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当父母了就懂了”吗？：生命历程转变与政治倾向变化｜Sociological Science

文摘 2024-11-12 18:52 浙江

生命历程转变与政治倾向

编者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人们讨论个体的心态和观念如何受其早期经历塑造，同时又会听到人们（尤其是长辈）说人经历的事多了心态就会变。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在社会分析中也存在。比如在解释观念差异时，动态的生命历程视角和如英格哈特的价值演变理论就对个体的观念演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设。面对这种不一致性，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与分析体系需要严谨的实证证据来帮助我们评估理论并寻找最优解释（见次条）。本文使用大规模跨国比较数据和因果推断方法为上述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

摘要：

成人阶段的生命历程转变是否会影响政治倾向？一种理论框架认为，生活事件使人接触到新的信息，从而促使个体根据这些社会经历来重新评估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偏好。另一种理论框架则认为，个人的生活历程位置与政治立场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模糊的，早期经历应对政治倾向更具指导意义。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了来自三个国家的四项家庭调查和40个政治信念与偏好选项，来检验生命历程转变是否会改变政治倾向。为此，作者采用了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家庭和工作领域的六类转变对政治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生命历程转变对政治倾向没有实质性影响，且该结论在考虑政治兴趣差异或个人经历这些生活事件的年龄时亦保持一致。

作者简介：

Turgut Keskintürk，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Turgut Keskintürk. Life-Course Transition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Sociological Science September 27, 2024. 10.15195/v11.a33

译者：

Ahaooooo

本文作者：Turgut Keskintürk

引言

生命历程转变在解释政治倾向时应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为当代社会学带来了诸多挑战。研究表明，个人文化（personal culture），即通过人们的信念、偏好和自我描述体现的文化（Lizardo 2017），在整个成年阶段都相对稳定。然而这种观察到稳定性的成因却因不同的视角而异。一种简化模型认为，早期社会化经历会影响个体基于其政治倾向处理新信息的方式，而另一种理论框架则认为，人生历程的转变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政治倾向。

本文中，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和家庭领域中的生命历程事对人们的政治信念和偏好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来评估这两种理论框架。利用来自三个国家的四个长期面板调查和40个政治倾向测量结果，作者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设计来识别生活事件对人们政治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生命历程转变对政治倾向没有实质性影响。

这一发现为有关社会地位或政治倾向是否决定个人政治信念和偏好轨迹的持续讨论提供了证据。鉴于人生历程体验对于理解成年人在各种结果上的生活轨迹的重要性（Mayer 2009），认为生活事件必然对政治倾向产生影响的主张乍看之下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如果早期生活经历能够覆盖或单纯地塑造人们的生活轨迹，这将意味着社会转变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并不那么清晰。因此，回答人生历程的转变是否会改变政治倾向的问题，对于概念化大规模文化变迁、人生历程发展以及社会与政治心理学的动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评估“社会地位可以解释政治偏好”这一主张，为社会学的几个子领域做出贡献。作者提供了相关生命历程事件是否在多个领域影响人们政治倾向的证据，并为如是否应期待在重大事件后观察到政治文化变化，以及人们是否会随着年龄增长变更保守等问题提供了证据（Peterson, Smith, and Hibbing 2020）。继而，通过明确识别与人生历程转变相关的影响，本文的结果扩展了文化社会学与生命历程研究的现有研究（Kiley and Vaisey 2020; Lersch 2023）。总体研究结果表明，实证研究需要可信的反事实估计和可靠的纵向设计，以理解政治信念在整个人生历程中的形成过程。

理论框架

社会学家使用两种简化模型来理解文化倾向的变化与稳定，这两种模型对个人文化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演变有着相互竞争的经验性含义：生命历程适应模型（life-course adaptation model，LCAM）和固定倾向模型（settled disposition model，SDM）。作者认为如果我们考虑整体的政治领域和政治心理学，这些模型指向对于生活经历如何与政治倾向联系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LCAM认为生活事件会影响并进而塑造政治信念和偏好，但SDM则认为政治倾向主要受到早期生活的强烈中介作用。这些差异导致对个人政治倾向轨迹的竞争性经验预期。

相互竞争的政治倾向生成模型

LCAM 和 SDM 都基于一个基本的经验预期：成年人很少在文化上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一个人的文化倾向变化主要集中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而成年后往往较为稳定——这一观点通常被称为“易感期假说”（Alwin and Krosnick 1991；Krosnick and Alwin 1989）。研究提供了对这一观点的实质性支持（Kiley and Vaisey 2020），总体结论是人们确实会发生改变，但在考虑到广泛的文化差异时，这些改变相对较小（Lersch 2023）。

然而，对于这种文化稳定性的来源存在分歧。SDM 认为，人们在人生的早期经历“敏感窗口”——一个涉及持久形成性经历的时期。在此期间，人们在家庭中（Jennings and Niemi 1968）和朋友之间（Settle，Bond and Levitt 2011）接触到各种政治交流，对其后续的信念和偏好产生持久的印记。一旦这个窗口关闭，个人发生改变的敏感性显著降低，导致形成的基本倾向成为其后续政治倾向的指导。因此，人们获得基本倾向并确定其“政治内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观念习得的主要驱动力。

相反，LCAM 认为，成年期的稳定性具有“社会生成（sociogenic）”的特征（Dannefer 1984），依赖于个人的社会位置和所处的网络。在这种观点下，人们处于特定的社会位置中，拥有影响力的个人关系（Rawlings and Friedkin 2017；Visser and Mirabile 2004）、信息环境（DellaPosta，Shi and Macy 2015）以及在更广泛社会结构中制度定义的社会位置（Longest，Hitlin and Vaisey 2013）。因此，政治倾向在广泛意义上反映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Lersch 2023）。如果这种社会位置以某种方式受到干扰，则意味着人们的信息环境发生变化，个人信念也会波动，从而导致政治倾向的变化。

SDM 和 LCAM 之间的核心分歧在于，前者倾向于一种强调早期政治发展个体生成（ontogenic）范式，而后者则提出一种社会生成范式，将政治文化视为对社会位置和长期生命经历的反映（Dannefer 1984）。这实质上意味着两种理论都将成年期视为一种“政治平衡”。个体的基线特征为理解人们之间的政治差异提供了足够的基础，这或因为我们在成年前通常会趋同于某些政治立场（SDM），亦或因为科学研究遗漏了生命中重要的变化（LCAM）。

社会经历与观念变化

这两种框架是为了理解个人文化的历时演变而发展起来的（Lizardo 2017），但它们各自关于政治信念形成的理论假设却未得到充分理论化。作者认为，这一分歧归结为成年经历在解释个人政治方面的作用。LCAM 强调个人的“新互动、经历、考虑以及不同的资源和约束条件”（Lersch 2023：225）在塑造其政治观点中的重要性，在实质上试图将个体社会位置相关的体验信息与其政治倾向联系起来；SDM 则强调生活经历与信念和偏好之间的联系必然受到早期形成的潜在意识形态倾向的调节。这意味着，对于 SDM 来说，成年期的生活经历在信念和偏好形成方面可能大多无关紧要。

关于成年生活事件是否塑造政治倾向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各种发现，如探讨经济冲击是否会改变个人的投票选择（Margalit 2019）和政治偏好（Gilderbloom and Markham 1995；Owens and Pedulla 2014），或者个人的政治认同是否会因生育而受到影响（Lee and Conley 2016）。这些研究的核心直觉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应该提供关于政治的现象学意义上有效的信息。例如，婚姻让我们接触到有关家庭中性别分工的新信息，而失业经历可以让我们了解政府的福利政策。依照这个逻辑，若存在社会位置的变化，那么获得有意义的经历的机会就会增加。由于个体在生命中经历一系列由社会制度与关系定义与组织的阶段（Mayer 2009），生活过程对政治倾向是有影响的：

前提 1（编者注：即LCAM理论引出的论证前提）：一般而言，生命历程的进展，特别是人们的特定社会位置，是解释群体中政治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前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理论期望：如果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在 t = 1 时与在 t = 0 时不同，我们应该预期会看到政治倾向的变化。

相比之下，在SDM视角下，观念变化标志一种独特认知过程。该模型认为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变化主要围绕一个人的基线特征发生，因此观测到的变化应综合来源于快速消退的认知波动、由于调查情景导致的模棱两可回复、或观念汇报中的测量误差。当信念发生变化时，原因通常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大规模联盟结构的变化以及更大政治领域的干扰（Slothuus and Bisgaard 2021）。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不太依赖于认知信念（epistemic beliefs），即旨在以“准确”方式反映世界的信念，而更多依赖于象征性信念（symbolic beliefs），即以情感方式将人们导向某些群体和世界观的信念（Westra 2023）。

因此，个人生活经历的象征性信念与认知功能之间的权衡对于理解政治倾向在生命历程中的轨迹至关重要。从成年早期开始，人们大致开始在联盟结构中定位自己（Pinsof，Sears and Haselton 2023），根据他们的政治信念选择信息消费（Williams 2023），并建立对政治领域的基本体论（Martin 2015；Martin and Desmond 2010），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将个人经历与政治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应该观察到在成年期，作为生命历程经历的函数，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变化。当然，显著事件可能在促进信念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Kiley and Vaisey 2020），但这种显著性需要政治意识形态来中介这些经历：

前提2（编者注：即SDM理论引出的论证前提）：个体的政治倾向围绕难以改变的稳定基线特征组织起来，而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主要是一个内生的文化选择（selection）而非外生处理（treatment）过程。

对政治倾向的经验预期

上述两种模型提出了相互竞争的预期，然而这两个框架都必须面对同一描述性事实：从整体上看，个体的重大观念变化是相当罕见且幅度较小的。因此，通过观察人口整体的变化水平来裁定这两种观点是不可能的，这最终导致了关于变化是低（Kiley and Vaisey 2020）还是仅仅存在（Lersch 2023）的争论。前者将政治倾向变化量的低归因于SDM的有效性，尽管由LCAM可以推出完全的经验预期。同样，仅仅声称存在某种变化并不能明确说明为什么观察到的统计显著变化可以确认生命历程过程机制。因此，仅仅使用宏观层面变化的存在与否作为经验策略不足以提供对潜在政治过程的洞见。

如果我们将个体的政治倾向称为P，P_i,t，来代表个体i在时间t的特定政治立场。本文中，作者预期，在不同的时间段，政治立场的观察结果可能会有不同且潜在的变化。为了简化，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生命事件L，作为每个个体的处理分配标识。

前提1表明，生命转变应该持续地改变P的值，而前提2则表明生命事件对P没有影响。这引出以下预期：

预期：如果LCAM是正确的，政治倾向将会随着生命历程的转变而变化；而如果SDM是正确的，生命历程事件对政治倾向应该没有持久的影响。

如果我们遵循上述符号，我们可以将这一预期的理论估计量（theoretical estimand）（Lundberg, Johnson, and Stewart 2021）识别为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次生命转变相关的个人倾向差异，而反事实情况是他们没有经历那次转变：

其中L = 1表示转变存在，L = 0表示转变不存在，差异则反映了与该生命事件相关的理论差异。

联系成年生活轨迹与政治观念变化的路径

我们可以假设有两个一般过程将成年经历与政治结果联系起来，重点关注Elder（1994）所称的“工作生涯”和“家庭路径”。前者指的是一个人在就业方面的经历，包括从学校到劳动市场的职位转变以及失业等冲击性经历，而后者则指的是在婚姻、为人父母和婚姻解体等方面的按年龄划分的轨迹。在所有这些转变中，LCAM和SDM所提出的中心机制是不同的：LCAM认为，一旦人们经历这些事件，他们的社会位置在社交网络中发生变化（Marsden 2018），这导致人们更容易进行探索，而SDM则认为大多数事件本质上是选择。因此，作者认为，尽管与每个广义转变——工作生涯和家庭事件——相关的具体理论预期可能有所不同，但整体趋势应该是相当可比的。

然而，尽管整体趋势应该是一致的，我们还是可能观察到异质性。其原因至少有两个，而每个原因与一个模型相关。LCAM认为，由于生命事件依赖于“社会时机”，即“角色的发生、持续时间和顺序，以及基于年龄的相关期望和信念”（Elder 1994:6），人们的转变经历可能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经历，具体取决于这些转变的时机。例如，如果一个人与社会期望相比较晚结婚，这段婚姻经历可能会传递出不同的社会过程，而不是“模式”过程。因此，如果LCAM是正确的，作者预期与生命历程转变相关的影响对人们经历这些转变的年龄应是异质的。

同样，SDM所提出的机制也有指向效应异质性的理论成分，特别是基于个人的政治意识（political awareness）的异质性。政治意识此处指“个体关注政治的程度以及理解其所遇到的内容的程度”（Zaller 1992:21）。如果个体表现出与生命历程转变相关的变化，那么这些影响在政治意识较低的人群中应最为显著，因为在政治意识较高的人群中，政治的中介作用应该是最高的。因此，如果SDM是正确的，作者预计政治意识的个体差异会影响政治倾向的变化轨迹，并且基于政治意识水平的不同，个体对生命转变的反应存在异质性。

分析策略

数据

作者使用了来自德国、瑞士和英国三国的四个长期运行的代表性面板调查的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从11到36年的长期时间跨度，提供了对数千个个体的重复观察和多项指标，并包含有关人们生命历程过程的详细信息。作者将在观察窗口内已经经历了相关生命历程转变的人群排除出处理组，并剔除了年龄在16岁至79岁范围之外样本体，以减轻与死亡率差异相关的潜在问题。最终，数据中单一个体的观测数从3次到36次不等，平均为每个个体提供了7次观测（中位数为6次）。表1记录了这些数据源的基本描述。

跨国分析的挑战之一来自于数据和测量的可比，特别是在就业状况和教育水平等问题上。幸运的是，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是比较面板文件（Comparative Panel File，CPF）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使用长期运行的家庭调查来统一跨国生命历程数据的开放科学倡议（Turek, Kalmijn, and Leopold 2021）。作者在分析时使用了CPF的最新版本（版本1.5），从每个面板调查的原始文件中汇总了关于生命历程过程和几个预处理协变量（性别、年龄、出生年份[编码为出生队列]、教育和移民状态）的相关信息。这确保了所有分析中分类方案的可比性。

测量政治倾向

作者通过一整套调查问卷项目来操作化政治倾向，这些项目反映了个人在政治问题上的信念和偏好。在选择这些项目时，作者排除了：(1) 可以通过外部指标验证的项目，如个人实践或事实信息 (Alwin 2007)；(2) 在至少两次调查波次中未被问及的项目；(3) 拥有强外部参照的项目，尤其是党派偏好和投票决策。这一程序最终得到54个独特的项目。为了简化分析和便于解释，作者从瑞典家庭面板数据（Sweden Household Panel, SHP）的11个支出态度项目中提取了两个主成分，从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SOEP）的五个普遍信任项目中提取了一个主成分，将分析用的结果数减少到40个。这40个项目涵盖了广泛的问题，从再分配支出和移民态度到政治认同、信任以及对家庭经济支柱的态度。作者将所有项目标准化，使其范围在0到1之间，其中较高的值表示在保守立场上的更高分数（如果这些项目有此类倾向）和某些其他项目的较高“水平”，例如普遍信任。

测量生命历程转变

作者分析了六种生命历程转变，分别来自家庭领域和工作领域：

婚姻：从单身或未婚状态过渡到已婚状态；
初次为人父母：首次成为父母，即无论通过自然生育还是收养，首次拥有孩子；
婚姻解体：从已婚状态过渡到非婚状态，尤其是通过离婚、与配偶分居或配偶去世；
进入劳动市场：首次进入劳动市场，即一个人从在家、在校状态或无业状态开始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
失业：从全职或兼职工作状态转变为失业状态；
退休：从工作状态过渡到退休状态。

作者对这些生活事件进行编码，以确保一旦参与者经历某事件——例如在某个时期内失业——其在后续时期中相应的状态都保持为1。这有两个目的：首先，它允许我们假设该事件是不可逆的，这对效应识别是必要的。从实质上看，这确保了事件在随后时间内都具有影响力——尤其在失业情况下，通常被描述为生活事件的“创伤效应（scarring effect）” (Clark, Georgellis, and Sanfey 2001)。从这一意义上讲，所有的生活转变均围绕每个个体的“预处理时期”和“处理时期”组织起来。

识别策略

为了判断生命历程转变是否确实会改变个人的政治倾向，实证种需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人们常常会受到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例如联盟结构的变化、选举或政治传播——这些事件会严重干扰跨时间的个体观察。这些事件可能包括一些可以通过各种固定效应估计量控制的简单周期性冲击，但这些冲击很有可能引发时间变化过程。其次，这些时间变化过程可能依赖于多种事前特征，例如个人的性别或年龄，这意味着对特定群体而言，人生事件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历。因此，我们需要可靠的反事实对照来剥离出与人生历程转变相关的效应。

在本研究中，作者采用了双重差分（DID）设计，将生命历程转变操作化为“处理”分配（treatment assignment）。作者认为标准的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 TWFE）DID模型在此面临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有研究表明，在分期处理时间（staggered treatment timing）的情况下，即不同组在不同时间进入处理状态（Baker, Larcker, and Wang 2022），TWFE 会产生严重误差。其次，生命历程转变并非随机发生，因此平行趋势假设（parallel trends assumption, PTA）很可能会被违反。因此，如上所述，使用事前特征差异较大的反事实组，可能会导致组别之间缺乏可信的反事实对照。

为此，作者采用了 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提出的新双重差分（DID）估计量来规避这些问题。该估计量通过定义一个新的平均参数，即组-时间平均处理效应（group-tim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Tg,t），对经典的TWFE设计进行了修改。此参数在 G（即单元 i 首次接受处理的时间周期，标识为该组的“队列（cohort）”）和 t（所考虑的特定时间周期）之间估计 ATTs。利用这些基本结构，可以识别与特定 g 和 t 相关的组-时间处理效应。

其中，Y_t(g)表示组 G=g 在时间t的预期结果，而Y_t（0）表示时间t的反事实未处理潜在结果（Callaway 和 Sant'Anna 2021:203–4）。

直观上这个方法很简单：选择一个队列和一个时间窗口，即在特定时间接受处理的群体，并估计该特定队列在该特定处理时间的处理效果。该方法能够解决分期 TWFE 设置中导致误导性估计的权重问题（Goodman-Bacon 2021），同时还能将完整的 TWFE 估计分解为其异质性组成部分。

为了构建更加严谨可比的反事实对照，作者还使用了Callaway and Sant’Anna提出的非参数估计策略。使用逆概率加权估计，作者将控制组样本按处理倾向值加权。此处的倾向值条件于样本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队列、教育水平，以及移民状态。

这一模型设定实现了两个基本目标。首先，我们可以使用 t=g-1 作为在不同时间窗口选择进入处理组的每个参与者的适当参考时间。其次，我们可以采用多种识别策略，例如结果回归或逆概率加权，来假设PTA成立（Callaway 和 Sant’Anna 2021:205–6）。这对于在不同且可能不兼容的群体之间放松PTA是很重要的。原则上，作者在不同的协变量水平上强加了并行趋势，从而允许在预处理协变量的有效性条件下构建可靠的反事实对照组。

在获取了组-时间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量后，我们就可以轻松将这些估计量加权总和起来来获得与经典TWFE设计类似的效应估计。

总之，条件 DID 设计能够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作者使用处理前的协变量来为经历人生转变的人找到可靠的对照组，这有助于缓解与时间变化的周期效应（time-varying period effect）相关的问题。其次，上述设计意味着我们能够使用具有异质性处理时间的不平衡面板，这在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集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情况。最后，作者通过使用个人的所有可用观测值来聚合多个观测，生成单一估计，从而减轻可能因意见数据中的测量问题而导致的小波动（Alwin 2007）。

结果

作者通过五个步骤展示实证分析。首先，作者展示了个体结果趋势，以证明在研究期间内，政治信念和偏好确实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其次，作者展示了总和的 DID 模型，估计六个人生事件对 40 个结果的影响。第三，作者将这些估计值分解为不同时间段的处理暴露效果，以探索时间上的动态异质性。第四，作者分析了政治兴趣高低组之间的差异。最后，作者检验受访者第一次经历处理时的年龄是否会对整体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政治倾向的历时变化

我们知道，政治倾向相比文化倾向较为稳定，这意味着此类分析中可供分析的变动可能较小。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个体层面上是否存在足够的政治变化，以支持对两种数据生成过程的理论比较。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通过估计个体层面的不同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个体回答的长期轨迹（Rüttenauer and Ludwig 2020）。更具体地说，作者量化了观测到的个体结果的绝对变化。图2展示了这些评分的分布。

大多数这些变化评分集中在0附近，这证实了先前的研究发现，即回答的变化轨迹确实有很强的稳定性。然而，我们也观察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中位数值在0-1尺度上为0.14，但在0.25以上的响应轨迹斜率——表示公众意见的适度变化——占了33%的响应。此外，表示公众意见实质性变化的斜率高于0.50的响应约占所有观察值的10%。因此，即使模式轨迹表明总体上轨迹是稳定的，但仍有足够的异质性，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表现出显著的变化。

生命历程转变的效应

图3和图4展示了每个政治结果的估计值，这些结果分布在家庭和工作事件中。整体结果显示，人生历程的转变平均而言对政治观念没有实质性影响。从绝对值来看，在0到1的尺度上，总和的处理效应估计在0到0.15之间波动，中位数为0.01，四分位数范围为0.01到0.02。换言之，与每个人生历程转变相关的中位效应小于结果尺度的1/50。在常规的统计显著性测试中（α < 0.05），240个模型估计中有43个（占17.9%）显著不等于0。然而，通过显著性测试的这些估计的中位值为0.03。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人生历程的转变可能会引起政治信念的某些调整，但这些调整在解释人们之间的政治差异时作用极小。

除了总体发现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具体事件和项目的重要结果。首先，与家庭转变相关的效应值持续小于与工作转变相关的效应值，平均约小32%。这主要是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历推动的，表明经济经历对政治立场的影响可能较家庭经历更强。其次，特定问题上存在显著的异常值。特别是有关移民的问题，如“外国人机会”和“移民对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每次转变后变化在0.08到0.10之间。同样，进入劳动力市场与普遍信任的显著减少相关。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变化既有左翼也有右翼的特征，但移民态度的变化通常倾向于保守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仅有七个点估计值超过0.05，这表明人生事件虽然可能在某些领域具有特定的影响，但相对于整体趋势这些影响可以看作是异常值。整体而言，这些结果大致表明，与人生历程事件相关的政治立场变化非常小，理解政治差异时，人们的基础倾向比他们随时间变化的轨迹更为重要。与预期——即人们的个人人生历程经验能够揭示其总体政治偏好——相反，研究结果强调生命历程发展与人们政治倾向之间相对缺乏联系。

基于处理暴露时长的效应异质性

事件轨迹如果影响人生转变对观念的影响呢？很有可能存在处理暴露的异质性，即经历事件的个体首先改变他们的信念和偏好，然后他们又回到之前的立场；或者转变的全部影响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现有数据允许我们观测大多数受访者在事件发生后的3到5年（中位数，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时间可能延长到20年。为了探索这些动态效应，作者对不同暴露时长的组时间平均处理效应进行了汇总，近似为事件研究设计。图5展示了从 t = −2 到 t = 4 的点估计，涵盖了处理后的前五年以及事件前的伪窗口。

图5确认了图3和图4中观察到的一般趋势：事件估计保持相对平坦。绝对效应点估计的中位数依然为0.01。前一部分提到的显著异常值——对他人的信任、给外国人的机会和移民——以及对公共服务的短暂影响，再次在统计和实质上显著；尽管和之前一样，这些变化都与进入劳动市场相关。此外，大约16%的点估计在α = 0.05水平上统计显著；然而，这些显著案例的中位估计为0.03，四分位范围为0.02和0.05。

如果我们将分析扩展到包括所有暴露时长，整体上，作者估计了3,232个相关的事件 × 结果 × 事件暴露估计量；其中525个（16.2%）在α < 0.05的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随着暴露时间延长到后续年份，我们开始观察到少数效应在较晚的阶段显现得更加明显。更具体地说，进入劳动市场对移民、给外国人的机会、对他人的信任和工会的影响在第5年后开始加，而退休对政治兴趣的影响则上升后又下降。同样，我们观察到首次成为父母、结婚和婚姻解体对性别和养家者指标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然而，重要的，这些显著结果的中位估计为0.06，四分位范围为0.03和0.10，且并没有明确的轨迹。最后，在这3,232个估计中，仅有135个（4.1%）为统计显著，且估计值超过0.10，并且仅有27个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前10年内观察到的。

基于政治兴趣的异质性

如果政治倾向确实受政治团体的社会化以及对当代政治精英的传播的敏感性的影响，那么可以合理地认为，上述发现对政治意识（Zaller 1992）是敏感的。也就是说，具有较高政治意识的人群不太可能对个人生活经历产生敏感反应。

为了实证这一异质性，作者首先基于对问卷中关于政治兴趣的问题的答案估计了样本的政治兴趣得分，并按得分的分布将样本分为三类：低兴趣（得分位于分布的最底部三分之一）、中兴趣（中间三分之一），和高兴趣（顶部三分之一）。之后作者将样本按上述类别分组并得出了总和的效应估计值。图6展示了每组的估计值分布以及全体样本的估计值分布（黑色折线直方图）。除了一些例外，图6整体显示很小的效应异质性。

具体而言，进入劳动市场的效应的估计值显示出最大的差异。我们上文观察到的各种效应，如对外国人的机会，主要集中在低政治意识的三分之一人群。例如，低政治意识和中等政治意识的个体在对外国人机会的态度上分别改变了0.13和0.16，而高政治兴趣的人群的估计变化为0，且在p < 0.05水平上并不显著。同样，移民问题在低政治意识群体中的变化为0.10，中等政治意识群体为0.08，而高政治意识群体仅为0.06。此外，低兴趣群体对他人信任的变化达到0.28，而中等和高兴趣群体分别为0.06和0.04。

因此，基于观察到的总体变化证据，低或中等政治意识的群体可能是导致总体效果的主要因素，而高政治意识的群体则表现出无效应或非常微小的变化。与几乎不存在或极其微小的变动相比，我们观察到的政治倾向变化很可能是由低政治意识群体推动的，这与SDM理论及强调政治中介的理论相一致。

基于转变发生年龄的异质性

类似于上述对政治兴趣异质性的分析，作者基于样本中生命历程转变发生年龄的分布将样本分为了三组（较早、普遍、较晚），并分别使用每组估计了生命历程转变的效应。图8展示了每组和全体的样本的效应估计分布。

这些比较中最大的变化集中在较早的经历上，且依旧主要是由于就业变化的影响，在这个阶段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变化显著更高。例如，在早于典型时间就业的人，其对一般信任的看法变化了0.23，对工会的看法变化了0.20，对阶级和法律的看法变化了0.16。然而，较晚入职者没有相应的变化模式，这表明这些经历可能反映了发展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典型年龄下限为21岁，这意味着这些经历发生在通常的25岁发展窗口之前。

总体而言，这些分析有三个核心启示。首先，一旦我们使用反事实对照，一个人的生活历程转变对政治倾向的实质影响很小。虽然存在几个领域特定的效应，但这些效应同样微小。其次，当我们将受访者按政治兴趣的不同水平进行分组时，稍有不同但相对较小的效应出现，表明政治科学中关于意识的调节作用的公认事实可能在发挥作用（Zaller 1992）。最后，综合分析揭示了一些年龄异质性，然而这些异质性可能反映了早期经历，因此可能受到发展过程的混淆影响。

理论与实证意义

本文涉及文化社会学中日益受到关注的两个问题：文化与政治倾向随时间的变化与稳定，以及青少年社会化在生命历程中的作用。由于前者的研究结果已开始趋向于认为成年后的文化偏好相对难以改变，因此这些研究自然提出了社会化作为理解文化差异的路径。本研究的发现表明，社会化时期确实对政治倾向的基线设定具有重要意义，但单纯关注成年期的稳定性可能不足以理解政治信念形成的机制。正如图2所记录的，个体在各种政治问题上的确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政治信念和偏好在个人经历、本地接触和政治过程影响下的变化程度，以引发实质性的学术关注。

展望未来，这些发现表明社会学需要一个综合的社会化和成年信念变化的理论。尽管DID估计结果表明相对无效的发现，但这些估计中存在异质性。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效果，而在少数情况下则表现出实质性效果。这意味着本体生成解释与社会生成解释之间的张力不能被简单解决，社会学家需要明确在哪些条件下某一模型或另一个模型更具效力。关于政治兴趣的混合证据可能是一个切入点：尽管个人文化可以被轻易地概念化为一个系统（“你是什么样的人”），但个体在政治意识上的差异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哪些类型的偏好在特定事件后更容易改变的线索。

考虑到社会学中一种流行的实证策略是是在相对短的时间窗口内估计某些生活事件对政治的影响，（例如，Owens and Pedulla 2014），这些结果表明，那些未能可靠识别因果效应的估计可能高估了实际过程。这些估计可能未能遵循足够可比的反事实对照，或是仅依赖于两到三个数据点的研究。对于更广的的政治观念变化问题，群体的可比性以及足够的样本量似乎是可靠论证效应存在与否所必需的，而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识别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在变化的意义比较模糊时。

生活历程事件有可能不会改变个体的平均回答，但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回答的变异性（variation）。换句话说，这些生活事件可能强化已有的观点，从而减少对个人真实得分的“误差”，或者可能增加个体对其立场的怀疑，使其在时间上变得更加波动。然而，这些可能性意味着，与LCAM和SDM相关的实证预测需要不同的理论机制，以更详细地理解观念汇报。平均汇报不变并不意味着变异性没有变化，生活事件可能对后者具有重要影响。

编译｜Ahaoooo

审核｜霰雪

终审｜K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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