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即资源”：上海家庭语言策略中的能动性

文摘 2024-10-28 20:59 浙江

“语言即资源”：上海家庭语言策略中的能动性

摘要：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三个上海本地家庭的家庭语言策略，尤其着重于从父母的语言意识视角来阐释父母在家庭中的能动性（agency）。研究数据来源于针对每个家庭中的一位家长所开展的半结构式访谈，通过结合演绎与归纳的分析方法，我们从家长提供的信息中挖掘出了“语言即资源（language-as-resource）”意识的子维度，并据此将这一意识（ideology）与观察到的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相联系。研究发现，家长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家庭语言环境的协调（negotiations），二是语言学习教育资源的分配。研究进一步指出，父母的能动性核心体现在他们有意识地选择是否遵循或改变社会为儿童多语言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以及是否对这些条件进行补充。父母的语言意识信念（ideological beliefs）是希望子女获得特定语言资源。父母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优先获取社会资源和公民身份资源——这些信念都指导家庭语言的协调过程。本研究倡导提升方言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从家庭和个人发展的角度建议拓宽家长对语言资源的认知视野。

关键词：

家庭语言策略；语言意识；语言即资源；父母的能动性

作者简介：

Yue Peng,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Yanjun Wan,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Peng, Y., & Wan, Y. (2023). Understanding parental agency in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from language-as-resource ideology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three Shanghainese famil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12.

译者：

Angela

本文第一作者：Yue Peng

在中国，普通话是官方语言，并得到政府的积极推广（Li 2022；Zhang 2013）。中国各地汉族使用的其他语言被称为地方方言，包括上海话。除了占中国人口约 91% 的汉族外，许多少数民族也使用自己的语言，如壮族、苗族和朝鲜族。虽然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在公共领域使用，而方言则被鼓励在区域、地方和私人领域使用（Li 2022），但普通话实际上对方言和民族语言构成了重大威胁（Shao & Gao 2019; Wang & Curdt-Christiansen 2021）。例如，随着普通话在上海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广泛，上海话的生命力在近几十年来显著下降（Jiao 2009；Xu 2021；Yu & Yang 2016）。

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英语的使用也受到包括国际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Cheng & Zhao, 2019）和当地家庭（Zheng & Mei, 2021）的重视。在意识到许多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濒危状况后，2015年，国家语委、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Shao & Gao，2019）。迄今为止，"语保工程"主要由语言学家开展，目的是研究中国不同方言的现状，并记录濒危方言（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2020）。在这项由国家发起的努力中，从自下而上的角度（例如在家庭层面）振兴少数民族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

近年来，家庭语言策略（FLP）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研究者认为，语言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不应仅停留在宏观，而需要立足于微观层面（Cooper，1989；Schwartz & Verschik，2013）。最近，Bose 等人（2023）提出，虽然学习语言政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但由于社会变革和技术发展，它仍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家庭的定义不同（即核心家庭与大家庭，面对面交流与数字交流），但在微观层面上，家庭是“维持和保存语言的关键先决条件”（Schwartz & Verschik, 2013）。许多人认为，在家庭层面上语言的自然代际传递是一种语言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Curdt-Christiansen & Wang 2018; Spolsky 2009)。

关于保护方言，Crystal（2003）用"巨大的鸿沟"来指代学术界和公众对语言资源和语言保护的认识之间存在的差距，这进一步加强了研究家长的语言意识与他们的语言实践和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合理性。在中国大力保护濒危语言的背景下，正如"语保计划"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对中国家长在语言资源和语言保护方面所持的意识观念还有待深入了解。

家庭语言策略（FLP）理论框架

Spolsky (2004) 的框架在FLP领域被广泛采用。该框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 FLP 研究，包括语言意识（即人们对某种语言的看法）、语言实践（即人们如何在不同语境中使用某种语言）和语言管理（即人们采取行动改变/影响语言实践的意图）。在这三个方面中，语言意识被认为是推动语言政策研究的动力，因为意识的形成和形成的来源在更深入地分析语言实践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urdt-Christiansen，2009）。例如，Tang 和 Zheng（2023）采用 Ruiz（1984）的三方取向（即语言是问题、权利和资源）来研究美国华人移民家长的语言意识。研究者认为，父母的语言意识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同时包含问题、权利和资源导向。复杂的语言意识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限制子女学习母语（本案例中为中文），因为父母试图协调多语言社会中的不同需求。

在Ruiz提出的语言意识的三个方向中，语言即资源被认为是语言政策文献发展的核心组织概念（Ruiz，2010）。更具体地说，Lo Bianco（2001）提出了语言资源的六个维度，这被认为是最全面的分类（Ruiz，2010）。这些维度包括：(1) 作为智力资源的语言，如人类知识发展和多语言的认知益处；(2) 作为文化资源的语言，如文化活力；(3)作为经济资源的语言，如拓展市场；(4) 作为社会资源的语言，如沟通和加强群体间互动；(5) 作为公民资源的语言，如获取和参与；(6) 作为权利资源的语言，如理解和解构社会不公和压迫。

Lo Bianco（2001）提出最好将语言概念化为社会和个人资源和资产。他进一步解释说，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和较高的文化水平是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资源，也是身份认同和交流的行为。

Lo Bianco关于语言资源多样化表现形式的观点，在当前中国社会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鉴于中国社会语言生态的多样性，方言与民族语言（诸如上海话这一重要方言）的活力衰退，已有文献（如Xu，2021）对此进行了明确记载。因此，深入探究不同语言在社会中作为资源的角色，特别是那些濒危语言的保护，显得尤为迫切。

de Jong等人（2016）的研究指出：“不同的语言在社会中由不同群体赋予了不同的资源类型定位。”语言学者对语言资源的认知与公众的理解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国家和社会的语言资源观念也可能与个人及家庭层面的语言资源观念大相径庭。鉴于此，鉴于家庭在语言政策制定及社会规划中的基础性作用，了解家庭成员在家庭层面对语言价值的认知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实践与理论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父母在家庭语言实践与管理中所持有的“语言即资源”的意识，来揭示上海家庭的语言实践与管理现状。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为本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1) 作为能动性主体，父母在选择与孩子进行家庭交流的语言时，遵循了怎样的原则或策略？

(2) 家长如何协调并促进孩子三种语言（普通话、英语及方言）的均衡发展？

(3) 在家庭语言实践与管理中，家长如何理解并应用语言作为与这三种语言相关的资源？

调查结果

普通话：我认为普通话应该是最重要的

所有父母都表示，他们主要使用普通话与子女沟通；然而，祖父母通常会混合使用普通话和上海话与子女沟通，两种语言的比例因人而异，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习惯和普通话技能。例如，郭先生的父母不习惯说普通话，因此他们经常和孩子说上海话。至于孩子，即使祖父母与他们说上海话，普通话也是他们的主要语言。在黄女士的家庭中，虽然父母和祖父母之间使用上海话，但他们与孩子在一起时都使用普通话。黄女士说："虽然我的父母更习惯说上海话，但他们和我儿子在一起时会很自然地切换到中央电视台的频道。

因为孩子们主要使用普通话，所以当父母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甚至祖父母选择和孩子们一起使用普通话时，"自然而然 "成为了关键词。郭先生说："当他回家说普通话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用普通话和他交流。同样，董女士说："她一直在说普通话，我们，包括她的祖父母，自然而然地就改说普通话了"。郭先生和董女士都注意到，孩子上学后，普通话很快就取代了上海话，成为孩子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董女士说："在学校里，她的周围都是普通话，回家后她也继续使用普通话。她们大多认为，孩子使用普通话是因为学校提倡使用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

数据显示，家长认为普通话在三个（子）范畴具有资源性，包括社会资源／沟通、公民资源／教育，以及公民资源／职业。鉴于普通话的重要价值，黄女士说："就三种语言的期望能力而言，我认为普通话应该是最重要的。普通话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让孩子们实现与全国人民交流的目的，是家长们最看重的，也是第一位的。家长们认为，一个人需要通过普通话与全国各地的人交流。例如，郭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人们依靠普通话而不是地方语言来交流。我认为，如果人们有共同的语言，会更加方便"。家长们认为与普通话有关的其他重要价值来自普通话作为公民资源的作用，特别是在接受优质教育和获得有前途的职业机会方面。黄女士说，"无论是考试还是将来工作，普通话都非常重要"。另外两位家长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大多将普通话与识字能力联系起来，并评论说学习普通话非常重要。

学校系统中的普通话。普通话（语文）识字能力无疑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董女士指出，"普通话是学校的重要科目"。至于普通话在工作场所的重要性、郭先生列举了自己的经历："对我来说，我每天都在工作中使用我（在童年时）学的普通话，不是吗？"

与对普通话的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有三位家长都表示，他们没有具体的计划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来支持孩子学习普通话，特别是语言技能。黄女士解释说："他一直使用普通话；他通过普通话接受正规教育；他用普通话阅读和观看电视节目。因此，我不需要为他安排任何专门的培训"。虽然家长对子女的普通话能力有信心，但他们认为读写能力与普通话息息相关。举例来说，虽然郭先生表示孩子的普通话能力有保证，但他和太太会为儿子提供阅读材料，例如儿童文学、中文、英文、日文、粤语、韩语、英语等，以及成语故事和中国古典诗词，以提高他的识字能力。

英语：我们绝对不能降低学习英语的要求

在这三个家庭中，英语在日常交流中的作用很小，但所有三个孩子都把英语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这些家庭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对英语的使用也很有限。因此，他们不与孩子们讲英语。

尽管使用英语的程度有限，但数据表明，家长们非常重视孩子们的英语学习，他们认识到与英语相关的五种（子）语言资源。这些（子）维度包括社会资源/交流、社会资源/融合、文化资源/丰富、公民资源/教育和公民资源/职业。

首先，家长们认为英语是与国际社会交流的一种社会资源。黄女士以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为例，认为"在上海，当你与人交流和阅读某些资料时，非常需要英语"。同样，董女士说："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你需要掌握良好的英语才能与外面的世界交流"。除了社会资源/交流之外，英语还被视为一种促进融合的社会资源。这种认识在与黄女士的访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注意到，如今上海职场中的许多年轻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如果我们的孩子英语不好，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自信，无法融入工作圈子"。

英语也被这些家长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可以丰富孩子的多元文化体验。郭先生希望他的儿子将来有机会到外国体验不同的文化，他认为英语是通往这些多元文化体验的道路。同样，在谈到将来参加短期出国留学或外国夏令营时，董女士认为英语是 "开拓视野、体验不同生活方式"的途径。

最后，英语显然被家长视为评估优质教育和未来职业的公民资源。近年来，公立学校系统降低了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教育部刚刚出台双减政策，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重点是取消包括英语在内的补习班。与此同时，上海的小学开展了取消英语期末考试的试点项目。不过，黄女士指出，英语仍然是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郭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评论说："英语对于应试教育仍然非常重要。它的分量不亚于中文和数学。我们绝对不能降低对英语学习的要求"。

三位家长都认为英语是促进孩子未来职业发展的资源。郭先生认为，如果年轻一代只有有限的英语技能，他们将无法在竞争激烈的职业市场中脱颖而出。董女士意识到上海有许多国际公司，她评论说，"如果你的英语不好，国际公司的大门就会向你关闭"。

与家庭中英语使用有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三个家庭中发现了对英语学习进行强有力干预和管理的趋势。家长们普遍认为，要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英语语言技能，即为孩子学习英语创造有利条件，亟需家长的自主努力。黄女士表示，尽管她认为普通话是三种语言中最重要的一种，但作为家长，英语是最需要努力的一种，这是因为孩子缺乏说英语的环境。郭先生和董女士都表示，尽管公立幼儿园不允许教授英语，但他们的孩子从3岁起就开始学习英语。例如，郭先生 5 岁的儿子定期参加在线英语课程，董女士的女儿每周参加1.5-3小时的校外英语强化班。至于黄女士，虽然她没有为儿子安排任何课外英语课程，但她非常鼓励小学生阅读英文绘本并模仿故事的原声录音。她还强调了标准英语发音的重要性："我们从来没有给他读过英语故事，因为我们的英语发音不标准。我们更喜欢让他跟着标准录音复述"。也就是说，家长们主要通过分配教育资源，努力提高孩子们的英语语言能力和读写能力。

上海话：顺其自然

三位家长都认为上海话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说他们几乎只在与配偶和祖父母在一起时使用上海话，但与孩子在一起时则不使用上海话。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孩子（黄女士的儿子和郭先生的儿子）偶尔会改用上海话或模仿上海话说几个单词或句子。例如，黄女士说，在朗读教科书中的文章时，她的儿子有时会用上海话来读，以示有趣。同样，郭先生说，当大人用上海话交流时，他的儿子偶尔也会加入使用上海话的行列，而娱乐也是他提出的理由。

与上海话相关的语言资源意识主要涉及将本地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资源/身份，并进一步带来社会资源/整合的价值。首先，家长们认为会说上海话是他们作为本地上海人身份的象征。在访谈中，黄女士坦言，她希望儿子即使不能流利地说上海话，至少也能听懂上海话，因为上海话是这个家庭的文化认同。郭先生对说上海话也有类似的理解，他说上海话给他和家人带来了自然的亲密感和情感依恋。郭先生说，"如果本地上海人几代之后都不会说上海话，那就太可惜了"。

第二点是将上海话视为与其他家庭成员和当地人联系的一种方式，从而表明上海话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源/融合。郭先生认为，上海话为家庭成员之间，包括与亲戚之间带来了"和谐关系"。董女士认为，会说上海话有助于孩子与家庭以外的上海人建立联系："与英语类似，会说上海话有助于融入某个社交圈"。因此，掌握上海话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女儿的社交生活和人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她总结道："我还是希望她能说上海话。会说总比不会说好"。

尽管上海话在承载身份认同和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受到重视，但家庭在支持儿童学习上海话方面的干预和管理仍然非常薄弱。父母主要通过在父母和祖父母之间使用上海话来保证家庭中存在上海话环境。此外，孩子们的被动语言技能（能理解）比主动语言技能（能创造）更受重视。黄女士说，由于祖父母有时会说上海话，因此孩子们的上海话能力很强。

她和儿子一起学中文时，儿子在理解语言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她也不打算改变这种状况。“顺其自然”是她对孩子上海话能力的总体态度和行动的描述。当被问及是否采取任何措施在这一阶段，郭先生对儿子的上海话能力持否定态度：“如果他将来面临上海话能力下降的问题，我可能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与黄女士类似，董女士也打算顺其自然，不刻意干预：“我相信她在环境中浸泡的时间长了，应该会说一些了。这就足够了。”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父母在塑造子女所学语言方面扮演着能动性主体的角色，这与以往的研究（Curdt-Christiansen，2013；Curdt-Chris- tiansen & Wang，2018）不谋而合。更具体地说，本研究中父母的能动性努力体现在两个层面：家庭语言环境的协调，以及为子女的语言学习分配教育资源。我们进一步认为，父母在上述两个层面上的能动性，本质上是父母有意识地决定是遵循、改变还是补充大社会为儿童多语发展所提供的语言环境。

父母能动性的第一个层次是家庭根据自己的语言库决定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从而形成家庭的语言实践（针对研究问题 1）。在本研究中，所有家庭成员都会说普通话和上海话，尽管普通话对一些祖父母来说并不自然。在这两种语言中，父母采用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与子女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根据普通话和上海话在大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和使用情况决定的。举例来说，当孩子们放学回家说普通话时，因为学校规定孩子们必须说普通话，家庭成员可以选择用上海话进行交谈，但他们选择用普通话与孩子们交流。

本研究确定的家长能动性的第二个层面，是家长有意识地决定将教育资源用于何种语言，或者更具体地说，用于语言的哪些方面（语言和/或读写能力），从而形成家庭语言管理（针对研究问题 2）。这也是根据不同语言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和使用情况来决定的。在本研究中，最大的教育资源和精力用于支持儿童学习英语。考虑到英语在中国社会中是一门外语，而研究中的所有儿童都是通过中文接受教育的，他们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体验到丰富的英语语言环境。意识到这一不利情况后，家长们通过让孩子参加课外英语培训班、在家中提供阅读和听力材料等方式，努力在教育上补充社会所提供的条件（即英语语言环境的局限性）。这种教育努力不同于创造有利于学习英语的家庭语言环境（对于少数家庭成员英语流利的中国家庭来说，这可能是可行的），因为英语根本不属于这三个家庭的语言范围。此外，普通话也吸引了一些管理方面的努力，因为家长选择将教育资源用于培养孩子的普通话读写能力。由于普通话被认为是孩子的第一语言，家长对孩子用普通话交流的语言能力并不太关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选择通过加强学校教育和让孩子参与课外活动（如家庭阅读）来支持孩子的普通话读写能力。至于上海话，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其他方言一样，上海话被认为是一种口头语言，不适合作为书面语言（Tian，2012；Wang，2013）。因此，要支持儿童的第一语言读写能力，似乎只能选择普通话，而不能考虑方言。

我们承认，家庭语言的实践和管理并不总是明确/公开的，而是同时隐含/隐蔽的（Curdt-Christiansen 2009）。然而，我们认为，即使是隐蔽/隐含的方面也得到了理论的支持，即父母与不同语言相关的语言资源意识，这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证明。这一观察结果与Curdt-Christiansen和Wang（2018）对中国家庭中强大的主动父母代理的识别以及Spolsky（2004）的说法一致，即父母倾向于承担家庭语言管理者的角色，相信他们有能力决定孩子的语言。

父母的"语言即资源"意识

对家长能动性的深入探究揭示，家长所持有的语言资源意识在家庭语言实践与管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针对研究问题3）。通过对家长三种语言资源意识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家长普遍认为普通话与英语的价值丰富多元；相比之下，上海话在文化资源/身份认同及社会资源/融合这两个维度上的价值是被视为有限的。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上海话被视为薄弱甚至被忽略，尽管它与普通话和英语紧密相关：一是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即意义交流）的基本功能；二是语言作为评估优质教育及未来职业前景的公民资源；三是语言作为文化多样性的丰富资源。将上述比较结果与家长的观念相结合，不难发现，家长更倾向于重视语言的实用价值，如看重公民资源而非文化资源/身份认同。他们视普通话为子女更为迫切需要的资源，这导致他们在应对普通话对上海话在家庭中使用造成的冲击时，所付出的努力显得较为微弱。

就家长有意识地将教育资源投向英语（语言及读写能力）和普通话（读写能力）的动机而言，其语言资源意识及对这两种语言价值的明确认知再次成为核心驱动力。鉴于家长的语言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及语言环境的影响，上述问题与提升方言在教育、公共媒体、艺术及职场等更广泛社会领域地位的重要性不谋而合（Shen et al.，2021）。

此外，将家长的语言资源意识与Lo Bianco（2001）提出的语言资源六维度进行对比后，我们发现家长往往忽视语言作为智力、经济和权力资源的作用，且这种忽视不受具体语言种类的限制。这一方面表明，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复杂性及其对不同主体的意义差异显着。尽管国家、社会及商业活动参与者普遍认同语言是拓展市场的经济资源（Petrovic，2005；Ricento，2005），但在本研究中，家长的意识对此反映有限。

对于本研究中的家长而言，他们更关注与子女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公民资源。另一方面，这部分家长对语言作为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的认识不足，也反映出学术界与公众在语言价值认知及语言保护意识上的差距。尽管学术界指出，多语言环境能为个体提供显着的认知优势（Friesen et al.，2015；Rubio-Fernández，2017），但在本研究中，家长在评估包括上海话在内的多语言学习资源时，并未将此纳入考虑。同时，尽管学术界强调多语言学习在解构语言不公中的重要作用（Lo Bianco，2001），但权力资源仍是家长忽视的一个维度。就中国的“语言保护工程”而言，尽管语言学家在记录濒危语言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Li，2019），但家庭层面的参与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当宏观与微观利益一致时，语言保护工作将更具优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面对家长时，研究者应更多地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出发，而非单纯强加国家及社会的观点。同时，家长需增进对方言相关价值的了解，特别是要了解语言作为认知资源和权力资源被低估的方面。

结论

本研究的范围和数据来源有限。参与研究的三个家庭人数较少。他们的背景相似（家庭成员均为上海本地人、中产阶级、受过教育并在本地就业），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案例只能反映全貌的一部分。此外，本研究主要依赖访谈数据，因此缺乏其他数据来源，如实地观察和家庭谈话录音，从而无法对三个家庭的家庭生活计划有更细致的了解（Wang & Curdt-Chris- tiansen，2021）。尽管如此，本研究仍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父母在家庭语言策略（FLP）中的能动性，即他们如何有意识地选择是追随、改变还是补充大社会为其孩子儿童期多语言发展所提供的语言环境。更为关键的是，本研究从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全新视角，阐释了家长在能动性决策中所体现的价值。

编译｜Angela

审核｜穷象

终审｜扶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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