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理论与人类学的田野应用
编者按：
步入现代社会，社会成员越来越能感受到一种缺乏关系带来的漠不关心的生存状态。在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中，情动指向什么？情动是如何发生的？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或研究工具，情动理论能对现有的学术研究能带来哪些助益和可能？这篇文章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上述问题，并能为对情动理论感兴趣的学者快速认识和掌握情动理论提供一定帮助。
摘要：
情动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大量的讨论。在人类学研究中，情动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对已有研究中身心二元、个体/集体二元的突破，对情动-情感鸿沟的发现以及对于理性主义与结构主义分析的超越。本文以中国当代青年群体的情感文化实践为个案，尝试探讨情动理论用于田野研究以及作为田野资料的分析框架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指出情动这一概念何以将更多的“未可知物”纳入田野调查视野，以期拓展对于情感的多元及复杂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和贴近现实。
作者简介：
张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
许冠文，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科研助理。
文献来源：
《社会学评论》2024年第5期
本文作者：张慧、许冠文
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从情动的哲学谱系（汪民安，2017；刘芊玥，2018；林磊，2020；黄馨瑶，2023）、情感劳动与情绪劳动的差异（林磊、冯应谦，2019；郭小安、李晗，2021；吕鹏，2021；田林楠，2022）、情动的文学评论及分析（韩若冰，2019；战迪，2020；张小溪，2021；金雯，2022；原文泰，2022）等不同领域讨论情动理论的概念及其应用。在人类学领域，以具体的实地调查为基础的针对情动理论的讨论还相对较少，有少数研究就直播产业（吕鹏，2021 ）、粉丝实践（许冠文、张慧 ，2023 ）、数字公墓（周裕琼，张梦园 ，2022）等做了分析，但是在田野调查尤其是情感人类学研究之中，情动这一分析视角如何与具体的田野材料建立关联，如何启发性地处理实地的研究内容还需进一步辨析和讨论。
一、人类学对情动理论的拓展应用
情动是什么？情动这一概念指涉的是什么？它指涉的是我们的感受还是情感？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看来，这一提问方式本身就是可疑的，“与其问‘什么是……’，不如问‘谁？’‘多少？’‘怎样’？’‘哪？’‘何时？’”（张小溪，2021：73-74）如何定义情动，尤其是从具体研究的角度定义情动恰恰是将情动理论应用于实地研究的第一重挑战。
克劳夫（Patricia Clough）将情动定义为“潜在的身体反应的基础，通常是意识之外的自动反应”（Clough, 2007：2）。历史学家莱斯（Ruth Leys）总结了以往情动研究共同持有的一些主要假设 ，即“情动是‘缺乏人性的（inhuman）’‘前主体的（pre-subjective）’‘本能的（visceral）’力量和强度……无论情感（emotion）和情动（affect）这两个术语的其他含义是什么……情动必须是非认知的（noncognitive）、肉身的（corporeal）的过程或状态”（Leys，2011：437）。马苏米（ Masumi）则构想了“一种前话语的、前个人的、前认知的状态，有活力的现实和主体可能从中产生……（也就是说）情感是意义结构中对情动的‘捕捉’”（Masumi，2002：35）。
以情动理论为代表的思潮转向，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积极拥抱生物学的前沿思想，融合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基本情感理论（Clough，2007：3），由此对20世纪末情感理论中潜在的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发起挑战。正如赛格沃斯等所总结的，其中最为瞩目的莫过于塞吉维克（Eve Sedgwick）和弗兰克（Adam Frank）的文章《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和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文章《情动的自治》。这两篇文章奠定了情动理论的两大研究方向，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关于不同情感的生物心理学分析以及德勒兹关于身体能力的斯宾诺莎式行为学分析。具体而言，前者秉承准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关注先天禀赋在社会互动中的效应，后者则将身体作为中心，关注事物本身与事物间关系的交互，身体与世界互动的强度或力量状态（塞格沃斯等，2019：22-24）。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后结构主义思潮下的理论流派，情动理论并没有清晰的理论结构，塞格沃斯等甚至根据研究领域和理论思想的差异区分出了八个理论方向。这种略显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源于认识情感这一议题上理论家对话的社会现实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追求，相较于苦心孤诣地进行严谨的理论建构来回答情动“是什么”，学者们更热衷于以情动理论为工具展现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特殊理解（塞格沃斯等，2019：26-28）。
情动理论的兴起无疑为情感人类学探索身体、情感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如果说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情感人类学家都展示了情感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语言和话语组合来固定和维持的，那么之后的情感人类学家也试图展示被马苏米视作“不可捕捉”的情动。这种情动强调身体与身体、身体与世界的交互，强调情动是非认知的、先于主体发生的，强调强度（intensity）而不是频次。情动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人类是肉体生物，具有强大的潜意识层面的情感强度和共鸣，对我们形成观点和信仰的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都坚持认为，忽视情动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意操纵，也因为它们包含创造力和转化的潜力（Leys，2011：437-443）。
（一）情动对于二元分析结构的突破
情感是身体感受还是社会建构，是个人的、主体的还是具有集体的社会文化烙印一直是情感人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集体性的情动体验是人类学家持续挖掘的沃土。他（她）们从不同的切面，如政治集会（Ahmed，2010）、宗教集会（Brahinsky，2018）、音乐集会（Giolai，2019）以及庆典集会（Mazzarella，2009）中捕捉在身体之间连接（stick）、流动（move）和循环（circulate）的情感（Ahmed，2013：4）。在集体性活动中，澎湃的集体激情可以是基于压迫、暴力或斗争的共同经历（Middleton，2013；Osterhoudt，2020），也可以是真实或想象事件的记忆（Bram，2021；Cassaniti，2015；Navaro‐Yashin，2009）。
斯图尔特（Kathleen Stewart）的研究指出，一般性的情动表现为公众的感受，它们可以被体验为一种愉悦和震惊，一种空洞的停顿或拖沓的低潮。它们不是通过“意义”本身工作的，而是通过在身体、梦、戏剧和各种社会世界中移动时获取密度和纹理的方式发挥作用。情动的意义在于它们建立的强度，以及它们使什么样的想法和感觉成为可能。因此，一般化的情动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循环，它传导力量并反映出循环的连接、路线和断裂（Stewart，2007：2-3）。
斯图尔特对情动的定义无法直接用于经验现象的观察与捕捉，因此，安德森（Ben Anderson）提出了情感氛围（affective atmospheres）这一概念调和集体性情动与主体情感之间的对立，从而解决“如何理解那些不能被还原到它们所产生的个人身体的集体情感”（Anderson，2009：80）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情感与情动概念之间的主客观区分是不确定的，而情感氛围自身的模糊性能够进一步调和两个概念自身的不确定性，并且将空间维度引入情动概念，也使其摆脱身体的约束。从空间维度重新诠释情动概念的非个人的/无感情的（impersonal）特点也呼应了斯图尔特的判断，即情感来源于人体、话语体、非人体以及构成日常情境的所有其他身体的集合（Stewart，2007）。
在肯定空间要素重要性的基础上，纳瓦罗-雅辛（Navaro‐Yashin）则试图借由关系视角来整合人与环境的互动，从而突破情动是以主体为中心还是以对象为导向的二元对立。她通过对北塞浦路斯地区战后的生活观察发现，在战后的废墟中，事物（如田地、房屋和物品）的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与更迭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萦绕于忧郁之中。她指出“无论是我的民族志中的废墟，还是生活在它周围的人们，都不是靠自己或自己的力量产生情感的，而是通过关系产生和传播情感。废墟的环境释放出忧郁的情绪，与此同时，居住在这片废墟空间中的人感到忧郁：他们将废墟置于话语中，象征它们、解释它们，将它们政治化，理解它们，将他们的主观冲突投射到它们身上，记住它们或试图忘记它们，将它们历史化，等等”（Navaro‐Yashin，2009：14-15）。
艾哈迈德（Sara Ahmed）则使用“情动传染”（affective contagion）这一概念，她认为情感是“传染性的”，它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它在社会身体中循环，在精神和社会、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调解，致力于将主体结合和分离。这一概念旨在“跟踪情绪在身体之间的循环，研究它们是如何‘粘着’ 和移动的”（Ahmed，2013：4）。正如她所指出的，通过这样做，人们可以看到“情感流动或受阻让我们回到了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即围绕某些身体的情境是如何组织起来的”（Ahmed，2013：225）。
无论是米德尔顿（Middleton，2013）对于印度大吉岭戈尔卡人身份归属感焦虑的生动描述，还是奥斯特豪特（Osterhoudt，2020）对爆发于马达加斯加群岛的香草种植农户的暴力冲突和财富焦虑的刻画，都是努力地将易变的、不可捉摸的、突发的情动体验纳入更广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中去考量，并关注这种身体之间的流动、循环、感染和移动。情动发生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之中，无论是对情动“空间”“氛围”“传染”的使用还是对“关系”的强调都打破了身心二元、个体和集体的对立和界限，在身体与身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重新理解日常生活。
（二）情动-情感鸿沟
怀特（White，2011）的研究发现，当代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焦虑感，这种情绪不仅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文化发展。这种焦虑源自人口老龄化、经济停滞、政治影响力下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被日本广播公司（NHK）等媒体称为“日本综合征”。这一命名不仅是对现状的描述，也是对社会情绪的一种认知和表达。然而，这种焦虑感与人们对它的理解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即他所探讨的“情动-情感鸿沟”（the affect-emotion gap）。
情动-情感鸿沟是一个关键概念，它描述了人们内在感受到的情动（即非意识的身体感受能力）与对其形成的认知和表达（即情感）之间的不一致性。情动是一种基本的、原始的情绪体验，它不受个体意识的控制，而情感则是对这些情动的认知、理解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试图将模糊不清的情动转化为更加明确的情感，以便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这种转化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也激发了文化创造和社会行动的动力，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伦理争斗的场所。
正如怀特所描述的，在日本，政府官员和媒体通过命名和讨论“日本综合征”，试图将社会普遍的焦虑感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例如，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以“酷日本”为核心的文化叙事，旨在通过推广日本的流行文化、音乐、动漫、时尚和美食等来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这种战略不仅试图将国民的焦虑感转化为对国家未来复兴的希望和自信的叙事，也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日本作为一个文化超级大国的形象（White，2011）。
怀特通过对日本广播公司的田野调查来更深入地说明情动-情感鸿沟如何在公共行政体系中被识别和应用。例如，他发现泪水在日本电视节目中的泛滥，不仅仅是情动体验的自然流露，更是文化和社会结构中情动和情感相互作用的结果。电视台通过竞赛和挑战来激发参与者和观众的即时情动，并且通过泪水来表达努力、牺牲和团结等价值观。这些节目通过情感化的叙述和视觉符号来吸引观众，从而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观众的情感反应和道德观念。泪水在这些节目中不仅是情动表达的一种形式，也是节目制作者用来传达信息、激发情感认同和促进社会理解的叙事工具（White，2014）。怀特相信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外界的力量会生产情动并引导行动者对其做出解释以及展开被情动驱动的行动，从而强化行动者的世界观和行动认知。
（三）情动对于理性主义与结构主义分析的突破
情动理论也直接指向理性主义的行动预设。情动理论家认为秉持康德主义或哈贝马斯主义的哲学家高估了理性在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从理性主义逻辑出发对人类生活实践的描述显得过于扁平化和“无层次”，从而没有体现出人们生活实践中观点和行动形成的实际过程或方式（Leys，2011：436）。无论是对集体实践的挖掘还是对主体的思考，情动理论之于人类学的价值在于突破了旧有的叙事和认知图示。在“In the World That Affect Proposed”一文中, 斯图尔特指出在情动这一理论视角下，世界比我们之前用系统、理论所看到的更为复杂（messier），也不再是我们看到的体系、符号的副产品，而是将生活本身看成各种元素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互相交互的介质（Stewart，2017）。正如在日常生活的方法论中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的生成性一样，“‘生’指向活生生的生命本身”，“活指向具体的生活实践”（赖立里、张慧，2017），这种“生活”是活生生的、生机勃勃的，同样可能是未成型的，即兴发生的。对于一个情动的主体来说，世界的重量一直存在于可以希望什么和应该害怕什么之中，什么可以发生，什么又是重要的。生活因此是身处世界的试验，一种在有形与限制之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方式（Stewart，2017）。
在情动理论理解的世界观之中，不是一切都已经摆在台面上等着我们去研究和评价，而是尚在“发生之中”，需要去关注这种“发生”以及怎么发生。等待事物在某一片刻成型，走上某些未知的轨迹，并处于一种接近完成但并未完成的状态（Stewart，2017）。
情动研究因此指向一种不同的本体论，一切的发生存在于充满可能性的场域之中，实在（the actual）成为被一种或另一种力量推动着发生的复合可能性（Stewart，2017）。在这种现实中，我们必然要打破已有的概念、分类、框架、结构以及既定的认识事物的方法，除了引入“氛围”“空间”“关系”“传染”等不同的方法去把握情动，以情动理论为出发点的民族志也需要去关注那些可能成型、可能失败、可能破碎的生活体验。这些生活世界正在发生，也许还无法分类和确定，但确是真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也需要新的方法论，去关注研究对象的变化、对研究对象理解的变化，去描述轨迹、事物发生的可能方式，比如，什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或并未发生。
二、在民族志材料中发现与定义情动
将情动与具体研究对象连接起来是使用情动理论进行实地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开心、愤怒、羞耻等不同的概念不同，情动并不是或者还不是一个具象的物（thing），而是在特定的空间、场域之下身体之间或身体与外在环境的互动所激发出的尚未确定和被主体所明确感知的体验。情动注定是流动的，具有无限潜力，可以产生巨大能量，并在个体与群体以及外在世界之间的互动中发生。
（一）“嗑CP”中的情动
在《嗑CP：青年女粉丝的创造性情感体验》（许冠文、张慧，2023）一文中（以下简称为“嗑CP”一文），“嗑CP（coupling）”是一种新兴的青年文化，与以往研究试图从亲密关系（陈彧等，2023；何玉叶，2023；余文婷，2023）、粉丝研究（毛佳佳，2020；杨济璠，2022）、情感规范（肖映萱，2020；陈润庭，2021）、群体互动（李鑫阳，2023；刘诣，2023）等角度进行分析和诠释不同，“嗑CP”一文强调了女粉丝沉浸其中的情动体验。
“嗑CP”过程中必然涉及开心、“被虐”、欲罢不能等不同的情感体验，但是与粉丝/偶像的互动、恋爱/爱情不同，这一体验涉及想象（脑补）出来的情侣关系、理想化的亲密关系的建构，很多粉丝甚至可以持续数年“嗑CP”。这种行为作为一种亚文化模式当然可以用组织、关系、规范等相关理论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又无法触碰到粉丝沉浸其中又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关键。尤其是，常常让局外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毕竟不是个体参与其中的恋爱，这些偶像可能只存在于线上，甚至有些CP也不是真的，那么这种情感的深度投入和交互性到底从何而来？
“嗑CP”为何是情动体验？我们使用“情感共振”和“情感共鸣”来对应“嗑CP”这一过程中的情动体验，这一体验的核心表现是“上头”。什么是“上头”？怎么就“上头”了？这显然不是简单的情感体验，而是多元复杂交互的互动过程，甚至先于认知发生。“嗑CP”的过程涉及非常多的未知情况，“上头”也并非自然发生的，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既包含粉丝，也包含偶像和圈层等多个主体，这些主体在多重互动中震荡出的情感共鸣（情动体验）正是粉丝沉浸其中的关键。
这一情感共鸣的主体性则体现在“糖点是要自己找的”“硬塞的糖不甜”，也就是说这一体验需要在主动的行动中寻找，却又在未知的情况下发生，体现为“嗑到了”。这一路径与情感体验中遇到喜事就开心、遇到伤心的事情就难过不同，这一体验存在多种未知情况（并非CP的亲密互动必然导致甜美开心的体验，有时甚至相反），这一体验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圈层的讨论、关系的再创造、粉丝自身对亲密关系的理解等），与前文提到的“情感氛围”和“情动传染”类似。也就是说，在某一刻，这一共振得以发生，“嗑到了”是一种强烈的情动体验，但是“谁”“在哪”“怎样”“何时”都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从情动理论重新审视“嗑CP”的“意义”
将情动与“嗑CP”的过程建立关联，确认其中情动体验的发生，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础还只是研究的第一步。情动这一理论进一步启发了我们对于“嗑CP”这一现象的理解和思考，看到了这一体验在青年女粉丝体验之中的“生成性”和“创造性”（许冠文、张慧，2023）。我们收集到的很多访谈材料无法分类，甚至每一个粉丝都是在以自身体验为出发点在“嗑（解读）CP”。情动（也就是“嗑CP”中的情感共鸣）的生成性在于对种种可能性的捕捉，并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情绪能量。这一路径也强调了情动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具备的潜力，这种潜力不仅体现在对个人欲望和体验的积极表达，还体现在对情感互动与社会性别规范的积极探索与挑战。这种挑战是在动态的、互动的情感体验中不断生成的，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嗑CP”这一问题的独特性所在。
“嗑CP”一文发表之后，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嗑CP”的意义是什么？这恰恰体现了情动这一理论所提供的不同解释路径和世界观。以往的意义阐述路径可能是，以文化诠释逻辑去解释在“嗑CP”这一过程中被转化的一层一层的意义，无论是社会角色、情感互动还是性别关系；或者，呈现从个体到圈层以及线上线下流动的交织的过程。而情动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视角并非认为“意义”不重要，而是拒绝把意义固定化，并且谁能否认无意义不是意义本身呢？在此时此刻的无意义并不代表在某一刻不能变成潜在发生的大事。正如大部分被访者认为“嗑CP”的目的是开心，开心就是全部的意义，而遭遇“不开心”也许就会变成潜在变革行动的最大动力。
“嗑CP”一文的发现也不仅在于提到“嗑CP”这个过程可以挑战现有的社会规范、想象不同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体与偶像以及圈层之中的情感互动、情感共鸣和共振可以提供与之前不同的情感空间，这种空间同样也可以生成非常多的可能性。以情感主体的互动和共振作为分析基础，一方面契合了“嗑CP”这种创造性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会生成个体对于情感的多元以及新的想象。
情动正是想要揭示这些“尚未成型”“还不确定”，但已经在轰轰烈烈发生的某些事物，而这些未成型之物不能因为还无法贴上任何既有的标签而被研究者所忽视。目前在网络空间以及青年群体中发生了一些无法用传统的、已知的概念和框架所界定的现象（当然其中一些是可以被界定的），而情动恰恰揭示了一种开放性，对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情动这一视角的优势即是可以拓展研究视野，关注这种经验层面的流动性、不确定性、潜在性及生成性 。
三、发现“未可知”“无法定义”以及情动-情感鸿沟
正如卢茨（Catherine Lutz）所强调的，情动理论的使用并不是要否定甚至取代之前的情感研究，而是使之更为丰富、更为接近我们所要研究的社会现实（Lutz，2017）。也就是说，在情动理论的发展和热度之下，关注情动并不代表情感的语言和话语维度就不存在了，关注情感也不是采用一种非此即彼的研究方法。情感往往是多种因素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情感体验往往也是流动和快速变动的，在社会互动之中发生，也受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情动理论的引入是为了丰富情感的研究，而不是简化它。
在《HAU：民族志理论》（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上发表的以中国的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关于负面情动（negative affect）的系列文章就是如此。正如李丽莎（Lisa Richaud）在这一期特刊（special issue）导言中所强调的，这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其对“affect”的强调不应该被看作对之前情感研究理论范式的集中声讨；恰恰相反，无论是之前情感人类学中的文化建构主义、对情感社会性的强调，还是之后重新将情感置于个体的身体之中，强调个体经验和实践，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是与现实对应的嵌入性知识（situated knowledge），民族志应该是跨越范式的，这一系列文章也是“意义与感受（meaning and feeling）”并存的 (Richaud，2021：905) 。
（一）从无法完全被情感定义的情感体验出发
上述特刊中有两篇文章研究漠不关心/冷漠（indifference）。一篇针对大规模城市化所导致的旧的街区和邻里的丧失、社会纽带和社会联结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私人边界以及数字化生活更为热衷的生活方式导致他们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更加淡漠（Nolan，2021）。另一篇则聚焦于2011年小悦悦被撞事件之后，18名路人视而不见的冷漠震惊全国，大学生针对这种冷漠发起的一系列活动。通过组织“拒绝冷漠”活动，如悼念小悦悦、制作公益微电影、“我拒绝冷漠”、“拆掉心中的墙”等，大学生希望可以超越既有的政治和道德框架，在冷漠这样看似负面的情绪之内，找到回避主流话语的力量（Sum，2021）。
在城市化这个案例之中，对“漠不关心甚至无视（indifference）”的研究所凸显出来的是年轻一代与物理空间的（无）关联。他们认为在这个小区还是那个小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并且可以充分享受这一空间内的“自由”。与外在空间的漠然相对的，是家的重要性的增强。尤其是，对一个常常需要加班并且个人时间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来说，待在家里一切需要都可以即时得到满足，无论是在线聊天、叫外卖还是线上娱乐：“一旦回家就没有任何理由要离开家，除非是再出门去工作或者不得不去的家庭聚会或者偶尔的朋友聚会”（Nolan，2021：1036）。以这种方式生活，外在的社区以及以家为边界的外部世界变得与之毫不相干，而家可以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相对容易地重建。这种变化所对应的是熟悉的公共空间、娱乐空间的改变甚至消失，通勤成本的增加以及线上媒体的发展。漠然往往在城市研究中出现，城市生活被描述成孤立的、匿名的，包含着社会联结的破坏乃至更大规模的城市区隔，从社会关系的隔离到与环境之间的隔离以及其他可能的风险。“如果情感是从某种行动之中出现的，这种隔绝以及漠不关心可能是城市发展的某种危机。”（Nolan, 2021：1038）
而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活动，是在关于道德危机、道德滑坡等的公共讨论的背景之下发生的。无论是市场经济之下的信任危机，还是雷锋精神背后隐含的以自我牺牲作为助人的道德标准，进而对冷漠行为进行的道德批判，在这些年轻人看来，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不应该做简单的道德对应和批判。在一系列拒绝冷漠的活动中，对“冷漠”的讨论和检视恰恰提供了一个讨论道德困境、焦虑和无助、公民责任、如何做好事的空间和平台（Sum，2021）。从冷漠这样一个较少被关注的看似无作为（flat affect）和无感觉（unfeeling）的角度（Berlant，2015）出发，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挖掘了年轻人所面对的生活/空间以及政治/道德困境。
（二）起伏变动的情感能量
高乐（Gil Hizi）的文章聚焦于青年人参加的自我能力提升活动，更多地将affect看成一种情感能量——high affect是“打鸡血”之后，积极的、被鼓舞了、超级有行动力以及充满正能量的状态；low affect则是提不起精神、不在状态、迷茫、不知努力何为的状态。参加自我提升活动的年轻人往往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横跳（Hizi，2021）。
“积极的人更成功”，但是当成功不可及的时候又怎么一直保持积极？进行了“100天挑战”“21天挑战”这些积极努力之后，是否就真的可以获得这些挑战所许诺的能力和成功？这篇文章指出了自我实现、自我成功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与片段化的、不确定的结果之间的不确定关联。高乐认为正是这种对于独特自我的有意塑造使得这种情感能量快速变动及无处不在。市场主导、以发展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焦虑，使个体极端抵触无所事事以及行动没有目标，并进一步使得投入和幻灭的情感能量都更为极端（Hizi，2021）。
这种标榜自律、突破自我、自我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内驱力、领导力的培训和组织并不少见，并且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劳动力的要求以及中国经历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Fengjiang & Steinmüller，2021）。对于年轻人来说，从“打鸡血”到“丧”，从“卷”“卷不动”到“躺”，情感能量（affective experiences/disposition）快速切换并成为个体经验中非常关键和核心的部分，它不仅仅关乎个体成功、社会关系，也是新型主体重塑、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三）情动/情感的复合实践
关于负面情动的系列文章分析强调的重点不一，有些更侧重负面，如恐惧、失语症、抑郁症等，有些则更侧重情动，如“身体感染和被感染的能力（the body’s ability to be affected and to affect）”( Li，2021：1047) 。而在使用情动作为分析框架的时候，针对情动的重点也各有不同，如在对恐惧的研究之中，恐惧不再只是一种具象的感受，而是被强调为在媒体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各种影响叠加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并且其形成受到历史、政策以及记忆的影响（Li，2021：1047-1056）。情动通过社会关系传播，重点在于传染（contagion），对每个人都有具身的身体和心理影响。
对精神病患者家属的照护工作的研究认为，话语的权力也会影响到情动体验。照护者感受到的苦恼和挫折很可能来源于她所期望被对待的方式和她实际被对待的方式之间的差异（与情感-情动鸿沟类似）。而这种情动的体验受到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成员话语的影响，这些负面的感受来源于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同时，这些情动无法被某一套话语所表达，情动与表达之间的鸿沟恰恰反映了权力斗争以及公民形成的限制（Ma，2021：958-971）。
这一系列文章针对情动的不同处理和应用所对应的正是“情感实践”（affective practices）以及“与世界一起感受的实践”（feeling with the world）（De Antoni & Dumouchel，2017）。这些分析要求摆脱情感或情动概念要么作为内部主体，要么作为外部结构的单一解释模型。这种复合的理解要求研究者不能以零敲碎打式的碎片化模式去应用相关的概念，如情感（emotion）、情动、感官（senses）、感觉（feelings）、物质性（materiality）和具身性（embodiment）。同样，混合这些术语在“感受世界 ”中所获得的东西，也不应该以失去每个概念工具的不同描述为代价。
四、在复杂变动的田野研究中关注情动
情动理论的不同谱系构想和创造了对社会的新理解，但由于关注前语言、前个人和前认知，人类学者也提出，情动理论有把文化差异放在一边的危险。因此，所谓的“情动转向 ”应该强调具体的民族志，而不是陷在西方情动理论的发展谱系里（Navaro‐Yashin，2017）。人类学家需要从具体的研究出发，进行更多关于情感的民族志研究，以便将整个争论（往往是非常理论化的）建立在经验数据上（Martin，2013；Robbins，2013；Wetherell，2013；De Antoni & Cook，2019）。
关于情动与情感概念的边界、情动理论的谱系及其对于情感人类学研究的潜在意义，不同社会文化的田野现实中还存在着非常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本身既推进了情感人类学的研究，也更为贴近人类学家所要研究的现实。可以确认的是，情动理论对于民族志中的身体、感官、感觉、情感，调查者的主体参与以及主体间的共鸣/共振、情感/身体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关系，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参与都提出了更为细化、微观和敏锐的要求。
情动理论的引入可以让我们去关注那些尚未成型和无法定义的情感，可以看到情感如何作为主要动力来调和或约束个体以及社会关系的运作、主体互动以及不同层级的管理。情动理论可以让我们看到过程、潜在的变化以及去把握本不可见之事。正如在以日本研究为主的系列文章（Feeling with Japan）中，德安东尼和库克希望田野工作者能够辨析“身体感知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不能预设民族志的边界，因为这将会使田野工作要么陷入文化实体化 、单一化的论调，要么沉浸于异于西方的东方主义浪漫论调（De Antoni & Cook，2019：145）。也就是说，情动理论不应该成为一种限制，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去导向必然的结论和方向，而是应该从具体的田野实践出发，成为扩展民族志内容和实践的理论与工具。
如何在田野之中感知转瞬即逝的情动？如何撼动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对情感设下的限制？如何捕捉“不可捉摸”、关注无意义的意义？这是情动理论向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提出的新挑战。而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下，创新地使用和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来调和个体与集体、内在与外在、个人与社会等二元关系甚至超越这种二元的理解，则是情感人类学研究需要持续努力和把握的方向。
转载｜马小萌
审核｜丁宇轩
终审｜穷象
©Sociology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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