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旭、张智鹏|基于价值观的气候传播：中国Z世代价值观念与气候叙事探究

引  言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此，中国正式迈入“双碳”时代，这意味着在未来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将实现能源和产业结构转型，走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并大力投资绿色经济部门和扶持新能源相关产业发展。此前，中国已于2016年成为《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之一，该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最好是1.5℃之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实质举措，将是《巴黎气候协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和“双碳”目标的提出，都要求中国在全社会开展一场事关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减少碳排放的社会运动，从而凝聚社会各界和广泛公众的减碳转绿共识。为此，由政府、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等不同主体发起的气候传播活动此起彼伏地展开。

Z世代（Generation Z）因其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重要性而成为各类气候传播活动的主要关注对象。这主要源于Z世代本身的群体特点和时空坐标。其一，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一代，对移动互联网的各类在线媒体和信息渠道具有天然亲近性，因此是“双碳”政策信息和传播活动的密集接触和互动者；其二，Z世代具有丰富的文化创造力，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文化和亚文化生产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通过网络社区和平台塑造日常生活中的绿色文化；其三，Z世代具有强大的消费风尚引领能力，是当前新消费的主要关注对象，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切实影响到生产端的绿色供应链的建立。另外，也尤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和空间坐标上，Z世代的生命历程与“双碳”目标的实现高度重叠。一是Z世代因其处于各类工作岗位一线，将是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及气候变化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诸如气候变化带来的水资源危机、土地退化和极端天气带来的健康风险等，在未来都将主要影响他们的生活；二是Z世代是各类气候协定及“双碳”目标的主要执行者和落地人，Z世代的青壮年时期与“双碳”的历史时期高度吻合，届时他们正处于社会各行业的关键岗位并成为骨干力量，只有他们参与、支持和积极行动才能顺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三是随着未来Z世代在各领域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Z世代的群体文化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更替中的绿色潜能将会在未来发挥出社会规范作用。

尽管目前各社会主体针对Z世代的气候传播活动纷繁多样，展现出活跃景象，但是当前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气候传播活动往往失之粗疏，它们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对中国Z世代公众的认识，缺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传播方案。Z世代的广泛群体并非均质的、等同的，他们内部存在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成长经历和区域文化等差异，因此在面向中国Z世代公众进行气候传播时，应当审慎考虑他们内部的分化。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外在的社会人口因素不同的是，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外在社会影响的内化产物，不太可能被基于信息的社会运动所改变，因而是更稳定可靠的认识和划分公众的标准。价值观念作为决定个体社会认知和态度的源头，同样也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表现出它的影响，折射出与不同价值取向相对应的气候认知和态度。

因此，在面向Z世代进行气候传播实践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Z世代公众的价值观念有哪些突出特征和特殊倾向？受此影响，他们的气候认知和态度是什么？不同价值取向的Z世代群体偏好的气候叙事框架是什么？Z世代群体的价值观念、气候认知与态度及气候叙事框架之间有哪些可预期的稳定内在联系？回答这些问题乃是本研究的核心与焦点。

一、文献综述

（一）价值观念与气候变化认知和态度

价值观是生活中引导个人决策的原则和信念，施瓦茨（S.H. Schwartz）从需要和动机出发来解释价值观念的深层内涵，利用六十七个国家的实证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构建了具有普遍文化适应性和心理结构的基本人类价值观（Basic Human Values）。他依据动机间相容和冲突的特征，将个体层面的价值观念划分为对变革保持开放—保守、自我超越—自我提升两个维度，并在这两个正交维度下又发展出完备的价值观光谱，最终形成包括自我导向、世界主义、仁爱、传统、遵从、安全、权力、成就、享乐和刺激在内的十个普遍价值观。施瓦茨的基本人类价值观被广泛应用，他还证实，秉持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后果。已有不少研究将施瓦茨提出的基本人类价值观作为前置影响因素，探究价值观念与气候认知和态度之间的关系。例如，有研究指出将仁爱和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爱作为优先价值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气候关切和忧虑，而将权力（财富和权威）和安全（社会秩序）作为优先价值的人的气候关切水平较低；另有研究对欧洲二十三国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大多数被调查国家，相较自我超越更重视自我提升价值的人更有可能持气候怀疑论的观点，并感知更少的气候变化负面影响和更少的气候焦虑。不同研究都表明，尽管施瓦茨的价值观量表包含多重子维度，但是与气候认知和态度显著相关的往往是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这个维度。

虽然施瓦茨对价值观念的概念化及应用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仍旧有许多研究者对价值观念持不同的理论和采用不同的测量方式。这其中与气候变化等风险议题最为相关的是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 Douglas）和威尔达夫斯基（A. B. Wildavsky）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 of Risk），他们认为个体对风险议题的认知和态度受到社会结构和系统的限制和影响，在他们这里，所谓的社会结构就是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它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取向及社会规范。在该视角下，价值观存在于两个交叉的维度上，其中“等级主义—平等主义”体现对平等分配社会资源的文化偏好，“个人主义—社群主义”与个人利益是否应该服从集体利益的问题相关，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偏好描述了人们对不同社会约定的取向。应用文化世界观的两个维度预测气候变化认知和态度的诸多研究在结论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即秉持平等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群体往往拥有更高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气候焦虑、缓解气候变化的行为改变意愿和政策支持，同时“等级主义—平等主义”维度比“个人主义—社群主义”维度对环境与气候风险具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这意味着秉持等级主义立场的人往往认为有其他威权主体来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相较秉持个人主义的人表现出对社会议题的冷漠，他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主体应该另有其人，因而不愿意牺牲个人利益采纳气候适应行为和支持绿色政策出台。

在上述两种主流的价值观类型学之外，也有学者针对环境与气候领域构建针对性的价值观维度，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迪格鲁特（Judith I. M. De Groot）和斯特格（Linda Steg）构建的自我中心的利己的（Egoistic）、他人中心的利他的（Altruistic）和生态中心的生态圈的（Biospheric）价值观，有研究表明，有更强生态圈价值取向的人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是显著的风险，而利他的和利己的价值观倾向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则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尽管在有关气候认知和态度的各项研究中，涉及价值观的理论维度和测量工具并不相同，但是这其中也有许多共性，比如利他的和生态圈价值观有时被认为在广义上与施瓦茨的自我超越和保守价值团组相似，而利己的价值取向常常与自我提升相适配。

综观以上各类文献，可以发现，持自我超越取向和展现高水平利他主义取向的人更有可能涉足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行为，展现更高的环境风险关切或焦虑，并投身直接或间接的环境议题的政治参与，而当人们持有等级主义和个人主义世界观，他们越可能淡化或轻视环境风险。

（二）Z世代价值观念及其对于气候传播的重要性

Z世代是代际社会学家依据社会变迁引发代际差异的基本思想所提出的“社会代”（Social Generation）概念，具体是指20世纪末至21世纪前十年出生的一代人，不同文献中Z世代的具体年龄范围并不一致，但采取1995年至2009年这一出生段是主流。Z世代作为一个外来的西方概念，首先应用于西方社会情境下的Z世代群体分析。皮尤调查公司的报告指出，美国Z世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种族更多样，被互联网科技环绕着长大，社交媒体几乎成为生活的重心，在性别、气候等议题上希望政府作出更多改变。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则在访谈和网络文本的质性材料分析中，总结了英美Z世代的十条特征：自我驱动而关心他人、投身于自己的身份群体、追求多元化的社群、追求本真、高度合作和社交、探索基于共识（而非权威）的领导模式、认可模块化和流动性强的领导模式、对诸如种族和枪支等社会议题感到失望但并不妥协、不惮使用冒犯性表情包来确认社群归属以及在新旧（技术、文化和时代精神）的交界点上捍卫人类价值观。同时波兰一项调查的数据显示，“期待从向自己委派任务的人那里获得反馈”“喜欢探索和使用新技术”“愿意去国外出差”是排名前三的Z世代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选择偏向。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Z世代群体进行了基于中国社会的考察。比如，李春玲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21年的数据（CSS2021），发现国内Z世代青年具有极高的城镇化比例、高度非农化且受教育程度高，由此导致他们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展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高度参与网络社交文化、主动融入新经济新业态和内卷竞争下的躺平心态。沈杰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认为，中国Z世代的核心身份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数字化场域中新媒体文化的创作者、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多重风险与压力的直面者以及迈向民族复兴强国世代的主力军。黎娟娟和黎文华对Z世代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多重矛盾性的特征，即佛系、躺平与内卷并存，社交恐惧与网络自我呈现并存，现实政治冷漠与互联网政治热情并存，并认为这种多重矛盾心态主要来源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化、中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变化和高校教育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经历。综观国内研究Z世代的文献，可以发现中国Z世代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受到互联网的深刻塑造，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是他们的外在规定性，也通过媒介文化和网络社群塑造了他们的内在规定性，表征为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但是，Z世代与其他先前世代又非常不同，它是一种复合型世代，很难用已有的世代类型学划分，很难归属于单一理想类型，Z世代不仅是社会世代，同样兼具心理世代和文化世代的特征，而这种构成世代的文化是相互区隔和分离的文化，也即各种青年亚文化，而非统一的、共同的文化。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全球工业化国家中逐渐成形的微粒社会及其成员单体化趋势。

目前，中国Z世代人群约为2.62亿，占总人口的19％。鉴于当前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和中国的历史方位，毫无疑问的是未来他们将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合作的主力军。相应地，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Z世代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潜在重要角色，并纷纷基于本国数据开展研究，比如，一项美国的全国性调查表明，政党和种族相比年龄能够更好地预测公众的气候变化信念（气候变化是否真实发生、是否由人类活动导致），年龄差异或者说世代差异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区隔不同气候态度；另一项美国的研究则表明，年轻世代相较早先世代表现出更强烈的气候变化焦虑以及愤怒和负疚等负面情绪。西方或者说美国情境下的研究表明年轻世代确实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年龄或世代间的区分并不能准确预测群体的气候态度。当视线转移到国内，一项上海的数据调查试图探究社会人口特征与个人环境关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与环境关注间有积极的正向关联，然而与以往的研究相悖的是，年龄同样与环境关注有正向关联，这意味着年长的人群比年轻人口更关注和担忧环境状况。国内外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年龄与亲环境/亲气候意愿之间的关系与我们的想象——年轻世代更加关注环境/气候议题并不相符。因此，如上文所述，Z世代青年内部相互分离的亚文化社群和多样的身份归属，使我们不能从诸如城乡区域、经济收入和职业等外部社会人口标签来认识Z世代，更不能将他们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探究其对气候议题的认知和态度，需要从更深层的价值取向来建立彼此关联。

尽管上文已经总结了西方语境下施瓦茨价值观念和道格拉斯文化价值观不同维度与气候认知和态度间相对稳定的总体联系，但具体到中国语境，Z世代在文化价值观上体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在地化特征，比如集体主义倾向、大政府偏好以及对全球合作的认同。因此，若想对中国Z世代的气候观念和态度进行有效洞察，为气候传播实践赋能，需要针对性地开展Z世代价值观念调查，形成Z世代的价值观地图，并建立起与相应的气候认知或态度间的稳定联系，从而深刻把握中国Z世代这一面向未来的重要群体在气候认知、态度与传播中的观念图景和可能采取的方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鉴英国非政府组织“气候外联”（Climate Outreach）在公众气候态度和公共沟通研究中逐渐发展出的“叙事工作坊”（Narrative Workshop）方法，并进行中国语境下的在地化改造，以焦点小组和叙事语料测试作为研究的两个前后衔接的关键环节。所谓“叙事工作坊”是从公众价值观出发探究针对公众有效的气候叙事策略的质性研究方法，它先通过焦点小组中的半结构化问题，引导访谈参与者自由讨论预先设置好的开放性问题，从中探索和总结出参与者的价值取向，而后通过邀请参与者具体讨论气候议题，如“是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紧迫的”“你认为青年人群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可以承担什么角色”等，来探究参与者的气候认知和态度，最后再邀请参与者进行气候叙事语料测试，测试语料由研究者按照气候相关主题设计，单一主题语料不超过1000字，每个主题下的语料又划分为2至3个子主题，每段叙事语句都隐含和对应了某种价值取向假设，参与者依照“喜欢/正向情绪的字词句段标为绿色，不喜欢/负向情绪的字词句段标为红色”的规则对叙事语料进行颜色标注，标注完成后，研究者邀请参与者对语料测试进行自由讨论，简短说明自己标红或标绿的原因及改进意见。

本研究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网络虚拟社区共计招募54名Z世代志愿者，并尽量使他们在职业、年龄和家庭背景等社会人口变量上相对多元。出于学术伦理和研究需要，这54名志愿者都已年满18周岁，并总计参与12次线上叙事工作坊。线上焦点小组环节由1名主持人，1至2名记录员及3至6名志愿参与者组成，志愿者在开始焦点小组前并不知道讨论的具体议题，以免干扰研究结论，所有志愿者均对研究的学术目的表示知情，并同意对研究过程录音和录屏。研究者通过对回收的焦点小组录音材料和叙事语料标记进行反复总结、比对和分析，最终得出Z世代价值观念、气候认知与态度及气候叙事策略的相关结论。焦点小组环节的半结构化问题参见表1，叙事语料主题及子主题参见表2。

三、研究发现

叙事工作坊的Z世代参与者大多来自中小城市的中产家庭，且在大城市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当前主要生活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职场工作年限普遍低于5年，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可以归纳出他们在价值观念和气候认知与态度上的主导观点。在价值观念上，他们的个体主义意识较强，注重个人的心理感受和生活质量。比如，在提及个人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当中提及女儿、儿子、学生、打工人等个体和家庭视角下的身份较多，仅有少量参与者提及中国人、共青团员这样的集体身份；在提及理想生活时，大多数表达出希望能够优先保障自身和家人的生活，也有一部分参与者希望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做出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同时，Z世代群体拥有很强的正义感和平等主义取向，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具有朴素的怜悯心，并认为社会中个体间的共处应该基于相互尊重和帮助。比如，他们中多数人支持对气候风险中老人、妇孺等脆弱人群的政策关怀和制度保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尽管有少数参与者认为人类社会自然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趋势，无需过于忧虑，但积极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主张仍旧在Z世代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又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有所疑虑，表现出较低的气候行动效能感。下文将展开Z世代价值观念和气候态度间的具体关联分析。

（一）自我提升和“躺平”心态的辩证共存，带来对气候就业的关注和自然生活憧憬

Z世代青年大多拥有比较高的奋斗和努力的意愿，他们注重追求个人发展，希望可以有自己喜欢并可以终身从事的事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拥有较强的自我实现需求，这来源于他们基本不需要为基本生活保障担忧的成长经历，因此他们可以考虑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需求。

目前理想的生活肯定还是实现自我价值为主的。工作我不仅仅希望它满足我物质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主动选择一个能够实现我自我价值的。比如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留下点什么，还是希望把我现在的兴趣，把科学研究方向给深入下去。（焦点小组1，参与者1）

希望理想生活中的工作状态会让这份工作给我带来成就感，它可以很忙碌，我可以为了生计去奔波，但不是那种像碌碌之辈那样去赚一份酬劳去养活自己，我希望在这份工作中通过和人交流，通过取得一些成果能让我感觉到自己实现了自己的某些价值……（焦点小组1，参与者2）

但是，他们幼年至成年的成长过程长期伴随着较高的竞争压力，他们感受到很强的“内卷”氛围，因而产生倦怠感，希望可以在工作之余享受生活中的安宁和舒适，这表现为他们希望能够将工作和生活分开，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希望从这些非功利性的空间和非事务性活动中获得精神享受，实现内心的平衡。这种心态还被近年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所加强，在经济下行的打击下，Z世代的群体心态无疑受到整体社会心态的影响，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期间的就业低迷和竞争加剧，反映到Z世代的价值取向中，便是努力奋斗这一投资未来的长期主义取向，与享受当下这一短期取向，同时体现在Z世代群体的思想观念中，应当说他们的高自我提升意愿在现实实践中受到挫败后，随之而来的“躺平”和及时行乐思想便成为一种可能的心理调适。

有时候把自己的理想生活放得太遥远，当成一个很远的目标来实现的话对于你现在的生活是会有所忽视的，所以目前我的话可能会更想过好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尽量地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放松的事情。比如有时候就会跟着一起去骑行、去爬山……（焦点小组2，参与者3）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Z世代吧，可能不太相信，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只需要好好地就一般地活着，简单快乐地活着就行了，就躺平了……首先从大的环境上来讲，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然后经济形势也是比较下行的，然后提供的岗位也是比原来的千禧年初的时候要少一些的……我们个体上的人的相似性，差异性并没有拉得那么大，所以那我们这么多人去走一个通道的时候，可能就是机会变少。（焦点小组2，参与者4）

我觉得我很赞同刚才两位朋友的发言吧！确实在新的形势下，当然我觉得可能经济形势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焦点小组2，参与者5）

当Z世代群体的这种矛盾又融合的价值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他们就会表现出对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产业转型下新经济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就业环境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会对如露营这类亲近自然的生活休闲类活动表现出很高的兴趣。比如，他们会对能源转型中新能源产业建设带动周边群众转变生产方式、增收致富表现出好感，并且对可持续转型中的新增行业和岗位表示关注，尤其是当提及这些转型可能为青年人提供更加绿色和有尊严的工作环境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较强的喜好。

在经济面向的另一面，则是对各种亲自然活动的兴趣，这来源于他们对丰富自身业余生活、逃离城市喧嚣、陶冶精神世界的需求。这使得他们对露营和绿色旅游类的议题比较关注，尤其喜好对露营过程中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认可“无痕山林”的露营理念。旅游话题中也更青睐可持续叙事的旅游方式，这区别于传统旅游中注重豪华奢侈和脱离自然的活动，反映了他们将自然视为一种心理和精神需求、尊重自然的价值取向。这些在气候叙事语料中皆有所反映：

对于所有露营者，大自然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在僻静的地方，搭起帐篷、燃起篝火，边吃边聊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更别提清晨一拉开帐篷便见森林的瞬间，仅是想象就足以让人心旷神怡。（标绿居多）

探索自然并不限于远处的风景……身边的风景往往已足够美丽和独特，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骑上一辆单车，无论是探索自己“熟悉的陌生城市”，还是去往城郊感受乡野魅力，都能在实践中降低碳排放，丰富我们的旅途，实现心灵的愉悦。（标绿居多）

（二）强烈的国族认同感带来国内和国际气候态度的复杂后果

虽然整体上看，焦点小组环节的参与者首先关注自己作为个体的家庭和职业身份，但他们在焦点小组讨论过程中却又明显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和民族集体利益考量的倾向，结合叙事语料的标注情况，可以发现Z世代群体潜在的国族身份认同较高，“中国人”的身份在他们的自我认知里占据较高的心理地位。一方面，这种认同来源于历史文化，他们认为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决议，将政府视为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利益代表，相信政府可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更进一步言之，他们的国族认同有时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即在国际事务和中外比较中表现出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关切和中国历史成就的赞扬，并伴随着在国际合作和涉外事务中对其他文化和民族的警惕心理。在焦点小组的访谈中，事关国际政治和国际局势相关分析的内容，是Z世代民族主义倾向的重要现实文本。典型的参与者访谈发言如下：

我想说我觉得我们在座都离不开是中国人。特别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关心国际政治那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我是觉得我们看向国际视野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立场上。我们要从中国人的眼睛去看我们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和世界格局之中，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重要的。（焦点小组3，参与者6）

接着刚刚××（参与者6）的话，我认为当代的青年的话，他们可能比老一代拥有更高的爱国情怀和社会抱负，比那些老一代，可能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具有更强的这些爱国情怀。一个是因为网络发达，当代年轻人接触到以前这种爱国事迹的机会比较多，然后通过影视作品，了解这些故事的话也比较方便。（焦点小组3，参与者7）

强烈的国族认同感在国内和国际气候议题上具有复杂的认知和态度影响：一是对国家政策举措的拥护和支持，比如对中国“双碳”目标的支持和拥护，坚定支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有利于在现实中推进各项政策的落地和实施，凝心聚力实现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繁荣；其二是显著表现在对国际气候合作中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关注；其三是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提供的中国方案感到自豪，尤其是在进行中外比较时，对国家气候治理的成绩尤为青睐。这种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利益和中国贡献的关注，在访谈和语料测试中皆有表现：

我觉得谁要为碳排放、气候变化负责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气候变化的问题，比如说在国家层面，它涉及经济发展跟生态气候保护……碳排放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重要的指标……我其实想说的就是为这个负责背后所要考量的可能不仅仅是个人层面所要做的一些推动，它可能还包括就是整体，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焦点小组3，参与者8）

我觉得现实来讲（减缓气候变化）是平常人很少能够接触到的内容。因为它确实是需要国际上的合作。我一直觉得你不能相信人，我赞同XX（参与者7）的观点，不能相信人性也不能相信这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的意愿，尤其考虑到他们现在分歧这么大，最主要还是靠技术的进步，才能够去解决问题。（焦点小组3，参与者9）

反观西方……这样的“环保”，不仅是“放空炮”，更是将环保当作筹码、用于维持西方自身霸权的假公济私之举。环保不是喊口号，实干才是硬道理。来自我国的青年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分享了《中国的低碳机遇——变革性青年气候领导力项目报告》……最终完成了围绕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项目报告……（标绿居多）

（三）平等主义倾向带来气候公正和弱势群体关切

Z世代群体对传统等级秩序很少表现出敬畏感，他们拥有较强的平等主义取向。这种平等主义不仅表现在自然环境、动物与人的关系认知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工作场所的要求上。他们大多对现实工作中对领导唯命是从和揣摩领导意图、实现领导决策的状态感到无奈和不满，并认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志遭到压制，员工的个体性无法得到尊重，并坦言目前之所以继续工作是因为需要一份薪水，而不是出于对工作的喜爱。尚未进入工作岗位的Z世代参与者则表示自己并不希望进入公司做“打工人”，而是期待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这些发现都与Z世代工作场所价值取向的已有研究结论相呼应，比如Z世代期待管理者倾听他们的想法并重视他们的意见，期待有足够的独立性和个体自由，否则将会导致沮丧，期待创意和贡献而非年龄作为工作场所的评判标准等。这在访谈当中也有体现：

我觉得目前社会中的职场环境很糟糕，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职场里总是领导拍脑袋说了算，他不会真的站在一线做事的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管这个事情现不现实，虽然说屁股决定脑袋，但至少每个人都要真正胜任他所在的职位才对。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就是职场中对人尤其是一线人员没有足够的尊重……如果单位里的管理结构能够更扁平一些，更开放一些，我觉得我的幸福感会上升很多。（焦点小组4，参与者10）

其实我也听说过刚刚这位姐姐说的职场现象，所以我不想成为某个公司的职员，当个白领每天朝九晚五。我平常是比较喜欢绘画版绘之类的，然后我比较期待未来能够开一家自己的工作室，自己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而不是说在企业里面受上司老板的一种挟制吧。（焦点小组4，参与者11）

另外，他们的平等主义倾向不仅表现为向上平等，他们同样认为应该向下平等，即平等地尊重所有的弱势群体、善待每一个生命，这也表现为他们朴素的悲悯心和仁爱观，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和传递善意的期冀。

我理想中的生活可能有一个点，就是比较小，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相的关怀对方的感情。（焦点小组4，参与者12）

是的，我也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互联网上的人戾气很重，充斥了指责和谩骂，其实如果能多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有更多理性交流的空间，不要首先就采取不友好的语气，即使谈不上关怀，最起码也要尊重，对人、对小动物甚至花花草草，我觉得都应该尊重他本身的存在。（焦点小组4，参与者11）

这种价值取向在气候态度的影响上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关系的主张；二是对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侵害的气候脆弱人群的关怀；三是对气候获益和受损人群之间公正转型的期待。Z世代青年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中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表达出很强的关切，认为应该对这些气候脆弱人群建立社会保障和气候适应机制，比如设置应急预案、普及气候相关的健康保障知识等。同样地，他们主张对农业、渔业等“看天吃饭”的行业从业者，以及建筑工人、建筑外立面清洁工等户外作业的高风险职业予以经济补贴，而非仅仅向绿色产业结构的上游进行投资，不仅关注气候受益行业，也要关注气候变化的高风险行业，减少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社会不公的可能性。这些气候态度面向在焦点小组和叙事语料中都得以展现：

我感觉（气候变化）对很多老年人就不是很友好。我们广州有一些老人家一个人住，是住那种很小很窄的房子，我之前跟急诊车出去跟120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人家，他是中暑，然后没有他人在家，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中暑……就我了解我那个病人，他就真的是很固执的那种，就老人家他们的性格，还有一些就他自己说什么勤俭节约，不想浪费钱的想法（指不开空调）。还有像热射病，前几年这个词语很少出现。从去年开始热射病这个词语就经常出现了，老年人其实没啥概念，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焦点小组5，参与者13）

我觉得对一些群体的影响，除了刚刚XX（参与者13）说的老人，我注意的是对农业靠天吃饭的这些农民。因为我家是河南的嘛，像我爷爷也就是他有着一小块地，然后就是他可能投入了很多，到最后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下了一场大雨，可能就因为这个，到最后就颗粒无收。（焦点小组5，参与者14）

我们需要切实承担起对气候脆弱人群的责任，在医疗卫生系统内增加对老人、儿童等遭受健康威胁群体的绿色通道……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健康信息传播中，优先注重建立对老人、儿童等易感脆弱人群气候相关疾病的应对和预防意识，将资金花在预防上，总比花在救治上更有效。（标绿居多）

气候变化后果的责任分配应被视为一个伦理问题，不应区别看待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是确保当代所有人受到公平的待遇……因此，大家应该相互关心、共渡难关……让气候变化的恶性后果在大众群体中得到普及，这样才不至于加剧边缘群体的脆弱性。（标绿居多）

（四）自我取向和低效能感带来角色认知局限和公共参与疑虑

在焦点小组访谈中，Z世代青年将更加关注自我作为自身与上一代之间的显著区别之一，他们认为父母一代会因为大家庭的家庭结构和亲族关系，行事观念更加注重人情世故，常常会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而Z世代更加注重自己的想法和个人的利益得失。这种相对从自我出发的倾向使他们在思考问题时，首先想的是“自己能不能”而非“集体能不能”的问题。在社会经济下行年代，受到经济低迷、竞争加剧和就业机会减少的影响，他们在思考“自己能不能”的时候常常得到否定的答案，因此带来低效能感，认为自己这一代很难再获得父母一代的发展机会，对世俗意义的“成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产生退居自守的生活态度，这同样呼应了前文中“躺平”作为内卷而不得的心理调适的结论。在焦点小组环节，不同参与者都表达出相似的观点：

我跟我父母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心态的不一样。一方面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向于自我一些……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大家的经历不同，就会导致遇到问题的话，我可能会先以自我的角度去出发。但是，更年长一点的人可能会说是为了整体或者是为了整个家庭或者为了其他的方面而去舍掉自己的一部分利益。（焦点小组6，参与者15）

我感觉像我们同龄人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独生子女比较多。然后包括相互之间就是包括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更加注重自我一点，就注重你自己是怎么想的。（焦点小组6，参与者16）

这种相对自我的倾向和低效能感，折射在气候议题上则表现出全方位的影响。

第一，他们主要从直接的个人经历和生活感受来感知气候变化，即他们对气候变化并没有特殊关注，而是从诸如“今年夏天我住的城市似乎更热了”“这两年冬天供暖时间更长了”“身边有人中暑送进医院”这样的体验和见闻来获得“气候确实在变化”的生活提示，这种感知是无意识的和被动的。

第二，尽管公开肯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是在个人生活领域中连接感和理解不足，他们认为气候变化虽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是一项重要议题，但似乎并未对自己造成特别大的实际影响，应当首先解决事关现时的个人生存和发展权益问题。这从另一方面也能体现Z世代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相对有限，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个人生存和发展等民生议题相互对立，相对忽略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气候变化对集体、对国家、对人类来说是重要，但是对个体的话感觉并不是特别的重要，也不是特别的紧迫。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一个人只能活那么几十年，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焦点小组7，参与者17）

我个人的想法是在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行为应该是目前来讲最有效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我们现在的公民所形成的一个氛围，或者说我们这个氛围形成其实应该是有赖于国家层面去推动的，我觉得才能形成这个氛围。（焦点小组7，参与者18）

第三，当气候行动可以带来务实的个人回报时，他们的参与意愿相对较高，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随手关灯等可以节省生活开支，但是缺乏短期回报和纯粹利他取向的气候活动，比如劝说他人参与气候行动等，他们则表现出比较低的行动意愿，同时他们对自己的气候行动能产生多大效果也心存疑虑，他们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气候行动，可能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并没有很大的作用。

第四，他们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当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政府掌握社会公权力，可以通过立法和引导来形成减碳的规范性力量，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可以改进生产、减少排放，这些都能对减缓气候变化起到更大作用，而非不断地号召个体参与。以下是焦点小组环节的典型发言：

说到（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什么，无非是在生活习惯上节约用水用电什么的，我还是觉得青年可能没有很多的渠道去力所能及地践行这个议题方面的行动，因为可能是有东西与我们生活的，比如说圈子不同，或者是关注的方向不同，有点难以接触到。（焦点小组7，参与者19）

我同意刚刚XX（参与者19）的说法，坦白而言，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作为排头兵，来充当这个角色吧，因为年龄和阅历的这个差异……普遍上他（指上一代人）是并不把你当做一个平等的沟通对象看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发起人来说，我们的权重是不够的。（焦点小组7，参与者20）

在刚刚两位的观点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有没有这样的资源，我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会考虑的因素，所以最方便的方法就可能还是借助哪个平台，比如说蚂蚁森林的那个项目就很有意义，但是个人是没办法做到这个事情的，而且从另一方面讲，本身政府啊企业啊这些，他都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什么不要求他们去作为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主体呢。（焦点小组7，参与者21）

四、总结与启示：如何对Z世代进行气候叙事

尽管本文已经将研究中的主要结论做了简明凝练的陈述，但在“叙事工作坊”研究方法下焦点小组和叙事语料测试的质性材料分析仍有许多结论无法在本文详细展开，需要说明的是，Z世代乃是一个内部多元的社会代，他们的价值取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比如尽管他们的自我提升意愿比较高，但是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他们展现出对自然和他人的关爱，表现出生态圈价值倾向和普遍仁爱取向，而这正是施瓦茨价值观罗盘中“自我提升”的反面——“自我超越”价值的表现。所以针对Z世代的价值取向，还需要进一步深描，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对Z世代内部进行群分，建立价值取向相近和相区隔的人群坐标系，或者进一步以具体议题为核心，检验议题的不同侧面所对应的具体价值倾向。

总的来说，本文在气候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方面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增益。其一，首次在中国本土将价值观念和气候认知与态度相关联，在价值观念上延续前人研究成果，更进一步明确了Z世代的复合价值取向特征，建立起Z世代群体的突出价值观念和气候态度之间的四条基本关系脉络；其二是明确了Z世代群体的基本气候认知和态度，包括气候变化的社会后果、青年人气候角色、气候行动参与意愿、气候风险感知水平等社会心理层面的态度要素，对Z世代气候态度的掌握是开展后续研究和实践的基础；其三是将叙事工作坊的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应用，进一步丰富了气候传播研究的质化研究工具，构建起一座连接气候传播学术和实务的桥梁，展现出叙事工作坊作为生产气候叙事策略的元方法属性。

基于叙事工作坊，综合焦点小组和气候议题的语料测试，本文最后总结出针对Z世代可行的气候叙事框架。

第一，经济叙事，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转型发展、增加新兴行业和就业岗位相关联，指出绿色转型可以为青年人提供新的发展机会，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Z世代正处于初入职场或者即将步入职场的人生阶段，他们对于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极其关注，在激烈的同辈竞争下，他们担心自己毕业即失业，也担心自己被裁员或者降薪。可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转型，比如发展新能源产业、绿色旅游业、服务业等，转述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强调其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量，意味着新的行业和岗位的出现，而它们可能成为青年人的一种全新的职业和事业选择。

第二，弱势群体关怀叙事，强调气候公正转型中的弱势群体关怀，比如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流行病、热射病等的易感人群的健康保障，对容易遭受极端天气下经济损失的农牧渔业从业者予以经济补助等。Z世代是极具正义感和怜悯心的一代，他们的平等主义倾向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使得他们对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强的助人情怀，气候公正下的弱势群体关怀与他们的价值观相吻合，不仅可以增强他们的气候责任感，也潜藏着带动他们亲社会与亲气候行为的可能性。

第三，亲自然叙事，将自然与人置于同等的地位上，注意塑造人与自然之间的慢生活状态，描写人复归自然的生活景象。Z世代从小便生活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同时也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对短暂逃离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存在精神需求，同时也对宁静舒适的田园生活心存憧憬，因而嫁接于露营、旅游民俗等现代生活方式议题上的亲自然叙事框架，会受到Z世代的青睐，容易引发他们的遐想并激发其环境保护的意愿。

第四，社会责任叙事，不再简单呼吁个体参与，而是表明政府、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对缓解气候变化负有责任，并实事求是地阐述这些社会主体主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事务，展现其减排转绿的气候担当。Z世代不喜欢对公民个体的空洞呼吁，而是较为期待政府和企业作出更多实质努力，这也回应了前述中国Z世代偏好大政府的结论。

第五，国家成就和民族文化叙事，强调中国气候治理的历史成绩和在全球合作中的承诺和行动，同时注意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个人气候行动相关联，将国族和文化认同与气候行动相连接。Z世代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民族主义倾向，都指向了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家角色的期待，可以有意讲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性和示范性方案，同时也注意结合青年亚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节俭等，与二手旧物文化等新青年文化相结合，提升叙事的接受度和亲和力，同时注意鼓励中国青年在全球发声，让他们代表中国更好地亲身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中。

总体上看，Z世代会对上述五种气候叙事产生积极的情绪反映，但是通过叙事引导Z世代的气候行动参与，将会是一个长期的、涵化的过程。本研究在国内开辟了一条以价值观念为切入口，以气候叙事为手段的Z世代气候传播路径，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思路以了解Z世代青年的价值取向，并建立其价值取向和气候认知与态度之间的稳定连接，这是建立有效、深度和针对性气候叙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