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消费与制度性个体化——以旅行盖章为例的消费实践分析｜社会学评论

文摘 2024-11-21 20:35 浙江

工艺消费与制度性个体化——以旅行盖章为例的消费实践分析

摘要：

盖章消费作为新兴的消费现象，反映了消费者既重视消费品又重视消费过程，既希望体验个性化又希望得到制度性强化的特征。本文以实践范式为研究视角，以贝克“制度性个体化”理论为分析框架，认为盖章消费是基于主体流动而发生、借助制度化消费工具介入消费过程，通过收集流动性标记以实现旅行体验实体化的消费实践。盖章消费体现了消费者在差异化旅游情境下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制度化需求背后是“自我” 对现代性风险的应对，制度化与个体化的平衡则是对秩序紧张的调适。

作者简介：

李珮瑶，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史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文献来源：

《社会学评论》2024年第05期

李珮瑶史骥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0年年初起，消费研究开始转向“实践”范式，以期“恢复消费的本来面目，找回消费生活的物质性和日常常规性”。一方面，消费工具以及消费品的物质性被带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具身化实践被予以充分重视。随着后福特主义差异化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消费的形式和内容愈发多样化，这些不断涌现的新型消费现象都指向了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消费实践。

“盖章消费”是近年来受到年轻群体追捧的消费新趋势。各大景区几乎都可以看到手持本子等待加盖具有当地特色印戳的消费者，这些印章由景区、博物馆或文创店的管理方提供，印戳内容一般为景点标识或代表性地标的缩略图案。盖章消费者有时也被称为“打卡点收集者”，被贴上“深度在地”“文艺旅行”的标签，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盖章路线和收集到的印戳，也有很多旅行者会在行前规划时特别关注或着重查找哪些旅行地可以提供纪念戳，并为了盖章专程前往。

由此可以发现，盖章消费正是沃德所言的消费实践：消费并非简单的“购买”或“使用”某种产品，而是对商品、服务、表演、信息或环境进行占有或欣赏的过程，换言之，“消费”并非与“生产”相对应的概念，而是“基于实践的占有”——其发生在实践之中且为了实践而发生。具体来说，盖章消费是一种以印戳为载体的对凝视对象和旅行体验的收集，既关注物质产品的获得又注重占有该产品的过程，在个性化的占有过程中又希望保留消费品与所在地之间的明确关联以彰显实践体验的真实性，这也塑造了其与拍照或购买纪念品、收藏景区门票等行为的明显区别。

与此同时，盖章消费的特性与一般的消费实践也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盖章消费的结果虽然是获得印戳这一静态之物，但其与旅游流动却是直接相关的，消费者的盖章行动必须是基于流动性的在场，即对主体流动性和参与性的双重要求；另一方面，盖章消费必须借助消费工具才能实现，消费者受到消费场景的约束，消费群体也逐渐形成一套秩序规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的自由性，却为盖章实践提供了前提，而既往研究对此并未给出有效的理解。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对新兴的盖章热潮的观察，着重探查“盖章”这一“占有”过程，以理解和反思盖章消费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和网络文本分析法。2022年7月至2024年4月间，共对国内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8个城市的部分景点进行了观察，其中包括国家级和地市级博物馆27处，自然景区6处，人文景点14处，文化街或连锁文创书店17处，其均有枚数不等的印章或纪念戳提供，参与盖章的群体多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且绝大部分为女性。访谈对象的选取主要采取目的抽样的方法，所选的受访者年龄在20~30岁，考虑到调研的时间跨度较长且需要受访者回忆，最终确定受访对象的出生年份为1989—2001年，这部分受访者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及负担消费的经济能力，旅行行为发生较多，同时也是盖章消费行为的主要参与者。本文最终选取25名受访者，主要关注其过去三年内发生的盖章消费行为，另访谈了3位在该年龄段内从未参与过盖章消费的游客及2位非典型盖章消费者（包括一名8岁儿童及一名50岁女性）作为对照。在文本研究方面，主要对小红书和豆瓣这两个盖章消费者交流较多的网络平台上的文章及评论内容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制度性个体化的分析框架

消费转型及其理解方式转向与工业生产方式转变以及从现代到后现代话语体系的变化高度相关。然而，“后福特主义差异化消费”对个性化的强调并不能完全解释当代消费现象中呈现出的“福特主义”倾向，对“求新的渴望”亦不能完整地理解盖章消费的特性及其成因。因此，本文拟引入贝克“制度性的个体化”的概念，聚焦消费者“个性化占有”的实践过程，对旅行中的盖章消费现象进行思考。

福特主义与现代化工业大生产联系紧密，并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其他侧面，塑造了人的行动逻辑和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消费者的主体性得到了认可，大众生产转向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不断开发能够吸引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私人订制，也包括品牌的创造。消费者从“被强迫”到“被引诱”，消费被视为个人和群体通过品位和生活方式的符号表征来表达身份的手段，即追求符号含义的过程。消费者狂热地追求不断变化、移动和差异，流动的自由度构成了消费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志，外出旅游则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空间地理移动日益平民化使大众旅游开始蓬勃兴起。随着“符号经济”、“文化经济”与旅游活动的交织越发紧密，博物馆、工业遗产、文化古迹开始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体验景观”，以回应消费者对“难忘”“引人入胜”的体验之追求。消费者也越来越关注消费对自我的内在意义，他们希望通过自己亲自参与的“占有仪式”将个体意义转移到新获得的消费品上，从而真正地“拥有”它，即将普遍的、外在的标价商品转化为具有独特意义的关联物。在此情形下，消费品成为时空在场的标记，经由占有仪式变成了专属于个体的经历和体验。

但占有仪式却并未给出将大众商品转化为关联物的实践方式。一方面，占有仪式对消费品的“个性化”过程几乎都是小范围的、私人化的，这对于理解大众消费的共性表现显得过于微观。另一方面，占有仪式又是在消费中普遍发生的，用于理解某一特殊的消费现象又显得过于宽泛而缺乏解释力。并且，过分强调文化性质也忽略了消费的常规性与物质性。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消费研究开始转向实践视角。在实践范式下，消费并非购买即完成的瞬时动作，而是通过介入消费过程以理解事物、形成程序、制定目标，进而带来“行动的再生产”的实践过程。作为消费方式的占有也不仅局限于对物的占有，无形的体验也可以转化为“占有型体验”。因此，本文试通过坎贝尔所提出的“工艺消费”（craft consumption）概念，进一步理解占有仪式的实践过程。

作为一种将大众消费品“去异化”的参与式消费途径，工艺消费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手工制作（craft），并非以手工排斥机器，而在于强调对消费过程的控制；有别于个性化（personalization）或客制化（customization），消费者并不介入原材料（大众商品）的生产，也非简单地在产品上镌刻所有者姓名或要求生产商量体裁衣的定制，而是对挑选或购买的大众商品进行加工或重新组合, 最终创造出一种用于自我消费（self‐consumption）的新产品。简言之，工艺消费实则是消费者通过加入创造性、技能性、审美或筛选等要素控制消费过程，进而实现自我投射和自我表达的“个性化过程”（personalising），其实质是消费品与消费行动的混合，即消费体验的物质化。

在这一意义上，收藏亦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且本质上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而与一般的DIY所不同的是，“收集者会积极地将单个藏品重新语境化，将他们置于被称为‘藏品’的更大范畴的创作中，从而赋予他们新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正是工艺消费的实践过程。盖章消费者通过盖章行为及对印戳的编排，将旅游吸引物个性化地收藏在盖章本上，以盖章的形式标记了具身性流动实践，形成了消费者参与自我表达的创造性行为，即借由工艺消费完成的对旅行流动体验的记录和占有。换句话说，盖章消费者的工艺消费是双重性的，其在第一重意义上表现为对印戳的收集，即通过亲自参与的“盖章”行动介入消费过程，实现对大众化的盖章本的再创造。而在更大的范畴，消费者是以自身为工艺消费的对象，将印戳作为流动性的标记以实现对流动体验的收集，进而在自己建构的地图上获得独特的名为“旅行体验”的藏品。

而如果将私人化的盖章行动还原到更为宏观的消费场景下可以发现，盖章消费的实现强烈依赖于旅游目的地所创造的消费工具，这也是盖章消费者真实在场所必需的外在制度性证明。这种对同质化、标准化要素的需求并非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过渡的衍生品或两种模式的简单融合，而是反映了消费者对既标准化又兼具自由性的消费秩序的需求。这一制度化线索则可以更进一步还原到旅游消费中去探寻。

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主要特性在于与工作区分并表现为对日常责任与义务的脱离，这实质上是一个“去制度化”的过程。但即便是沉浸于“环境泡泡”而脱离真实生活的游客，在享受“伪事件”（pseudo‐event）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新的秩序环境中。许多游客甚至产生了喜欢看别人工作场景的“异化的休闲”（alienated leisure），并通过关联自身以实现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反观，制度化并未在根本上祛除，甚至构成了旅游活动的要素之一。换言之，现代性制度及其秩序结构“使旅游的社会发生（socio‐genesis）成为可能，而且逐渐使旅游成为大众的必需，成为被普遍接受和实践的一种生活方式”，旅游本身也成为人们构建并赋予生活意义的制度。消费者在着重强调消费的差异化体验的同时，仍需要“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的福特主义特质以抵消消费行为中的不可预期性，由此，“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的主题公园、私人订制的旅行团、全包式的旅行酒店等既标准化又给予消费者充足创造空间的消费形式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贝克曾辨析了个体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的概念，在他看来，个体确实从传统语境中得到了解放，但缺乏确定性的个体却更加依赖于新的中介的标准化和控制性以实现稳定性，这也就带来了“制度性的个体化”。旅游活动本就是试图脱离常规制度而又不能完全去制度化的复杂过程，在高流动性的旅游活动中，盖章消费则成为一种“新的中介”，一种可以在大部分旅游目的地轻易地获取景观符号、标记自身在场的实践方式，即借由工艺消费而实现双重“制度性个体化”：盖章发生的环境基础——旅游活动是制度性个体化的；盖章消费发生的具体过程也是在制度性个体化的范畴之内的。因此，本文拟构建“制度性个体化”的分析框架，以期更好地理解盖章消费：基于主体流动而发生的，借助制度化消费工具、参与式介入消费过程而实现的，通过获得个性化产品而完成的，能够标记自身时空体验的消费实践。盖章这一实践行动既是对大众商品个性化的占有过程，也是无形的旅行体验的实体化过程。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选取“制度化—个体化”“物—体验”两对概念作为衡量标准，通过分析消费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对制度性需求的高低、个性化参与的强弱，对盖章消费与其他常见的旅游消费行为进行比较与辨析，进而对盖章消费进行定位（见图1）。

从横轴指标考察，盖章消费是融合了制度化与个性化的消费现象。一方面，盖章消费充分重视游客本人的参与体验，通过有选择地加盖印戳、有意识地设计印戳的组合方式，标准化的印戳和载体因消费者“手工”介入而带有了明显的个人属性。另一方面，盖章消费不能由游客独自完成，他们必须在固定的地点(提供印章的旅行地)、在有限的工具(印章)中进行选择。因此，盖章消费不同于沉浸式游览(如在主题公园游玩或密室逃脱)或收集门票的制度化形式，消费者的创造性并不会被完全限定；也不同于在旅行地收集纪念品(如购买冰箱贴或拾取贝壳)或通过摄影记录旅行过程，消费者的选择和创造性的空间是有限的。

从纵轴指标考察，盖章消费是同时获得消费品与消费体验的过程，即基于手工介入的占有仪式。游客通过盖章消费最终能够得到一个可使用或收藏的物质实体，并且其并非像购买一般纪念品一样简单地占有，而是通过“盖”这一“占有仪式”将标准化商品转化为个体时空体验的标记。此外，不同于摆件或冰箱贴，盖章消费品便于储存又不限定使用场景；不同于非遗文化体验工坊等深度体验，盖章行为具有操作简易、成本低、直观等特征，游客可以在不同旅行地复制，通过盖章这一行动化过程将凝视对象以印戳的形式收录在实体化的物质载体中，将旅行体验延续下来。接下来，本文将在制度性个体化的分析框架下，对盖章消费的实践过程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规则秩序进行详细分析。

三、“盖住”旅行体验：从印戳收集到旅行盖章

盖章消费虽然是新兴的消费现象，但经历了从印戳收集到与旅游流动高度相关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无论是单纯的寻找、收集印戳还是富有创造性的参与盖章环节，盖章消费始终保持着既重过程又重结果的特性，并且都要求有制度化主体的参与，这种“参与式自我表达”强化了旅游实践与体验。另一方面，盖章消费发生的空间流动性极大增强，且必然要求以消费者的流动性为基础，消费者收集和占有的不仅是印戳，更是自身的旅行体验，由此形成了对一般性工艺消费形式的拓展。盖章消费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印戳的收集，其与收藏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与旅游流动的相关性则塑造了其与一般性收藏展示的区别，将收集本身变成了动态过程。

（一）收藏与收集旅游吸引物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收藏开始由统治者专享向大众收藏扩散，新富商人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私人收藏家，藏品多是贵重或精美的艺术品，或具有作为“圣物”的象征意义。随着16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探索，人们产生了对收藏和展示新奇物品的巨大热情，“奇珍异宝”所展现的是流动性所带来的非凡文化体验，并带给人无尽想象。进入20世纪后，大众消费品的出现以及消费文化的形成，使收藏开始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现象，邮票、广告卡片、纽扣等“不起眼的小东西”（humble objects）也被视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物品。这些收藏者进行的是“严肃的休闲”（serious leisure）而非获利的商业活动，其兴起与对工作疏离感的增强密切相关：在工作中无法占有劳动成果的低回报感，通过完全掌控收藏过程、完全拥有自己所创造的藏品而被抵消。对收藏者而言，占有一件藏品是与其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是将大众消费品去商品化的过程，商品通过个人收藏脱离了一般结构，满足了复杂社会对物品特殊化（singularization）的渴望。

对特殊化的渴望正是后福特主义差异化消费的真实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收藏者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也在延续着“展示藏品的热情”。例如，对许多集邮爱好者而言，与其他集邮者的交易行为或互动过程亦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暗含了个体化与制度化之间的张力：对标准化的反抗并不意味着对制度化的脱离，如果特殊化变成了私人化，则个性化也无从彰显。

并且，收藏也不再仅仅是对实体之物的收集，在旅游消费的情景下，游客所经历的即是对旅游吸引物的收集过程，这也逐渐扩大到对旅行体验的收集和占有。很多游客会迫切希望在流动的旅游体验中寻找某种确定性，或通过某种形式将自己的旅行体验“固定”下来，或通过某种标记物以证明自己的“在场”。盖章消费则恰好可以满足：第一，依托可见可触的物质实体；第二，能够充分展现消费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能够表明“我”在这里；第三，具有制度化的外在性，即通过他者证实我“在这里”，从而极大避免了被篡改的可能，如果其能够官方化或系列化，则会更具吸引力。尤其是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等的发展带来的灵活性、便利性与复杂性极大地提升了旅行者的流动性，当旅行活动变成了一种“掠影”（travel glance），沿途搜集符号的盖章行为就成了旅行者曾短暂在场的最好例证。

（二）符号的搜集与流动的标记

近代以来，印章的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类印章在法律或制度层面被赋予了权威性并延续了其实用性功能，作为认证的标志用于政府机构和商业交易中，印章本身只是一种载体，真正重要的是印出来的图案内容；另一类则注重印章本身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作为收藏或纪念品的印章，不仅印面的图案内容具有可鉴赏性，印章载体也因为制作的精巧独特而具有审美性。但这两类印章也可能交叉，兼具功能性用途和收藏纪念意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邮戳和出（入）境戳记。

邮戳是各级邮政业务部门盖在邮寄包裹上的一种标记，因其能够表明 “当时当地”的特性且不能自制或作伪，受到了很多集邮爱好者的欢迎。邮戳收集过程主要依赖于载体的流动而非盖章消费者的流动，盖章消费者也并不能掌握集戳的主动性。出（入）境戳记由一个国家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加盖在公民的出入境证件上，用以说明某人的出（入）境时间、地点并形成官方记录。虽然出（入）境戳记与护照持有者的空间流动发生了必要性的关联，但其获取渠道单一且排斥任意性（不符合规定的盖章可能会造成护照作废），极强的制度约束使得盖章消费者仍无法掌握获得印戳的主动性。目前许多国家开始采用电子签证，取消了加盖实体戳记的程序，收集难度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集章者体验感的下降。

（三）凝视与体验的具象化

旅行中的盖章消费邮戳和出（入）境戳记虽然是使用性和纪念性的复合，但其更注重制度性用途和标记功能。而与这种结构性相对应的，则是后现代旅游的差异化与个性化特征，以及游客希望将主体的流动体验标记下来并将旅游吸引物据为己有的诉求，即侧重行迹留痕或留证的“占有体验型消费”。旅行者所收集的印戳是凝视对象的符号缩影，盖章过程则是旅行者在这一时刻感受与意识的凝聚，盖章消费的行动实践不仅使旅行者获得了实体化的纪念物，同时也构建了属于自身的独特旅行记忆。

旅行者通过主体流动进行体验与视觉消费的同时，还通过盖章消费满足了占有凝视对象的渴望，并且占有是仪式化地发生的：盖章的行动是基于对消费端的个性化介入而实现的、标记在场的仪式过程，印戳则是对仪式真实记录的象征，由此也实现了对一般性印戳收集的超越，即通过盖章消费将流动性的体验具象化了。

四、盖章消费中的制度化需求与秩序冲突

（一）盖章消费者的制度化需求

盖章消费者对制度化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盖章消费者希望得到定位此时此刻的标记，从而固定流动性体验。盖章消费者行动策略往往表现为“对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开展，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其次，盖章点的分布可以构建出一条游览路径并为盖章消费者提供有效指引：“这是最有标志性的景点”“最有价值的文物就在这里”。最后，盖章消费者希望借由印章只能在现场加盖的外在性，证明旅行体验的真实性。与得到某样物品同等重要的是获取的过程，盖章消费者希望通过加盖印戳表明自己的在场，这既反映出盖章旅行与汉唐延续下来的通关制度的相似性，其制度化需求也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性所带来信任危机的应对。在脱域机制下，可信任性（trustworthiness）更可能基于抽象系统并非基于熟识，因此也就产生了对制度信任系统的依赖。

不同于标准化消费品的购买，盖章消费既需要消费者以游客的身份流动起来，又需要他们在某一时刻出现在某一地点固着下来；不同于DIY消费的一般动机，它既非为了应对生产个性化供给的不足，也并不要求消费者完全参与制作，而是通过对消费过程的控制实现低度的、低技能的一般化参与，进而实现对标准化消费品的个性化标记并最终获得实体化的自我消费品。消费者希望获得非凡的消费体验，且不想冒着不可控的风险；希望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且不想因太过独特而无法引起他人的共鸣；希望体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且不想因过于私有化而无法得到外在的有效证实，这也解释了盖章消费者对印章提供者“权威性”的偏好。

（二）盖章消费中的秩序紧张及其调适

因盖章消费兼具制度化和个性化特征，同时重视消费品获得与消费过程，秩序紧张也可能在这两对关系中衍生。其具体表现为由于目标冲突而造成的盖章消费者的自我对抗，以及盖章消费过程中的群体关系紧张。背后反映出的则是制度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张力，以及对消费物与消费体验诉求的失衡。

首先，消费工具制度性过强就容易令盖章消费者产生被支配感，从而抑制个体创造性的发挥。其次，当盖章消费衍生出一种群体规则后，其既可能起到有效规范群体行为的正向作用，也可能引发消极效应，即对群体内挤压、对群体外排斥。一方面，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大量涌入的盖章消费者极易因动机相异而产生分歧，并引发挤占消费空间及体验感下降等衍生问题。另一方面，盖章消费者与印章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着关系对抗。最后，当对收集印戳的追求超过通过盖章占有旅行体验的目的时，盖章消费者则可能陷入“为了盖章而盖章”的消费控制中，体验感下降，或由于盖章行程与其他计划冲突而产生焦虑。

五、结论与讨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消费者既不是被愚弄的“笨蛋”，也不是有意识的、自反性的“英雄”，而是一个实践者。“生产—购买”的传统框架描绘了消费的表面图景，其背后则是消费者借助消费工具进行思考、设计、对话、行动的再生产的参与过程。

本文所研究的盖章消费既是一种新兴的消费现象，又是伴随着旅游流动增速而发生的具体消费实践过程。技术革新与时空抽离带来了主体模糊的问题，以往游客必须亲临现场才能看到的景象，现在通过照片、影视作品、网络都可以实现，凝视对象的缺场引发了确定性危机，游客希望彰显“自我”真实存在的诉求愈发强烈，盖章这种能够实体化旅行体验的“物”就成了在场的最好证明。消费者通过“盖章”这一包含了审美选择与设计创造的工艺消费过程，将标准化消费品转化为个人专属的旅游凝视与流动性体验的在场证明，通过创造个体的流动地图而实现自我的参与式表达，仪式化地占有了旅行体验。盖章消费兼顾了消费品的物质功能和消费过程的感受体验，消费者通过参与和控制消费过程实现了对大众消费的超越，并为高度流动和难以具象化的旅行体验找到了栖身之所。盖章消费之所以能够成为年轻人青睐的旅游衍生品，与其追寻“制度性的个体化”的后现代逻辑密不可分。

在旅游消费中，制度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提供确定性保障，二是用于固定凝视对象，三是履行认定的功能。首先，制度化能够通过确定性带给人安全感。正如以往的贫民阶层倾向于选择“验证”式的休闲方式，其原因就在于与既往知识相一致的体验能够避免陌生事物所带来的威胁感，而这一风险已经被制度性所塑造的可预期结构有效消除了。其次，制度化所确定的轴线和框架能够将游客固定在“线上”（如规划成熟的游览路线、修建好的公路）或“框中”（如风景区、展示空间），并进一步将游客的视线固定在凝视对象上。最后，制度化能够对游客体验的真实性加以认定，通过外在主体参与表明游客曾经“确实到过那里”。

但制度化的存在不能是绝对刚性或外在的，否则就会让人丧失在旅行中追求新奇体验的乐趣。游客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可以灵活作用的制度化，既能够在需要时发挥作用，又不会对“自我”（self posed）的概念构成挑战。制度性个体化的特性此时便凸显出来：通过可以由消费者掌控的实践过程对标准化供给予以回应，从而真正实现将凝视对象占为“己”有。而盖章消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印戳这一符号缩影实现了对“凝视的事物永无止境的再生产与再现”，通过加盖印章的过程实现了记录游客当时当下的感受，并最终通过盖有印戳的载体将游客的旅行体验永久保存并延续下去。换句话说，盖章消费就是借助制度化消费工具介入消费过程，实现旅行体验实体化的消费实践。

盖章消费的迅速发展与大众旅游关系紧密，反映出以往旅游活动中未曾出现的特征，即一种在流动性中对确定性和真实性的迫切需求，这对于理解当下高度流动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消费实践的范式下引入制度性个体化理论，对消费者在旅游活动中收集流动标记的“参与式自我表达”的过程进行了思考。盖章消费实则是消费者在自己建构的旅行地图上收集“旅行体验”藏品的实践过程，这一理解方式不仅拓展了工艺消费的概念范畴，也补充了以往消费实践理论的不足。如今各大博物馆和景区相继推出“旅行护照”“通关文牒”以吸引游客，有些景区推出集齐印戳后可换取相应的奖励的活动，也有高校推出校庆纪念印章，为校友和校园游客提供文化消费体验。但与此同时，有偿代盖、捆绑消费、变相引流等现象的出现却让盖章消费与其本质发生了分离，对“盖章潮”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对盖章消费的分析有助于旅游研究向微观消费场景聚焦，本文所运用的制度性个体化的分析框架，为理解纷繁复杂的消费实践提供了参考。

转载 | 盐加药

审核 | 苏杨哲

终审 | 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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