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9月29日晚9点，2020年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储大学举行。作为两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后的重头戏，现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和前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的首轮电视辩论引发了各界的持续关注。
首轮总统电视辩论由福克斯新闻网的资深主播华莱士（Chris Wallace）主持。负责主办大选总统辩论的非党派组织总统辩论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CPD）9月22日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此次辩论的六个话题，华莱士将分别针对两位候选人的过往经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经济问题、种族冲突以及选举公正等六个方面进行提问。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尽管之前的极化主要发生在具体问题上，近年来一种新分歧在公众中出现：普通美国人越来越不喜欢和信任来自另一政党的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说对方成员虚伪、自私、思想封闭，而且他们不愿意跨过党派界限去社交。两党之间的这种敌意现象被称为情感极化。本文追溯到作为社会认同的党派性力量，并解释了加剧党派敌意的因素。本文还探讨了情感极化的后果，着重阐述党派性如何影响政治领域之外的态度和行为。最后，本文讨论了可能缓和党派分歧的策略，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Iyengar, S.,Lelkes, Y., Levendusky, M., Malhotra, N. and Westwood, S., 2019. The Origins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1), pp.129-146.
当人们认同某个政党时，会本能地把世界划分为一个内部集团(自己的党)和一个外部集团(对立的党)。群体的个人认同感越强，群体间的分裂就越强烈。美国党派性的突出和强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是在年轻时获得的，尽管个人环境会发生重大变化，党派性在一生中很少变化。其次，政治竞选作为表达个人党派身份的正式场合，在美国很频繁并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美国人会从党派角度看待政治世界。
我们对极化的概念植根于影响和身份认同，这与政治学中将极化作为两党政策立场差异来研究的传统形成对比。学术界对于意识形态分化的程度一直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公众在具体问题上已经极化，意识形态上温和派人数减少。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问题上公民仍是中间派而非极端者。我们不采取立场。相反，我们认为情感极化与意识形态分化是不同概念，对具体问题的极端并不是情感极化的必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情感极化会加剧而意识形态分歧会缩小。
问卷自我报告是衡量情感极化最常用的方法。其中最核心的是ANES中的情感温度计问题。受访者被要求对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评分，分数范围从冷(0分)到暖(100分)。情感极化被计算为受访者给予自己党的分数与外部党的分数之差。下图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情感极化显著增加，从1978年的22.64度上升到2016年的40.87度。党派支持者的社会距离也被用来衡量情感极化。因为如果党派性是重要的社会认同，那么支持者应避免与对立党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
问卷测量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反应性的，容易受到基于社会规范压力的故意夸大/抑制，而内隐测量更不易受个人印象管理的影响。Iyengar和Westwood(2015) 的研究表明，无意识的党派偏见是根深蒂固的，70%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自己政党有偏爱。
内隐测量被批评对相关行为的预测弱，人们转向测量行为。Iyengar和Westwood(2015)要求参与者从两个申请大学奖学金的候选人中选择一个。两位候选人拥有相似学历，但种族和党派不同。结果显示种族偏见很小，但是79.2%的民主党人选择了民主党候选人，80%的共和党人选择了共和党候选人。这表明党派暗示在非政治问题上有强大影响力。但内隐测量和行为测量缺乏历史调查数据。尽管问卷测量有局限性，但它们使研究者能够记录极化随时间的变化。
当代环境的几个特点加剧了党派倾向。首先，政党反映其意识形态的党派支持者稳步增加。当大多数民主党人是自由主义者而大多数共和党人是保守主义者时，同党派的人不太可能遇到冲突的政治观点和身份认同。其他显著社会身份包括种族和宗教，也随着党派的不同而趋同。这种跨领域认同的下降是情感极化的根源。有一致意识形态认同的人会对外党更加敌视。而一致宗教、种族和党派认同的人，对威胁到他们党派认同或立场的信息会做出更情绪化的反应。
高选择性的媒体环境和党派媒体新闻的泛滥经常被指责为造成当前的极化环境。他们的论点是不平衡的党派新闻激活了党派认同及对政党的感情，灌输对党外团体的敌意。然而，对于党派新闻是否真的导致情感极化还远不清楚。那些两极分化最严重的人本来就更有动力观看党派新闻。其次，党派人士可能对与其意识形态或身份一致的信息没有明确偏好。研究发现很少有人会真正将信息来源限制在某一种认同或意识形态。虽然高选择性的媒体环境让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可以忽略它，但人们也更有可能接触到网络中其他人的极化内容，会通过与同伴讨论间接接触到党派新闻。
政治竞选也加剧了党派间的紧张关系。最近的选举中，人们在选举日的情感极化程度比一年前增加了50-150%，政治广告尤其是负面广告有特别强烈的影响。最后，线上和线下日益同质化的人际网络加剧了情感极化。党派人士在现实和虚拟生活中越来越孤立，更可能只遇到相似的声音。家庭在政治上已变得更同质。夫妻关于所属党派的协议超过80%，亲子协议为75%，自60年代以来家庭党派相关协议大幅增长。
对情感极化的主要担忧是党派敌意可能会溢出，影响政治之外的行为和态度。党派是否会影响人们寻求建立的社会关系？Iyengar等(2012)的研究表明，过去50年里，如果孩子和其他党派的人结婚会不开心的美国人增加了约35%。一些最近研究利用在线约会网站的数据来评估关系中的政治同质性是否源于政治背景的选择。Huber & Malhotra(2017)发现，党派匹配会使两人交换信息的可能性增加9.5%。友谊方面人们也并没有更宽容。大约64%的民主党人和55%的共和党人说，他们“只有几个”或“没有”来自另一政党的亲密朋友。当生活在政治不一致的地方时，他们会试图向同辈隐藏自己的党派性。
党派性也会扭曲经济行为吗？Michelitch(2015)发现，加纳的出租车司机接受同党派者较低价格，而对对立党乘客要求较高价格。非同种族的对立党乘客比同种族同党派乘客多付16%的费用，而非同种族的同党派乘客只多付6%的出租车费用。党派性也会扭曲劳动力市场。Gift& Gift (2015)在民主党选区，民主党人的简历得到回复的可能性比共和党人的简历高2.4%，共和党选区共和党人5.6%更可能得到回复。对经济看法方面，人们倾向于相信当他们的政党在白宫时，经济结果(比如GDP，失业率)更好，当它离开白宫时更不好。
减少情绪极化的研究都致力于减少由党派分化所产生的偏见。研究表明纠正对政党支持者的偏见可以减少对另一方的敌意。当美国人被问及政党组成时，往往会夸大党派刻板印象群体的普遍程度。这些偏见很重要，因为人们通常会对另一方刻板群体持负面看法。人们不喜欢对方，部分是由于他们认为对方有很大不同，当这个错误被纠正后，敌意就减少了。第二种方法试图改变受访者党派身份的重要性。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将对方视为不受欢迎的党派成员，但他们也属于共同的群体:美国人。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对方看作是美国人，他们就会从团体外变成团体内的成员，基于团体的党派敌意就会消失。减少政治显著性也有助于缓和分歧。
但有两个局限性。首先，虽然这两种努力看起来都有效，但我们不应期望减少党派敌意很容易。Levendusky (2018)的实验表明，党派矛盾情绪和自我肯定技巧（这两种方法都已被证明可以减少类似偏见）并不能减少党派敌意。其次，目前还不清楚在调查实验中有用的方法什么程度上能在现实政治的混乱环境中起作用。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是证明这种方法是可以推广的。
作者提出一些未来方向：1. 确定情感极化背后的机制。2. 什么情况下党派成员受内部偏爱驱使，什么情况下受外部敌意的驱使。3. 党内分类作为情感极化的潜在中介的作用。4. 情感极化驱动精英和大众意识形态极化的方式。
最后，日益严重的情感极化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时期。特朗普政府目前与水门事件有很多相似。涉及特朗普政府的丑闻无处不在，却几乎没有削弱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他们指责媒体和调查机构存在党派偏见。党派之争似乎损害了适用于民选代表的规范和标准，甚至导致党派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两者都威胁到代议制民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