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联系：经济发展、乡城流动与成年轨迹｜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范围内的成年轨迹过程逐渐变得更加个性化。在高收入国家（High Income Countries, HICs），成年轨迹变得更加延长和复杂，各个国家的变化速度也存在差异（Billari & Liefbroer, 2010；Buchmann & Kriesi, 2011；Lesthaeghe, 2020）。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学者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推迟和个性化（Batyra & Kohler, 2022；Pesando et al., 2021；Juárez & Gayet, 2014；Seifu et al., 2011；Vithayathil, 2013；Wang & Feng, 2023）。

虽然成年轨迹个性化是全球现象，但导致这些变化的宏观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在高收入国家，学者们常引用“第二次人口转型”（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理论，将其归因于个体自主性（individual autonomy）的增强（Lesthaeghe, 1995, 2014, 2020；Lesthaeghe & Neidert, 2006；Lesthaeghe & van de Kaa, 1986）和向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的转变（Inglehart, 1977；Lesthaeghe, 2020）。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通常将成年轨迹的个性化与经济发展（A. Mason, 2002；Van Winkle & Wen, 2023；L. Yang et al., 2022；Zaidi & Morgan, 2017）以及人口流动（Cerrutti & Massey, 2001；Mu & Yeung, 2020, 2023；Nie, 2022）联系起来。Teller和Hailemariam（2011）提出了“复杂的联系（complex nexus）”这一概念，强调在研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学变化时，需要考虑发展的因素。

本文建议使用经济不确定性（economic uncertainty，Blossfeld et al., 2005）来概念化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成年轨迹之间的联系。经济发展可能会同时增加青年人的机会和不安全感（Juárez & Gayet, 2014；A. Mason, 2002），进而影响他们在成年轨迹中的选择（Blossfeld et al., 2005；O'Rand, 2003, 2011）。人口流动则是“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内在部分”（de Haas, 2021, pp. 12–13），它使青年人面临不同层次的经济不确定性（J. Yang, 2013；Mu & Yeung, 2020, 2023）。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也可能共同导致成年轨迹的个性化。随着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在通往成年的道路上拥有更多的选择。同时，经济发展的个人经历可能因青年人的人口流动经历而有所不同。

为了验证这些观点，本文使用了两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数据，来追踪成年轨迹的变化。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Lin & Liu, 2000），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人口流动（Peng, 2011）以及青年人成年生活路径的多样化（Tian, 2016；Wang & Feng, 2023）。本研究探讨了：（1）在快速经济发展背景下成年轨迹的变化模式；（2）因乡城流动而导致的成年轨迹差异；（3）这些变化的交叉带来的成年轨迹的多样化。通过这些分析，本文旨在追踪在快速经济发展背景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成年轨迹的变化，并揭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青年生活路径之间的复杂联系。

理论背景：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成年轨迹

成年轨迹衡量的是诸如“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和“生育”等成年标志的时间和顺序（Liefbroer & Toulemon, 2010）。某些成年标志的意义可能会因其发生的时间及其与其他标志的顺序相关联而有所不同（Elder, 1994；Giele & Elder, 1998）。

为了回应以西方为基础的成年轨迹理论，Teller和Hailemariam（2011）提出了“复杂的关系”这一概念，强调发展因素对生活轨迹的影响。基于这一概念，本文用经济不确定性（Blossfeld et al., 2005）来概念化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成年轨迹变化之间的关系。青年人在决定诸如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和生育等成年标志时，都会面临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国家、市场和家庭制度（O'Rand, 2003, 2011），其中市场条件尤为重要。青年人在决定成年标志的时间和发生时，往往受到他们所经历的经济生活和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影响（Aisenbrey & Fasang, 2017；Buchmann & Kriesi, 2011；Galambos & Martinez, 2007；Grant & Furstenberg, 2007）。面对这些挑战，青年人通常会推迟诸如结婚和生育等长期承诺（Alkema et al., 2012；McDonald, 2006），并根据他们的生活环境构建不同的轨迹（Brückner & Mayer, 2005；Mills & Blossfeld, 2013）。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往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并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关联（Cheng & Mittelhammer, 2008；Kaya, 2010）。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因为经济变得更加动荡，就业变得更加多样化甚至两极分化（Vallas & Prener, 2012），以致于出现了新的挑战，而国家对这些挑战的缓解能力有限，例如墨西哥女性就业的变化（Parrado & Zenteno, 2001）、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多样化（Lindskog, 2018）以及东亚社会的资本流动和劳动力人口流动挑战（A. Mason, 2002）。因此，经济不确定性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机会（A. Mason, 2002），也可以被视为不安全感的来源（Juárez & Gayet, 2014；A. Mason, 2002）。成年轨迹中的不确定性使得生活轨迹更难以预测（Zaidi & Morgan, 2017），并且“稳定的未来”变得难以保障（Juárez & Gayet, 2014, p. 52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不确定性增加，成年轨迹可能变得更加个性化，以应对新的挑战。

青年人所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水平各不相同，而本文认为人口流动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因素。人口流动与个体对经济发展的感知密切相关（de Haas, 2010a, b, 2021；Geiger & Pécoud, 2013；Hunter, Luna & Norton, 2015），因为它是最小化社会环境中的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策略（Hunter et al., 2015）。经济和社会排斥也可能导致移民比非移民面临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J. Yang, 2013）。例如，人口流动降低了生育率，推迟了婚姻和首次生育（Lindstrom et al., 2021），并减少了结婚的机会（Nie, 2022），同时也降低了生育率（Menashe-Oren & Sánchez-Páez, 2023）。

学者们对于中国的成年轨迹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尚未完全达成共识。Tian（2016）通过对1982年至2005年成年轨迹的研究，发现教育完成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有所推迟，但婚姻和生育变化不大。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家庭轨迹保持相对标准化，而职业轨迹逐渐变得不那么标准化（Wang & Feng, 2023）。另一项整体方法的研究同样也揭示了家庭生活轨迹相对标准化的趋势（Van Winkle & Wen, 2023）。相反，来自人口普查数据的证据揭示了中国婚姻年龄推迟的模式（Yu & Xie, 2015），表明家庭形成可能存在去标准化（de-standardized）和个性化的趋势。这些研究通常描述了成年轨迹的变化，但没有将其与宏观层面的变化（如经济发展或人口流动）联系起来。在本部分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关于发展和人口流动如何影响成年轨迹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中国社会中相互作用的论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有关，这可能在塑造了青年人做出成年轨迹决定时的生活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化（Wu, 2019）。伴随着这些变化，由于“消费革命（the consumer revolution）”（Davis, 2000），诸如生活成本、房价和失业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如前一部分所述，经济不确定性与发展可能会影响成年轨迹的选择。中国改革后城市的证据也表明，经济前景和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婚姻的形成（Yu & Xie, 2015）。因此，本文预计中国青年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成年轨迹变得更加个性化。

除了快速发展之外，是否选择人口流动会让人们遇到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的成年轨迹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本文特别关注中国的乡城流动。中国的户口制度将国家划分为农村和城市地区（Peng, 2011）。作者预计，乡城流动人口面临着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状态较差（J. Yang, 2013），生活状态的不安全感和对经济机会的渴望会导致生活轨迹更加去标准化。学者们也发现，中国的乡城流动人口会推迟其婚姻时间（Mu & Yeung, 2020），并增加同居（cohabitation）的可能性（Mu & Yeung, 2023）。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预计成年轨迹的个性化与青年人的人口流动状态相关。

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意味着它们可能不会各自单独与成年轨迹相关，但它们交叉在一起（intersection）可能会起作用。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劳动力人口流动，尤其是乡城人口流动，是一个关键因素（Wei, 1997）。中国的研究已然表明，人口流动对成年标志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然而流动和时间之间的交互作用尚未系统地测试。例如，移民离开原农村地区的年数可能会增加同居的几率（Mu & Yeung, 2020）。因此，本文需要进一步验证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对成年轨迹的共同影响。

与其他对生活轨迹和成年轨迹的研究一致，本文还希望评估性别差异对这些论点的影响。首先，经济发展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男性和女性。学者们发现，经济发展对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不同，女性的性别态度受到的影响会更大（Qian & Li, 2020）。性别观念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成年轨迹结果。例如，有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男性和女性对无子女状态的态度不同，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对性别不平等的态度差异（Koropeckyj-Cox & Pendell, 2007）。其次，女性和男性的人口流动目的可能不同。中国的女性更多地是为了家庭成员而发生流动，而不是为了自己（Chiang et al., 2014），并且她们也会在劳动力市场中经历更多的性别隔离（Fan, 2003），这表明女性移民可能面临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最后，研究还指出，中国男性和女性可能会经历不同的成年轨迹，学者们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经历标准化的教育-就业轨迹（Wang & Feng, 2023）。因此，本文测试了之前提到的影响是否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差异。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潜在类别分析（LCA）允许我们基于这些虚拟变量的反应模式，来识别未观察到的类别。在生活轨迹研究中，采用LCA和其他类别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检测不同类型的生活轨迹，提供整体视角（Macmillan & Copher, 2005；Tian, 2017；Vidal & Lutz, 2018；Wang & Feng, 2023）。

乡城流动状态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自变量是乡城流动状态，具体而言，本文关注的是青春期后的人口流动。作者使用14岁时的户口状态和当前居住地来构建人口流动状态。当前居住地在2008年的测量方式为“当前的居住地点（农村或城市）”，在2017年测量方式则为“是否在城市地区居住超过三年”。因此，乡城移民是指那些在14岁时拥有农村户口并且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超过三年）的人口。相应地，农村留驻者（rural stayer）指那些在14岁时拥有农村户口并且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而城市留驻者（urban stayer）则是14岁时拥有城市户口并依旧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乡城人口流动状态的测量中包括了那些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人和没有转换户口的人。这是考虑到在2008年，户口转换者很少（N=52），因此在分析中无法形成有意义的类别。

图2和图3首先展示了2017年女性和男性的成年轨迹潜在类别。除了家庭形成的推迟外，成年路径的个性化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总体而言，这些类别代表了三种成年轨迹的变化：推迟（postponement）、逆转（reversing）和断连（disconnection）。“早开始者（Early Starters）”、“常规者（Regulars）”和“慢开始者（Slow Starters）”这三类分别代表以不同速度（快、平均和慢）完成成年轨迹的群体，但顺序是相似的——婚姻发生在完成学业和就业之后，而生育发生在婚姻之后。换句话说，推迟更多发生在“慢开始者”中，而不是“常规者”和“早开始者”中。与此同时，“逆转者（Reversers）”是指那些以不同顺序经历生活事件的人。例如，其中大多数人在完成学业之前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或结婚了。最后，“断连者（Disconnectors）”是指那些将某些生活事件与整个生活轨迹断开连接的人。

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样本中只有一种类型的“断连者”。“断连者（SMC-O）”指那些按常规速度和顺序完成教育（S）、结婚（M）和生育（C），但在较长时间内未就业（O）的女性。男性样本除了SMC-O外，还包括“断连者（S-OMC）”，他们通常较早完成教育，但未完成其他三个生活事件。也就是说，不工作的状态不会影响女性的家庭形成，但显著限制了男性的婚姻前景（Tian, 2013）。

2008年的生活轨迹基本与2017年的类别在距离和顺序上相似（见附录A3和A4）。唯一的例外出现在教育程度上。在2008年，生活轨迹在高学历和低学历的青年人之间分化更明显；而到2017年，这种学历差异大幅消失。

图4和图5分别展示了女性和男性2008年至2017年各生活轨迹类别的比例变化。总体变化显示，2008年约45%的“常规者”比例下降到2017年女性的31.1%和男性的25.3%。相对常规类别的减少表明了生活轨迹的个性化。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女性“慢开始者”的比例下降了10%，而男性的比例也仅增加了约5%。与此同时，女性“早开始者”的比例增加了11.2%。尽管如此，“逆转者”和“断连者”比例的增加与成年轨迹研究中假设的趋势一致。2017年“逆转者”和“断连者”（两种类型）的比例都约为2008年的两倍。

成年轨迹的时期变化表明，社会变迁总体上可能并未推迟成年路径的速度（“慢开始者”并未显著增加），但使青年人生活轨迹变得更加个性化，无论是逆转还是断连。这与本文的第一个论点一致，即经济发展会影响成年轨迹。然而，这一论点可以进一步改写为如下内容，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发展会逆转或使人们的生活轨迹不再遵循特定的连接。

乡城流动与成年轨迹

表2和表3分别为2008年和2017年潜在类别的多项逻辑回归结果，主要展示了乡城流动如何影响生活轨迹。由于多项逻辑回归是通过最大似然估计（MLE）计算的，因此不同模型中的系数无法进行比较。表中显示，农村留驻者最有可能属于“早开始者”类别，其次是乡城移民。对于“慢开始者”，则相反，城市留驻者更有可能属于这一类。

相比于乡城流动对常规生活轨迹的渐进式影响，其他效应量相对较小且不一致。在2008年，乡城流动基本没有影响女性“逆转者”和“断连者”，而男性移民和城市留驻者更有可能成为“逆转者”。同样的效应在2017年也存在。这些发现表明，“逆转者”可能是那些返回学校修读课程的管理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而女性在2017年开始也有了更多机会去逆转生活轨迹。此外，男性城市留驻者更有可能成为“断连者（S-OMC）”。这意味着2017年城市地区男性在劳动力和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尤其是与2008年或其他社会群体相比。

2008年，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可能会降低女性成为“早开始者”的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 Ratio，RRR），并增加她们成为“逆转者”的可能。这些影响在2017年女性中仍然存在，父亲的教育水平会增加女性成为“慢开始者”和“逆转者”的可能。然而，父亲的教育年限仅与男性是否成为“逆转者”和“断连者（S-OMC）”相关，这表明父亲较高的教育水平可能赋予男性相对非传统生活路径的选择。

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的交互作用

有关乡城流动影响的发现表明，个体的人口流动经历和性别因素影响了成年轨迹的变化。因此，我们通过比较表2和表3中的模型，探讨了个体经历与社会变化的交叉。首先，人口流动状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作者研究了其影响是否随时间而改变。其次，在女性和男性中分别考虑人口流动状态的三个类别，以观察性别与居住环境对成年轨迹的多样化影响。

图6展示了不同时期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对不同人口流动状态的潜在类别的调整预测概率。作为一种预测概率，调整预测概率可以跨不同模型进行比较。通过比较2008年和2017年不同类别的点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作者首先得出了与之前相同的结果：随着时间变化，“早开始者”和“常规者”的总体比例在下降，而“逆转者”和“断连者”的比例在上升。此外，与城市地区的联系增加了推迟成年轨迹的概率。这些发现与社会变迁会改变生活事件顺序，以及个体经历会推迟生活轨迹的观点相符。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乡城流动的影响在时间上几乎没有变化。尽管某些类别的总体预测发生了变化，但人口流动状态与成年轨迹的关联几乎保持不变。因此，可以说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交叉影响很小。

然而，当作者分析人口流动状态的三个类别时，比较结果显示了一些细微差异。如图6所示，人口流动状态之间的预测概率差异似乎并不完全线性连续。差异的存在暗示了特定居住经验带来的不同影响：如果差距出现在“农村留驻者”和“移民”之间，这意味着青少年后的城市经历更加重要；相反，如果差距出现在“移民”和“城市留驻者”之间，则说明童年时期的农村经历更为显著。

从这个角度来看，2008年至2017年人口流动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发生了些许变化。如图6A所示，女性“早开始者”和“慢开始者”类别中，农村留驻者和移民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与女性相比，男性类别中的差异出现在城市留驻者和移民之间。图6B显示，无论是否曾为农村居民，有城市居住经历的男性更有可能成为“慢开始者”和“断连者（S-OMC）”，而不是“常规者”或“慢开始者”。但这些性别差异似乎并不显著：相应类别中的置信区间依旧有所重叠。因此，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在性别层面的联合影响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

结论与讨论

表4总结了本文主要发现，为之前被忽略的两类多样化趋势提供了新的见解。基本上，本文的发现与现有文献针对发展和人口流动影响成年轨迹的发现相符。作者再次证明了这些因素如何使生活轨迹更加个性化。此外，本文展示了这两种因素在何种特定方面产生影响以及它们是否相互作用，对成年轨迹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研究结果揭示了不确定性对成年过渡影响的两条不同路径，分别由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激发。人口流动在应对经济不确定性时，似乎更可能是一种“主动”的反应。尽管移民可能因不确定性而暂时中止某些生活事件，但他们最终会完成这些事件，导致一种推迟或逆转的状态，而不是事件的断连。然而，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人们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难重新整合生活事件，从而导致事件断连或以无序的方式完成。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何两种因素都会增加逆转人生轨迹的概率，因为逆转既可以被视为完成既定生活事件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被视为事件相互断连。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本文也呼吁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青年移民群体的福利。研究结果表明，乡城流动的移民在当前的家庭形成过程中存在推迟现象，政府可能需要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计划或政策支持。尽管推迟本身可能是移民出于生活压力或个人选择，但这也可能是由于社会支持不足，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方面。例如，城市政府可以调整对移民的房贷政策。

此外，本文为复杂的“发展/人口”关系的理论化做出了贡献，主要有两点启示。首先，中国人口中同时存在的推迟、逆转和断连的生活轨迹类别表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年过渡可能与以往理论的预测略有不同。正如Zaidi和Morgan（2017）在其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回顾中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后现代（post-modern）价值观不应被视为“最终阶段”。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由于发展持续进行，以及人们对于全球社会的暴露程度不尽相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动态在多个层面上可能会同时发生变化。其次，经济发展的影响表明社会变迁本身具有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成年轨迹的变化不仅仅遵循社会的整体发展，还可能与个体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通过分解经济发展中的多维变化，学者可以更详细地探讨复杂关系背后的因素。

除了理论启示，本文还具有方法论启示。它表明，人口动态需要更多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进行观察，并且需要更多对社会变迁的衡量，尤其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学者们最近提到，使用宏观趋势指标和孤立的时间点结果来研究社会变化史存在问题的（例如，在埃及的背景下，Buyukkececi et al., 2023），然而，现在依旧鲜有应用这些观点的实证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生命历程研究中采用更加全面和多维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