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文化｜Measuring Culture

当今文化社会学的前身诞生于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和埃米尔·涂尔干的经典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某些分支。从韦伯那里，文化社会学家提出，社会学的主题是有意义的行动，将意义置于研究的中心。涂尔干提出，规范性结构是种因果力量，以及人类用二元分类来区分对象或群体。涂尔干推动了结构主义在语言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兴起。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工作继承了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结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形式方法，通过研究将文化元素连接成更大结构的关系来分析文化意义。

如果说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诞生于欧洲的诠释学和结构主义传统，那么它的方法论根源则深植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形式主义。这包括简·亚当斯（Jane Addams）、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关于种族关系、移民和贫困的实证研究。他们收集了有关个人信仰、愿望和对社会制度理解的数据，这些数据后来成为文化社会学的核心。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科学也在更广泛地发现公众。在社会学家提出个人态度的概念之前，还没有对公众舆论进行系统的测量。个人态度意味着一个人的深层意义和取向结构如何对行动产生直接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通过一些为战争服务的项目，意义建构的形式化进程加快了。它的起点是宣传问题，即在从轴心国的报纸文章中寻找模式，并试图辨别其态度时，如何有效地阅读和编码敌人的立场。不过这些量化工作后来也有了自己的生命。

战后，研究文化的理论框架也得到了发展。比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发展了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社会意义也成为他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帕森斯将文化分给了人类学家去研究。

文化社会学的“现代时期”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爆发于八十年代。法国皮埃尔·布迪厄的作品被翻译进入美国社会学界，影响了Michèle Lamont和其他学者关于象征性边界（symbolic boundary）和社会不平等的作品。Richard Peterson和他的同事们发展了有关组织和市场参与者生产文化产品的新理论。虽然这些研究的重点不是意义研究，而是意义集群的生产，但他们将文化重新带入了社会学。Wendy Griswold的 “文化钻石”模型使文化分析更加系统化，使人们注意到诠释在文化方法中的社会学作用，以及对意义的意图和接受的测量。Jeffrey Alexander对帕森斯综合法进行了再加工，并在此过程中为社会学重新找回了文化。Ann Swidler在她的经典论文《行动中的文化》中将实用主义（pragmatist）意识与文化问题融为一体。Paul DiMaggio、Woody Powell、Lynne Zucker、Roger Friedland等人，深受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和舒茨的现象学的影响，通过构建 “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将意义纳入社会学的核心。

尽管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通常不被人们视为社会学中所谓文化转向的参与者，但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工作却是该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灵感源泉。他超越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形式结构主义，开始考虑研究市场中的身份和社会分类。这项工作在《身份与控制》（Identity and Control）一书中被扩展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理论。 其核心是分类是社会网络的构成（constitutive）要素。这项工作启发了Ronald Breiger、John Mohr、Kathleen Carley和Peter Bearman等新一代有影响力的文化分析家，他们借鉴了网络分析的方法和理论。

文化社会学与网络分析的结合帮助前者进入了社会学的主流，而近年来数字数据的显著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它的发展。计算社会科学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文本、图像和音频数据。这些新的数据源对形式主义和诠释学方法的整合产生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计算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分析技术，但是这些新技术并非只是更复杂的回归或线性模型，而是需要在归纳和演绎推理之间取得平衡，以校准机器学习模型，这些模型能够识别出各种模式，从而扩大文化社会学家在未来几年可能提出的问题的范围。

通过物体来测量意义有一个特殊的挑战：诠释问题。社会学家反感学者赋予物体意义的做法，认为这使得研究过于主观。更重要的是，为物体说话也是文化社会学内部的一个问题。鉴于物体是多义的，为物体赋予意义对我们的数据是一种暴力，因为它使物体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确定。因此，学者倾向于去测量人们和他们对物体的诠释。然而，本节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路径：认真对待物体，把它们的形式、内容和性质作为可测量的和理论意义所必需的。

本节围绕三个维度讨论意义的测量。首先是测量可观察的物体的性质。这些性质使物体与其他物体相区分，让我们对其识别和分类。其次，物体有时间性的生命周期。最后，人们谈论物品，对物品采取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物品也会采取行动，它们本身就是世界的行动者。

研究物体的一个危险是，学者们可能会给物体的意义赋予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确定性。这是一个测量方面的挑战，因为物体并不承载意义，而是具有潜在的意义；物体的性质和对其的诠释并非一回事。

物体在世界上是如何行动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我们如何测量物体。文化社会学家常将物体视为是其他东西的表征或象征。然而，这就把物体的意义看得太稳定或太静态了。我们应该警惕假定物体是世界上的思想或事物或人们头脑中的文化的一比一摹本。当物体被认定为表征时，它们必然会概括和改变它们所表征的思想或事物。因此，当我们试图测量一个对象时，我们应该关注它的含义，但也要考虑哪些元素被表征（哪些被遗忘）、它们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这些表征的后果。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物品作为图腾表征或意义系统中的结点转移到考虑文化物体如何在因果关系中产生影响。问题不再是物体表征了什么，而是物体做了什么。

（一）什么是物体？

Griswold将文化物体定义为“有形的共享意义”（shared significance in form）。这包括了两点：首先，我们赋予形式的意义必须是社会共享的，而不是个人的。意义的共享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其次，人们赋予形式以意义。所谓形式，意味着世界上的物质实例。

要测量文化，它必须是持久的。物体在持久性方面各不相同。此外，对物体的研究依赖于感知（perception）。而感知又是以我们的感官为媒介的，这意味着测量是通过主观体验和身体能力来进行的。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对物体进行原位测量（in situ）。这受到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启发：鞋子被认为是脏的，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脏，而是因为它被放在了原不属于它们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样的语境，物体就无法被定义。因此，测量物体涉及测量使之成为物体的符号意义系统。

1. 物体的物质性质

一个物体并不是总与另一个物体“相同”。比如，Hutchison指出，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版本对十四行诗的断行位置不同。虽然文字是相同的，但它们在印刷页面上的物理表现形式会改变同一首诗的重点和意义。

物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它们的物质特质也会让位于完全不同的意义系统。例如， Rose-Greenland测量了观众对用彩色油漆修复过的希腊和罗马大理石雕像的反应。我们认为这些雕像是白色的，因为现代观众不知道它们在创作时代曾被涂过油漆。观众对这些作品的负面评价展现了物质文化与象征文化之间的联系。

测量物品的物质特性有助于分析其使用模式。DeNora认为，贝多芬作为作曲家的成功有赖于新乐器钢琴的出现。这种乐器比大键琴更能发出响亮和安静的声音，能让观众产生更多情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实物的创新影响了特定意义、社会关系和领域内的声誉。

在这些案例中，在测量文化物体时，我们最主要测量的是物体的性质，包括大小、位置，以及气味或质地等感官性质。利用我们的感官虽然在文化社会学中不常见，却是测量任何社会学现象的基础。主要依靠视觉来测量文化会导致学者错过从味觉、嗅觉、触觉和听觉那里得到的信息。

2. 如何处理物质性质？

一旦观察并确定了物体的物质特质，文化社会学家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了解物体的归类过程。对物体进行分类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从存在与虚无的简单区分开始。这引出了测量问题：是什么使某物成为了一个物体：是其独特属性，还是归类的行为？

分类系统是人习得的，学习分类系统是社会化过程重要的一部分。其次，分类系统总是多维的。例如，流行音乐的普通分类过程包括将歌曲和音乐家分配到各个流派中。这个过程还包括几种先行的分类：区分音乐和噪音，以及区分熟悉的音乐和不熟悉的音乐。

此外，社会学家还可以同时测量物体的内观（emic）和外观（etic）分类系统。内观分类系统指的是本地的分类方法，而外观分类系统指的是由社会科学分类产生的测量标准。一些社会学家拒绝使用外观测量标准，但在其他情况下，内观分类系统被视为对变异的不完整描述。研究文化的社会学家应注意，他们是根据使用者表达的分类系统来测量物体，还是使用对大多数使用者来说并不熟悉的社会学分类集。

在许多案例中，物体是类别标记，因为它们构成了属于此类别的物体与类别之外的物体之间的界限。 “边界”一词不仅指实际存在的界限，还被用在象征意义上。边界物体是多个实践社群使用的工具，但在每个社群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对边界的测量主要关注不同社群如何关注同一物体的不同特质。

尽管对于边界、分类的研究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对于分类系统内部的动态变化，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可推广的理论。观察人类群体如何识别物体的存在，将与某些特征联系在一起并分类，再对分类进行争论，这些都是测量物体的基本活动。

3. 物体的时间性

不同的物体的持久性不同。有时，这与物体材料本身有关；有时，物体的保存是其社会位置的结果，即物体保存方面存在着精英偏见（对于数字对象，如网络内容，也是如此）。我们在分析时要注意这些偏见。

物体的物理属性会影响其影响人类生活和施加特定影响的能力。比如，红丝带的物理老化会影响观众对其意义的诠释。物体有其自己的“生命史”。这些见解对测量有着切实的影响。测量的危险在于假定眼前的物体与你所研究的人群使用的物体相同。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对“同一”物品进行不同时间和背景下的测量，并注意物品生产社区和消费社区之间的差异。

物体的存续也会影响其他文化形式的存续。比如，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和传播他们的创作，影响着他们死后的名望，继续塑造着意义或促进未来的社会关系。

4. 物体与它们间的联系

社会学家常常分析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将物体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属性。这种关系视角支持揭示更广泛意义系统的结构性方法。社会学家对测量物体的关系性质的典型方法有四种：物体间的关系；对物体的诠释以及这些诠释如何影响其他物体的生产；物体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传播；以及利用物体传播思想和实践以及确定类别。

Griswold的“文化钻石”模型将我们引向人与物品之间的社会联系：物品是如何被生产、 传播和消费的，以及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塑造社会世界的。

（二）测量物体的生产

文化生产的视角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于两种不同的动机：一是希望研究创造性产业中工人的意义建构，二是研究物品创造者的行为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意义建构模式。本节将探讨影响研究生产系统及其广泛组织背景的测量问题，以及在互动层面上主导大多数创意工作研究的创新测量方法。

1. 测量选择及挑战

该子领域的主要争论之一涉及对新颖性（novelty）的正确测量，因为许多文化生产学者都试图了解创新的社会条件。许多社会学家研究音乐制作领域，而这个领域中的物体新颖性尤其难以测量。

对音乐新颖性的测量开始于Richard Peterson和David Berger。他们试图从对流行音乐的多样性描述，确定独立（和较小）的唱片公司是否更善于发现和发展新的音乐人才和新的音乐形式。他们通过两种方式测量了杂志上音乐热门榜前100名（每周更新）中的音乐多样性：一是统计任何一年中排行榜前十名和第一名单曲的数量（一种衡量精英“流失”情况的方法），二是统计新艺人的数量。

但由于杂志服务于其商业模式，而不是仅根据音乐学或社会学的新颖性指标来进行流派划分，社会学家们试图寻找其他测量新颖性的方法。其中一种是将歌曲分解为其构成元素，并将新元素的引入和传播作为创新的标志。在一个有界限的流派中，这些测量方法能充分发挥作用，然而很少有音乐社会学家同意流派具有普遍认同的界限。

未来对音乐新颖性的测量可能依赖于社会学和音乐学特质的结合。像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服务向用户提供的选择类别，既考虑了用户的先前行为，又考虑了音乐学上的相似性。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物体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应该用来评估创新。

除了测量特定领域内的物体，学者还关心物体制造者的行动如何影响了意义建构模式。除了使用大型定量数据集，学者还可以对创意社群进行定性测量。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艺术界》或许是最著名的例子。一位雕塑家对创作石版画产生了兴趣，因为他经验有限，于是请求印刷工的帮助。雕塑家认为自己在制作一种能够简化印刷工工作图像，因此使用了大块颜色。然而，石版印刷工说，印刷过程必然会留下滚筒痕迹，这被视为工艺差的标志。这说明了特定任务内对质量的定义以及物体创造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影响物体的制作（由谁、如何以及何时制作），以及它们的意义如何被解读。

对组群内部创造物体的深入定性研究表明，尚不存在一套能够适用于各种背景的测量。然而，实践在多个组群之间的传播对于理解文化物体是重要的，这种传播往往在大数据集中被测量。

在文化社会学中，学者们研究谣言、信仰、标签系统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本节仅关注涉及物体在社会位置之间转移的测量问题。

某些物体在传播过程中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而另一些则处于一个相对无摩擦的传播系统中。比如，数字技术使得书籍能够更快地传播。因此，尽管传播的测量可以简单地视为到达某一目的地的物体数量，但它也可以包括影响传播过程的物质基础设施属性的测量。其中包括相对抽象的物质基础设施维度，比如组织规模或市场结构，这两者都明显影响了创新（如流行音乐风格）的传播。

将物体引入新的社会环境可能会导致对其用途的改造，从而改变测量的标准。例如，对青年文化的研究有时将商业物体的变化作为通过挪用来进行象征性抵抗的指标。随着物体在社会世界中移动，文化流动的复杂性不应被忽视。

在一些研究中，物体传播到新环境的过程本身被用作测量其意义变化的标准。比如，物体的传播是测量原真性（authenticity）观念的一个指标，社区中的参与者通过“原真”的物体的存在来测量原真性。例如，烟雾、廉价啤酒和威士忌、破旧肮脏的家具以及糟糕音响系统的存在，都是特定蓝调俱乐部原真性的指标。

（三）测量对物体的消费

1. 测量的历史

人们在收到或购买物品后会做些什么？他们如何诠释这些物品？又如何将物品适应于自己的实践和目的？这些是消费、接收和品味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社会学中的主要理论传统对物品的重要性如何被测量和诠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持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关注娱乐性物品的麻醉效应。受到涂尔干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影响的学者则强调物品特征对于群体身份和活动的重要性。韦伯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者，会将特定物品的消费与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这在布迪厄的研究中以及当代对文化“杂食性”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消费的测量源于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民族志性质的。有学者统计人们家中消费品的数量和类型。还有一些人研究围绕物品形成的文化，以及这些物品的特征如何象征群体承诺。还有学者关注人们如何将物品融入仪式，这反过来又象征着群体并构建参与者的信仰体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接受研究展示了不同群体如何对同一物品进行不同解读。测量方法包括对其他物品（如评论）的主题的测量，以及访谈、焦点小组或观察讨论小组。

2. 测量的选择和挑战

人们消费的物品可以标识他们的身份。对自我的感觉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归属密切相关。此外，人们对物体和文化活动的态度也依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异。对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也发现，物体会促进归属感，而对其的研究方法不限于观察人们所消费的物体，还包括分析他们产生的物品（比如同人小说）。

此外，文化物体还会塑造信仰与行为。这要求我们去测量物体的文化力量（cultural power）。Schudson指出了多种文化力量机制，每种机制都需要不同类型的测量。例如，其中之一是可获取性。对其的测量方法之一是测量物体在时间或空间上的扩散。

一旦物体可用，有时会与人产生共鸣。为什么某些物体在特定情况下或对特定人群产生共鸣，而其他物体则不然，仍然是一个需要更好测量来进行实证检验的领域。测量共鸣体验本身一直是一个挑战，因为共鸣往往是通过结果推断而非直接观察得出的。观察人们与物体互动时的情感反应，既可以作为共鸣存在的衡量指标，也可以指示出什么样的物体特性、情境或文化框架促进了共鸣。或者，Bail采用宏观方法来测量共鸣，观察话语变异的范围是否能预测人们在Facebook上与器官捐赠倡导组织页面的互动程度。

根据Griswold和Gell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追踪人们对某一物体的意图，直至对物体的接受，从而测量物体的文化力量。这种方法可以将意图与观众所创造的意义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