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

本文作者之一：Jessica Greenberg

什么是失望？为什么人类学应该关心失望？

当人们谈及失望时，他们往往从细微的角度去阐述过去的生活经历与尚未实现的期望之间充满混乱、摩擦和不尽人意的差距。人们还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论述了最初造成这种差距的可能性条件。在这一个过程中，人们改变了自我和他者、制度和角色、甚至与神灵和规范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因此，“失望”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空间，道德上的确信和政治上的正义，即使没有被颠覆，也被围困在一个“不该如此”的不尽人意的世界之中。各种术语都可以捕捉到这些困惑的问题：背叛、绝望、幻灭、幻灭、迷失、不满、疲惫、失败、沮丧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术语，本文展示了人类学对于失望的解释如何揭示了这些蕴含着不安的、不满的情绪中往往被忽视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这一视角看，失望的观点作为一种处理失败和排斥的情感、体验和政治的共同词汇。然而，任何特殊的既定失望经历都指向了一个不平等、甚至充满对立、等级森严的位置、高度分化的世界。失望经常出现在随着人们跨越不同的活动或规范领域所产生的冲突之中；但它也可能构成一种公认的、通用的、经过磨砺的文化工具箱，用于诊断、命名和分析那些广泛而共享的经验和情感。因此，与失望的纠缠需要我们不断地问，谁失望了？关于什么，来自于谁？人们如何表现和讲述失望？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失望总是有关系性和情境性的。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提醒我们，失望是一种不完全明确的立场，它可以产生广泛的道德、政治、主体和社会承诺。失望可能激发暴力的复仇主义运动，正如它可能激发解放的事业一样；它可以催化冷漠，但也可以重振承诺；它可以用幽默或讥讽、哀叹或谴责、认输或反叛的情感来表达；或者，它使人们摆脱他们现有的认同、假设和联结，为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人类学追踪了那些在失望的社会生活中难以预测的转折点。它探索了人们栖居在难以满足的期望、欲望和需要中的身体与情感方式；它揭示了比较作为一种判断方式和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的力量；它关注生活在僵局和双重束缚中的步伐（pace）、劳动和美学。在此过程中，失望的人类学为分析那些令人们失望的事物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无论是通过市场还是国家，规范类型还是亲属制度，甚至是个人身体的物质脆弱性；它也还描绘了人类学的学科轮廓——由充满希望的知识、治理和道德制度构成并陷入其中，而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自身的失望。

失望的条件

长期以来，失望、不满和幻灭的个人一直出现在民族志作品中。例如，Malinowski（1925）将巫术描绘为一种避免失望收获的焦虑尝试，或者Turner（1957）关于失败的社区项目与个人抱负的讨论；或者，许多人类学家将自己的失望——对于所处社会的好战性（Pemberton 1994）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吹捧（Taussig 1980）——作为一种研究的动力。然而，近几十年来，那些承诺改善社会的现代性治理项目的失败，致使人类学家将目光聚焦于失望，并将其视为在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中生产的、复杂的并且往往难以预测的摩擦点（points of friction）的索引。因此，失望已经不只是一个主题，它开始作为一种诊断工具，用以审视进步之下的不平等后果（uneven aftermaths）。

在后福特主义、后社会主义和后发展主义的背景下，失望无疑是普遍存在于所有这些被定义为生活意义的、一种以国家治理、经济增长以及投资和遗弃的牺牲意识形态为支撑的、面向未来的集体进步项目失败下的物质和意识形态中（例如,Allison 2013, Buck-Morss 2000, Ferguson 1999, Kroijer等, 2021, Muehlebach & Shoshan 2012）。作为一种经常被忽视的“历史情感”（Gilbert 2019），失望浸透在这些后遗症（aftermaths）之中，并在芝加哥公共住房的供暖短缺（Fennell 2015）、南非索韦托最贫穷社区的用水短缺（Von Schnitzler 2016）以及越南荣市基础设施的日常故障之间建立起意外的共鸣（Schwenkel 2015）。在此背景下，摇摇欲坠的现代化项目——“废墟”（Stoler 2013）、“遗迹”（Nadkarni 2020）和“瓦砾”（Gordillo 2014）——以及对从未实现的发展计划的艺术性描绘（Yarrow 2017）成为一种情感性的追诉场所，人们通过这些场所体验并理论化一个既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也不是他们被承诺的存在（present）。

被暴力排斥在现代性承诺之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失望不是对于失败承诺的叹息，而是对召唤这些承诺本身的拒绝。例如，在美国，人们通过一种 “黑人逃逸 ”（Black fugitivity）的逻辑来“脱离国家进程”（Sojoyner 2017, p. 527）。这种不参与和不投入的运动直面了奴役和反黑人的漫长历史——作为普遍宣言的进步的现代性一直是以排他性逻辑为前提的（Thomas 2019）。

遭受殖民主义统治和剥夺经历的原住民不仅对特定的国家和市场体制提出控诉，也对支撑这些体制合法性的价值理想提出了控诉。而这些指控非但不会走向绝路，还将开辟新的可能性，正如 “激进悲观主义”（radical pessimism）一样，它激起了危地马拉原住民沿着变化和多面向的路线展开新的政治想象（Copeland 2019）。事实上，通过质问 “如此之多关于正义的失败尝试所带来的令人痛苦、失望、束手无策的故事”，人们不再看向那些正义和认同的承诺，而以一种拒绝的行动“对自负的轻浮政治（conceit of easy politics）进行复仇”（Simpson 2014, p. 29）。

失望也弥漫在后革命、后殖民和后冲突的语境中。在许多情况下，失望成为新兴的民主国家的气质（Greenberg 2014）。法治或转型正义往往无法带来实质性的平等或调解（Clarke 2009，Shaw&Waldorf 2010）。例如，在革命后的萨尔瓦多（Moodie 2010）、格鲁吉亚（Frederiksen 2018）和玻利维亚（Goodale 2019），真正有意义的民主似乎遥不可及，那里的政治现实背叛了革命的理想，或使其污浊（muddies）。新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如此，在那里，美好的宣传和活生生的现实之间的鸿沟只能用讽刺愤怒和失去信任来填补（Kendzior 2011）。在海地，大大小小的、长期持续这危机的历史生产了一个“唯一可以确定的似乎是——将会有更多的灾难的未来”（Beckett 2020, p. 17）。在许多地方，仍然受到殖民主义遗留的塑造，“后殖民幻灭”（postcolonial disenchantment）（Bonilla 2015, p. 3）或者“殖民启蒙的悲剧”的感受（Scott 2004）标志着政治主权的严重局限性；而“解放的束缚”（Bardawil 2020）则给行动者和分析家们带来了“苦涩的困境和痛苦的失望”（Robotham 1997, p. 357）。在这些背景下，“未来显得梦幻般，仿佛它是一个来自过去和理想幻梦的幽灵所栖居的空间，而现在则展开了一个在不断缠绕的多重束缚中，神经激荡的交错重叠的空间；一个相互矛盾的趋向和行动的集合，使之失去了明确的终点” （Coronil 2011，p. 247）。在此情况下，失望的历史性与人们——生存在破灭的期望、不稳定的现在、不确定的未来的，“后”时代的不平坦地图中——还能游刃有余生活的行动策略紧密关联。构成这些行动策略的是沉默与表达、行动与放弃行动，以及比较的实践的形式。

失望的比较

正是这种比较的工作——在“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之间来回穿梭——产生了一种幻影般的、充满情感追诉的失望体验。当然，并非所有的比较都会让人失望。但事实证明，关注于失望的比较对人类学分析具身性、主体性，以及制度、官僚机构和治理方面卓有成效。这些领域的研究表明，正是通过令人失望的比较，人们得以将异质经验和全球联结进行多向测量，从而跨越多重社会秩序的“渗透边界”，将经验领域和权力关系的模式编织在一起（Gershon 2019）。通过将相似性与差异性嵌套在分形递归（fractally recursive）关系中（Gal & Irvine 2000），特别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标量隐喻（scalar metaphors）（Carr & Lempert 2016），失望的比较将主体经验与结构性条件联系起来。

例如，当人们通过“标量互文”（scalar intertext）的身体来阅读剥削和脆弱性的全球历史时（Agard-Jones 2013, p. 184），他们将自己对幸福的渴望与刻入身体的细胞深处的不平等进行比较。就像土耳其的残疾应征军人通过他们残缺的肢体映射出失望，标示了一种规范的、主权的男性气质与作为性别不符的污名化身体的裂痕（Açiksöz 2019）。身体被国家项目的失败所塑造，人们对曾经承诺作为基本权利的医疗保健项目，在医疗体系的后革命之后崩溃而感到失望（Brotherton 2012）。身体也被现代科学技术项目的灾难所塑造，这些项目通过疾病和脆弱性重新定义了公民身份（Petryna 2002)。例如，耐克的健身app通过鼓励年轻的俄罗斯人将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身体与健康的后社会主义的身体进行比较，人们学会对自我的身体感到失望，可能成为一种塑造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路径（Krupp 2021）。公司和生物技术项目利用这些焦虑与欲望，从比较健康与衰退的差异中（Dumit 2012），从正常的与失败的身体的种族经济中挖掘经济价值（Wolf-Meyer 2015）。

这些焦虑的比较被利用、强化并剥削了价值等级，不仅在个人身体中，也在国家中生产了失望。例如，市场的逻辑和话语将民主和权利的宣言转变成投资、捐税和政治影响力的零和博弈，使人们（和国家）在价值等级制度中相互对抗（Paley 2001，Fadlalla 2018）。同时，民主能力指数塑造了国家名片和形象（Graan 2010），这一指数通常针对于大众媒介的受众（Bishara 2012）。关于失败的民族和国家的想法也塑造了人们内在的自我意识，正如人们将个人的道德缺陷与被视作不正常的国家相关联（Fehérváry 2013）。

简而言之，人类的比较等级制度以一种显著不平等的形式使自我沉浸在挫败、怀疑和失望的感受中 （Fanon 1952）。这类全球传播并在制度上强制实行的区分，为多面向、多层次、相互矛盾的失望体验奠定了基础。例如，波兰的援助人员对照非洲受援国的民主能力和政治现代化程度来评估自己（国家）的民主能力和政治现代化程度，即使他们完全知道，西欧同行也在评估波兰作为第二世界捐助国的能力（Drążkiewicz 2020）。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位置将东欧纳入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比较逻辑中，却使他们更加无法完全融入西方社会（Dzenovska 2018），并产生了一种“停滞的能动性”（suspended agency）——即定义为被纳入全球北方的“种族化和基于阶级的政治”中，并被排斥在“实际参与之外......由于结构性限制”（C. Brković，未发表）。这种令人失望的比较再生产了现代性对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诸如此类的区域性、分类的和发展主义的划分，并以一种不断更新的形式将情感体验与显著的全球等级制度融合在一起（Lowe 2015）。

在此背景下，标记和类型化的比较空间成为一种治理模式（Parla 2009，Paz 2018）。权利的分配通常被归结为人们对作为值得的或失望的理想类型的谨慎评估。法官评估人们关于伤害或痛苦叙述中的真相（Gribaldo 2014，Rosas 2019）；官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判断那些寻求庇护的人中谁是真正的难民（Cabot 2014）。当人们评估性别化、种族化主体的真实性时，怀疑或不信任的记录将重新激活结构性等级制度，并使民众产生失望情绪，从而为国家权力的运作提供辩护。例如，失败的种族化主体的形象，通过警务、监视甚至酷刑，进而赋权国家干预的监禁形式（Ralph 2020）。减少投资和维持监控的双重政策通过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将失望具体实现（Alves 2018），通过将一些人塑造成永远需要改造，从而进一步将不平等自然化（Lea 2020，Li 2007）。例如，将“令人失望的原住民”主体作为“令人担忧的对象”（Cowlishaw 2003，p. 107），其生产了道德幻想与哀叹的激进流派，从而支持殖民地、定居殖民和晚期自由主义治理。

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失望比较。对官僚制度的人类学分析通常集中在专业性和透明度的宣言与政治和法律上的混乱之间的裂痕（Hoag 2011，Ballestero 2019，Hetherington 2011）。例如，失望出现在当人们正面临的眼前和远处的危险——食人豹（Mathur 2016）与可预见的核灾难的未来（Watanabe 2021）——与国家所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之间，存在着经验与现实的不符。而国际官僚机构在试图改善人类境况的过程中也经常引起不满，正如那些旨在通过不完美手段创造美好世界的“希望的殿堂”（palaces of hope）（Niezen & Sapignoli 2017）。同样，人权组织以充满希望的正义与和平的语言来构建可能性的地平线，但所能提供的技术官僚回应却纠缠在冲突的物质和道德记录中（Billaud & Cowan 2020，Merry 2016）。总而言之，失望笼罩着这些项目中，因为它们的任务是将抽象的承诺具体化，但却只能以不完整、令人不满甚至反常的形式追求这些承诺，从而威胁到自身的合法性。

然而，失望也可能使人们拒绝将那些不规范的生活视为失败的比较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失望可以激发行动的动力，这些行动不是通过解决挫折来实现，而是通过发现如何能在矛盾空间中穿梭航行。年轻的墨西哥黑客就是如此，他们通过使用代码能力，重塑了他们的政治幻灭（Beltran 2020）。拒绝与常规比较也可以为酷儿团结和亲属关系（Çalışkan 2019）或另一种过去与未来（Ramberg 2016）打开空间。换句话说，对所提供的话语的生产性拒绝（McGranahan 2016）可以将失望的比较逻辑转化为一种新的政治的开始，因此，未能达到规范的标准——将质疑转向规范本身的问题，而非对自我的怀疑。通过所有的形式，人们将自己和他人置身于一个被期望与失败的比较关系所纠缠困扰的世界中，这个幽灵通过诗歌的形式展现并表达出来。

失望的诗学

人类学对失望的研究充满了丰富且令人回味的描述，这些描述将失望的比较呈现为贯穿身体的感官体验。后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村庄的“水坑变成齐膝深的沼泽”（Ssorin-Chaikov 2016, p. 693）。当救护车运走一位在京都孤独死去的老人的尸体时，“发动机传来低沉的轰鸣”（Danely 2019, p. 213），这是一场孤独的死亡，背景是“一系列失败、破坏和损失的宏观社会事件（......以及）另一种同样深刻的损失：社会性之谜的丧失“（Nozawa 2015, pp. 394–95）。被告在哈拉雷的法庭上“闻到腐烂的味道”，指向司法系统的压迫和腐败（Verheul 2020, p. 265）。公寓里到处可见的 “杂乱无章的物品和身体 ”和 “夸张表演......的寓言”，促进了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自我保健（Manalansan 2018, pp. 501–2）。在电气化分配失衡的新德里，“在高架公路下的荒地上穿行、在新住宅开发项目的广告牌上盘旋”（Coleman 2017, pp. 174–75）。这些对物质、身体和审美的动力学话语强调的不仅仅是抒情的修饰。相反，对失望的诗学的关注——失望所采取的形式以及世界上预示和催化失望的产物——迫使我们面对人们失望经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还使我们警醒将失望视作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或者认知状态的观念。

正是在这些独特且不同的失望经历中，一种诗学表达变得尤为显著。俄罗斯退伍军人将他们的“创伤、困惑和幻灭”作为一种残酷的商品，使得国家在阿富汗与车臣这场无意义的战争中，能够提供物质支持以换取对敌人的身体伤害（Oushakine 2009, p. 187）。而为了回应加纳普遍存在的腐败，许多艺术家通过愤世嫉俗的幽默，更多将注意力投入在“讽刺当下，而非政治变革”（Daswani 2020, p. 108）。与此同时，在底特律的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年轻的黑人女孩“面对失望和挫败的计划......通过她们自己泰然自若的、通常具有政治象征性的舞蹈来回应，（......整合了）即兴创作、借鉴和采样的实践，以拆解和重构当前的社会现实”（Cox 2015, p. 30）。正如这些例子所展现的，失望在这一系列的广泛的民族志中被表达，从圣保罗封闭社区的精英（Caldeira 2001）到韩国受过教育但不安的中产阶级（Song 2014），再到里约热内卢郊区被边缘化的垃圾捡拾者（Millar 2018）。失望可以促使人们尝试从僵化的社会规范中挣脱出来（Remmert 2020），正如它可以强化人们为了符合规范的欲望而去斗争（Beekers & Kloos 2017， Hayden & Muir 2022）。这些不一致的声音绝非和谐。事实上，失望的表达总是在内部变化、断裂和矛盾的，不仅在社会学结构上，而且在一个特定的表达者的主体性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失望的声音总是涉及观点的分裂，正如一个人同时看到并感受到一个特定承诺的吸引力以及它未能实现的痛苦。因此，失望显然是“双重声音”double-voiced（Bakhtin 1981），贯穿在说话者的主体性与他者的主体性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真实和想象；接受和否认。这些声音彼此间存在着张力，人们摇摆在不同立场、派别和语境之间，证明了失望是充满动态的张力和潜力的空间，而不只是一种稳定、被动的情绪。事实上，就像它的近亲“绝望”一样，失望是一种“辩证的激情，永远无法完全放弃希望——那熟悉而遥远的他者”（Chowdhury 2019, p. 172）；这是一种“不安分而充满活力的激情，尽管通常被视为缺乏政治价值”（(Marasco 2015, p. 3）。

无论是在日常表达还是民族志叙事中，失望的诗学都关联着“时空错位和跨越时空的联盟”（chronotopic displacements and cross-chronotope alignments）（Agha 2007, p. 324）。换言之，当人们作为行动者、代理人、主体和叙述者所扮演的角色相互冲突时，他们折射、强化，也扰乱了那些构成特定社会世界的一系列的规范、社会类型、标记、声音和派别的时空关系（Dick 2018，Wirtz 2016）。诗歌形式作为记录历史上的愿景及其失败的材料。简而言之，失望的诗学并未产生一致性，而是产生了高度多样化的情感、政治和社会领域。因此，关键是人们如何在这个动态的领域中导航，他们通常以一种既非英雄主义，也不投向卑劣的节奏，而仅仅是简单、艰苦得前行。

在失望中苦苦挣扎（SLOGGING THROUGH DISAPPOINTMENT)

在没有明确的未来，在一个不透明、泥泞的、如同在“果冻、雪泥和红雾”中穿行的现在——一个人该如何行动（Živković 2000）？在一个被视为自相矛盾的、充满着危机的日常体验中过着普通、平凡和彻底幻灭的生活——一个人该如何应对（Muir 2021）？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与危机、暴力或流离失所共存的“虚无”（p.91）背景下，人们通过重新创造物质基础的方式来“重新组装生活、社会性和意义的碎片”（Dunn 2018, p. 22），从而艰难地度过那些令人不满的时代和模糊的空间。虽然失望会伴随着停滞感和“困顿感”（Hage 2009），但人们也会通过行动的方式创造改变与愿景 ，无论这些形式如何受到限制、妥协或缺乏一个明确的能动性体验。与挣扎（slog）脚步一致的人类学研究——通过停留在那些可能是交替地、甚至同时存在痛苦的、或令人熟悉的舒适的不满与道德混乱的体验中——避免在“不确定的道德”（virtue of precarity）中发现苦难的救赎。

在失望中挣扎会产生时间实验（experiments with time），正如人们在失望的情况下设计出具有地方意义的行动模式，而并非掌控一切（Mains 2007，O'Neill 2017）。例如，印度的年轻失业男性将等待或“时间流逝”变成了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展演（Jeffrey 2010）。与此相似但又有不同的是，在债务循环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仅对短期债务做出回应而不去解决长期债务问题，从而进一步生成幻灭与不信任（Dalsgård 2017）。在这种情况下，挣扎是一种抵御或玩弄多重时间秩序的（multiple temporal orders）方式，在保存未来再生产的可能的同时管理失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既不回避，也不会完全逐步靠近（wholly recapitulates）一种进步与能动性的正常关系的行动模式。

在Wool（2020）所提出的 “开放式悲伤 ”（open grief）理论中，也存在着一种进步与能动性的相似关系。“开放式悲伤 ”不是一种寻找确定性的方式，而是寻找一种与我们所意识到想要的、想做的、想成为的，或者能感受到的，却又失去的东西（loss）作斗争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过活。在那不勒斯，人们讲究 “凑合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do）（Pine 2012）；在底特律这类后工业化城市，人们参与 “自己动手 ”（do-it-yourself） 的活动以应对公共服务几乎完全消失的局面（Kinder 2016）。人们学会了如何在令人不满的 “同一时代”（meantime）栖居，一边等待着从未到来的公共交通，一边仍然渴望着更好的生活（Jansen 2015）。在这种对立的方法中，挣扎使得人们体验着矛盾的感受，生活在这个狗屁时代，没有必要诉诸解决或救赎的叙述(Álvarez Astacio等 2021)。因此，在面对那些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在苦难中挣扎的行动被视作一种务实的能动，因为人们不仅学会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行事 （......而且也知道如何）接受任何一个行为或行动者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一种特殊的思考模式”（Carr 2015, p. 258）。

作为一种发生在不合时宜和难以言说的需求与欲望中的行动，挣扎也产生了一种尴尬和情境化的知识。例如，搬迁到美国的不丹难民并不期望能结束流离失所，而只是希望能改善生活境况；他们仍然在条件艰苦的难民营中挣扎，以此作为对于在美国过一种艰难的、低薪的、不稳定的未来生活的失望预期（Adhikari 2021）。在苦难中挣扎生存（Slogging）也可以作为那些仍然持有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逻辑的人们从不满意的经历中生活和学习的方式（Berlant 2011）。当被迫的赌徒不是为了赢而玩，而是为了留在“这里，其他的都不重要”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意识到一切并不会导致逃避，而是导向了一场无法胜利的游戏（Schüll 2012, p. 2）。自始至终，挣扎产生了一种交替的不可抗力和令人不满的时空体验。作为一种行动模式，人们将不满意的现在作为一种抵御不确定的未来境遇的对冲，并做好“根植在当下多种面向的糟糕体验，但也寻求克服或绕过这些负担的方法”。（Feldman 2016, p. 420）。

在苦难中挣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log）操纵了这种时空取向来表现生活的失望。在此路径下，“缓慢变化的政治行动”为“一个破裂而悬而未决的现在与渴望却难以想象的未来”投去一瞥（Kurtović & Sargsyan 2019, p. 2）。挣扎的脚步标识了一种在惯习、制度和权力关系下“直撞南墙”（banging your head against a brick wall）的体验，却也提供了一种尽管有限，却意想不到的行动空间（Ahmed 2012, p. 175）。它描述了活动家们如何学习与时间流动一起工作的节奏，以使得这种狗屁环境下的缓慢暴力变得更为可见（Ahmann 2018）。平凡的团结实践可能会带有挫折，甚至遭受痛苦，需要行动家承诺并重构他们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政治理想（Razsa 2015）。在这个意义上，苦苦挣扎似乎与革命的浪漫主义鲜明对立，正如在 Winegar （2012）所描述的，女性错过了在解放广场上的革命抗议，因为她们正在家庭中贡献着，毫不浪漫，却绝对必要的社会关怀劳动。接受政治是一场没有明确的、甚至没有统一结局的挣扎，可以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Allen 2013，Vine 2020）和厌倦（Ngai 2007）的“丑陋的情绪”留下空间，同时仍然想方设法采取行动。解决矛盾的立场和保持道德上的一致性如此令人疲惫，以至于任何的行动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印度的动物权利活动家一样，他们需要不断面对其道德承诺的限度和边界（Dave 2017）。然而，挣扎有时也会将失败转变成动员集体行动的政治资源（Musallam 2019）。通过人们集体命名和同意的那些使政治得以运转的、微小的、且不完美的行动，失望和沮丧甚至可以成为一种语言（Greenberg 2020）。

正如 Zigon（2017）所认为的，始于失望的政治，那么其性质就完全不能确定。挣扎的现象学使我们聚焦在民主参与信念和现存制度的幻灭所塑造的临时参与中（Kelty 2019）。这些失望、沮丧或背叛可以向右转（cut right），作为以整体主义归属感为基础的民粹主义政治形式（Holmes 2000）或对政治制度和精英的愤怒拒绝（Maskovsky & Bjork-James 2019，Pasieska 2017）。同样，它也可以向左转，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下所推动的反止赎和反驱逐运动（antiforeclosure and antieviction）一样，努力实现“一种更人道的、去商品化的居住和房屋模式，而不是仅限于自由市场模式”（Maskovsky 2022）。在其他时候，失望既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而是伴随着合作、团结和排斥，混合了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分类的形式（Kalb 2009）。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超越两者之外，失望的政治往往开始于人们退出一种正式政治制度所构建的关系，而在更不确定的、往往具有高度地方性的关怀、象征和政治表达之网中艰难前行（Koch 2016）。

结论

在本篇综述的开头，我们注意到，失望的表达可能会普遍得看起来像常识一样。因此，失望通常会退回到日常生活和人类学分析的幕后。然而，直面失望提供了一种方法，让我们在相互交错的复杂领域中寻找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失望迫使我们靠近人们用以批判生活世界的方式以及渴望，或者只是其他的存在。在失望中，我们看到了焦躁不安和可能性，看到了无法安于现状，同时也拒绝仅满足于当下。

失望要求我们审视“谁可以期待，谁提供的什么，以及基于何种理由”。关注失望，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见这些回报、投资、权利、以及不平等地获得美好，甚至更好的生活承诺的制度。它的行动是搅乱、挣扎、等待和徘徊。它的诗意是愤世嫉俗、矛盾、讽刺和挫折。它的政治是不稳定的，能够向左或向右转，但也容易混淆所有这些区别。因此，最好不要从能动性或者结构、被动或者抵抗的角度来理解失望。相反，对待失望的更好方式，是我们通过思考现有生活世界的不足、徘徊于时空之中的理想召唤的幽灵、以及对导致失望的比较的类型和条件的持续洞察。因此，对失望的分析要求我们关注世界上这些充满无法判定、犹豫不决、不确定性和令人不满的存在方式。

编译｜hcq

审核｜穷象

终审｜扶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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