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郊|影响青年意见极化的社交媒体因素分析

近年来，网络舆论场中的意见极化现象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无论是学者、媒体还是个人，似乎都形成了对于极化现象的一种共识性认知：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过载与用户在媒介使用上的差异，令知识和信息获取的鸿沟逐步扩大；数字技术使得个性化、定制化的信息获取更加便利，为用户的选择性信息接触行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用户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选择与自身立场类似的消息源，并逐渐向其隐含的政治倾向靠拢。通过选择性接触，个人重复接收同质性内容，反复强化原有立场，最终导致受众态度、意见或者情感产生极化。

这样的推理逻辑似有道理，然而网络意见的极化作为一个重要且宏大的话题，当中还有许多中观甚至微观的视角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细化的探索：首先，网络意见的极化本身或许只是公众意见的“冰山一角”，对于那些不习惯在网络上频繁发声的“沉默的大多数”而言，这样的逻辑链条是否仍然适用？正如郑雯等学者所指出的，如今中国网络空间已经逐渐形成“底层主体性时代”，底层价值取向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基准，但是问题在于：由此产生的网络意见和现象，是否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意见也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此外，由于作为“网络原住民”的中国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日趋多元化，一方面，他们与西方发达国家青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所导致的不同青年群体观念间的冲突甚至对立，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社交媒体的使用？探索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研究公众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同时又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关于公众意见的形成和影响机制，学者从20世纪就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这一问题添加了新的维度，使得公众意见极化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微观的角度看，公众意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日常所接触吸收的信息，然而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常常会对信息进行有意或者无意识的筛选。大众媒体时代，就有人提出过“选择性接触”的假说，这一假说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既不断得到实验证明，但也受到许多挑战。在智媒时代，人们是否更倾向于采用选择性接触作为一种信息读取策略，抑或希望能接触到更为全面的信息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交叉性（cross-cutting）信息？鉴于此，本研究以极化理论为基础，以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的方式重点分析其意见极化与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以便更深入地揭示社交媒体时代影响大众意见的理论路径，同时推动社交媒体、公众意见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 文献综述

（一） 极化的概念及理论溯源

极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状态，极化指的是观点、态度、立场的极端化或激进化，是相对于一种理论上的初始或中立状态的大幅偏离；作为一个过程，极化是指这种偏离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James Stoner），但“极化”一词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Moscovici）和扎瓦洛尼（Zavalloni）提出，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研究群体讨论及决策的实验中发现，群体在讨论之后，会在原有的态度方向上产生进一步的偏移，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极化”（polarization）或者“极化效果”（polarization effect）。

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关极化现象的研究逐渐开始考虑到媒介的影响因素。以极化研究的主要阵地美国为例，当时新出现的传播渠道（如有线电视）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选择面，电视频道倾向播出专注于特定类型的内容，因而观众对于电视网络的选择在宏观层面使得观众行为出现了两个特征：首先是观众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曾经集中在少数几个频道上的观众分布得更加分散；其次是由于媒体竞争的激烈性，越来越多的节目不再为新闻专业主义所缚，转而把目标放在将理想的观众类型吸引到特定的频道内容上，从而诱使观众走向极化。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网络和移动技术的普及，信息流动的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留言、发帖、发布博客或微博等方式，个体能够自主选择关注什么，表达什么，和谁交流。在世界的多元环境中，极化理论也被用来对更多社会议题的意见进行分析。部分学者对信息流动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表示担忧，如范·埃尔斯泰恩（Van Alstyne）和布林约尔松（Brynjolfsson）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缩小地理距离并促进信息交流的同时，会使社会进一步碎片化或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因为互联网使人能更容易地找到志趣相投的人，所以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不平衡，从而促进了意识形态相同但在地理上分散的边缘社区的壮大；在虚拟空间中，志趣相投的人不仅通过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信念，还可能进一步推动观点的极化，有时甚至能够号召具体的行动（calls-to-action）。许多研究指出，数字技术促进了志趣相投的网络社群的兴起，处于社群中的人们逐渐与具有挑战性的信息隔离开来，而选择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信息，形成“回音室”或“信息茧房”。不仅如此，不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社交网站，都会从数据中侦获用户的信息偏好，前者基于网站对用户意图的预测，对不同用户显示完全不同的结果；后者将只向用户显示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这些在线服务网络对用户了解得越多，预测他们更喜欢看到什么的准确性也会越高，最终形成“过滤气泡”，在这些气泡中，人们永远不会接触到任何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愉快的信息。一旦形成选择性接触的行为模式，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极有可能加剧公众的意见极化。

通过检索有关极化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在极化概念的外延上，相关英文文献涵盖了极化的四种形式或意义，即政治极化、情感极化、意见极化和群体极化。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指由于不同政党精英的不同意识形态而形成的两极分化；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指不同政党或群体成员间存在的强烈负面情绪，包括群体间的偏见、歧视乃至愤怒；意见极化（opinion polarization），即公共舆论分裂成两种极端的观点；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即群体讨论使群体内成员强化他们最初的态度和信念，并导致比成员最初的倾向更极端的情况。

伴随着国际学界对于极化的学术乃至社会讨论越来越成为焦点，对于极化现象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在国内开枝散叶。国内涉及极化研究的文献主要分为三个大类：一是将关注重点放在极化概念的思辨性分析与理论的阐释上；二是聚焦于网络群体极化的表现特征、影响因素、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大部分采用的是内容分析的方法，主要以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突发公共事件为研究对象；三是基于各种理论模型，使用行动者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模拟网络讨论中的极化现象。总体而言，尽管极化研究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应有关注，但相关的学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基于现实调查数据的量化研究也存在一定空白。本研究重点关注公众的意见，将意见极化作为核心变量加以考察和分析。

（二）社交媒体使用对于公众意见极化的影响

在探讨信息选择和意见形成的机制时，最广为人知和被人接受的原则之一是选择性接触原则。贝雷尔森（Berelson）和斯坦纳（Steiner）将这一原则简练地概括为“人们倾向于且更有可能看到或听到与他们的预设倾向相呼应的传播”。早在20世纪40年代，选择性接触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其后，众多学者通过实证手段对这一假说加以验证，例如有学者指出人们在媒介使用时并非平等地对待所有可以获取的信息，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或个人的理念来对信息加以取舍，还有研究分析认为这个选择性接触的过程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进一步指出，避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或者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是选择性接触背后的心理机制。

然而，选择性接触假说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和挑战。比如有研究回顾大量实验后发现，大众传播的受众接触到的信息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是受众喜欢或支持的信息；认知失调理论则指出，虽然人们倾向于寻求与自己政治理念与信仰一致的信息，但若是不一致的信息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受众也愿意了解与自己观念对立的信息。

关于选择性接触的讨论乃至争议一直延续到了如今的智媒时代：一方面，大量研究发现，在使用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的时候，人们往往倾向于搜寻并接受那些支持而不是反对自身决策、态度和价值观的信息，从而加强其原有立场。换言之，由于人们倾向于搜索和重视与自己观点相近者的评论，这种选择性接触行为强化了用户先前的立场和态度。不仅如此，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经过同群体成员讨论后形成的选择，常会趋于极端化。由此可见，选择性接触机制不仅在个人决策过程中得到验证，在群体决策层面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选择性接触不再仅仅是信息寻求的策略，还是公众意见形成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通过不同的实证证据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使用对于不同人群、在不同情境下的影响是不同的；虽然人们可能确实更容易接受志同道合的信息或观点，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会排斥相反态度的信息。比如，鉴于社交媒体传播的特征之一是跨越私人与公共场域的边界，同时也超越了社会群体、政治性和非政治性，因而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完全可能在无意中接触到网络政治信息，而不会局限于意识形态或政治派别的身份划分。类似地，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并不一定导致观点的同质化，一是因为政治观点选择并非朋友、伴侣和工作环境的最重要的基础；二是建立与维持大量的弱关系（weak ties）对接触到不同观点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已有多项研究证明了社交媒体使用与这种社会网络异质性之间的联系。还有学者通过分析X（推特现名）发现，跨政治派别的信息分享概率与网络的级联深度正相关，即信息分享的级联步骤越多，跨政治派别信息越可能被散播，但是这种网络的级联深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现象会自行消失。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的获取与消费并非完全遵循选择性接触的单一逻辑，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可能更加复杂。

除了以上两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也在智媒时代为人所主张。该观点即，由于社交媒体崛起使用户被暴露在更加多元化的舆论场内，用户信息获取和交流的成本极大地降低，从而增加了接触“交叉”观点或意见的机会，在没有其他中介的情况下，用户接触到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从而形成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社会网络。有研究认为，用户间的讨论和互动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增加用户对于不同政治立场或观点的宽容度，于是乎，用户会在权衡之下形成比自己原先观点更具普适性的观点。这些研究都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会使得用户最终形成一个更加折中而且公平的观点或立场，形成去极化（depolarization）的趋势。因此，选择性接触在如今是否仍然适用，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在智能媒体的快速发展下显得愈发错综复杂。

（三）社会网络的影响

上述讨论表明，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和意见极化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取决于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即与传播网络中人群的多样化程度有关。社会影响理论和劝服性辩论理论都对社会网络对个人意见的影响做出了有力的解释；不仅如此，社会网络的结构在解释态度的极化方面十分重要：研究发现，只与志同道合者交流会降低对异见的容忍度，而与不同观点群体互动则可以增进人们对观点的认知和理解，令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另一面”，从而摒弃二分法的观点来认识问题。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本文聚焦我国青年的社交媒体使用与意见极化的关系。根据已有定量文献的回顾，结合研究实际，本研究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作为核心自变量，将青年群体对于特定社会话题的态度作为因变量，试图回答：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长，是否会影响青年的意见极化？如果存在影响，分化与差异是基于何种路径形成的？基于上述的理论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_1a：青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在社会议题上的意见极化程度越高。

H_1b：青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在社会议题上的意见极化程度越低。

基于文献综述的发现，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机制可能在社交媒体使用与意见极化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为深入探究这一影响机理，本研究将重点考察选择性接触这一因素的作用。中介变量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中介和内在原因。这一描述包含三个层次：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关系，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以及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而影响因变量的关系。相关文献显示，学界普遍看法是人们在信息过载的条件下只能处理一定数量的有限信息，这一方面使人们在信息的选择上进一步碎片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们出现选择性接触信息的行为，最终塑造了每个微观个体的意见。正如宾伯（Bimber）和戴维斯（Davis）所言，智媒时代所带来的首先是信息的极大丰富和随之而来的媒介选择的激增，其次是人们扮演了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从大众媒体的“观众”变为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用户”。已有实证研究验证了互联网使用与选择性接触的相关关系。此外，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证明。因此，在目前社交媒体占据互联网使用核心地位的前提下，探究其使用是否会通过选择性接触机制对意见极化产生影响，是研究极化现象产生机制的重要环节。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如下假设：

H₂：选择性接触在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青年意见极化的关系上存在中介效应。

已有关于核心变量的关系相互矛盾的观察和发现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和意见极化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取决于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的结构在解释态度极化方面十分重要，因为社会网络实质上构成了个人的信息生态圈，人们在这个环境中传播并接收着各类政治信息，且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和加强了个体的政治立场。处于异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网络中的个人更有可能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更加客观而非极端的态度；亦即个人对不同观点的接触越多（或越少），极化水平就越低（或越高）。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₃：青年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在社会议题上的意见极化程度越低。

三、 研究方法

（一） 变量测量

1. 自变量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在众多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公众意见的实证文献中，多数文献是测量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长并以此作为自变量。本研究亦选择将不同社交软件的使用时长作为社交媒体使用的测量方式，并通过前测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进一步精确化，以确认社交媒体这一概念的外延，除微信、微博等普遍使用的社交软件之外，短视频社交软件（如抖音、快手）、以弹幕为社交方式的视频网站（如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等新型社交类平台也被纳入调查范围中（M=2.99，SD=1.72，α=0.76）。在媒介使用排序中，微信高居第一（M=4.69，SD=1.23），短视频（包括快手、抖音）的使用排在第二位（M=3.57，SD=1.44），微博（M=2.99，SD=1.39）居第三位。

社会网络异质性。本研究从两个维度衡量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一是社交半径，二是社交的有效性。相关题项的设计参考亚洲晴雨表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中关于“社会资本”的题项。社交半径的维度通过询问受访者日常接触的人数范围来计算（M=2.71，SD=0.94），后者系通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对“如果我有朋友或同事对政治的看法与自己不同，我会很难与他们交谈”这一表述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打分（M=2.91，SD=1.03）。

2. 因变量

意见极化。本研究参考金龙焕（Yonghwan Kim）对于极化的测量方法，受访者被要求对特定议题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然后通过将调查结果进行折叠，即把选择中立的计为1分，选择“比较赞成/反对”的计为2分，选择“非常赞成/反对”的计为3分，以此来测量意见极化的程度。在具体议题的选择上，研究者首先选择了多个在中国具有一定争议性的议题，征求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反馈给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最终，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研究选择了若干涉及社会、文化、健康等方面的议题，其中既包括具有长期争议性的议题，如中医的有效性（M=1.71，SD=0.64）、转基因食品（M=1.74，SD=0.71），也包括在调查当年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即“227事件”发生后引发对于流量明星的争论（M=1.80，SD=0.71）。这3项得分经折叠后计算出的算术平均值即为青年意见极化的赋值。青年群体对于以上议题的意见态度的分布情况见表1。

3. 中介变量

选择性接触。由于在中文语境下，针对选择性接触进行量化研究的文献付之阙如，因此本研究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互联网与美国生活项目（Pew Research Centers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及其他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创建了可以用5度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的陈述，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这些题项体现了受访者对于异质性信息的选择性，即“如果我在社交媒体的推送或朋友圈中看到我不同意的内容，我会取消关注该账号/选择不看他的朋友圈”（M=3.31，SD=1.06），对于事物了解的全面性，即“我的社交媒体内容推送足够使我了解一件事情的方方面面”（M=3.45，SD=1.02），以及信息接触的无意性，即“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别人更多是出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出于我和他们有多少共识”（M=3.19，SD=1.12）。

4. 控制变量

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家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其中，年龄用开放式的问题直接测量（M=29.30，SD=4.90）。性别、民族、家乡和政治面貌都采用了虚拟变量：性别男女分别用0、1测量赋值（M=0.41，SD=0.49），民族用少数民族和汉族测量赋值（M=0.94，SD=0.23），家乡用农村和城市测量赋值（M=0.81，SD=0.39），政治面貌用党员、非党员测量赋值（M=0.24，SD=0.43）。受教育程度主要通过受访者报告自己的学历（1=专科；2=本科；3=硕士研究生；4=博士研究生；5=其他）进行测量（M=2.03，SD=0.53）。家庭收入通过受访者报告的家庭月收入（1=4999元以下；2=5000—9999元；3=10000—14999元；4=15000—19999元；5=20000—24999；6=25000元以上）来测量（M=3.32，SD=1.40）。

互联网的纯粹信息性使用。此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极化之间的相关性并非仅仅由社交媒体决定，人们除了将社交媒体作为主要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以外，还会浏览门户网站和接收各类媒体的推送等来获取信息，这是人们互联网使用的一部分。因此本研究将互联网的纯粹信息性使用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测量方式是询问受访者平时有多少时间浏览网络媒体，包括门户网站（如网易、新浪）、专业媒体网站（如澎湃、财新）以及资讯聚合类网站（如今日头条），三项相加得到互联网的纯粹信息性使用的赋值（M=8.78，SD=2.85，α=0.64）。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中国境内的18—40岁的青年，调查范围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随着网上调查技术的日益成熟，学者们的调查逐渐从传统的纸质调查模式转向使用更为高效的在线电子问卷；电子问卷以其快速、便捷、低成本的特点，成为青年更为青睐的调查方式。本研究的调研委托给问卷星调研公司执行，该公司是国内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公司，专注于为用户提供强大的、人性化的在线设计问卷，具有不限题目数、不限答题数等优势，已经被大量科研机构采用。问卷采用的是平均取样的方式，按照每个地区平均取样。采取这种取样方式的主要考虑是，目前传统精英群体依然是社交网络上的主力生产者，而这批掌握着网络话语权的人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群有较大重叠；同时，从网络接入的角度看，底层群体受益于互联网不断下沉在量的层面逐渐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鉴于本研究的重点对象为不习惯于网络上频繁发声的普通网民，如果采用普通的分层抽样或者挑选个别重点城市抽样，具备“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特征的个体在总体里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少，因此本研究特意选择了平均取样的方式，以此凸显出非发达地区的人群的特征。本研究从2020年9月7日开始发放问卷，至2020年9月24日，共成功回收有效问卷1039份，调查问卷的成功回收率为90.90%。

本研究相继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所有数据均是运用软件SPSS24进行分析和处理。在回归分析中，模型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代入回归方程。中介效应检验是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4（Model 4为简单的中介模型）进行，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纯粹信息性使用、社会网络异质性）和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民族等）的情况下对选择性接触在社交媒体使用与意见极化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四、研究发现

（一）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年意见极化

根据前文梳理的研究路径，首先探究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社会网络异质性）与意见极化的关系。如表2所示，相关性分析显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意见极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而社会网络异质性与意见极化呈显著的负相关性。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本研究使用OLS回归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该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F(10，1010)=4.681，p<0.001，R²=0.044），其中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于因变量极化（平均）的预测作用十分显著（B=0.061，t=3.186，p=0.001），社会网络异质性对于因变量极化（平均）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0.031，t=-2.535，p=0.011），因此H1a与H3成立。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使用确实对当前互联网上意见极化现象存在一定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伴随着一个人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而变化，如果其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较高，则其意见的极化程度相对更低。此外，纯粹信息性使用对于因变量极化（平均）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10，t=0.413，p=0.680）。

除了核心变量的关系之外，本研究进一步把受访者分不同地域展开分析，其中华北地区的受访者占比为16.27%，东北地区占比为9.5%，华东地区占比为23.20%，华中地区占比为9.62%，华南地区占比为15.88%，西南地区占比为9.5%，西北地区占比为15.88%。在意见极化(平均)程度上，ANOVA分析显示，不同地区的差异并不显著(F(6，1032)=1.073，p=0.377)。有鉴于此，本文在研究结果的讨论中将各地域的结果统一分析，不再对区域差异进行识别和分析。

就年龄而言，以上模型已经表示年龄与意见极化（平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年龄的增大会使得意见极化（平均）的值增大。本研究进一步把受访者的年龄分为四组(18—23岁、24—29岁、30—35岁以及36岁以上)分析在四个议题上不同年龄组的意见极化程度的差异，ANOVA分析显示，在转基因议题上，不同年龄组的意见极化差异显著(F(3，1035)=3.461，p=0.016)，且呈现出年龄越大意见极化的程度也越大。在中医议题上，不同年龄组的意见极化差异不显著(F(3，1035)=1.252，p=0.290)；在流量明星议题上，不同年龄组的意见极化差异也不显著(F(3，1035)=0.927，p=0.427)。

（二） 选择性接触的中介效应

为了进一步考察社交媒体使用对于意见极化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重点考察选择性接触的中介效应。将选择性接触具体细分为对于不同意信息的屏蔽（“选择性”），了解一个事件的“另一面”（“全面性”）以及无意间接收信息的频率（“无意性”），结果如表4和图1所示，当放入中介变量后，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意见极化（平均）的预测作用依然十分显著（B=0.056，t=2.917，p<0.01）。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选择性接触中的选择性的预测作用是显著的（B=0.105，t=2.085，p<0.05），选择性接触中的选择性对意见极化（平均）的预测作用也是显著的（B=0.028，t=2.321，p=0.021）。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选择性接触中的全面性的预测作用是显著的（B=0.111，t=2.260，p=0.024），全面性对意见极化（平均）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14，t=1.124，p=0.261）。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选择性接触中的无意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42，t=0.770，p=0.441），选择性接触中的无意性对意见极化（平均）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B=0.015，t=1.371，p=0.171）。

进一步检验模型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见表5），可以发现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于因变量意见极化（平均）的直接效应是0.0562，占总效应的91.53%，中介变量选择性接触的间接效应是0.0051，占总效应的8.31%；其中，选择性的间接效应是0.0029，全面性的间接效应是0.0015，无意性的间接效应是0.0006，分别占总效应的4.72%、2.44%、0.98%。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当代中国青年，探究了其社交媒体使用、社会网络异质性和意见极化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选择性接触的中介效应的测量，探索社交媒体使用对于意见极化的形成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与其在一些议题上形成极化观点的可能性呈正相关；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异质性程度与意见极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该结论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意见极化的现象并非单纯由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长所决定，它同样受到使用方式和交流对象性质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程度不高，接触到的信息往往与自己的已有观点相似，对于一个事件或者议题的了解就可能较为片面；在此基础上，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越长，只会越强化自己已有的偏见，从而形成了观点或意见的极化。反之，如果社会网络异质性程度较高，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拓展了智媒时代下，选择性接触理论在公众意见形成中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选择性接触的看法存在分歧，既有支持该理论的实证研究，也不乏质疑和反驳的学者。本研究通过社交媒体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得出在智媒时代下，人们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现象确实存在，同时这一行为在意见形成乃至意见极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结论。通过分析选择性接触机制的中介作用，研究还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对于意见极化的影响主要是源于对于信息的选择性。具体而言，如果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自己不同意的内容，则会取消关注或屏蔽这些信息。而社交媒体使用虽然对于用户对事物了解的全面性产生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本身不会对意见极化的形成或消失产生影响。此外，信息接触的无意性，即并非出于内容或观点本身的偶然信息接触，在社交媒体使用和意见极化两者的关系中没有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对现有理论提供了一个新技术条件下的样本，并将重点放在了“沉默的大多数”而非互联网中具有更多话语权的大城市精英群体身上，丰富了选择性接触理论的解释性内涵。当一个普通用户在互联网上更多地接触与自身已有立场类似的论据，他们不一定会选择公开表达或披露自己对于公共议题的意见；即使公开发表了意见，由于遵循社交媒体平台普遍存在的话语权分配的幂律分布，此类表达也难以获得很高的可见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社交媒体使用确实会对公众的意见极化产生影响，但是当我们目睹社交媒体上的极化现象一再出现，我们也要重新思考这些表达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众意见，它们或许是以流量为导向的算法推荐系统的信息分发机制本身带来的偏见。换言之，我们对于“极化”的观察和判断可能也正走向一种偏斜甚至极端。

需要指出的是，极化现象的产生与消失，关键在于用户接触到的信息是否与自己已有的立场相符，而非取决于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或目的。如果人们在多数时候搜寻并接受那些支持而不是反对自身决策、态度和价值观的信息，那么不论是“信息茧房”还是极化现象都很难避免。用户对异见的接受程度对于理解和应对虚拟空间存在的意见极化现象非常重要，如果不加以重视，则可能会助长人们对于各类公共议题的偏见、削弱人们对相反观点的包容性，部分极端的言论还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持续升温，甚至引发网络暴力。

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趋势，即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人的态度的影响在未来仍将持续。而尽可能地减少极化现象的负面影响，对人们尤其是即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一代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从突发事件信息获取的角度，当看到突发公共事件引爆舆论时，应该以官方公开信息作为判断信息准确性的一个基本准绳，并辅以专业媒体的报道和深度解读，从而避免预先形成有偏见的立场；其次，从社交媒体使用的角度，个体可以主动调整自己的信息接触方式，通过信息消费的多元化，尤其是主动了解自己不熟悉或者不感兴趣的信息，从而戳破“过滤气泡”，即消除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功能带来的信息过滤效果；最后，从更广义的人际交往角度来看，要更重视社交的多元性，增加与不经常联络、有一定距离的熟人的交往，从这些“弱关系”中获得新鲜的、异质性的想法。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中国乃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青年又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这一代青年应当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社交媒体，跨越意见极化的藩篱，不断培养适应全球多元文化、整合多元信息的能力，以推动社会向包容性增长的方向发展。进言之，青年一代如要避免意见极化，关键在于超越以自我为中心、排斥异己观点的狭隘视野，这种超越本身成为塑造成熟、完整的现代文明人格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发展中，不同人群和利益集团之间难免存在意见分歧甚至冲突。面对分歧，我们应秉持包容的理念，在求同存异中凝聚共识；唯有站在包容互鉴的立场上，由个体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方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推动自身发展，并将其转化为与世界各国携手并进的历史机遇，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本研究对社交媒体的治理亦有一定启示：首先，政府部门应充分借助社交媒体的海量内容，建立科学、全面的公众意见数据库，通过对包括情绪性表达在内的各种意见观点进行汇总、研判、预警及应对，尽可能地从萌芽阶段即开始监测公众意见的极化，如此，一旦出现突发公共事件，决策层可以第一时间有效应对；其次，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在做好深度事实报道的基础之上，主动借力社交媒体平台发声，凝聚社会共识，让舆论走向事件本身，避免社会议题过度延伸造成的公众意见极化；最后，相关部门可借助意见领袖、网络志愿者等力量，合理引导舆论走向，调和网络空间的意见极化，将社会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虚拟空间内，既为公众保留自我表达的空间，又可通过主动沟通的方式弥合分歧，避免更大范围的社会对立。

最后，本文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的数据，样本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拓展，对于“选择性接触”中各种可能的作用机制的测量还需更加细化和深入，这些局限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继续探索完善相关的测量指标，兼顾不同社会阶层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并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进行采样，从而更准确地判断媒介使用行为与意见极化之间的因果关联，厘清其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总之，意见极化在社交媒体时代已成为一个亟待应对的现实挑战，应以开放、审慎的态度持续推进相关研究，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促进社会共识凝聚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