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期不良环境暴露的影响及社会分层｜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本文作者：Florencia Torche，Jenna Nobles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早年生活环境会对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福祉产生影响。这种直觉渗透到了传统智慧和文化表述中。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互补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性工具来解释为什么早期接触或暴露会对个体发展带来长期甚至永久的影响。敏感和关键的发展时期是基本发展过程的“机会之窗”（Brown 2005）。“机会之窗”在妊娠期打开，在幼儿期达到顶峰，此后逐渐衰退（Hertzman & Boyce 2010）。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由于免疫、神经和其他生物系统的可塑性，生命早期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Gluckman et al. 2008）。

综合胎儿编程假说（fetal programming hypothesis）、生物嵌入（Hertzman & Boyce 2010, Russ et al. 2014）、表观遗传学（Landecker & Panofsky 2013）、选择生存（Bruckner & Catalano 2018, Nobles & Hamoudi 2019）等方法或视角发现，有害的孕期暴露可能不利于子代在各个时期的生命发展，包括出生时期（例如，低体重或早产）、童年时期（例如，认知功能下降）、成年期（例如，收入减少和早期死亡）。这些不利影响可能会在后续的生活中展现出来，或者，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成连锁反应或风险。虽然早期冲击的影响可能会逐渐消失或被补偿反应所缓和，但它们也有可能在生命历程中持续存在甚至加剧。

出生时的健康。Simeonova（2011）发现，1968年至1988年间，美国自然灾害（包括风暴、冬季天气和洪水）对婴儿健康的影响很小。Currie和Rossin -Slater（2013）发现，1996年至2008年间，德克萨斯州孕晚期遭受飓风侵袭对新生儿的异常状况和分娩并发症造成了有害影响，但对婴儿健康的标准指标（如出生体重和孕周）没有影响。

少量文献研究了地震对出生指标的影响。因为地震来得突然，且通常只持续几分钟，减少了选择性暴露的可能，因此地震为识别环境暴露提供了独特的条件。这些研究一致发现，孕期遭受地震会对幼儿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Torche 2011, Kim et al 2017, Menclova & Stillman 2020）。

对生命发展历程的影响。Torche（2018）发现产前遭受地震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层。地震对社会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认知能力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不会对社会经济优势家庭的孩子产生影响。另外，孕期遭受地震会影响儿童的教育水平，降低受教育年限（Caruso & Miller 2015, Paudel & Ryu 2018, Tian et al. 2022）。在健康结果方面，Noghanibehambari（2022）发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孕期遭受地震使得子代寿命缩短1.8个月。有趣的是，Hong等人 （2021）发现，尽管1974年美国龙卷风事件使得儿童的身体和认知发育迟缓，但该事件造成的长期负面后果不太明显。这表明父母采取了补偿性措施。

极端温度

出生时的健康。研究者将人口数据与详细的气候数据联系起来以研究孕期高温暴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并利用地点和时间固定效应解决混杂因素的干扰。在一项早期研究中，Deschenes等人 （2009）研究了1972年至1988年美国的出生情况，发现妊娠期间每出现一天温度超过85华氏度，儿童出生体重就会下降0.003%到0.009%。Cil和Kim（2022）研究了2009年至2018年美国出生情况，发现孕期每天暴露在80至90华氏度之间会增加儿童低体重出生的风险。同时，每天暴露在90华氏度以上下会使早产风险增加0.24%、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入院率增加0.2%。类似的研究还有Conte Keivabu和Cozzani （2022）、Barreca和Schaller （2020）。在低收入地区，Chen等人（2020）发现，中国农村地区的产妇每暴露在82.4华氏度以上的高温下，儿童出生体重就会减少1.66克，低体重出生率就会增加 0.035 个百分点。Le和Nguyen （2021）发现，在越南，孕早期暴露在极端高温下会导致儿童出生体重减少 67 克。

对生命发展历程的影响。Isen等人（2017）研究了孕期不良环境暴露是如何转化为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长期影响。他们表明，在孕期或婴儿期暴露每在90华氏度以上一天，会使个体30岁时年收入减少 0.1%。Fishman等人（2019）发现，在厄瓜多尔，孕期高温暴露与子代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降低之间存在关联。然而，Wilde等人（2017）发现，孕初期高温暴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居民的教育水平产生了反常的积极影响。

空气质量和污染

出生时的健康。研究一致发现，妊娠晚期接触有害浓度的颗粒物会增加早产风险并降低婴儿平均出生体重。Rauscher和Cao （2024）发现，在美国，妊娠晚期接触野火可导致早产概率增加0.18个百分点，低出生体重概率增加0.20个百分点。Rangel和Vogl （2019）研究了巴西受控农业火灾的影响。研究使用风向变化作为空气质量外生变化的来源，发现在生产前12周内，火灾暴露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出生体重就会减少97克。

对生命发展历程的影响。研究发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孕妇接触颗粒物会降低子代童年期身高和肺功能（Rosales-Rueda & Triyana 2019, Spears et al. 2019）。Bharadwaj 等人（2017）通过比较同胞差异，发现孕期接触颗粒物会降低智利学生四年级的考试成绩。在美国，Isen 等人（2017）比较了1970 年空气质量改善法案实施前后出生群体的发展差异，证实孕期接触污染频率降低能够提高子代30岁时的劳动力参与率和收入水平。

暴力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胎儿时期接触恐怖袭击、凶杀、战争和内乱等暴力事件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致命暴力事件大幅减少（Sharkey 2018），但与犯罪、恐怖主义和政治冲突相关的暴力事件在世界各地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以及富裕国家的弱势社区（United Nations 2020）。

Cozzani等人（2022）利用双重差分法发现，在妊娠中期遭遇了2004年马德里火车爆炸恐怖袭击事件会使早产风险增加1.4个百分点。Torche和Shwed（2015）研究了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战争（一场持续33天的冲突）对婴儿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怀孕早期和中期接触战争会使婴儿低体重出生概率增加约0.7至0.9个百分点。

人口层面的影响可能会掩盖巨大的社会经济异质性。同一事件可能对部分群体产生负面影响，对其他群体的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但可能成为另一些群体的积极转折点。研究者开始研究社会经济差异的来源并进行理论化（Torche et al. 2024）。基于这些新兴研究，作者区分了导致社会经济差异的四个因素：暴露、敏感性、行为反应和早期生存。

环境暴露的分层差异

有害的孕期环境暴露程度受到社会经济优势、种族特权和居住地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为个体提供了多种资源，如金钱、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个体通过调动这些资源来避免有害的环境暴露（Clouston & Link 2021, Link & Phelan 1995）。优势家庭较少受到环境侵害，如污染和环境毒物（Currie 2011, Hajat 2015, Muller et al. 2018）、暴力（Buggs et al. 2022, United Nations 2020）、自然灾害（Tierney 2019）和极端高温（Gronlund 2014, Hoffman et al 2020）。他们不仅更有可能从财政资源中受益，而且还受益于政治影响（Elsasser & Schafer 2023、Erikson 2015）、社交网络和技术创新（Timmermans & Kaufman 2020），以确保安全的养育环境。

敏感性的分层差异

孕期环境暴露的影响可能会因群体敏感性的差异而不同：如果持续的经济剥夺或歧视被视为环境暴露的诱因，那么弱势群体因环境暴露而遭受的不利影响可能会加剧。也就是说，新的压力源将对已经因长期不利环境而衰弱的个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几种理论方法，包括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风化（weathering）和累积风险因素（cumulative risk factors），认为不利处境带来的磨损会耗尽应对机制并增加应对新环境暴露的脆弱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逆向的分层模式也是可能的：考虑到先前的创伤经历，弱势群体可能不太受新环境暴露的影响，这种保护机制被称为习惯化、接种和适应（Feder et al. 2009, Gump & Matthews 1999）。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存在多种不利因素，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利环境暴露可能很难被识别（Muller et al 2018）。

父母反应的分层差异

父母对冲击的反应可能会加剧或抵消不利环境暴露对孩子的伤害，由此导致生命发展历程中的社会经济差距。富裕的父母更有可能致力于孩子的发展（Schneider et al. 2018），在怀孕期间采取增进健康的行为，例如使用产前护理、戒烟（Pampel et al. 2010），并与教育机构协商以确保孩子的福祉（Calarco 2018，Lareau 2011）。以上行为都可能减轻不利环境暴露的影响。研究表明，来自优势阶层的父母更有可能弥补早年不利环境对儿童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来自劣势阶层的父母则强化了同胞之间的差异（Bernardi 2014, Hsin 2012）。

早期生存的分层差异

胎儿死亡或幼儿死亡等选择性流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影响效应的分化。产前和产后死亡造成的流失通常会缩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逆转）分层效应，因为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家庭通常面临更高的不良环境暴露风险，以及胎儿流失和婴儿死亡的风险（Bozzoli et al 2009, Nobles & Hamoudi, 2019）。

机制

理解孕期环境暴露怎样影响子代的整个生命发展历程是难点。大量研究着眼于在时间和地点上被明确定义的环境暴露。这些事件可能具有很大的规模，并且同时伴随着其他多种“处理或干预”。确定哪些因素会造成这种影响很困难（例如基础设施损坏、经济冲击、产妇压力、产前护理机会减少或由移民、死亡率和生育率导致的成分变化）。产妇压力在该领域常常被过度使用，既被视为孕妇的生理反应，也被当做应对不良影响的笼统解释。对机制的考虑通常也是数据驱动的，而不是理论驱动的。

效应程度和偏差来源

自然实验和因果推断与人口代表性数据相结合，减轻了环境暴露与不良表现间的混杂因素。然而，其他偏差仍然存在。偏差产生的部分原因是，类似的环境暴露将不同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长不同的干预捆绑在一起。此外，意向性设计（intent-to-treat design）捕捉了包括暴露程度较低或根本没有暴露的个体在内的人口层面的影响，通常低估了环境暴露的影响。溢出效应（环境暴露对控制组人群产生影响）可能会使效应向任何一个方向偏斜，具体依据溢出的性质而定。

人口结构偏差

环境暴露通常发生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忽略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估计偏差。例如，Beach等人（2022）重新审视了Almond（2006）的研究，Almond探究了孕期暴露于1918年流感对子代晚年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Beach证实接触环境暴露的人群主要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这是由战时部署和潜在的生育选择导致的。这种人口构成的变化足以对先前归因于孕期流感暴露的长期效应产生重大影响。

认真对待不同学科的发现

目前，关于孕期环境暴露的研究主要在各自领域内展开。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结果选择：社会科学家通常没有意识到，一些被广泛用作婴儿健康结果的变量在人口记录中的测量并不充分。虽然美国出生证明很好地测量了胎龄和出生体重，但严重的孕产妇发病率以及妊娠和分娩并发症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Gemmill & Leonard 2022）。此外，数据质量因阶级、种族和地点而异（Thoma et al. 2019），从而影响关于分层研究的结果（Corman et al. 2019）。

出版偏差

出版偏差是指由于研究结果而不能发表论文，尤其是论文发表取决于研究结果的统计显著性，而不是实质研究问题的重要性（Christensen et al. 2019）。与其他领域一样，这种偏差扭曲了我们对孕期环境暴露的理解，导致许多无显著影响的研究发现未被报告（Franco et al. 2014, Nobles & Hamoudi 2019）。

过往研究表明，孕期不良环境暴露对个体出生后的健康、福祉等均有影响。孕期接触暴力、自然灾害、极端气温以及污染等可能对婴儿健康指标（早产或低出生体重等）存在因果影响。

本研究论点并没有削弱在较晚时期（儿童期或青少年期）研究不良环境暴露的重要性。虽然某些孕期环境暴露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但母体的生理系统可以缓冲部分环境暴露造成的危害（Thayer et al. 2020），因此，儿童期的环境暴露可能更为严重。然而，尚未有研究者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来比较在产前和儿童期遭受环境暴露影响的相对大小。

最后，研究者认为，胎儿期是生命历程中社会分层显现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父母与子女紧紧相连，环境与处境的社会模式通过生物机制传承，导致不良环境暴露的后果可能在随后的生命历程中被不断扩大。在经济和自然资源不平等加剧、气候愈加极端和歧视持续的时代，孕期不良环境暴露的频率和程度可能会加剧，从而增加社会经济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