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表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全球化经济资本积累与扩张的需求不断攀升，延伸至信息与知识经济领域。其结果之一是对公共知识的私有化，这些知识往往是在公立大学、借助公共联邦资金生产的。同时，“学术机构排名狂热”（mania for ranking academic institutions）促使大学为吸引学生、学费收入和外部资金而相互竞争，而用于管理的“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的不断渗透也助长了这一趋势。尽管个体学者在抵抗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力量方面能做的有限，但理解自身研究传播的背景可以为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共享研究成果提供契机，以此抵消一些私有化的趋势。作者简介：
Yvonna S. Lincoln，德克萨斯州学院教育管理与人力资源发展系
文献来源：
Lincoln, Y. S.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ation: Marketing, commodification, and qualitative scholarly work.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2(11), 1451-1459.
本文作者：Yvonna S. Lincoln
高等教育中新政治经济的出现
全球化的影响尚不明朗。正如谷歌前主席Eric Schmidt所指出的，“互联网是人类所建造的第一个自身无法理解的东西”。同样，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全球化是由互联网技术推动的），特别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全面影响。
在国家政治经济转向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的过渡中，研究经费的形式和来源发生了变动；学术劳动力市场方面，终身教职的全职教员不再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非终身教职出现在学界；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偏移，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地像商家和顾客；课程结构越来越偏向国际化视角，淡化西方、欧洲的色彩；治理发生重构，集权化开始回潮，与此同时，教师权力得以削弱；此外，评估教师与学术机构“产出”（institutional product）的质量指标也发生了变化，从关注教学和基础研究，转向关注“问责文化”（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或“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影响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的直接介入，伴随而来的是信息与知识系统的商业化，以及教师研究成果的商品化。
早在1998年和1999年，我曾指出学术研究正在逐步商品化，这主要是因为研究型大学受到要将实验室技术“转移”（transfer）到商业渠道和应用领域的压力。如今我们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研究正受到三种既独立又相互交织的力量的引导：第一，资助机构开始主导研究议程，使得研究人员难以自主选择重要的研究领域；第二，高等教育中的“强制性问责制”（coercive accountability）；第三，由U.S. News & World Report、Princeton Review以及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其他大众媒体推动的庞大“高校排名”体系。
通常，学术机构排名会附带学术刊物名单，提醒机构竞争者哪些刊物能为排名带来最高的加权分，现有哪些机构在这些顶刊物上发表论文，从而为希望与学术顶尖抗衡的研究机构设定了所谓的基准。再加上联邦政府强调学术机构应进行“科学基础研究”（scientifically-based research），即定量和随机的实地实验研究，这些议程便将学术研究商品化，排斥和限制了某些期刊成为合适发表渠道的能力，同时也排斥和限制了所有形式的质性研究。因此，学术发表的新型政治经济被流行排名所主导，缩小了对社会生活的阐释范围，压制了一批可能对社会变革和社会正义话语作出有益贡献的声音。
学术研究与发表的商品化
学术研究的商品化源于互联网发展前的数十年，当时“研究园区”（research parks）兴起——由大学赞助并附属于大学的研究园区是数个初创公司的集合体，其利用大学所开发的技术生产产品，并与教职员工和大学分享专利和版税——将技术从研究领域转移到商业渠道的梦想也慢慢走向现实。市场力量加上政府对公立大学逐渐减少的财政拨款，使得大学重新关注与商业利益相关的收益和回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印第安纳大学一位牙科研究员开发的含氟牙膏“佳洁士”（Crest），其成分被证明可以减少龋齿的发生率，其通过商业营销为大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此外，哈佛大学“研究园区”的成功也鼓励了其他大学，将其专利和许可办公室的注意力转向大学中研究成果的应用可能性。
过分关注学术的商业潜力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两个破坏性影响。首先，它逐渐使学术机构对长期基础研究不再重视。愿意花费超过25年时间，经历25条死胡同，来寻找第26条行得通的道路的学术研究者，如今只会被视作未能为科学成果的商业转移做出多少贡献的庸才。研究的重点转向验证方面，而不是证伪方面，同时如果某项研究无法带来回报（回报首先是经济层面的，但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回报），它往往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倾向的最终结果是基础研究的减少，以及整个学界向应用研究靠拢。当然，我认为两者都很有用且非常重要；然而，长期基础研究是更适合学界的研究，因为学术任期制度使研究人员可以长期关注某一系列问题。此外，正如大多数研究人员所了解的，基础研究往往带来最基础和长期的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即便是终身教授也必须为他们的研究时间分配机会成本，因为各国政府和州正在逐渐减少对他们的资助（甚至包括他们的工资）。研究成果的奖励基金越来越多地被教授们用来应付核心工资的降低。教育和科研的价值被量化和标准化，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以可衡量的产出（如毕业人数、论文数量、专利成果等）来评估和衡量其成功。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争论还与大学倾向于雇用非正式教师密切相关：他们不具备学术终身职位，也不处在终身职位的晋升轨道上。这些“学术流浪者”（academic gypsies）难以从事短期内无法显现收益的研究，特别是如果他们希望其合同能得到续签的话。这些教师并不是博士后研究人员，因为后者完全理解他们的研究是服务于特定研究议程的临时任务；他们是在寻找全职职位的学术博士，他们希望获得正式职位，不论是当前工作的地方，还是其他可能重视他们当前研究工作的机构。因此，各种市场压力共同推动了研究，特别是硬科学（hard science）研究的商品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商品化潜力似乎较弱，因此很少被纳入专利和许可的讨论；相反硬科学和医学研究往往成为大学的焦点）。
对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长期影响是联邦层面对基础研究资助的逐渐减少。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医学科学领域极其严重，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以及美国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也同样明显。国会削减这些机构的研究部门的预算使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个问题是学术和研究图书馆与商业出版公司之间的冲突，即有关“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冲突。开放获取指的是“数字化、在线、免费并免受大多数版权和许可限制的”文献访问制度。其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允许用户“复制、使用、分发、传输并公开展示作品，并可以在任何数字媒体上出于合理目的创建和分发衍生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公地”（information commons）中普遍可用。开放获取旨在减少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信息不平等，因此，它既是（面对全球化和公司化扩张中无情的资本化和新自由主义）扩大民主的举措，也是汇聚多方视角解决可持续性等紧迫问题的实践。当前联邦政府要求一些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存入所谓的“开放获取仓储”（open-access repositories）；NIH资助的研究项目则必须提交至PubMed Central。此外，美国政府还在考虑将此类要求扩展至其他11个联邦机构资助的研究。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商业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科学、学术和文学期刊的出版公司，对大多数公共资助的研究享有专有控制。这种专有控制很大程度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防止盗版和未经作者或出版商许可而翻译的书籍流通。企业也在寻求与出版公司类似的保护，利用数字版权管理案例法、知识产权法和国际协议来巩固其对关键信息私有化的主张。总之，商业出版公司担心开放获取会削弱它们对知识的垄断控制，影响其订阅收入。
Pirie（2009）认为，“当前的学术出版模式实际上基于对公共劳动的私人占有”，因为“在期刊文章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大部分劳动都是由公立机构雇佣的学者免费提供的”。换句话说，学者们免费贡献他们的知识产权——或者那些本应属于联邦政府或资助此类研究的慈善基金会的知识产权——以换取学术市场上的其他“利益”，包括晋升、终身职位、绩效加薪、教授职位及其他学术圈特有的待遇。
Pirie还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者通过侵蚀前资本主义部门和对公共部门进行市场化来扩大资本积累的空间”。这种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最生动地体现在大学的“品牌化”上：大学通过突显不同机构间的差异和独特性，以竞争学生资源（以及因此的学费收入），研究教师和研究资助，最终在媒体排名上一路高升。但如果间接观察，也可以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中发现这一趋势，这些期刊也是排名靠前机构的教师常投稿的期刊，为那些渴望在排名上升的机构提供了基准线。
市场和资本化力量、声望因素和排名、学术出版之间的互动不可忽视，因为它们构成了全球化高等教育和知识、教师劳动（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商品化之间的关键纽带。Pirie明确指出，“知识产权的开发是受资本主义需要开辟新的积累空间，来解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全球体系的盈利危机所驱动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进入信息经济和知识生产产业才能维持增长模式。因此，这种公共知识和公共领域的内容私有化，可以视为西方世界（所谓“撒切尔主义”）在扩大资本积累领域时对公共产品私有化的宏观背景的一部分。
Pirie的观点是，通过对出版行业的细致批判性分析，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这一行业与晚期资本主义及其固有逻辑十分相似。学术出版作为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和信息商品化，二者皆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的内在特征，这种浪潮是不易抵抗的，我们只能通过“坚定的政治斗争”（committed political struggle）来实现变革，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管理者与包括出版行业在内的利益集团已然结盟。
资助机构的倡议与国家研究委员会：定性研究的困境
在上一届美国政府（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期间，信息封锁专制无比，特别是涉及学校、贫困、福利、种族主义以及社区退化等微观政治环境的信息。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于2002年发布的《教育中的科学研究》报告（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成为了政治口号，鼓励机关部门完全依赖于实验方法和随机实地实验进行政策制定。该报告带来了两个结果。首先，从那时起，随机实地实验（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s）以及其他实验和统计方法成为大多数联邦资助的标准。教育研究院（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Studies）由一批新的官僚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师领导，完全支持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自此发布的提案都希望以实验的方式解决主要教育问题。如果定性研究得到资助，通常只是作为较大统计研究的附属部分，或被包含在混合方法提案中。
这种对随机实地实验的推崇使实验主义者再次崛起，正如Knorr-Cetina和Mulkey（1983）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实验主义者获得了一种“祭司”地位（a hieratic and “sacerdotal” status），承担起了科学“教士”（priestood）的角色，声称他们拥有通往终极真理的唯一钥匙。NRC的报告直白地将实验、传统、统计的“科学方法”形式的研究称为唯一真正的科学，而将定性研究归类为“可能是学术性的”，但从未是科学的。这种在学术和科学之间的巨大分歧得到了批评，尽管我们始终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曾努力制定研究标准，并将定性研究与更具实验性和统计性的研究并列加以认可。尽管如此，这一尝试对协会中许多成员（辩论双方）来说仍不尽如人意，而这一分歧使全球最大的教育研究组织在内部产生了分裂。
NRC声明的结果是，定性研究者实际上被大部分联邦资助拒之门外。纠正这种失衡的各种努力均告失败，而现任政府面对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危机，尚未认为有必要在任何方面重组教育研究院，也未抽出时间倾听被边缘化的研究人员的声音。进而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有任何改变。
推动NRC世界观的第二个结果——或很可能是这一举动的背后逻辑——是Schissler所称的“对知识的控制与规范”（contain and regulate knowledge）。超越资本主义对知识的商品化，Schissler（2009）认为，控制和规范知识的举动将关于标准和经典化（standards and canonization）的辩论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在这种背景里政府对全球化经济进行了错误的应对，以及对知识体系中后现代不安全感进行了错误的遏制。在我们的知识体系经历革命性变化、世界即将发生剧变的边缘，学校（以及大学研究）中对于知识的标准化和经典化——经典化总是涉及规范化、边界划定、对权威性的主张、对知识的控制以及有关知识相关性的任意决定（canonization
always entailing codification, boundary drawing,
claims toward authoritativeness, containment of
knowledge and arbitrary decisions about what is
relevant and what is not）——却遵循了市场体系的逻辑。
她进一步辩称，这些对质性研究的排斥是联邦政府对后现代状况以及学界对不容置疑、甚至常常被本质化的真理进行后现代性解构后的强烈反应。进一步延伸她的论点，定性研究不仅受到规范和“控制”，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颠覆这些关于西方社会的“本质化真理”的力量之一（essentialized truths）。而这正是我的假设：尽管定性研究看似无法变现（我会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状态），并且与大规模的随机实地实验难以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总体上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这样的实验），但它提供了对贫困、机械式的教育、种族主义以及性别偏见的微观政治、健康和医疗差距的社会肖像——这幅肖像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必须被控制、规范，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被噤声。如果不能噤声，那就必须让质性研究者“饿死”，切断其资助，并在政策圈中拒绝定性研究者的进入。
问责文化
在学术发表与出版，特别是定性研究结果的出版的政治经济中，另一个意识形态准则围绕着Strathern（2000）所称的“审计文化”，以及其他学者所称的福柯式的“当代治理性”（contemporary governmentality），或“大学的全景监狱化”（panoptic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各种学者将问责文化或审计文化的兴起归因于与资本扩张主义相关的中央集权管理形式，以及控制日益增长的生产方式和资本扩张的需要。然而，在大学内部，审计文化在公众舆论的不断滋润下蓬勃发展，而这些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教授群体的公开批评的影响。
这些批评包括Allan Bloom的《美国精神的封闭：高等教育如何辜负民主并使当今学生的灵魂贫困化》(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Charles J. Sykes的《教授骗局：教授与高等教育的没落》(Profscam: Professors and the Demise of Higher Education)等作品，这些作品暗示教授未能履行职责，以偏激的欧洲理论误导学生，从而破坏了西方经典。结果，教授群体在道德、政治和教育上均遭受了批评，现已经持续了超过25年。负责资助公共机构的立法机构宣称教授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因此教授们不得不接受他们对其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的日益审计，以此作为问责的名义。更糟糕的是，正如Strathern所明确指出的，从几乎任何立场上批评问责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能反对公众对个人职业责任的问责呢？
然而，问责运动可以被视为“对大学密切相关的有价值、经济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资源进行[企业]管理控制的扩展”。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来看，教授对自身时间最有效的利用是进行能产生技术“转移”的劳动。因此，审计文化和作为管理策略的问责，与教授是否是政治体的“寄生虫”，以及教授是否通过其智力劳动对国家增长做出了适当的贡献等道德议题密切相关。
Strathern作为社会人类学家，也指出“我们作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所生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和有效的描述，潜在地服务于韦伯（1948）所看到的现代官僚制的目标之一，同时也是政府和商业的重要支持，即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专家知识不仅可供官僚使用，而且能够被同化为专家的事实和意见。因此，即使知识产权被私有化，它也会转化为对社会和社区生活各个方面的进一步治理和控制的合法化和支持。
进而，民族志学者在学术研究的商品化、企业化中也是共谋者，尽管他们多么希望这并不属实。Fine、Weis、Weseen和Wong（2000）清楚地指出，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提供的对福利制度的详细画像在某种程度上被转用来对抗贫困和福利接受者，并开始对曾作为社会安全网的福利系统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惩罚其前受益者的机制。Fine及其同事警告说，定性研究者和民族志学者能够创造的社会画像，可能会被“招安”（capture）用于政治、官僚和政府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并非这些“专家知识”的生产者所设想。
问责制因此是一把双刃剑。然而，对于理解学术发表的政治经济，定性研究至关重要。在美国的机构层面，几乎任何形式的学术发表都受到奖励和认可。然而，在其他国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部分机构只鼓励学者发表量化顶刊，以吸引学术资助。进而，在学术机构内，某些形式的刊物发表，像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猪一样，“比其他出版物更平等”（more equal than others）。那些直接与技术、科学或社会商品化相关的出版物，比那些阐明某种文学或学术理解的出版物更具价值。特别有价值的是那些支持当前全球经济化和信息资源资本化的出版物。
排名机制
也许没有什么能比排名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排名“竞技场”（rankings redeo）——更能代表高等教育中的资本主义-公司化-营销网络（capitalist-corporatist-marketing nexus）。在排名游戏中，U.S. News & World Report在其对更广泛公众（主要是父母和潜在学生）的可及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Princeton Rankings（在美国）也对机构声望以及国家学者评级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排名（以及其他评级）都对不同学科的顶尖项目进行评级，因此，在离开高中之前就已经选择专业的学生可能会选择全国“最好”的项目（当然，排除成本因素）。排名与对学生资源的竞争密切相关，并与国家对学术机构品牌化的迫切需求紧密相连，其超越了教育质量这一大学最基本的范畴。
排名游戏有两个不可避免的、代价高昂且有害的结果。首先，排名不可避免地使大学将重点放在学术研究与发表上，这对本科教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在公立教育中，资源被重新引导到研究和发表，而不是继续支持本科教育。我们可能会在顶级学校中期待这种情况，但是连传统上以教学为主的较小地区和州立大学的教学功能也在逐渐地被削弱，这一问题被称为“使命稀释”（mission creep）。随着州政府资金的减少，地区机构开始寻求仍然可用的资金，尤其是用于研究的资金，因此学校要求教师获取这些资金。结果便是它们原本教育使命的稀释，以及对数量固定的研究资金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即使教职工认为教学是他们的主要使命，他们也被迫进行学术发表，因为这才是获得学术奖励的方式。事实上，教职工相信，如果他们将精力集中在本科教学上，他们会在绩效工资排名中失去优势，因为通常教学良好并不如在经过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在经过评审的全国会议上做报告以及获得外部资金那样获得丰厚的奖励。
由于评级和排名通常与期刊发表相关，排名靠前的学校间接“提名”（nominating）了哪些期刊有着最高的声望，因此寻求Top 10或Top 20地位的学校则利用这些期刊来进行基准测试，暗示“全校最好的教职工”（best faculty）应当将在这些顶刊发表论文。因此，并非让学术信息传达给其预期的受众，排名竞技场不仅界定了将要进行的研究，还界定了将“购买”这些研究的消费者群体。
进而，对知识的控制和规范体现于某些刊物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毫不奇怪，在根据声望排名的顶刊文化中，我没有看见任何专攻于教育领域的民族志或定性研究的期刊进入“优选地位”（preferred status）。因此，能深入描述并揭示了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学校和高等教育）内部运作，并揭露其隐秘的压迫形式和反民主实践，的定性研究再次被权力沉默。这不是通过表面的控制实现的，而是通过与资本主义营销、基准测试和声望游戏紧密相关的规范性行为实现的。
结论：定性研究受到系统性抑制
大学的资格认证功能如今已经从对学生的认证转向对教师的认证。在对教师进行认证的过程中，大学也部分认证他们的研究及其出版物，并考察他们吸引外部资金的能力、支持研究生和研究助理的非机构资金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声望市场中发表顶刊的能力。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教职工，机构将努力留住，而那些在同样的标准下被认为价值较低的人，机构将允许其轻易离开。
定性研究的生产者则处于两者之间。在学界宏观的政治经济中，定性研究遭受了攻击，其作品面临来自政治极右派的重大反对，因为它似乎是非累积性(non-cumulative）的，进而可能被政策制定所忽视。这是一种误解，而真相则埋藏在公共知识工作与私人资本商品之间的连接、排名竞争、国家研究委员会对定性工作的官方抑制、来自右翼和新保守派的攻击、审计与问责文化以及出版经济之中。
正如我试图简要展示的，所有这些力量都对民族志工作施加了消极影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里的斗争显得尤为激烈，反对者也显得格外激烈。鉴于市场力量和对出版产业的深度投资，以及资本主义持续对不断私有化和商品化商品和服务的经济需求以维持资本和财富创造的积极流动，学界的政治经济在近期似乎不太可能有太大改变。正如Pirie所指出的，若不进行“政治斗争”，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力量便要赢得这场游戏。
然而，我们仍有一些能让我们保持乐观的理由。Schissler（2009）指出，对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经济的批评，“从长远来看，无法被忽视——因为没有知识可以被忽视。真理的守护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他们的权力确保对规范的偏离不会太令人不安。他们可以延迟新知识的传播，压制好奇心，也可以自爆式的毁掉职业生涯……权力与真理从来没有和谐的关系。”
另一个让人乐观的原因是，尽管没有资金支持，民族志和民族志研究仍在持续产生良好、扎实的定性工作。尽管进行大规模定性研究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现在的资金来源于私人基金会，而非联邦政府），学者和研究者仍在继续追求感兴趣的问题，尽管速度较慢。尽可能地，定性研究者将定量和实验工作融入他们的提案中，以便这些研究“看起来”是来自混合方法的阵营。
反抗对定性知识的约束和规范的第三个力量是，越来越多展示这些作品的渠道和场所得以出现。有一些出版商和出版社仍然重视高质量的定性工作。第四个令人乐观的理由是，联邦政府立法要求一些公共资助的研究，包括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以及可能很快来自其他联邦机构的工作，成为开放获取系统的一部分。除了这一要求外，研究者本身还可以采用Goetsch（2010）提出的三种抵抗策略：寻找机构存储库并将研究存档；鼓励期刊编辑委员会重新思考他们的出版模式并考虑转向开放获取；以及推动重构晋升和终身职位标准，以包括新形式的学术研究和出版。
特别是在定性研究领域，在线期刊正在扩大民族志研究的流通，而知识现在也更自由地流向边缘。我们对一小群政治上坚定的民族志研究者能否改变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无情进程，以及反对将大学产生的公共知识产权转化为私有资本商品化仍然存疑。然而，可以确保的是，民族志研究者和其他定性研究者的工作正在到达尽可能多的渠道，从而使这一工作显得具有商品价值，因此将成为可消费、实用和广泛传播的知识领域的一部分。
毕竟，定性研究者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他们有出版商和编辑相信这项工作，并愿意冒险将这些工作推向更公开的领域。虽然学者们可能会继续争取并部分创建一个信息共享空间，但在此期间，最佳策略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一些主人的工具，拆除主人的房子，讽刺的是（同时也是令人乐观的），如果我们意识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在公共事务不断私有化和私人事务不断公共化的世界中生存和生活，同时应对晋升、终身职位、绩效工资和认可等问题。我们走在一条微妙的线上，但这部分回答了如何在我们工作的当前环境中生存，同时抵制我们在学术界贬值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