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学家们一直以来都承认民族主义作为激进右翼政治构成要素的重要性，却通常在经验上将这种现象归结为针对外群体（out-group）的特定情绪。相比之下，社会学家更多地关注民族主义的理论化和运作化，但很少参与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 Politics）的辩论。通过考虑民族主义信仰如何影响受访者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偏好，以及选举结果如何建立在美国人口中民族主义分布的长期变化的基础上，该研究将这些文献整合在一起。结果表明，在2016年的初选和大选中，两党候选人有效地调动了对美国民族意识（Nationhood）的不同理解。此外，在过去的20年里，民族主义已经按党派进行了分类，随着共和党的认同者已经开始用更具排他性和批判性的词汇来定义美国，民主党则越来越多地支持包容和积极的国家概念。这些趋势表明，共和党人对激进候选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也表明美国政治的未来可能很暗淡，因为民族主义成为了多重重叠的社会和文化裂痕中的又一个，这些分裂加剧了党派分歧，破坏了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作者简介：
Bart Bonikowski 纽约大学
Yuval Feinstein 海法大学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Sean Bockc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Bonikowski, Bart, Yuval Feinstein, and Sean Bock. (2021). The Partisan Sorting of `America’: How Nationalist Cleavages Shape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7(2):49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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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Bart Bonikowski, Yuval Feinstein
导言
从欧洲的极右政党到特朗普的当选与英国公投脱欧，激进右翼政治的流行促使学者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基于认同的内群体冲突作为政治行为驱动力的重要角色。在解释这些政党的成功时，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强调仇外心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这反映了激进右翼对社会排他性言辞的依赖。然而当下的经验研究缺少一种可以解释针对外群体反感情绪巨大差异的理论框架，忽略了激进右翼民族主义的其他话语（如国家衰落、乡愁与沙文主义）与其他政治团体的集体认同。此外，现有研究鲜少检验政党内对社会融入和排斥偏好的长期变迁。文章指出与支持激进右翼相关的各种对外群体的反感情绪多少都根植于排他性的民族意识概念。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信仰不能被简化为社会排斥和包容，激进右翼行为者也不能垄断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民族意识的概念还包括不同程度的特定领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沙文主义比较。总之，这些态度形构成了美国民众中强大的文化裂痕，而且在政治上越来越明显。利用2016年总统大选前一周收集的原始调查数据，研究表明，不仅仅是排斥性信念，不同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在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或希拉里的意图以及在两党初选中对其他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的不同支持有很强的关联。此外，对五波调查的纵向分析显示，2016年标志着20年来民族主义党派重组趋势的顶峰，这有助于解释特朗普赢得共和党，希拉里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对激进右翼政党获得广泛支持的解释往往分为两类：一类强调经济因素（如金融危机的暴露、收入不平等、去工业化驱动的失业、贸易冲击或资本流动的再分配后果）；另一类强调“文化”因素。文化视角认为经济焦虑既不是选民青睐那些利用对外群体反感情绪的候选人的必要原因，也不是充分原因。相反，是选民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或者说对多元文化和世界主义文化规范的普遍厌恶使此类竞选信息产生共鸣，特别是在集体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了提供上述态度和极右支持之间的相关性外，支持文化解释的学者经常指出经济框架的弱点：激进右翼的支持者往往并非社会中处境最糟糕的人,他们通常反对经济再分配（尤其是当涉及到他们不喜欢的利益群体）。作者认为经济与文化的二分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文化塑造经济观念，经济焦虑本身是由文化框架调节的。作者同时也对其所基于的“文化”解释的模糊概念提出了质疑。“文化”解释包括各种各样的态度，包括仇外心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世界主义，但没有具体说明将其联系起来的文化机制，只能解释某些国家支持极右的情况，而不能解释其他国家的情况。例如，伊斯兰恐惧症有助于理解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成功，但针对波兰移民的仇外心理对理解英国的脱欧公投更有意义。在美国，对墨西哥移民的诋毁对特朗普的竞选至关重要，而公开的种族主义主张不如种族主义的狗哨声[1]那么突出。然而，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在很大程度上预测了人们投票给特朗普的决定。学者们试图弥合这些不同现象的方法之一是将它们纳入本土主义范畴:即“国家应该只由土著成员居住，而非土著元素（包括个人和思想）从根本上威胁到同质民族国家”的原则。这是一个比显而易见的“文化”更有前途的分析类别，因为它强调对国家合法成员的定义，这是人们集体身份的核心。然而，本土主义过于狭隘：相对于民族主义排斥的其他基础，它习惯性地强调外国出生；它忽略了成员标准之外的民族主义的其他方面，如特定领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1] 译者注：dog--whistle politics来自澳大利亚英语，dog--whistle（狗哨）是澳大利亚牧羊人呼唤牧羊犬使用的一种高频口哨，其声音人听不到，只有牧羊犬能够听到。大约1997年前后，dog--whistle politics开始在澳大利亚政界流行，比喻政客们表面说一套，背后的真实含义只有少数目标人群才能领会。（来自百度百科）通过对23个变量的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研究确定了四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民族主义类型，分别是信条型（creedal）、脱离型（disengaged）、限制型（restrictive）和狂热型（ardent）。这些变量衡量了国家依恋、合法国家成员的包容性或排他性标准、特定领域的民族自豪感和沙文主义。就其态度构成而言，不同的民族主义是正交的（crosscutting），而不是单调的，所以他们不能安排在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如民族主义的最弱到最强）。主要数据来自由YouGov在11月3日至8日，也就是选举日的前6天的调研，这是由美以两国科学基金会(US-Israeli Bi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一项更大的民族主义比较调查的一部分。信条型民族主义者重视自致的国家成员资格，将对国家的主观认同以及对美国法律和制度的尊重视为非常重要的标准；他们在终身居住和语言技能的重要性上比其他人更加模棱两可；他们认为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血统和信仰基督教不是很重要；他们表现出适度的民族自豪感（对美国科学成就的自豪感排名最高，对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自豪感排名最低）和较低的沙文主义水平（例如，只有26%的人认为，如果其他国家更像美国，世界将变得更美好）。脱离型的特点是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关系可能近似于对国家的不满，甚至敌意。这一群体的受访者并不认为国家成员资格的任何标准特别重要，他们并不为美国国家地位的任何方面感到特别自豪，他们也不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突出或优越。鉴于其中一些受访者确实认为美利坚有意义，他们可能会从负面的角度看待美国，因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在样本中处于最低水平。鉴于这些特点，桑德斯竞选中没有公开的民族主义，以及他对美国社会经济基础的负面评价，可能对这些受访者特别有吸引力。然而，也有可能，特朗普对美国黑暗的反乌托邦描绘，与一些脱离型的低水平的民族自豪感产生了共鸣。限制型和狂热型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先赋和自致的成员资格都非常重要（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排名最低，有73%的狂热者和76%的限制型表示支持）。然而，这两类在他们对国家的依恋程度、对美国成就的自豪感和对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的评价上有所不同。限制型民族主义者比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表现出的依恋和骄傲程度要低得多，如国家民主运作方式的骄傲（11%的限制型表示强烈的自豪，而狂热者表示强烈的自豪的比例为70%），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7%对55%)，其经济成就（14%对73%）。对沙文主义态度, 限制型也比狂热者冷淡得多，例如，只有41%的前者，与后者的71%相比，强烈同意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更好；45%的前者，与后者的62%相比，赞同如果其他人更像美国人，世界将变得更美好的观点。对美国历史的骄傲是限制型的一个例外，这一事实表明，限制型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过去的美国怀有一种怀旧之情，这种怀旧与当代社会和文化变革格格不入。如果是这样，他们的信念将与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利坚再次伟大”完全一致。与此同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排外和沙文主义的信仰也可能吸引其接受特朗普的要旨。基于媒体报道与对候选人竞选演讲稿的系统分析，研究在不同民族主义类型与投票偏好的关系方面形成如下假设：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大选中，对希拉里的支持与信条型民族主义相关，而对特朗普的支持与其他类型相关。另一类假设关于民族主义信仰的时间趋势。第一种考虑的是在2016年大选之前的整个样本中，限制性的、狂热的、脱离的民族主义情绪突然高涨的可能性。这种趋势与媒体的普遍观点是一致的，即特朗普的胜利是由其自身推动的，是美国白人向种族排斥和制度不信任的短期转变。第二种假说着眼于民族主义信仰长期的党派分裂的可能性，这可能源于早期的历史事件，早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共和党之前，共和党的战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在生成了潜在的类别，并使用基于后验成员概率的模态分布将受访者分配到每个类别后，研究对类别分配的自我报告投票偏好进行回归来检验上述假设。采用逐步逻辑回归，从一个基线模型开始，然后在第二个模型中加入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属性，第三个模型中的党派认同(只在大选分析中包含党派认同)。所有的分析都是在LatentGold和Stata中进行的，使用的是带有Bolck-Croon-Hagenaars (BCH)分类偏差校正的三步模型，以及样本加权（sampling weights）。结果显示，信条型民族主义是受访者意图投票给希拉里的一个持续且重要的预测因素，而坚持狂热、限制和脱离的民族概念与特朗普的支持度显著相关。这表明民族主义动员选民支持特朗普的途径确实是多元的:尽管特朗普的竞选话语与限制性民族主义最密切相关，但它的一些特征也与热情派和脱离派的国家图式产生了共鸣。重要的是，这些模式不应该在传统的民族主义特定成分(例如成员资格标准、骄傲、或者沙文主义)，而更像是LCA捕捉到的总体态度配置与受访者投票偏好之间的总体关联。换言之，即民族主义动员并不局限于基于特定群体内认同和群体外敌意的主张——是民粹主义对政治精英和制度的批评、对国家过去的怀旧美化和对其道德滑坡的控诉，以及沙文主义者对赋予极右势力以权力的国际秩序的不信任，构成了这些主张的象征力量。研究采用1996年、2004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收集的横断面数据来确定四种民族主义类型分布的长期趋势。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2016年大选之前，民族主义信念发生了突然的重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四种民族主义的流行程度肯定发生了变化，但最激进的转变不是在2016年，而是在2004年，也就是“9·11”恐怖袭击之后。此外，对1996年和2016年的比较显示出高度的稳定性，2016年四种民族主义类型的比例保持在1996年水平的大约5个百分点以内。因此，以排斥、低自尊或沙文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信念似乎并没有在2016年大选前夕激增。尽管发现2016年一般人群的民族主义仍保持在与1996年相似的水平，但在美国，党派已经越来越按照民族主义分化。在1996年，很难根据民族主义信仰预测受访者的党派认同（反之亦然），而到2016年，党派和民族主义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和党人变得主要是限制型的，而民主党人则压倒性地倾向于信条型民族主义。时间上的结果显示，到2016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国家的理解上存在严重分歧，共和党人绝大多数支持狂热和限制型的民族主义（合计71%），而民主党人坚持信条型民族主义（54%）。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而是在过去20年里逐渐形成的，这可能始于对“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的回应，而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在以白人为主的支持者中煽动了种族仇恨和对国家发展轨迹的不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那么，特朗普似乎并没有促使美国民族主义的政治相关性发生重大转变，而是利用了共和党选民长期以来对排外政治、民粹主义和不满情绪的需求。事实上，如果说美国大众民族主义在近代历史上有一个分水岭的话，那就是乔治·布什的总统任期，比特朗普竞选早了十多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两党首次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道路。点点“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