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热摇：音乐偏好、党派立场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Poetics

2023年8月，在众多媒体的关注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爱荷华州博览会上演唱了埃米纳姆（Eminem）的歌，展现了他的饶舌实力。拉马斯瓦米向爱荷华州州长金·雷诺兹（Kim Reynolds）解释道，他是埃米纳姆的忠实粉丝，这首歌也是他在本次竞选活动中最喜欢的歌。但8月底，埃米纳姆告知拉马斯瓦米的竞选团队，禁止他们在竞选活动中使用自己的音乐，后者也表示理解与同意。实际上，埃米纳姆也不是第一个要求政治家和政党团队在一些政治事件中禁止使用其音乐的音乐人，R&B组合Sam & Dave曾告知奥巴马竞选团队不要使用他们的音乐，亚瑟小子（Usher）、梦龙乐队（Imagine Dragons）等音乐人也在脱口秀节目中坦言：“两党在政治活动中使用我们的音乐，这不仅仅是盗窃，更是把我们的音乐‘用错了地方’。”

这便不得不提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他曾明确要求共和党人不要在竞选活动中播放他的热单Born in the U.S.A.。诸多自由主义倾向的粉丝和乐评人都很疑惑：“共和党人是否认真读过歌词？”但也有人表示：“共和党人会不会真的有好好理解过这首歌，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才会在活动中继续播放呢？如果一首歌能够跨越党派边界产生共鸣，又有什么问题呢？”

几世纪以来，音乐与政治一直有所关联，人们想要更好地理解某政治事件，往往该事件后的音乐创作就是很好的材料，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兴起的反战音乐，以及911事件后的乡村音乐的爱国主义转向。诚然，政治极化已然渗入人们的媒体消费中，但极化会发生在音乐偏好之中吗？音乐偏好是个人身份的另一个侧面，人们会更喜欢分享那些能够反映他们世界观、展现自我意识的音乐；而一个人与政党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听一些支持该党派信仰与意识形态相近的音乐——这进一步强调这个人的身份。故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音乐偏好和党派立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一关系又会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

1. 情感极化

极化是21世纪的美国政治的显著现象，尤其伴随着传播媒体的发展，政治态度极化也逐渐从民选官员中拓展到公众间。特朗普任职期间，两党之间的极化程度窜至历史新高：民主党更加自由、共和党更为保守。

情感与情绪是个人行动与处理事务的基础与主要驱动力。诚然，在不断极化的两党政治中，情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两党之间的负面情绪正在不断增长，当一个群体感觉他们的价值观不再像过往一样能被广泛接受时，恐惧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促使他们退回到舒适区。这是一种新的情感观（affective outlook），认为情感差异与观念差异有关，观念差异来源于群体偏好，这种偏好也逐渐烙印在个人的政治与社会身份上；两个不同群体中的个人进行互动时会产生身份危机感——这说明群体偏好也会影响个人的情感偏好。

近年来的极化研究考察政党与意识形态分化嵌入个人身份认同后的影响，但是部分研究者高估了公众的极化程度，对党派间的冲突有着政治部落主义的误解。他们认为，是对反对党的仇恨、恐惧等负面情绪动员了人们的投票行动，人们希望看到的其实只是反对党候选人的失败，而不是出于不支持反对党的经济政策、内部效率等原因——这将选举变成了人气竞赛，也让党派所呈现的值得信任、和蔼可亲这些情感要素相比于民主、专制这些政治理想更为突出。

故此，一党往往会竭力与反对党划清界限，塑造完全不同的立场，让个人对对立党派产生怨恨；怨恨的情绪愈多，个人的政治态度也愈发极端，也更能展示差异。高度的差异能够塑造高危、高风险，个人出于展示差异的心态会让情绪接管理性，无视反对党的政策与计划实际展开无差别攻击，以证明自己是“善良与敬业的支持者”。情感极化不仅仅在政治场域发挥作用，更是渗透到美国民众生活中非政治的场域，例如约会网站通过政党身份选项过滤匹配、避免与支持反对党的亲戚互动等等。基于此，作者认为，或许情感的极化也会影响人们“无辜无害”的音乐品味。

2. 理解音乐性

音乐对人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透过歌词与声音来解读，还可以根据时代背景来考察音乐是否传达了某一想法或是信息。过往研究者据此将音乐分成两类：代表性音乐与联想性音乐。代表性音乐毫不避讳地传达了音乐人的政治观点，例如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Say it Loud，歌曲直讽种族主义；而联想性音乐在20世纪较为常见，例如纳粹党指认贝多芬的音乐具有法西斯色彩，尽管这在事实上这并无考据。

诚然，音乐能够影响人的情感，音乐人也会借音乐传达个人观点与政治信仰，而人们也能够根据个人经历、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等对音乐进行主观理解。Abeles等人指出，指涉主义（referential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与形式主义（formalism）对音乐的不同构成有着不同的重视程度。指涉主义者会从非音乐的观点与情感中寻找理解音乐的参考，表现主义者认为音乐的节奏、张力、音调、演奏乐器等都能转译出人类的心理活动与情感，而形式主义者则只关心音乐本身，不认为人们能够控制或预测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我们可以合理认为：音乐人的创作也会融入自己的价值观，以此巩固某一种注重表现主义或是形式主义的音乐流派。

当然，听音乐本身就是一件主观的事，对音乐的理解很容易受到个人经历与信仰的影响，将音乐融入自己的生活、产生共鸣。例如，喜欢听乡村音乐的白人是因为前者激发了他们对“传统”家庭生活和价值观的怀旧感，引起他们对“简单的”、道德清晰的小规模农村社群的怀念，这与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有助于形塑整个社群的价值观。

但这并不说明乡村音乐和保守派是绑定的。音乐反映了社会、文化与群体的身份认同，有些流派的音乐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有些则不是，但其作品也可能在时间流逝中逐渐被政治化，或者被附加新的意义，用在相关的政治活动之中。此处流派（genre）很重要，弗兰科·法比（Franco Fabbi）将流派定义为“一组音乐活动……其发展进程受到一套明确公认的社会规则的支配”，“独树一帜”，可以说不同种类的音乐之间有着明确的文化差异与思想边界。人类是习惯的生物，喜欢追求一致性，一类音乐流派只有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则”才能被喜欢这一流派的群体所接受。所以，如果某一流派或风格的音乐代表了某一群体的理想与信仰，那么他们会更喜欢这一类能确认他们身份文化的音乐。

3. 音乐与政治的过往研究

冷战时期，学者们对音乐的社会影响产生了质疑，而争论的焦点在于音乐是否能兼得纯粹性与政治性。然而音乐与政治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音乐与革命性的政治运动、选举活动相关联，部分政府曾利用流行音乐来争取选票，例如美国借助“选票热摇”（Rock the Vote）运动来鼓励民众参与选举投票。各国政府都承认音乐的强大力量，它与人类情感相互影响，并且能在社群内建立情感联系，“音乐有助于创造和巩固‘我们是谁’的意识”。

福克斯（W. S. Fox）与威廉姆斯（J. D. Williams）在1974年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与音乐偏好之间的潜在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彼时正值越战尾声、局势紧张时刻，他们的研究发现保守派的学生更喜欢听时下流行的热单与简单入耳的歌，而自由派的学生则更倾向于民谣、布鲁斯以及抗议音乐（protest music）。用50年前的研究拿来看当下愈发极化的美国政坛或许并不适用，但他们的结果也确实表明：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都有与其相关的音乐偏好与行为，音乐在政治上也不是单一色彩，或许音乐也有自己的“政治光谱”。

海瑟林顿（M. Hetherington）和魏勒（J. Weiler）将音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发现社会中的流动群体更喜欢说唱、嘻哈音乐，或者说是除了乡村音乐之外的各种音乐，他们的政治立场与民主党相近；而那些不怎么流动、相对有固定定居所的群体则更喜欢乡村音乐与怀旧音乐，并且更亲近共和党人。研究者指出，乡村音乐就是非常典型的“极化音乐”，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喜欢乡村音乐，这也说明政治与流行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日益加深。此外，这一研究展开于2018年，这时美国政治环境与美国乐坛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音乐偏好与政治立场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这也说明美国的红蓝之争并非所看上去的“同质化”，站在政治对立面的两拨人实际上是不同的。

当然，这一切在媒体发达、技术进步的当下都变的更加复杂，同一个社交媒体空间中，用户们不仅在晒娃吸猫，同时也在讨论政治问题；唱片公司的星探与训练部门（Artist & Repertoire）也不再如几十年前一般运转，社媒时代的艺人不妨先在网络上走红。而个人在生活中经历的任何一件私人事件、公共事件都可能影响其政治社会化和政治观点。简单来说，恰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星探与训练部门的退化以及社交媒体的深度参与，才使得音乐有可能与个人的党派身份、政治立场相关联。

人们使用与理解音乐的不同方式对解决一个更宏大、尚未被深入研究过的问题有帮助：某一政治团体或政党是否会更偏爱哪一流派的音乐。

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过往研究者详细讨论了人们是如何将自身政治认同与非政治的事物紧密联系、保持一致的，这可以归因于政治传播使得情感日益极化以及对党派的消极偏见的日益盛行。音乐和政治都是极其主观的，政治受到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音乐偏好亦然，而情感又同时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当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时，情感与政治的交织必然会发生；而政党政治的背后会促成一种强大的、不可动摇的身份认同，确保个人能感受到对立政治立场的威胁，加之对党派的消极偏见能够加剧站队，使人更紧抓信仰，获得安全感，从而助长了极化。

而音乐偏好则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另一个标志，这也是社会化的结果。个人的音乐偏好受众多因素影响，例如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喜欢那些与自己世界观相同、能够重申自我意识的音乐与流派，而生活环境的不同也同样会带来流派偏好的差异，例如摇滚乐和乡村乐的听众及其文化背景往往有着较大差异。简单来说：由于信仰、价值观的差异，一个群体会比其它群体更喜欢某一类型的音乐，并且这一类音乐更能唤起该群体的积极情绪。亦即，对于大多听众而言，音乐是可以极化的——当然，这取决于听众自身。

基于此，本文作者认为党派立场与音乐偏好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即使音乐本身不具有任何政治性，但个人的党派立场都会影响其音乐偏好。摇滚乐和民谣可以表达反战态度，乡村乐可以表达传统家庭价值观与淳朴乡风；但这些流派也可以不传达任何信息、也可以兼具音乐与观点。故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更喜欢老乡村乐或新乡村乐的受访者会更认同共和党。

一般认为共和党人的思维方式更传统、老派，追求减少政府对个人事务的干预，其长期政策也包括自由贸易、降低税收、缩减政府项目等相关，这些政策大多与美国乡村地区的人们期望相符。不仅如此，共和党人也常见于乡村地区，这说明他们会更喜欢听与自己生活环境相熟悉的音乐，而乡村音乐呼应了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的相关理念。

假设2：更喜欢流行乐、说唱音乐或嘻哈音乐的受访者会更认同民主党。

民主党人则大多聚集在美国城市中，而城市有着“多元化的”“进步的”新潮流、新音乐，民主党人更多偏爱碧昂斯（Beyoncé）、Lady Gaga这些音乐人。音乐上的偏好也映射在民主党人的政策中，包括税制改革、增加政府福利、环保主义、民权等。当然，民主党的选票也来自于边缘群体（例如非裔美国人社区），故此说唱音乐、嘻哈音乐也可能成为支持民主党的人的音乐偏好。

假设3：与支持共和党的受访者相比，支持民主党的受访者更认同他们的音乐为“美国音乐”。

民主党人认为“美国音乐”（American music）是多元流派的集合，无论源流于何处，都可以被美国音乐所包容；但共和党人更倾向于精准确定音乐流派，那些明确起源于美国的音乐流派才能被称之为“美国音乐”。这反映了社会化进程中的音乐政治倾向。

本研究使用亚马逊的MTurk平台进行网络问卷的发放与收集。除了标准的人口统计学问题与政治性问题外，问卷还调查了有关个人音乐品味与偏好的问题。最终收集到588份回复，最终使用553份数据；受访者年龄总体偏大（平均年龄为40.5岁），整体研究结果还存在一些外部效度的问题（但该研究继续使用了这份数据）。为了便于分析，研究者将党派立场（倾向）分为民主党、共和党与独立党三类，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民主党倾向（59%），其次是共和党（21%）与独立党（20%）；这在受访者的意识形态上也有所体现，59%为自由派、24%为保守派、17.3%为温和派。表1–4展现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其中表2展现了受访者的音乐偏好。问卷分两步确定受访者最喜欢的音乐流派：首先，让受访者确定三类他们听得最多的音乐流派；其次，让他们从这三类中必须选择一类作为最常听的流派。受访者中收听最多的三类流派频数高低依次是另类音乐、经典摇滚乐、流行乐、说唱与古典乐，而收听最多的一类流派频数高低依次是另类音乐、经典摇滚乐、流行乐、说唱与新乡村音乐。本研究将使用后者的数据。表3则是根据公告牌（Billboard）统计收听率最高的音乐流派中的知名音乐人，受访者对其在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度进行感情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的记分。表4列出的是受访者认为某流派可以称为“美国音乐”的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