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煌、臧小佳|正在书写的“文本”：全球人文视野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再思考

臧小佳，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国别与区域研究为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的五个主要方向之一。此外，自2022年9月起，区域国别学也已正式进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两者皆为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相关讨论自学科/方向筹备之时就不绝于耳。专家学者们就其学科性质、内涵与外延、研究范式和对象、人才培养等层面均展开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学界普遍认为，从属于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以及与其相应的一级独立学科区域国别学均属于交叉学科，可在整合外语与国际关系、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之上，开展有效的交叉研究与人才培养。时至今日，国别与区域研究已经历了基础认知和学科整合阶段，各大高校和相关机构的各类研究中心及教学科研项目与日俱增，并随着全球变局和时代与环境变迁，逐步适应着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设立之初衷。简言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构较完整的多元知识体系，推崇理论创新及学理构建，注重基于问题导向、现实需求的知识体系之构建。除学术研究外，其主要成果也包括各类智库报告和咨政调研，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符合国情之方案。

但同时也应注意，无论是外语学科内部还是相关交叉学科之主流领域，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确切定义和复杂含义尚未明晰或未达共识，其在外语学科所折射的相应内涵还未得到恰当区分，仍存在着学科间界限之争以及语言文化内的研究真空。由于对该领域的认知有一定的学科差异，在整合学科优势并体现相应专业性以服务国家战略的层面，亦暴露出一些滞后和缺失。鉴于国别与区域研究带有某些“舶来”性质，本文拟首先回顾此学科生成时代的背景，就其起源、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回顾，以笔者熟悉的美国高校的区域研究，尤其是东亚研究为例，站位于当下，探讨我国高校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途径，在全球人文语境/视野下予以再思考。取“长”补“短”（“取”语言文化之“长”，补人文学科在田野调查物质活动与实践层面之“短”），为“我”所用（此处的“我”既指“我国”，也指外国语言文学和人文学科）。如此，既可摒除区域研究中的某些殖民倾向之“先天性”，亦能避免区域研究覆盖过广、过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我国“一带一路”机制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式现代化之实践。

一、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前世今生”

究其根本，国别与区域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之际。17世纪起，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岀于领土扩张、强化殖民统治和征服世界的需要，开启了对西方文明之外的区域整体研究，致力于深入了解殖民地语言、文化、历史乃至风土人情，以利于巩固自身统治。例如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1814年即已设立首个“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教授席”，屡经改革，现已成为法国研究东欧、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的专门机构，研究范围涉及语言、历史、民俗、社会、考古、艺术、文献、传媒等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1818年，俄罗斯帝国设立“东方学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专门从事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之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引用了俄国汉学家的著述。英国始创于1916年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宗旨亦为满足英国殖民和全球利益之需。

美国作为“后发”非传统殖民国家，其区域研究与欧洲同时期的相较，状况不尽相同。以其中国研究为例。中美通商肇始于1784—1785年间自纽约驶至广州黄埔港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其首航成功让美国商人为之振奋，随后一度掀起遍及美国东海岸各主要城市之“中国热”。但严格说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始于传教士运动，以1834年首位来华开业的美国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为先驱。伯驾曾任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谈判的美方翻译，1846年起兼任美国驻广州外交代表，其在1852年初递交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首先使用“金山”（Gold Mountain）一词来表述华人移民美国之热潮，从而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印记：“那些有幸在旧金山致富的华人所讲述的‘金山’故事，似乎要推动起新的一轮华人赴美移民浪潮”。

美国当代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史景迁教授在其《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1620—1960》一书中也曾提及，与欧洲有别，美国早期对中国的了解部分来源于和大量移民来美的华工接触，带有一定的草根阶层交流之基础。然而直到20世纪初，美国针对中国的研究还仅限于商人、传教士等非学者层次的零星探索，他们被统称为“中国通”（China Hands）——意指那些长期在华生活，了解中国语言民风，能从事田野调查型的零散研究，但却未经系统专业训练，无法上升至“汉学家”（Sinologist）或“中国研究专家”之学术层次的实践型人才。

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为美国走向对外扩张的起点，美国自此进入全球帝国阶段，区域研究的滞后状况得以迅速扭转, 现代意义上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也随之于美国生发。哈佛大学率先于1937年建立了“远东语言系”(Division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开设有关东亚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课程，俗称“稻田学”（rice paddy studies），后于1972年更名为“东亚语言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学层次以中文、日文为主的各类东亚语言与文化教学课程已达500多门，并随二战爆发数量日益飞升。哈佛大学首位研究中国和东亚区域的终身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亦成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论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至今仍值一读。

如费正清教授所言，二战之后的冷战背景下，对于美国而言，主要敌人为苏联而非中国，即使在朝鲜战争之后也仍如此。因其重心在于苏联东欧区域，美国彼时虽在中国研究领域投入资金，但事实上进展甚微，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此外，由于“麦卡锡主义”之盛行,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完全服从于冷战政治,客观研究中国的专家遭受排挤甚至清洗，对新中国秉持公正立场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费正清曾将此戏称为“五个约翰弄丢中国”之后果。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时代，美国乃至西方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再局限于战略、经济、政治利益之需，而是更深入扩展至语言、文化、哲学、历史、艺术等人文领域，注入更多的人文特色，并进一步推动了后殖民研究、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之发展，为全球人文语境下的跨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基础。

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教训也从另一层面证实了语言和人文因素，而非仅仅社会科学理论，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或缺性。美国著名记者哈伯斯塔姆在其关于越南战争的经典之作《出类拔萃之辈》中，曾对此作过深刻剖析。他指出，正是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身边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对越南语言、文化、宗教、历史之无知，偏执于以“科学”及“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观念来解读越南乃至东亚区域之社情，制定相关战略，才导致美国陷入这场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战争悲剧。在他看来，这些在区域研究领域盲从“理性选择”的“专家”根本不了解越南战争需要的远不止“理性思维”和科学技术，若干人文因素很难显示于地图，或者用“西方理性”来判断，更难以用信息化形式呈现，比如语言、历史、宗教和民族主义之影响。这些“非理性”的人文因素和精神影响无法转化为电脑统计数据，但却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以上事实都表明，数百年前西方国别与区域研究伊始，无论是基于早期殖民之需，抑或是源自宗教、经济、文化扩张之目的，乃至当下全球化新格局的“中心—边缘”之国别与区域重写，语言和人文因素的作用始终是明确存在、不可或缺的。

二、 国别与区域研究之解构与重构

如前所述，美国和西方的区域研究始于冷战并达到登峰造极，冷战结束后因世界格局之骤变而逐日萧瑟，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校及各类智库的区域研究甚至面临解体。以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例，其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的苏联区域研究项目从每年招收10余名博士研究生锐减至1人，并随即终止。但随着反恐升级，美国的区域研究转型为文明差异研究而复兴。然而，语境已不同。如今，美国典型的区域研究不仅涉及国际关系、战略、政治、经济、地理等传统区域研究范畴，更已涵盖语言、文化、哲学、宗教、艺术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

就研究范畴而论，在西方概念中，“区域”是介于“国别”与“全球”之间的一个环节，有时也会根据需要将某一国家作为一个区域内的研究重点。具体而言，美国学术语言里的“area studies”常指对（国外）“他者”的某一区域之全方位研究；而“regional studies”严格说来指对（国内）某一特定“地方”的研究，是美国学术界传统上对“区域”的对称偏向用词。两者英语词义貌似差别甚微，但无论研究对象还是治学方式均有本质区别。前者主旨“对外”，研究者除通晓某一区域的专门国际知识外，还须掌握研究对象使用之语言，即所谓 “外国语言”；后者则注重“对内”，以深谙特定“地方”的文化、民俗、身份属性等为主要特点，因研究对象为美国国内某一“地方”，故通常无“外国语言”需求。美国文明研究中的“regionalism”这一概念，也源出于此，意指偏属于某一特定地方的情感与特征，与美国文明之多元与疆土之辽阔密切相关。美国历史权威麦内尔·詹森教授（Merrill Jenson）在其主编的《美国的地方主义》（Regionalism in America）一书中，曾对“地方研究”概念的产生背景及学术界定做过详细论证。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杰克·伦敦 (Jack London)等人也曾因其笔下展现的丰富多彩之（南方/西海岸）“地方色彩”，而被誉为“地方情感/色彩”（regional/local color）写作之典范。美国高校设置的“中西部研究” (Midwest/Middle West Studies)、“南方研究”(Southern Studies)、 “加利福尼亚研究” （California Studies）、“阿巴拉契亚研究”（Appalachian Studies）、“西南研究”（Southwest Studies）等即为“地方研究”的经典之例。

此外，当某个国际地理空间成为被研究叙述的对象，通常冠之以名称。首创“解构”概念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就认为“世界的经验通常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强制（……）是话语对我们的标示”。如“亚洲区域”肇始于西方学者为了区分“自我”与“东方/他者”而创造的概念，后基于其区域划分理论和学术分支及研究目的，根据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等特征，再将亚洲研究细分为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三个主要区域。东亚研究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并部分涉及越南等国，这一区域也被称为“儒教文明圈”，受儒教、佛教禅宗和汉字文化的影响，艺术审美和文化价值乃至国家政体均与此相关。南亚以印度教、伊斯兰教为主，民族、宗教、文化习俗等均明显有别于东亚。东南亚则交错于东亚与南亚之间，以所谓“马来”(Malay)或“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er)人种为主，风土人情和语言文化亦有别于东亚和南亚。西方对中东和非洲的区域研究不外乎如此。

更深层次地讲，西方的区域研究自始便带有殖民拓展、争夺之特征。17世纪开始，东南亚、南亚包括缅甸、马来西亚、印度等逐渐沦为英帝国殖民地，中南半岛（印度支那）被法国侵占、印度尼西亚被荷兰侵占，东亚也成为欧美列强角逐之对象。故此，上述区域划分均出于西方的扩张需要，其研究对象具有游移性。哈鲁图涅在《后殖民之无意识/区域研究之渴望》一文中将此总结为：“虽然区域研究之范畴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但还是要把它们当作确定对象研究，使之成为后殖民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此意义来说，后殖民研究与此前的区域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嫌。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东亚区域研究之显著“成功”案例，通常共识为对日本的研究。一方面，在于日本人口几乎全部源于“大和”民族，被西方学者视为民族唯一性的模式；另一方面，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历程也惯于被西方援引以证明“现代化与趋同理论”（modernization and convergence theory）在社会科学范畴的有效性。需要强调的是，直至近期，在西方的区域研究中，无论日本研究也好，中国研究也罢，均主要出于西方自我意识驱使，以使其研究对象（国别）符合他们当然的“想象”和利益。诚然，早期根深蒂固的“东方学”虽带有殖民意识之居高临下的思维特征，但也有通过“学习东方”以推动西方进步之用意，故促进了西方国家汉学研究兴起，乃至拓展了文化交流。如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不宜简单地否定。她因描绘中国农民生活之三部曲《大地》（The Good Earth），《儿子》（Sons），《分家》（A House Divided）而于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跨文化视角的史诗书写促进了美国读者了解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重塑美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美国著名记者艾萨克斯指出，许多美国人认为《大地》以及1937年米高梅制片厂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是改变他们对中国印象最有影响力的积极因素：“可以说，在整整一代美国人中，她（赛珍珠）‘创造’了中国人，就像狄更斯为我们‘创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贫民窟的居民一样”。再例如，在华传教士寄回美国的“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在某种程度上也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之了解。

区域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的历史关联亦不可否认。在二战后新兴的冷战背景之下，西方学术界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能否有效应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外部威胁”以及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所带来的后果感到担忧。在后殖民主义经典之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萨义德（Edward Said）将区域研究冠以“东方主义”之名重新进行编码，也象征着重塑区域研究的挑战之发端——当他沿袭有关“东方”知识体系的用词时，其实激活了重构区域研究之渴望。同样，哈鲁图涅虽探讨了美国的区域研究如何构成后殖民话语的前史，但并未能真正回应萨义德提出的重塑区域研究之挑战。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乃至区域研究两大显学，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强调非冷战语境的全球人文观念，在欧美地区宣告冷战结束及以资本为前导的全球化形势下，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的左翼自由派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地位。也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无意识地将这一段被压制却并未尘埃落定的历史建构为被重新塑造的区域研究。与此同时，美国保守势力在学术界的代言人、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以“文明冲突论”为契机，将区域研究转型为文化冲突研究，形成文化转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再转文化的路径。亨廷顿认为，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抗已被不同文明之争所替代，伊斯兰教和儒教文明威胁了以犹太基督教为主体的欧美文明，文明的冲突替代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

作为亨廷顿的弟子，美国日裔学者福山继承了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思维。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认为，冷战终结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之终结，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史的终结。人类文明发展已随冷战结束而告完结，西方社会主导的自由民主体系已经战胜了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阶段。福山视西方为冷战和意识形态赢家而宣告历史终结，并由此重新解构了西方传统的区域研究理念。这一论断一经发表便风行一时，成为新保守主义之学术基础。然而，就本质而言，历史终结论所阐述的新保守主义观点，是现代形式的保守主义，代表着美国文化里的一种回归宗教信仰，注重传统社会的家庭、婚姻理念及国家观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民权运动、族裔身份政治等自由主义思潮之反动和对抗，其实并无创新之处，不过承传了西方区域研究中“他者”之概念而已。

此处存在一种核心的对立关系：一方面，有人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区域研究应该转变为某种具有跨文化特色的模式，而非注重传统的社会科学概念；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应努力发展能够在不同地域之间建立联系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前者是全球人文语境和现代化理论的拥护者，而后者则成为地缘政治研究观点的支持者。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从属于何种立场，均应带有对历史形成的批判性考辨，对新的变化予以整体性关注。区域研究学科专业化实则最终是将一个地区或民族国家归化为一套“系统”，并将其纳入高校的课程教学建设之中，这也是一个系统化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哈特与意大利左派活动家奈格里合著的《帝国》在剖析区域研究的同时，将其视为语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之深刻交融。《帝国》一书一经出版，即因作者将此前区域研究中被置于边缘的“帝国和帝国主义问题重新摆在核心位置”，被西方自由派学者誉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在引发学术界思考因亨廷顿质疑而成为热点的多种文明能否和谐共存、不同文明属系的政治势力相互对抗问题之同时，两位学者也提出这样的问题：“随着跨国资本不断向外扩张，携带西方政治、西方文化和经济而席卷全球的全球化现象之出现，是否也会出现一个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全球性秩序，即在民族国家里无法做到的，能否在超出民族国家的视野里看到一个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的形成问题”。此外，冷战期间的区域研究以政治和经济为主，且带有很强的政策研究色彩，两者不可分割。这不仅是西方学术界主流的看法，左派学者亦有如是观点。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及其后续研究中对此有过详细论证，似乎已是毫无争议的常识。

简言之，西方传统的区域研究自出现以来，一直颇受诟病、质疑和挑战。因冷战时期之特定背景，出于对全球利益竞争之需，美国的关注直接定义了西方区域研究的知识领域。其因继承了早期欧洲殖民时代学术思维及为西方利益服务之宗旨，深陷于对某一特定对象及成果之追逐，偏注于用西方术语阐释“非西方”实际，形成了“（西方）主导话语、土著提供资料”（master discourses, native informants）模式，难以产生与全球化发展相称的研究理论。冷战结束后，随着后殖民话语的爆发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西方区域研究开始有了转向其子单元（国别）或新的组合（重塑的区域），试图代表去殖民化世界和当今普遍称之为“后殖民时代”的形态与文化研究之趋势。区域研究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隔阂，亦通过各类鼓励整合知识体系及语言文化交流的研究项目和以交叉学科设置的导向型方案而开始得以改观。“全球人文语境/视野”在此背景下，作为区域研究的复苏与转型的体现，作为一种话语体系、认知模式和“超越”学科/地理/政治格局界限的方法，应运而生。

三、 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语言文化”维度

 通过解构思辨国别区域相关概念，我们呼吁打破话语标示强制性所带来的枷锁，以语言文化的介入完成区域研究与人文学科间的弥合。如上所述，“语言文化”不仅是切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工具，也可作为某种研究范式。其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可能的路径包括：一是将语言教学作为要点置入国别与区域教学与研究体系；二是将语言文化的叙事本身视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策略之一；三是对语言积极运用, 以助本土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论的建构。

今天西方区域研究中所谓的“东亚”，实则只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从战略上开始强调区域研究的政治意图之体现，而非东亚各国自身归属意识之表意。在这个被创造出的概念框架之前，美国高校中文（或日语）教学是被置于以往东方学研究体系之中，最初可见于哈佛大学1937年创建的“远东语言系”，耶鲁大学1961年设置的“东亚研究会”（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改组设立的“东亚语言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普林斯顿大学1969年将“东方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拆分，设立单独的“东亚学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亦因如此。而今，“东亚”由一个历史叙述转为被实体化的空间概念，由于讲述它的人、国家和时代不同，意义亦随之流变，但基于历史表述潜移默化形成的归属意识仍在其中发挥着某种程度的历史认知作用。

再以美国为例。可以说，美国鲜有其他学科像区域研究那样明确地为促进国家利益而发挥作用。我们追溯到其转向语言与文化的标志性转折点——1946年,即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称世界进入“冷战”之前一年。彼时，参议员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提交议案，提出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来增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1948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富布赖特国际交流项目”是美国公共外交与文化扩张的结合典范，而今已发展为世界其他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难以比拟之规模。其间，福特基金会出资相助，成为构建美国区域研究计划的主导力量。之后三十年间，福特基金会为34所美国高校的区域和语言研究项目提供了约3亿美元的资助，包括前述东亚研究领域。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即受惠创建于此时。

1957年受到苏联卫星发射成功的刺激，美国进而出台“国防第九条法案”，其核心为强调语言教育，重视语言和文化介入社会科学为主导的区域研究，以增强美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家防务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于1965年更名为《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在美设立了约125个以大学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单位，被称为“国家资源中心计划”（National Resource Centers Program），为提升外语教育在区域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巨额资金。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对此作过深刻的批判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区域研究就此逐渐开始走向以语言铺路，注重人文因素的路径，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主导的区域研究。

另外就区域研究与史学的关系而言，史学介入人文和社科研究的关键之一是由方法定论。传统来讲，历史与文学、哲学（文史哲）均属人文学科，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当今，由于其重视数据分析，西方学术界将历史研究逐渐划入社会科学领域。哈佛大学新社会史学的代表人物塞恩斯特罗姆（Stephan Thernstrom）教授便为美国将数据和信息分析引入历史研究之先驱。时至今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及其他诸多高校的历史系均已被划入社科领域而非人文学科皆为例证。

然而，语言本身是中立的、客观的，既非“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也非“模仿”，只是在意识形态理论中被“使用”。即便保守派学者如亨廷顿和福山也承认，如不加以干预或导向，语言非但难以产生“不同文化间的创造性互动”，反而会引发“文明的冲突”，误导甚或毁灭文化话语权。包括被全球化、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应用的理论，均可视为隐性的阐释性文本，至少部分地植根于描述它的“主体”之伦理和政治原则。倘若忽视文本性，以上研究或将产生偏差。就此而言，“语言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文本性的关键”。

这也是为何当我们论及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开篇提出的口号——“永远历史化”时，实则是在探讨“将文化文本置于它们与历史语境的直接关系之中”，并且“历史化操作可以沿着两条不同路线运行……客体之路与主体之路”。客体之路探讨“事物本身的历史起源”，主体之路则指向“我们试图理解这些事物的概念与范畴的更为难以捉摸的历史性”。这里阐明的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转变：即历史学家们常将注意力转向将历史的话语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而文学或语言研究者则更强调叙事这一文学形式在历史知识形成方面的作用，这也是外语学科对发展全球人文语境下区域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同样，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通过比较一位殖民的法国作家和一位被殖民的埃及作家之著作，厘清两种不同文本得以形成和表述背后的、作为主体的“殖民话语”以及作为“他者”的“非殖民话语”。无论是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之“权力意志”阐释前者，还是通过利科（Paul Ricoeur)的阐释学概念理解后者，文本均成为某种参考情境，开启了作为文本世界的地缘政治空间。因此，笔者相信“语言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可以“为我所用”，且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四、 “朝向语言”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主体”之路

语言是书写的前提，20世纪60年代国际学术界强调人文社科领域以语言为重的“朝向语言转向”有其必然。语言在历史上本就是作为经济和行政及创立民族共同体之工具发展而来，当然也曾被西方用作向“他者”施加权力之手段，经典的案例就是殖民者的语言在治理殖民地中发挥的统治作用。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菲利普森 (Robert Philipson)就曾认为，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行主要归功于“殖民地的语言继承”，并由此诠释了“语言帝国主义”之定义，以阐明英语与其他“弱势”语言之间结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及英语在意识形态和教育方面占据的相对主导地位。

所谓“朝向语言”，旨在强调语言具有重要性，但并非意味着所有涉及区域研究的主题均可纳入无所不包的全球化，并经由语言统合为学术成果。笔者强调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落实在语言上（除语言之外，当然也需结合专业性），意在明确外语学科在此领域的研究是一个正在书写的“文本”，撰写自我与他者文化及其跨文化之挑战性，以挖掘国别与区域研究蕴含的书写观念与话语构建。语言并非“空载列车”，而是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主要工具，亦是拓展交叉学科的关键之一。

外语学科知识在介入区域研究时会通过不同途径发挥作用。笔者认为，所谓“朝向语言”，即外语学科如何在全球语境的文化中发挥“想象”的社会功能，有意识地将文化差异性的中间地带为“我”所用，并进而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维度中做出独特的贡献，这是当下学科构建需要面对的挑战。首先，需明晰的是国别与区域研究“朝向语言”的几个出发点，笔者相信“出发点”之选择, 应当基于国家需求、问题导向和学科构建认同。其次，是“优势意识”。正如彭青龙教授所指出，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之容量极大，不仅涵盖国际关系研究，且有其三大主要优势：巨大的需求优势、明显的多语种优势、成果具有较强的人文性和深刻性。除此之外，外语学科亦有鲜明的跨文化优势以及多学科优势。教育部在高校设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多由外语学科教师担任，这也激励了更多的外语学者树立学科自信，摒除“外语无用论”的干扰。国内学者对此已有诸多详尽论述，故不再展开。

最后，笔者想提出几条“语言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之可能路径，作为对同行相关博论的补充探讨。

首先，明晰语言的多重功能性，将语言教学置入国别与区域教学与研究体系。外语学科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可将语言定位为如下几种：工作语言、工具语言、通用/非通用语言以及语言学和语言技术。就本质而言，精通语言是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普遍前提，语言也是通晓研究对象（国家或区域）的根本工具。外语学科优先掌握越多的工具也就越加具备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自我发展之更全面的多重媒介，应当把语言教育置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将语言教学置入国别与区域教学与研究体系，亦是旨在呼吁外语学科与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在深化语言教学过程中的互动与互补，这样在被复杂性与多元性贯穿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通常意义的语言文学研究也能重获新生。

需要强调的是，“母语”在全球人文语境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之中或可具有与“外国语言”同样重要的作用。以海外华人社区为例。纵观海外华人历史，华语媒体在故土、华人社区和当地社会之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成为众多华人移民获悉各类故土信息的来源和交流他们在异域生活经历的重要渠道。不懂“外语”的华人移民唯有通过各类华语媒体来了解当地社会，即使对那些谙熟当地语言的华人移民而言，华语写作亦是他们交流海外生活印象和表达对故土感情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中文口语是由若干不同方言所构成，而书面文本却跨越了方言障碍，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财富。中文书面文字因此成为中华文化得以在海外广为发展并传承的重要因素。它使遍布全球各地的华人移民感受到了故土的强大凝聚力和中华民族意识，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将散居异域的华人移民联结在一起，帮助他们保持对故土的强烈情感依恋，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自身的棱镜。爱尔兰裔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论及语言在区域研究中的意义时就曾指出：“那些口操种类繁多的各式法语、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德国犹太裔诗人策兰（Paul Celan）的评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全球人文视野下母语文本的意义与特点。当被问及在离开德国后他为何仍用德语创作时，策兰回答道：“诗人只有用母语写作才会吐露心中的真言，用外语创作则是在说谎。”

其次，语言翻译与文化理解之双向往返实践。翻译在促进文化和文明交流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必然能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文化维度中发挥积极作用。外语学科因其具备语言优势而可承担中介角色，故能成为国别与区域研究中信息接收和处理的更直接和敏感的先行者。这一身份赋予外语学科学者另一重要任务，这便是通过语言接触，先行理解和判断，做出有效的文本诠释和观点阐发，以语言先行，书写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所谓“帝国回信”（The Empires Write Back）。因此，具备翻译研究对象国语言文化之能力，以及用对象国语言阐发观点，发表学术见解和开展直接交流，是外语学科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双向往返实践之基础。

文化理解包含了文化认同和跨文化能力。能够及时掌握原始资料并理解文献内涵的文化认同及跨文化处理能力是基础，敏锐的洞察力为手段，其后是通过综合研判和整体设计服务于国家战略。这种翻译语言和文化理解能力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撰写时效性极强的智库和调研报告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曾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更为主流的观点将语言和文化看作是一种流动的跨国现象，在当今广阔的全球语境下，具有突出语言交际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是外语学科的优势，这一能力必然也是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基本能力之一。

再次，是拓宽面向。传统的区域研究多倾向以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历史作为时间轴纵向描述，而全球化时代以语言作为交流方法之一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尝试对某一时期的人类社会进行横向描述，即“去意识横向联系的世界”。例如，分析研究对象的知识生产及其文化传播与交流，区域之间知识的挑战与变革; 又例如全球人文语境下重新整合的横向挑战与机遇等。这些“横向”研究均需具有擅长交流的语言基础。简言之，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描述和分析，也更需要交流，二者皆为语言学科所具备的开拓性功能。

最后，探索语言与国别区域研究的理论互动，发展更为宽泛的语言文学研究方法来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即语言如何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改造或改进知识概念和体系，服务于文化建设，加强交流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例如文学文本中的历史、地理、文化书写有助于我们反思如何化解由于东西文明之差异而可能产生的冲突。此外，促进文学批评对民族自我认知模式之推动，语言文学理论的思考范式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论建构的丰富和补偿等均可纳入国别与区域研究路径之中。又例如在东南亚英语区、中亚俄语区、非洲法语区、欧洲德语区、南美西语区等语言区域内如何促进经济一体化、认同感提升乃至在文化上重新定位一个“共同体”或区域之研究，或如何在后殖民主义研究归因于“述说”的书面话语中，考察“双重祛魅”（double disenchantment）的世界，通过语言以平等的视野去沟通和互鉴，服务于中外人文交流、中国知识体系的理论术语和学术概念话语权之建设。

在关注当前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以及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时，笔者最终想要强调的原则为：应秉承“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包容心态，避免“非此即彼”的态度和学科之间的内卷现象。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以及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虽有差异，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有其善意和正当初衷，任何一个领域均非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唯一学科“疆土”，而是存在一种可能的途径，即以人类最基本的共性为基轴，根据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的具体问题，尝试共同书写解答方案。

结  语

在欧洲天主教会治理下的中世纪，具有启蒙意识的学术界先驱们正是通过对阿拉伯学者当初的译文文本之回译，催生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就此而言，最初教会掌控之下的“区域研究”也属于反向学习，是语言翻译和跨文化研究能力打通了这一创始途径。

区域研究从起初服务于西方世界扩张和治理殖民地之需，到随着全球化将经济流通作为驱动，而今转向以文化交流为重点，形成全球一体的国际语境,“共同”发展成为当下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图景。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已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可在各类成熟取向中选取最适合的一种。同时，我们关于学科内涵的起点与西方国家不同，也需相应地确认自身出发点，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独立判断和选择。本文执笔者之一在美国从事该领域相关教学与研究近40载，经历了冷战末期至当今西方的国别区域研究解构与重建之过程, 结合他者的目光与在地的相关观察和思考，尝试提出以上述“语言文化”为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之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等方案，以求教于相关领域之同仁。笔者当然也深知, 学科内部的发展或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界限之划分，并非目前外语学科的唯一语境和生存需要，但无论如何，外语学科的宗旨应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我们要意识到，而今的外语学科之国别与区域研究犹如“正在书写的文本”，其发展与进步的关键在于符合世界格局发展之需，即通晓中国视域与全球视角，能够掌握和构建与研究对象沟通的话语权；在于符合中国国家战略之需，尤其是“一带一路”机制所带来的影响巨大、超越政治分歧之文化交流形式；在于符合学科专业发展之需，作为一种涵盖多元的传统外语学科在历史演变中服务于想象话语（imaginative language）和文化软实力。唯如此，我们便能够从容诠释我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