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韧性还是表演安全？孟加拉国气候项目考察｜Cultural Anthropology

Jason Cons

引言

孟什甘杰县位于孟加拉国的西南边陲。2015年春天，我和同事在该县的乡村地区工作。那时，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工程从平坦的三角洲上拔地而起——那是一个土丘，或者用当地的话来说mattir killa。这个工程不仅外观奇特，其功能性与该地广泛建造的混凝土庇护所相比也值得怀疑。此外，它名义上是公共产品，却建在私人土地上。我们与这片土地的所有者交谈时，他说当飓风降临时，家里人和牲畜就跑到那里暂避。如果状况进一步恶化，他补充道，“……我们这里被水淹没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里生活”。

这位村民的发言传达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讯息，气候变化的灾难图景似乎难以避免。而当他们勾勒未来的生活状态时，离不开“土丘”等技术工程所赋予的想象。但是，这种以在地化为突出特征的想象，不是当地居民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而是不同社会力量建构的结果。孟加拉国河滩上矗立起的工程，勾连着遥远国度的气候政治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我希望“异托邦”可以成为把握其精髓的一把钥匙。

“异托邦”的洞见

规划与安全问题日益紧密结合，成功开创出一种预测性的治理模式（Adams，Murphy  and Clarke，2009；Anderson，2010；Adey & Anderson，2011）。这一治理模式不追求防止事情发生，而是强调要有充分的事先准备（Lakoff，2008；Anderson，2010；Massumi，2015）。而正如Brian Massumi（2015）所指出的，这种转变标志着权力生态的转变，一种“创造未来的权力”（a new power for bringing into being）将会出现。换而言之，对未来威胁的预测将会影响对当前社会的重新组织。虽说预测性的规划是当代治理的时代潮流，但它也非单一的。其内部可以细分为多种流派和主张（Lowe，2010；Samimian-Darash，2016）。基于此，我建议将“异托邦”也看作预测性治理的一种：它将特定空间框定为应对未来危机的实验性管治场所，并将之作为展演控制和安全的代表性区域。

众所周知，“异托邦”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它为思考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回顾以往，发展干预措施——尤其是示范村、示范田和试点项目等——一直是异托邦式的。这些地点被制造出来，以摸索其他地点的潜在发展空间。在这个高度限定的地理范围内，未来和当下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构成特定的时间片段。孟加拉国历来是异托邦式发展的中心。该国经常被描述为“发展的华尔街”和“援助实验室”（Hossain，2017），是无数乌托邦未来模式和反思的发源地。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克米拉”村庄合作社，到80年代兴起的“格莱珉”银行模式，无不是这一系列尝试的组成部分。但是，像“killa”这样的项目却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其工作方式与原先的“异托邦”项目相差无几，但目的明显不同。这些新项目不是围绕乌托邦式的美好未来展开的，恰恰相反，它们面向的是一个日益混乱、管理困难的未来。因而，它们是“异托邦”，是窥视气候变暖世界中生活状态的窗口，更是管理未来危机的机会，这些空间表现出时间上的不连续性。正是由于这些特质，孟加拉国的边境地区成为一个哨所，一个“警戒的观察点，帮助人们为不确定的、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未来做出准备”（Keck & Lakoff，2013）。（注：福柯使用的是heterotopias，而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heterodystopias。他想要强调，可预见的灾难使得未来具有“反乌托邦”的面向。）

为什么是孟加拉国？

要理解“异托邦”在孟加拉国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先要了解孟加拉国西南三角洲地区是如何成为气候边境（climate borderland）的。虽然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西南部仍然是受影响的重中之重。该地区极易受到气旋活动、海平面上升和土壤盐碱化加剧的影响。除了上述自然原因，该地区还处于政治敏感地带（Cons，2016），印度-孟加拉边境历来局势紧张。近年来，这一边境日益成为表达全球气候变化焦虑情绪的空间，《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正在消失的土地上，时间飞逝”（Borrowed Time on Disappearing Land）的文章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点（Harris，2014）。这篇报道将化石燃料消耗、海平面上升及其对西南部低洼沿海地区造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组成孟加拉国三角洲的许多岛屿即将消失——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附上的视频，它提供了卫星视角的模型，展示在海平面上升13英尺的情况下三角洲被淹没的情况。视频最后的文字讲道：“科学家们预计，在未来四十年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将使1800万孟加拉国人流离失所”。

弥散的焦虑促使孟加拉国在极大程度上转变为气候变化的哨所和全球气候问题的焦点。哨所自不必说，这里显然是灾难感知的一线。与此同时，潜在的移民成为气候变化带来的首要政治问题。2015年，我与一位即将离开的英国国际援助组织的专业人员就此问题进行交谈。他向我解释说，气候政治包含一种对全球移民的恐惧：“我们不能接受1.65亿孟加拉人出现在英国的海岸上”。正是这种恐惧促使人们将这里的边境看作Joseph Masco（2010）所言的“地球威胁”。在美国和欧洲的战略方案中，边界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国防大学和海军战争学院的演习测试了孟加拉国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结果，以及美国海军应对重大气候灾害的能力（Funk，2014）。总之，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重大影响绝不局限于当地。

从韧性的逻辑到景观的构造

就灾难这一议题而言，从脆弱性到韧性的转变对孟加拉国的发展意义重大。在过去十年里，韧性这一概念在发展领域掀起了一场风暴。从理论谱系来看，韧性的概念借鉴了哈耶克晚期的市场理论和克劳福德·霍林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在今天的语境中，这一概念与“适应”等术语的关系灵活而模糊。它既表明了传统发展规划的局限性，也表明了对未来发展主体的重新关注。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概念远没有听起来那么美好。我们交谈时发现，连续降临的风险似乎正在抵消当下和未来措施的长期效果，人们开始对继续投资大型项目产生怀疑——“问题是，再过十年，该地区（西南部）会是什么样子？只会变得更加艰难……我们正从海岸线进行有序撤退”。并非所有组织都赞同这一观点，世界银行的一位顾问告诉我，“我们和孟加拉国政府都不准备放弃这里”。但这确实凸显了一种计划的逻辑，这种逻辑旨在帮助人们自力更生，而非采取其他解决方案。基于这种逻辑，韧性将抗灾的主要责任从国家转移到了个人。换句话说，如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划算，那么唯一可行之道便是帮助当地居民提高韧性，靠他们自己应对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韧性计划成为抵御气候移民问题的堡垒：借助一套将空间及其居民领土化的机制，努力将他们牢牢锁定在原地。我们理应将之理解为“异托邦”的发展逻辑。

再来看具体落地的项目。我们的调研地密集分布着气候干预项目：后院的示范田、教育农民采用新方法种植蔬菜的培训项目、单户雨水收集井等等。有一天，我和同事路过孟什甘杰镇东部的一个村庄时，驻足向一群农民打听他们村里的发展项目。其中一个从自家院子的废弃角落里取出一块标有美国国际开发署蔬菜试验田的牌子，扭捏地展示给我看。标牌被丢弃往往不是因为项目已经结束，而仅仅是因为受益人已经对这些干预措施失去了兴趣。

图1 孟加拉国路边各色的项目广告

接下来，我们重点探讨“气候智能综合房屋”，这是孟什甘杰最著名的项目之一。该房屋建于加布拉，旨在帮助居民在气候变化的混乱中就地生存。这栋房子是一次性示范项目，材料成本为6000美元。该项目在孟什甘杰名声远播，或者说臭名昭著。当地人称其为“帕尼之家”或dui tolla（两层楼），因为它是岛上唯一的两层楼房子。

图2 “帕尼之家”

这所房子所在村庄的村民主要是小农和无地的劳工。这栋房子里住着的一家，是在“艾拉”项目之后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被选中的。房子里展示了各种技术，包括灌溉井、饮用水罐、室内鱼塘、复杂的滴灌系统等。世界渔业组织称“帕尼之家”是韧性的典范：“气候变化将影响当地的天气状况，影响居民生计。气候智能型房屋可以抵御龙卷风和洪水，并高效利用水和能源。房屋的许多功能旨在提高粮食产量，帮助家庭自给自足，更好地应对极端天气事件”。但与此同时，报告建议“社区应与政府合作，鼓励在脆弱地区建造气候智能型住房”。这里的社区似乎不太可能位于孟加拉国——按照这样的成本价，项目金额很快就会达到数十亿美元。相反，“帕尼之家”被视作一种抽象的、可移植的技术，能随时（尽管不太可能）在其他气候危机地区使用。

在实践中，“帕尼之家”的各种技术都存在缺陷。例如，复杂的滴灌系统本应允许居民在与盐碱地隔绝的窗台上种植植物，却依赖于塑料滴灌管。这些水龙头大多已经破损，但当地买不到修复材料。通往房屋二层的楼梯是用铁建造的，在盐碱环境中很快就会生锈。我认为，房子的设计、建筑和建造过程都是“异托邦”式的。它们不是专门为该地区设计的，而是为一个抽象的气候危机空间设计的——这个空间可能在孟加拉国，也可能在任何地方。这导致了一系列设计和规划上的失误。然而，更能揭示此类项目真实目的，是房屋带来的社会影响。福柯（1998：183）描述了一个异托邦，其中“每个人都可以进入……（但）由于进入的事实本身，每个人又被排除在外”。帕尼之家也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包括它所在村庄的其他居民，都可以进入其中，惊叹那里的技术。然而，这些技术都不是为了让当地村庄从中受益，这些空间不属于村民。

“异托邦”的诗学和政治学

“帕尼之家”是作为一种通用解决方案而建造的，而不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这本身并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试点一直是发展的核心概念（Cullather，2010）。然而，“帕尼之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种模式到底是否以（在物质层面）复制为基本目的？与孟什甘杰地区的许多其他干预措施一样，“帕尼之家”看起来也像是一个试点。但其长期的临时状态暗示气候“异托邦”可能具有的其他含义和目的。要理解这些意义和目的，就必须关注这些干预措施的表象动态，以及它们对受助者的影响。

发展是一种深刻的视觉语言。试点项目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们在特定的地点展示了干预措施的效果，而这个地点代表着其他多个可能的地点。这些项目——样板村、示范田等——突显了项目内外的差异。正如尼克-库拉瑟（Nick Cullather）（2004）在谈到绿色革命技术时写道，“墨绿色的稻谷停止的地方，即是现代的边缘”。在芒什甘杰，项目在单一空间内的聚集进一步加强了这些视觉上的区别。“帕尼之家”周边还聚集了其他项目。帕尼之家的后院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气候智能西瓜生产试验田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水稻灌溉地。这些田地被蓝色的渔网围栏整齐地包围起来，围栏划定田地的边界。栅栏内的帕尼之家与栅栏外未经灌溉的、干燥的、尘土飞扬的稻田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村里其他居民耕种的农田。这种对比所传达的信息不容忽视。以往的发展在视觉意义上区分传统和现代。而此处的边界标识着即将到来的混乱与潜在的管理泾渭分明。

图3 帕尼之家后院划定的田地

在帕尼之家聚集项目有两个目的。首先，一个项目的存在增加了其他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水稻田就是由“帕尼之家”的供水系统灌溉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这些项目的聚集让“帕尼之家”被曝光、被更多人看见。在该地区工作的其他发展组织的新闻资料中，也出现了“帕尼之家”及其居民的身影。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设计的一张海报，展示了他们在“帕尼之家”后院的试验田和住户，用以推广耐盐碱西瓜的生产。气候智能型家庭与村里其他家庭之间的反差十分显著，但这是可理解的——当地的社区和住户并不是干预措施的主要受众。

无论“帕尼之家”是作为一个在地的项目，还是作为一种景观，都揭示出“异托邦”的逻辑。“帕尼之家”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独自面对气候变化的未来图景。在这种受气候影响的未来中，社区的概念——无论以何种方式被定义为潜在的行动——都未能被看见。此外，“帕尼之家”等项目并不关心各家庭苟延残喘是否公正。相反，关键在于这种抗灾能力的表述是否可行，是否可以推广，是否能够唤起捐助者的想象力。这些干预措施的出现，不仅是发展项目实践者与受助者之间的沟通，更是发展组织与日益关注全球变暖危机的全世界民众之间的沟通。这幅壮观的蓝图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通过技术解决方案培养人们面对生态变化的韧性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而且这些方案已经在实施当中。换而言之，当孟什甘杰的项目将该地区描绘成一个气候危机的空间时，它们同时也向其他地方的捐助者和相关人士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乐观主义，认为发展干预可以在全球帝国的边缘管理人类造成的危机。

超越“异托邦”之路

“帕尼之家”生动展现了在气候边境上培育韧性和建造景观相互交织的逻辑。虽然还有很多应对气候灾难的类似项目，但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遵照相同的逻辑。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另有一些项目可能更接地气。譬如专注于提高农业生产适应力的项目。农民正在与孟加拉国本土知识资源中心（BARCIK）合作，建立当地的种子库，收集更加耐盐碱的种子。还有Munshiganj的农民团体，他们要求重建被飓风摧毁的运河，保证稳定的淡水供应。农民的集体行动围绕农业展开，试图改造农业和生态环境，为居民（尤其是最困难的那部分居民）提供就业和稳定的生活。

这些项目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但篇幅所限，本文没有更加细致的论述。当然，长远来看，这些项目也未必就能成功。和“帕尼之家”一样，这些项目也是实验性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当地人的实践所要培育的韧性，内嵌于孟什甘杰土地和生计的日常政治之中。它们不能反映或参与抽象的无限空间，而是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实用性。孟什甘杰农民集体发起的干预行动是对生态变化的有力回应。这告诉我们，既不要将人们视作气候不公的无助受害者，也不要将他们简化为对气候不公的顽强抵抗者（Castree，2014；Hall & Sanders，2015）。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尝试提醒我们，在思考韧性时，有必要超越狭隘的维稳安置思路，真正从生活者的视角重新反思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方式。

编译｜咸白

审核｜霰雪

终审｜K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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