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堪称美国政治史上较为震惊的事件之一。本文回顾了关于唐纳德·特朗普政治生涯的社会构建的文献。在特朗普的话语场域中，存在种族主义、仇视伊斯兰教、本土主义、性别主义、基督教和右翼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本文认为，特朗普的话语场域由众多集体身份（包括男性、女性、少数种族、移民、穆斯林、基督徒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价值的污名之争组成。这种污名之争很可能加剧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认识差距。学者们应该继续研究特朗普的政治生涯与污名化之间的联系。此外，文化社会学家应该做好准备去追踪由特朗普导致的各种极化反应，评估对美国规范秩序的持久影响。
文献来源：Silva, E. O. (2019). Donald Trump’s discursive field: A juncture of stigma contests over race, gender, religion, and democracy. Sociology Compass, 13: 1-13.
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大量文化社会学对此现象的研究。本研究回顾过往关于特朗普的文献，从而了解特朗普是如何在话语场域中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本研究借用话语场域的概念进一步理解：特朗普的候选资格和总统任期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是什么符码、框架和叙事为特朗普的胜利搭建了舞台？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与过去的意识形态决裂？结合对污名化研究的见解，将有助于确立为什么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如此引人注目。
话语场域的概念能够有效的整合关于特朗普如何被建构以及这种建构的意识形态后果的各种研究。话语场域的概念包括被建构语境的文化材料和模式化的关系。斯诺认为，场域所施加的约束强度不同，因此话语场域形成了从新兴场域到高度结构化的场域的连续体。特朗普的魅力在于，他的话语场域似乎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中间位置。除此之外，话语场域也形成了从共识到竞争的变化连续体。在一个竞争话语场中，随着竞争者不断地相互交流，话语中会产生许多层级。特朗普的话语场域有几个意识形态的叠加，证明了其结构性和动态性。这些叠加不仅起到了定义特朗普的作用，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污名化的争夺，各种身份的道德地位受到了争夺。
戈夫曼开创性地提出了污名（stigma）的概念，将污名概念化为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一种信誉属性。污名有三种形式：身体上的(如畸形)、性格上的(如酗酒)，以及 "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部落污名"，这种成见 "可以通过血统传播，并同样污名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本研究主要关注第三种污名。尽管有大量关于污名的文献，但对于某些属性如何在一种情况下被污名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不被污名化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尽管戈夫曼注意到了污名的政治性，而很少考虑这种污名产生的政治过程。对污名界定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被政治化的污名争夺，其中威胁感会促使这些关于社会对越轨的定义的污名之争。那么，要理解特朗普作为总统的社会建构，就必须关注污名化过程。本研究认为，许多学术研究表明，特朗普的话语场域是种族、性别、宗教和民主的污名化争夺的节点（juncture）。
诺顿认为，选举应该被理解为符码联盟之间的竞争，选民选择特定的价值观，而忽略与特定候选人相关的其他价值观。诺顿认为，特朗普的符码联盟包括反全球主义、传统主义和民粹主义。特朗普的选民不一定对特朗普所唤起的每一个符码都充满热情。但过去的研究表明，在特朗普的话语场域中，有四个重叠的意识型态符码在特朗普的场域中凸显：种族主义（以及本土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性别主义、基督教和右翼民粹主义。此外，这些意识形态的叠加实际上是污名化争夺，因为它们导致了对众多集体身份的道德价值的争论。
4.1 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公开的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虽然美国的历史总是与对少数族裔的污名化和压迫纠缠在一起，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明确呼吁种族仇恨。特朗普在2015年6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宣布的内容包括贬低墨西哥移民为强奸犯，他的言论却与被污名化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共鸣，并为其提供了合法性。Silva（2019）分析了数百封致编辑的信、社论和在线评论，研究这种看似诋毁的语言是如何被中和化（neutralized）的。他发现虽然特朗普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但特朗普的支持者和他的反对者都通过辩论他的性格来部分掩盖这些评论。此外，他的支持者还提出了各种中和的说法，包括声称特朗普的言论是准确的，断言他的攻击只针对所谓的非法移民而非合法移民，少数人甚至认为是他的对手有种族歧视。这一中和过程既得到了党派主义的帮助，这意味着在美国公共领域中预先存在的本土主义话语。
其他学者概述了在特朗普的政治生涯中，“移民”被框架化（framed）的方式。Alamillo等人（2019）记录了特朗普是如何用 "庇护城市"、"连锁移民 "和 "多样性彩票 "等词汇对移民进行负面框架。Finley和Esposito（2019）确定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用来论证本土主义移民政策的三个集体行动框架：移民是一种犯罪威胁，将移民和自由贸易政策混为一谈，声称移民压低了工资，并与公民竞争工作岗位。
4.2 性别主义
特朗普竞选活动中的性别歧视或许比种族主义更值得注意。特朗普不仅被指责倡导剥夺妇女权力的政策，而且被指责为个人有不端性行为。Knuckey（2019）对美国全国大选研究数据的分析发现，性别歧视是2016年特朗普支持率超过希拉里的重要预测因素。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父权信仰在特朗普话语场域中的作用。
Pascoe（2017）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言论都有强化男性主导的文化观念的后果。Friedland（2019）关注特朗普作为魅力来源的男性气质。他将特朗普的参选定位在一个更广泛的关注和屈辱的背景下，许多未受大学教育的人感到受到女性文化的威胁。特朗普表现出了那种正在衰退的传统男性气质，而希拉里则象征着新的、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Friedland兰在Reddit上的论坛等网络传播中展示了男性权利倡导者对特朗普的支持。他认为，支持特朗普的非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也是出于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支持。Dignam等人（2019）在2016年竞选期间采访了特朗普的支持者，以了解他们如何构建特朗普的性别化自我。研究发现，他们欣赏他的政治不正确性、企业家精神和好斗性。
4.3 基督教
除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基督教在定义特朗普方面也起到了。Whitehead等人（2018）利用调查数据发现，接受基督教民族主义（一种将美国人和基督教身份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与曾投票给特朗普有关。但特朗普也激发了一些宗教团体的反行动主义。那么，基督教的意义就成了特朗普话语场域中的众多污名化争夺之一。
福音派是特朗普激发的宗教污名化竞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Smith (1998)所言，福音派尽管是美国社会的实质性组成部分，但他们认为自己被边缘化了。Gorski认为，种族主义、牺牲主义、世界末日主义和怀旧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长期特征。然后，他展示了这四个既定的主题是如何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显现出来的。Gorski还指出了与过去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两点脱节。特朗普的诉求不是基于道德品格，他诉求的是男性的主导地位而不是美德。
也有证据表明基督徒反对特朗普。Braunstein（2018）考虑了美国宗教右派和左派提供的竞争性叙事。这种叙事既可以团结公民，也可以分裂公民。她认为，民主党人在希拉里的“多元文化主义进步”叙事和桑德斯的“革命性变革”叙事之间产生了分歧。两者都是关于美国进步的故事，都是以世俗为基调的，都不如特朗普的“国家衰落”故事成功地引起了共鸣。
那么，特朗普的话语场就包括了一场关于基督教的道德正当性的斗争。福音派教徒似乎试图中和与特朗普的关联可能带来的污名，以此来抵制他们的边缘化意识。进步的基督徒则努力让基督教与特朗普保持距离。
4.4 右翼民粹主义
虽然这个词缺乏精确性，但特朗普的反精英主义和反全球主义观点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全球崛起有关。一些学者详细介绍了特朗普将自己表现为民粹主义者的具体技巧。Schrock等人（2018）对特朗普竞选活动中发生的身份工作过程进行了戏剧性分析，以展示他如何将自己与以前的政治传统区分开来。Polletta和Callahan（2019）注意到特朗普利用谣言来表达不信任。Schoor（2017）确定了特朗普演讲中民粹主义元素的三个维度：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修辞的。相比之下，伯尼桑德斯表现出民粹主义和多元主义风格的混合，希拉里则混合了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风格。
与他的民粹主义相关的是特朗普政治生涯的魅力品质。Kellner（2016）将特朗普与其他右翼专制民粹主义者相比较，他们借助种族怨恨，将自己表现为局外人和人民的拥护者。有人从韦伯关于魅力的著作中寻找解释特朗普的原因。Wagner-Pacifici和Tavory(2017，2019)认为，特朗普代表了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可以让美国政治摆脱一切照旧，而希拉里似乎是官僚主义的常规。
特朗普话语场的民粹主义似乎与美国社会的地位分配之争息息相关。特朗普汲取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被精英阶层边缘化、被少数族裔威胁的感受。与其他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一样，特朗普的竞选活动通过污名化外族的方式，刻画出了谁重要的排他性愿景。
从对特朗普话语场域的综述中可能会发现，污名既是特朗普如何被建构并将继续被建构的原因，也是结果。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在这些污名之争中没有多重利害关系。因此，社会学家应该关注这些污名之争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哪里？是否有一些话语形式似乎加剧了认识差距？是否有一些框架似乎会缩小它？是否有些场域更有利于促进统一？
如果说特朗普是对奥巴马的反击，那么现在距离2016年大选已经过去了3年，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对特朗普的反击。与特朗普的崛起让大多数人感到意外不同，他的总统任期激发了反对动员，这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不过，这种反击的方向和力度还未确定。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性别歧视以及基督教的教派等意识形态将如何改变？是维持还是改造？会不会出现一个辩证的运动，使社会身份得到更大的承认？或者，两极分化和分裂会不会以某种方式加剧严重性？文化社会学家不仅有机会摸索当下的时代，而且有机会建立在我们对社会变革更普遍的理解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