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计算、复杂性、控制论共产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噩耗
编者按：
智利的控制论革命为发展一套控制论经济模式做出了伟大的尝试，它也证明了自身在推动智利生产车间变革和社会变革方面的潜在可能性，但是阿连德时代险恶的国际局势和受限的技术条件使得这一尝试最终面临着的是巴黎公社式的悲壮结局。作为一场政治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的交织，它终于在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今天获得了新的潜能。
摘要：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问题在本质上不是计算性的（即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而是企业性的（即围绕生产手段和目标展开的评估和决策），而这只能通过交换和私有产权来解决，从而要使市场成为一个实验性的和去中心化的创业过程。基于上述观点进一步产生了两种主张：米塞斯主义者强调应由企业家开展在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计算；哈耶克主义者则主张企业家在经济主体获取的信息有限（而经济中不存在全知全能者）时，能够发挥协调作用。在本文中，我们将说明这些观点内在的不一致性，并且主张控制论式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兼具技术性和制度性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回应对象将不只局限于经济分配的复杂性问题。
Maxi Nieto Ferrández，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大学研究员
文献来源：
Maxi Nieto. Economic Calculation, Complexity, and Cyber-Communism: Bad News for the Austrian School.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3. Vol. 14(2):234-262. DOI: 10.13169.14.2.0234
译者：
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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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计划经济中理性计算的不可能性
对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所意在解决的是如何在复杂、动态经济中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分配。在稀缺资源给定的情况下，不同要素的使用方案需要相互比较，因而引出了对分配效率的测度问题，也即是对不同生产成本的测度，从而实现最有效的要素组合并满足相应的偏好。因此，对成本和收益的经济计算是所有复杂社会系统都面临着的难题，这一框架内讨论的便是基本经济问题（fundamental economic problem）。
经济问题的本质并不仅仅是计算问题：它不应被归结为一种数据处理和给定资源如何最优化的技术。这种静态方法的代表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均衡论模型，他们把经济生产的手段和目的都视作给定的。相反，真正的经济问题是围绕着对稀缺资源不同使用方式的评估和选择、从而得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协调和经济发展展开的。这就需要认识到，在生产性活动中，为了确定新的经济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当手段，总是需要存在一个真正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决策从来不局限于一个已经确定的目的和手段的框架，而在新古典主义方法中，效率的概念总是在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得以确定之前就已经假定了。
奥派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在学术和政治领域都是占据主导性的，他们认为只有市场——基于私有制并且企业家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市场可以创造新的信息，催生追求经济效率的动机；任何超越市场的尝试必然走向失败。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案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仅仅是一种智识性的错误（intellectual error）。上述观点可以视作奥地利学派对经济计算、计划经济等问题的一般性立场。在这一基础上，奥派学者对计划经济中的经济理性批判又进一步发展成两个版本，其一是延续了米塞斯对经济计算问题的讨论，其二延续了哈耶克关于分散性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讨论。米塞斯主义者和哈耶克主义在方法论和社会观上存在着一定分歧。对米塞斯来说，社会构成了一种“理性秩序（rational order）”，而这种秩序来源于人们基于价格系统展开理性行动的能力，在这一系统下，每个个体行动都可以通过计算来实现最优；而对哈耶克来说，社会被理解为是一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所有制度规范都是通过社会演化而实现，价格系统发挥着知识信息传递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协调。米塞斯及其后继者更关注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市场缺席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计算和资源分配，因此必然走向失败。在没有市场和货币的情况下，一个人“不能将要花费的各种材料和各种劳动力还原为一个公分母”，因此，当人们“比较要花费的成本和收益时，就不能诉诸任何算术操作”。因此，效率最优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米塞斯主义者把市场理解为由企业家参与其中的动态过程，经济计算是由企业家个体通过在不确定性中预测评估风险、追逐利润并规避损失而实现的。而对于哈耶克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不可能将分散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整合起来以建立一个经济协作体。对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必须仰赖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哈耶克称之为“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知识”）。因此，哈耶克主义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处理复杂社会协作中经济信息传递。在去中心化的市场结构中，价格系统发挥了信息传递的作用，以价格信号为经济行为体的行动提供反馈，从而不再需要全知全能的实体去知晓所有的经济细节。![]()
对奥地利学派两种观点的批评
本文作者指出，在两种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可能性的论证中，第一种（米塞斯主义式的）表现为循环论证，作者对经济计算问题的讨论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展开的，然后却又用经济计算问题去论证市场的必要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详尽计算生产成本和资源分配技术上完全是可行的，也正因如此第二种论证（哈耶克主义式的）中指出的分散性知识/地方性知识问题已经可以在技术上得到解决，通过自动化技术消除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而现存的制度方案也可以鼓励企业家在社会所有制的框架下（a framework of social ownership）进行创新性实验。具体来说，米塞斯等人在经济计算本身是基于市场的前提下，试图证明理性计算需要市场（其中包括私有制、企业家决策和竞争性价格形成等等）是一种逻辑谬误。这里展现出明显的同义反复：经济计算是由市场定义的，市场又反过来被经济计算定义。结果是，经济运行的市场形式被投射到任何类型的社会中，市场成了非历史性的存在，好像它是唯一可能的经济形式；因此进一步证明，没有市场过程就没有经济理性。简而言之，奥派学者将特定社会秩序的特征——如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作为定义任何复杂社会秩序的一般条件。事实上，一种控制论式的计划经济模式（a cybernetically planned economy）不仅兼容可以收集和传递分散性信息的反馈机制，而且可以比市场经济做得更好：第一，制度上前者更具有民主性，鼓励更多经济主体参与其中；第二，技术上它能够消除经济活动中更多的不确定性，提供更多维度的信息——不同于价格系统的单一维度，控制论经济可以传递复杂多维度的生产信息（经济的、生态的、地理的、社会的），从而真正实现传递“不同时空情境的知识”（哈耶克语）。哈耶克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把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理解为一种能够预测经济细节和个人消费偏好的存在，而事实上其功能在于以民主的方式设定经济发展目标并合理地实施发展计划。
控制论共产主义：对分配问题的回应
一直到今天，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终于允许人们实施有效的控制论计划经济。本文将其称为机辅式民主计划控制论共产主义（computer-assisted democratic planning cyber-communism）,它将同时回应奥派学者在制度和技术层面曾经发出的疑难。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控制论共产主义无非指向的是理性、民主的经济监管模式，与盲目、低效率、反民主的商人经济相对立。控制论共产主义绝非是一种“算法经济（algorithmic economy）”；相反，个人评估和民主决策将贯穿前者经济运作的全过程，个人选择的偏好和社会发展的目标都被置于社会控制的投资之下。这样的经济系统绝非是某种尝试猜测个人偏好或预测未来的“超级计算机”；相反，它旨在扩大人的自主性和经济决策中的民主参与。奥派学者的批评只是树立了一个空靶子，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是基于米塞斯提出的“单一意志论”（“one will alone”）：“（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生产因素的配置都是由一个计划者决定的，其余人只需服从命令就好。”而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的手段和目的都不是被给定的：它们首先需要被构思出来。而要想实现这一既有创造性和实验性的任务，就必须设计出一种系统能够确定（1）由谁；（2）在哪里、以什么层面；（3）用什么方式、程序和标准来决定经济生产的目标和手段。这一设计对私有制和商业逻辑有着决定性的超越，具体体现为：（1）这一系统对经济系统的评估容纳了更多的评估主体；（2）这一系统评估经济时的标准是多元的，而非像在市场中那样只有价格一个变量；（3）对经济责任的分配和界定更为清晰，减少系统性风险。资本主义经济的扭曲性表现为大量的负外部性和道德风险、泡沫和恐慌，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短视主义。也正因如此，控制论经济可以作为一种网络系统（network system）存在，通过中心化的或去中心化的信息反馈机制调节每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将个人经济利益与制度整体再生产统一起来。为了真正实现一般经济系统的协调，这一控制论模型需要结合两种资源分配程序，两种程序是互相补充的：其一是技术性协调，通过实物计算或劳动时间计算、最优化技术、投入-产出方法等等，使得经济信息能够被充分利用；其二是实验性协调，通过设计出如下的一个制度结构，生成更多更有用的生产性信息。表2展示了控制论共产主义的经济主体包括哪些、他们如何在经济活动中创造新的信息，以及相应的程序和标准；这也挑战了奥地利学派“单一意志论”的谬误。一般来说，审议和民主程序（在不同层面上）指的是生产目的（ends），而围绕生产手段（means）（如何生产商品、需要哪些投入等）展开的评估和决策从根本上说是技术程序，由工程师、学者、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执行。![]()
其中，本文作者格外关注到第10种和第12种类型的经济主体。各类企业作为去中心化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通过部门投资委员会（第7种主体类型，主要作用是管理投资基金）的间接资源分配机制，来发挥奥派学者所重视的微观战略决策功能。
而小微型赞助商（Micro-Patronage）所体现的是一种公民投资方案（citizen-crowfunding），本文作者设想可以基于数字平台来链接各种初创企业（startups）的公民投资人。每个公民投资人都拥有一定量的劳动津贴，它们不能用于消费，只能由投资人根据自身意愿投资到特定企业。比方说，一个小众体育运动爱好者可以将劳动津贴投资到自己所感兴趣运动领域的运动设备制造业，这样即使是小众的个人偏好也不会被边缘化。
智利的控制论革命为发展一套控制论经济模式做出了伟大的尝试，它也证明了自身在推动智利生产车间变革和社会变革方面的潜在可能性，但是阿连德时代险恶的国际局势和受限的技术条件使得这一尝试最终面临着巴黎公社式的悲壮结局。作为一场政治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的交织，它终于在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今天获得了新的潜能。
哈耶克把复杂度（degree of complexity）阐释为能够充分解释一个现象所需要的要素数量。而简单现象和复杂现象的区别在于，后者不仅要讨论构成要素，而且还要考察要素之间的关系。复杂度的增加也是解释社会发展的一个视角，而社会复杂度的发展只有在社会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得以保证的基础上才得以可能；社会系统的扩张面临着一定的生态界限。资本主义的逐利逻辑不仅威胁着这一生态基础，它本身也愈发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市场展现出了低效的经济组织能力，却对生态威胁和社会复杂度难以持存的危机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全球社会和生态危机的恶化，资产阶级将需要增加与维持其统治有关的费用（私人安全、官僚主义等），从生产活动中收回越来越多的资源，进一步阻碍社会进步。边际生产率递减也许是客观规律，但它以盲目的方式影响利润导向的私人经济，而民主式的计划经济将能够使得这一切有所不同。本文的控制论共产主义模型从制度和技术上回应了经济分配问题，它能够使得生产“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马克思语）；也只有它能够在摆脱市场逐利机制的同时，维持人类文明的复杂多样性，终结资本自我毁灭式的逻辑。
编译｜丁宇轩
审核｜扶摇
终审｜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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