胁。

与行为传统相似，批判学者也强调了数据化条件下隐私的网络化和社会化特征(Seubert & Becker, 2019)。Helm和Seubert(2020)指出，暴露是平台经济的默认原则，个人调控隐私的能力极为有限。在审视日常通信的依赖性时，批判领域的学者认为，无论是基于“告知与选择”的隐私治理方案，还是加强媒介素养的努力，实际上都在支持一种误导性的范式。他们认为，将隐私问题归结为个人责任和能力，实际上是在强化隐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Helm和Seubert(2020)重新定义了“自主性”这一核心概念，使其正确反映数据化、分裂和网络化的现实(Helm & Seubert, 2020, p. 193)。他们提出的“关系自主性”考虑了发展自主性所必需的社会条件(Helm & Seubert, 2020, p. 193)。批判学者通过规范性策略回应，强调隐私必须在支持个人自主的系统中成为一种合法主张，并作为集体民主中的公共利益加以维护。

批判隐私的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的数字化发展，隐私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这一概念“一直受到与自由主义一样的攻击”(Bennett 2011, p. 487)。然而，如果将理论置于数字化背景下考量，悲观的观点往往忽略了隐私和监控并非对立或互相排斥的概念。实际上，监控可以成为自我决定隐私的一部分。比如“关怀监控”(careful surveillance)(Hjorth et al., 2018)和“亲密监控”(intimate surveillance)(Leaver, 2017)。

然而，批判理论提醒我们，不平等现象存在多种形态。传播与媒体隐私理论通常忽视了隐私不仅涉及参与和退出之间的矛盾，更是一个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概念，能够引导我们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Marwick, 2022)。一方面，它能够应对由大型企业监控或歧视引起的权力失衡，以及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深入理解在数字化隐私实践中权力如何运作。创造力和生产力可能在缓解这种权力失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可出于“善意”的目的利用权力失衡，如保护家人(Hjorth et al., 2018)。这也揭示了批判性隐私理论在其解释力上的局限性。

情境完整性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通过个人能力和基础设施来界定隐私的行为视角和批判视角，情境完整性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启发式方法，专门用于评估特定社会技术环境下的隐私保护措施。此理论由Nissenbaum(2009, 2019)发展，旨在探索在多样化且具体的社会技术场景中，哪些规范框架最为恰当(例如，在银行或学校等环境中)。情境完整性理论不强调设立固定的价值标准，而是建立在一种实践导向的隐私理解之上，认为隐私“反映了不同利益以及社会和情境目标之间的平衡”(Nissenbaum, 2019, p. 234)。Nissenbaum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实用工具，帮助评估隐私保护措施的正确实施与维护。为此，(在她自己2009年研究的基础上)她提出了五个关键评估维度：主体、发送者、接收者、信息类型和传输规则。Nissenbaum强调，“当某个行为或实践中的信息流动遵循特定情境的信息规范时，情境完整性得以维持；反之，如果这些规范被打破，情境完整性也会受到损害”(Nissenbaum, 2019, p. 224)。

Nissenbaum的理论为理解和应对数据化社会中的隐私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她强调，隐私根植于日常实践之中。隐私的概念应当更侧重于社会技术层面的意义，而非仅仅关乎个人自主选择或公司的权力结构。例如，孩子可能乐意向信任的人分享家庭设备的密码，但父母可能会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将家门钥匙交给了陌生人(Kumar et al., 2020, p. 178)。Nissenbaum的研究揭示了隐私的实践性和日常性，这些性质通过具体社会技术实践展现。

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通常能够“直觉”到隐私是否受到了侵犯。这种直觉用于评估隐私保护措施及其相关技术，既能考虑到具体的使用情境，也能随着社会技术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尤其是在当前的数据化时代。尽管Nissenbaum的理论深入探讨了话语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在传播与媒体隐私研究领域，这一理论的应用仍然相对有限。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其作为辅助理论，用以支持对隐私的情境特性，及隐私话语与技术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例如，Greene & Shilton, 2018；Lutz & Newlands, 2021)。

因此，Nissenbaum的理论认识到了隐私作为一种实践的重要性和隐私实践的多样性，但在全面理解情境完整性失效的情况方面仍有所欠缺。在其他研究中，Nissenbaum对隐私的创造性、意外性和抵抗性方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Brunton & Nissenbaum, 2016)，这些方面的隐私应对策略对于挑战现有的数据实践惯例尤为重要。然而，要确保隐私不仅能够持续，还能适应新的变化，就需要发展出更加关注隐私实践动态变化的理论。情境化隐私理论的目的正是理解和解释这些意外、创造性和替代性的隐私实践。

传播与媒体研究中的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源自社会科学的传统，近年来在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由于Couldry(2004)提出的媒体实践理论(media practice theory)。这一理论对媒体与实践关系的探讨，在媒体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im)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Kannengießer & Kubitschko, 2017；Mattoni, 2020)。虽然实践理论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整合了多种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的理论(Pentzold, 2015；Reckwitz, 2003)，但这些理论共享了一些核心特征，对于理解作为一种实践的隐私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什么是实践？

通过实践，人们不仅体验并赋予世界意义，还重塑并共同创造了这个世界。实践理论并不单独聚焦于基础设施、规范、个人或行动者，而是将这些范畴综合起来考虑。实践被视为一种分析单元，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Schatzki et al.，2001，p. 10；参见Reckwitz，2002b)。

具体而言，实践是指“一系列常规化的行为模式，涉及身体的移动、物体的处理、主体的对待、事物的描述以及世界的理解”(Reckwitz，2002b，p. 250)。按照Couldry(2004)的媒介理论视角，实践可以被定义为既包含了网络化的日常活动，也包括了与媒介相关，具有社会背景的反常活动的集合。实践不仅构成了共享的现实，如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现实，而且不断地对其进行改变。与规范性或功能主义方法不同，实践理论并不预设任何特定的理论立场(Pentzold, 2015, p. 230)，因此对诸如隐私等批判性概念保持开放态度。

意义是理解实践的关键(Reckwitz, 2002b, p. 244)。这里的“意义”指的是通过实践执行和再生产出的具体知识，这是文化与“社会”之间相互协商的结果。Reckwitz(2003, p. 286f)提出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四种主要的社会理论：结构化理论、经济个体主义方法、以规范性主张为导向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其中，实践理论因其强调自有知识和日常生活中的专业技能而被视为文化理论的一个子类型(Pentzold, 2015；Reckwitz, 2002b)。

从这一视角出发，文化不应被视为静态的“容器”或封闭的系统，这种误解在行为隐私研究中较为常见。相反，文化是由共享的“有意义的行为”所构成(Mattoni, 2020；Pentzold, 2015；Reckwitz, 2002b)。这些行为不仅再生产了特定的知识体系，也促成了变化的发生，但这种变化总是与已有的知识体系紧密相连，而不是孤立地“重新造轮子”。再生产和日常活动不断地塑造和重塑意义，体现了基于知识的相关性的一种特定形式。社会意义本质上是嵌入文化和共享知识之中的，讨论社会意义实际上就是讨论文化本身。

意义的概念有时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它并不直接指代心态或主体性，而是指一种在叙事(象征)、社会和物质三个维度间展开的行动倾向(Mattoni, 2020, p. 2834)。这一观点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呼应，比如Shove(2004)提出的材料、能力和意义三者之间的区别。Welch(2016)以驾驶为例，生动地展示了这三个维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这个例子中，汽车和道路是物质维度的基础，例如，欧洲街道设计能够通过车辆接近路边时发出警告声的方式与驾驶行为互动。象征维度则涉及围绕驾驶的各种叙事，如将其视为自由的象征或是环境污染的来源。社会维度则包括了与驾驶相关的内在知识和习惯，如遵循交通规则或使用灯光信号示意等。

作为实践的技术

由于数据安全性和隐私常常被混淆，将技术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融入理论化是有充分理由的。批评社会理论中对技术或物品的忽视是为实践理论辩护的一个常见论点(Pentzold, 2015, p. 232；Reckwitz, 2002a；Welch, 2016)。类似地，当代隐私理论也受到同样的批评。例如，行为学派强调技术在具体场景下为用户提供新的沟通行动方式(Trepte, 2021；Treem et al., 2023)，而批判理论则倾向于将技术视为监控的工具。

不过，这两种理论传统都未能充分认识到技术承载意义的程度。在这方面，情境完整性的独特之处便显现出来，因为它将技术视为需有意图地设计的对象。Nissenbaum(2019)指出，新型数据的出现使得确定适当的规范特别具有挑战性，但她强调，社会有能力主动思考如何将相关价值观融入技术设计之中。

实践理论为技术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视角，将其与日常行动紧密相连。实践可被视为技术物化了的日常知识的体现(Reckwitz, 2002b, p. 213)。技术不仅仅是叙事和关系的一部分，它还共享、浓缩或强化实践，在数据化社会中承载了大量意义构建(Gstrein & Beaulieu, 2022；Kubitschko, 2018)。因此，技术被认为是“社会意义产生的场所”(Dourish & Anderson, 2006, p. 336)。正如Shove(2004)所述，“实践模型和需求假设实际上被嵌入了供应网络和基础设施中，甚至嵌入了特定物品的设计和开发之中”(p. 1055)。

虽然技术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决定了实践的方向(Reckwitz, 2002b, p. 2013)。这使得实践理论区别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后者倾向于将技术视为独立的行为者。相反，实践理论认为技术提供了行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一定总是恰当的。当技术被使用时，“必须在文化准则的范围内被理解和使用”(Reckwitz, 2002b, 2012)，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和文化准则是完全相同的。实践通过整合技术，并在此过程中赋予其特定的意义来发挥其作用。

技术变革在与叙事和社会变革的递归关系中不断发展。根据Reckwitz的提议，如果技术被视为实践理解的一部分，包含了行动和言说，那么实践的变革将对技术产生影响，反之亦然。事实上，话语是塑造技术使用和认知的重要工具(Diamond, 2010)。

虽然传播与媒体隐私理论往往将技术视为安全性风险(技术被企业监控代理人掌握)或机遇(使用安全性技术作为媒体素养的标志)，实践理论则将技术视为隐私各个方面的塑造和共同塑造过程，提供分享、隐藏和批判的机会。特别是在情境完整性理论中，探讨技术话语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隐私的(再)生产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同时，隐私实践不仅共同塑造了技术，还推动了变革与转型。情境的概念进一步揭示了常规中断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替代性实践开启可能性的窗口。

情境的不确定性、能动性与批判性

本节探讨了解释性社会理论如何运用情境概念，并结合基于实践的媒体行动研究，深入分析了常规中断及变革发生的关键时刻。理解这些中断、批判和替代方案如何出现，有助于我们找到变革和转型可能发生的时刻。这表明隐私常规的初步稳定性，以及由此涌现的各种选择。

实践理论并不关注自我决定或能动性，而是警示我们不应过分夸大选择与影响力(Welch, 2016)。这与Masur(2019, p. 136)提出的情境化隐私概念形成对比。Masur依据行为学原理，通过个人在自我披露决策时考量的不同隐私情境和权利来界定情境化隐私。而实践理论则侧重于揭示数据化社会中多层次隐私结构的分裂潜能，强调情境下的不确定性，而非日常的重复性和仪式性(Knorr Cetina, 2009; Marres, 2020)。按照解释性社会理论的观点，情境是规则失效的瞬间(Marres, 2020, p. 4)。因此，情境化隐私特指那些隐私惯例和仪式被破坏和质疑的时刻。简言之，“当问题有现成答案时，情境便无从谈起”(Groß & Wagenknecht, 2023, p. 321)。

在最新的社会理论中，情境的概念强调了在数据化背景下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时刻。Knorr Cetina(2009)提出了“中介情境”(mediatized situation)或“合成情境”(synthetic situation)的概念，指出数字技术正在瓦解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她认为，合成情境由来自全球的信息碎片组成，展示了多样且分散的内容，以及远程地点如何共享实践。Marres(2020)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在计算环境中，“参与者的身份及其界限往往难以界定”(Marres, 2020, p. 14)。他指出，随着社会数据化的推进，情境中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隐私领域的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类似“隐私疲劳”或对世界持悲观态度的认知崩溃现象(Hargittai & Marwick, 2016; Hoffmann et al., 2016)。面对无所不在的大规模监控，个体可能更倾向于消极应对而非积极行动。然而，从情境化隐私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意味着能动性的丧失。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隐私被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而非被动接受的状态(详见后文“足够好的隐私”部分)。

在遇到常规方法失效和问题定义不清晰的情况时，传播与媒体实践理论面临挑战，这往往导致社会变革方向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媒体行动主义研究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虽然大多数媒体行动主义的研究者倾向于关注再生产的媒体实践，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尝试，旨在深入探究破坏性和转型性实践的动力学(Mattoni, 2020, p. 2830)。学者们正在探索媒体实践是否及如何质疑其内部存在的媒体使用不平衡问题，比如通过黑客攻击或修复行为等手段(Kannengießer & Möller, 2021)。Kannengießer和Kubitschko提出了一种区分，即“针对媒体行动”(acting with media)与“通过媒体行动”(acting on media)，前者是指那些针对媒体本身采取行动，从而影响、塑造并重新配置日常生活结构的行为(Kannengießer & Kubitschko, 2017, p. 2)，而后者则是指那些利用媒体来传播信息的再生产性实践。此外，还有“退出媒体”(opting out of media)的概念，指的是由于隐私等问题，人们可能会选择拒绝使用某些媒体或改变使用模式(Marwick & Boyd, 2018)。

“通过媒体行动”、“针对媒体行动”和“退出媒体”之间的区别为理解情境化隐私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存在局限。一方面，这种区分突出了实践与技术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实践中蕴含的意义和知识，它们贯穿于实践的叙事、社会和技术维度。另一方面，由于传播与媒体实践研究多源于行动主义研究，对于能动性的解读往往不够明确。尽管政治行动主义意在对媒体或政治造成影响，Reckwitz(2002b, p. 259)却对意图性行动及其因果关系持有审慎态度，指出“实践理论修正了传统和社会理论中过于理性化和知识化的能动性与社会景象描述”。这意味着，虽然能动性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它是在隐私展现自身独立动态的背景下被理解和考量的。

总体来说，“情境”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将数据化社会中的常态视为初步稳定的结构。情境不仅是让替代性实践变得(更加)可见和可触及的时刻，还通过结合实践的叙事、社会和物质层面与数据、能力、关怀和社区的维度，为稳定和颠覆社会技术行动的情境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这种转变不一定涉及战略性或有意图的行动，也可能源于对某一维度中意外实践变化的适应过程。

作为实践的隐私

因此，对隐私的重新概念化吸收了先前关于(媒体)实践理论、行动主义研究、情境完整性理论、社会理论中的情境概念以及与隐私相关的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理论成果。此外，传播与媒体研究还贡献了一系列分散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将隐私视为实践的观点，有时被概括为文化隐私传统(culturalist privacy tradition)(De Leyn et al., 2021)，有时则采用Marwick和Boyd(2014, 2018)提出的“网络隐私”(networked privacy)概念。然而，至今为止，这一特定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全面总结，既未能将其稳固地建立在早期理论工作的基础上，也未能充分展现其作为实用和批判性概念来理解数据化社会的潜力。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议题，力求填补这一空白。

隐私

在数据化社会中审视隐私，显示了这一概念正在不断演变。根据Blumer(1954)对“敏感性概念”的讨论，Bruhn Jensen(2013, p. 205)指出，“为了捕捉当前和未来的传播实践，概念化至关重要。”与专注于特定属性或标准的“确定性概念”不同，如智商(Blumer, 1954, p. 6)，敏感性概念能够适应变化的条件。例如，衡量隐私的方法(如媒体素养水平或企业监控的存在)可能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媒介环境中有效。相反，将隐私视为一种实践，促进了敏感性概念的发展，因为数字化和数据化正在改变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尽管历史上隐私实践的差异可能比预期的小(Nissenbaum, 2019)。因此，将隐私理解为实践不仅反映了当前社会技术变化的影响，还为预测和理解未来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

我提出了以下工作定义：隐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描述了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分享和撤回数据，并在此过程中灵活定位这些常规。这一概念体现了人类参与社会传播关系及其从中抽身的基本且常存矛盾的需求，同时探索了替代性实践的可能性。通过将隐私与信息实践相联系又加以区分，本文强调了意义构建的重要性，展示了隐私不仅作为一种批判性工具，也在日常实践中得以实施，具备了双重的批判特质。

隐私与信息实践密切相关，正如Dourish和Anderson(2006, p. 335)所定义：“我们集体分享、保存和管理信息的方式，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行为，以及我们如何将它们作为日常社会互动的一部分来运用。”

将隐私视为信息实践的一部分，可以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日常化和策略性的行为，如在重构和创造意义的过程中分享或保留信息。从这个角度看，隐私实践不仅包括加密通信等保护措施，也包含一些表面看似矛盾的行为，比如“谨慎的监控”(careful surveillance)——即父母对孩子TikTok活动的监督(De Leyn et al., 2021)。隐私实践还涉及父母根据个人的意义建构来决定是否在线分享孩子的照片，这种意义建构可能源于焦虑或对公开表达自己为人父母身份的渴望。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分享数据甚至监控都可以成为维护隐私的有效方式。

信息实践和隐私都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Nissenbaum(2009)通过情境完整性理论指出，隐私的价值观是嵌入在特定情境中的。例如，即使人们内心感到矛盾，他们可能认为TikTok不尊重隐私是可以接受的(参见图1)，但在评估网上银行软件时，态度则可能大不相同。同样，在专制政权下，人们的公共分享行为与在民主社会中也有显著差异。在数据化社会中，媒体作为物质技术，常常成为隐私讨论的背景。Evans等人(2017, p. 36)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s)概念，强调了“对象或技术与用户之间的多方面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促进或限制潜在的行为结果”。例如，智能音箱如何影响家庭内的隐私实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Lutz & Newlands, 2021)。 

图1：TikTok上与智能音箱Alexa隐私相关的对话(12.10.2023)

将隐私视为信息实践还揭示了其固有的社会性。Marwick和Boyd(2014)通过研究青少年如何依赖同伴来控制信息分享，以及他们如何在亲密关系中管理隐私(将隐私作为一种资源)，进一步阐述了隐私的社会关系属性。网络既带来了数据失控的风险，也提供了获取控制的机会。信息从来不是完全私人的，因为“信息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照片包含多个主体，消息有发送者和接收者，人们分享的信息通常涉及他人”(Marwick & Boyd, 2014, p. 1064)。然而，情境和关系通常是模糊的。Marwick和Boyd提出了“情境失效”(context collapse)的概念，描述了“在网络生态系统中，情境频繁变得模糊和失效的持续协商过程”(Marwick & Boyd, 2014, p. 1063)，即在同一时间面对多个受众时，隐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有趣的是，行为学学者Petronio(2002)通过“边界动荡”(boundary turbulence)这一概念来描述常规失效的时刻。Petronio将这种动荡与自我披露(即隐私失控)联系起来，而情境化隐私的概念则侧重于探索隐私的替代选项。在运用情境实践时，重要的是认识到，人际关系既可能构成威胁，也能提供探索替代方案的机会。

情境性和关系性是信息实践与隐私共有的两个核心特征。隐私不仅区分了意义和批判，还作为实践在两个维度上体现了批判性。一方面，隐私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Marwick(2022)和Bennett(2011)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论点，强调了隐私概念在理解数据化社会中替代实践可行性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批判也是日常隐私实践的自然部分，尽管这种批判并不总是自觉或反思性的。这种批判不同于隐私学者提出的规范性理念，而是建立在隐私这一不断演变的概念的自然发展之上。之前我提到，常规是“行为的倾向”，而不是盲目的行动。实践理论“邀请我们将行动者视为习惯化、超主观的复杂身体动作、解释形式、知识应用和渴望，以及物品使用的载体”(Reckwitz, 2002b, p. 259)。隐私不仅包含了这一特定的意义，还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种批判性视角。

人们可能将使用客户卡视为企业监视的威胁；同样，人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批判性购物的手段。例如，购买更多公平贸易产品，可以增加这些产品在货架上的出现频率。通过提供将隐私视为实践的工作定义，我建议将这一概念扎根于日常生活中撤回与参与的模糊性之中。与那些强调基础设施或信息自我决定的理论不同，这一定义认为，隐藏与分享是在特定意义的背景下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意义根植于具体的情境和关系知识中。这种意义的构建是由对替代实践的协商所驱动的。这表明，基于实践的隐私理解能够启发广泛的批判性视角。

情境化的隐私

情境化隐私处理的是隐私失常和日常惯例不再顺畅运作的时刻，这些时刻要求对隐私概念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义。例如，平台设计变化、隐私政策更新影响互联网使用，或是父母与子女在分享舞蹈视频上产生分歧——这些情况都会动摇日常惯例。与Marwick和Boyd(2011)提出的“情境失效”概念(强调不同受众的汇聚)不同，情境化隐私关注的是日常惯例出现替代方案的时刻。由于实践涉及个人和机构的互动，变化的发生不一定源于个人的不满，而是可能来自叙事、社会或物质层面的任何因素。鉴于隐私的复杂性和多层性，情境化隐私始终无法实现。这正是我将在后续部分中进一步探讨的关键论点。

为了从分析角度理解情境化隐私，我建议采取三个步骤。首先，隐私实践是由特定的意义驱动的，这些意义需要通过细致的、几乎是民族志式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其次，受Gstrein和Beaulieu(2022)的启发，隐私问题在数据化社会的多个层面上存在，包括数据、能力、关怀和社区，以及话语、社会和物质实践。再次，研究者可以从特定类型实践出发，分析权力和不平等机制。根据媒体行动研究，我建议区分“共同行动”(acting with)、“针对行动”(acting on)和“选择退出”(opting out)三种实践；但这只是众多选择之一。解释社会理论提供了多种分类实践的方法。例如，Welch(2016, p. 244)提出了“三个互补的干预模型：重塑实践的构成元素、替代实践、改变实践间的相互关联。”

作为一个示例，我选取了家庭内部，年龄在10至12岁的青少年与父母关于使用TikTok这一隐私侵入平台的辩论。在这种关系中，父母的“谨慎监控”(Hjorth和Pink, 2018)在意义上占据明显优势。关键问题可能包括企业监控或在过早的年龄暴露个人隐私。然而，随着青少年对自主性的追求逐渐增强，父母的控制权时常受到挑战。

[此案例分析因篇幅原因省略，请点击“阅读原文”参阅原文]

“足够好的隐私”是一种既具分析性又务实的基础实践，旨在应对情境化隐私所提出的初步特征及复杂挑战。正如之前提到的，批评意见强调了寻找和探索隐私日常惯例之外的替代方案的重要性。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全面的社会理论传统，其核心在于解决问题(Holmwood, 2011)，它将隐私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同时指出批评在日常实践中的内在性和局限性。“足够好的隐私”在这两方面之间达到了平衡，既确保了日常隐私实践的可行性，也为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保留了灵活性。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推动隐私政策的发展，而且替代方案的可获得性及探索这些方案能力的提升，也被视为在数据化社会中重新定义民主进程的策略之一。

批评是隐私概念中的一个核心要素。虽然先前的讨论已经间接地触及到了情境中浮现的替代方案，但本节将焦点放在批评作为在有意义的实践中应用的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上。

首先，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自我反思、批判态度以及批判行为是当代传播与媒体隐私理论的关键议题。如果我们将批评视为个人或机构评估权力结构和选择自由度的能力，那么认为疲惫感、愤世嫉俗以及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当前的隐私状况，这一点显得尤为合理。现代社会中，监控与隐私问题带来了关于技术、监视、人际关系及故事叙述的海量且难以处理的信息。通过提高透明度、促进自我反思并赋予个人选择权的方式，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Gstrein & Beaulieu, 2022)所倡导的，实际上对普通人来说难以实现。

鉴于情境化隐私的复杂性无法完全掌控，本文将隐私当作一种务实的实践。这一视角认为，与其权衡自我暴露的风险和收益，网络化的人类会尽可能遵循经过认可的隐私常规，因为涉及的利益过于重要。

我认为，务实的态度已经深深植根于隐私实践中(对于这一论点的详细探讨，见Ochs, 2022 [仅德文])。基于实践的理解(Reckwitz, 2002b, p. 259)是一个持续的、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日常任务，不仅仅局限于隐私领域。在实践中，人们的意识和决策能力受到时间和精力的极大限制。当日常的“行动模式”遇到阻碍，产生新的情境时，人们会特别欢迎务实的解决方案、应急措施和创新的解决方法。

情境化隐私指的是在特定情况下，原本有效的数据共享或隐藏机制失效的情形。通常，只有当失效情况极为严重(如高度私密的照片被泄露)，或者根本没有可行的替代选项(比如市场被单一平台垄断或处于威权统治下)时，才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隐私的两个重要方面——安全性和教育——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点。在学术界，明确区分隐私和数据安全性是一个特别的挑战。从实践角度看，安全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客观的状态，而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况变化的实践，就像隐私一样。正如Dourish和Anderson(2006, p. 322)所说，隐私和安全性“虽然不是同义词，但关系紧密，且常常从同一个分析角度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安全性提供了解决隐私、数据保护或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的技术手段。

单是安全认证机制并不足以保证隐私。安全性通常是针对假想威胁的一种实践回应。例如，担心社交媒体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的家长，可不管IT安全专家如何看待这些应用(De Leyn et al., 2021)。因此，只有当安全性作为一种实践既容易获取又能有效应用时，“足够好的隐私”才能实现。

“足够好”的隐私还为隐私教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一项定性研究中，Kumar等人(2020)指出，当安全性问题没有被完全交由技术处理，且没有达成僵化的规则，而是讨论并协商规范的流动性时，儿童会逐渐反思隐私安排(参见Raynes-Goldie & Allen, 2014)。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处理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化隐私可以突出社会选择的时刻。与其将隐私视为“占有行为”(参见Hjorth et al., 2018, p. 1210)，不如将“足够好”的隐私视为教育活动的一个起点。

在这个视角中，随着情境中的选择和替代方案的出现，隐私成为“自由与民主的核心问题”，正如Solove(2008, p. 2)所言。与其将数据化社会中隐私安排的动态问题化为无法处理的现象，我主张情境化隐私的缺失在民主政治中的问题性更加严重。提出“足够好”的隐私概念，关键不在于将退出等同于控制，也不在于将参与等同于屈服于大规模监控。隐私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分享与隐藏信息时，应对出现的各种悖论，并探索批判性的实践。

编译｜叶洁颖

审核｜李蕤伶

终审｜王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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