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朱泓宇|媒介基础设施视角下全球传播史的再书写——以跨洋电报与跨国通讯社为例

朱泓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区别于传统文本、表征与叙事研究，以及以媒介“效果”为导向的行政学派研究，融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传播学、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研究”（GCIS）近来愈发受到中外学界关注。如果说挖掘“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关键在于探究媒介特性以何种方式建构了时间、空间、权力、秩序和关系；那么以基础设施的视野进入全球传播研究之中，其核心则在于努力挖掘基础设施何以“润物无声”地形构了全球传播秩序的时空历史、物质逻辑、权力转移与秩序更替。

不少学者已关注到当前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相关问题。例如，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思考作为物质基底的海底电缆与国际传播的关联，尝试延展一种国际传播的“替代性想象”；或是从海底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时空特征等角度，结合数据殖民主义的分析逻辑，呈现出跨域的传播活动如何嵌入全球与地方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之中。有关“媒介时间性”（media temporality）的研究已经敏锐地捕捉到数字媒介基础设施在其即时通信、同步协作、复杂的时间管理和不断提高的传播速度等特征中逐步创造了新的“时间模式”，构建了“时间基础设施”，影响了现代生产与生活经验的节奏，重新塑造了社会关系和合作实践，以“时间之维”打开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历史起源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以跨洋电报与跨国通讯社等为代表的媒介形态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

关注“时间”的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描述人文社会历史的现象本身，更重视挖掘其变化前提、变迁过程与发展结果，拒绝任何形式的目的论或必然决定论，追求在事实还原的基础上对事物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进行总体描摹，实现历史事实与叙述逻辑的统一。与历史还原论、预设法相对立，研究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社会性、历史性、过程性”，必须从其内在变化机理入手，回到历史的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地按事物发展的逻辑理路进行归纳，这是媒介史学研究本质要求，用一种彻底实证的文本分析法，将传播基础设施的历史发展视作一个其本身就有内在逻辑的“思想史对象”。

本文旨在更好理解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来龙去脉”，探索重新书写全球传播史的路径。从帝国、传播与媒介基础设施互构的逻辑出发，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跨洋电报公司和跨国通讯社为核心案例，结合中外报刊档案等一手文献，文章围绕下述问题展开：讨论全球传播基础设施如何起源，又如何连接地理地缘，形塑近现代的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进而，这对理解当前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中国引领的新基建实践有何反思与借鉴意义？

一、帝国传播与媒介基础设施的互构

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权力”（powers）的维度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硬实力、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议程设置权，以及制度主义视角下的规则制定权。首先，国家权力与自身的军事、经济等“大棒+胡萝卜”硬实力相关，但同时，这也是高度工具主义和行为主义导向的，是一种强迫或要求他国“服从”的意志体现。其次，是从建构主义角度而言的议程设置与议程建构能力。国家可以通过媒介与传播活动，以及议程建构来凸显某些优先事项，影响国际事务的运行。再次，是制度与规则的制定权。这是一种更为系统的权力体现，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彰显更为隐性的整体性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电报系统的相关规则制定反映了这种隐性的制度权力。

在如此“系统观念”的视角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等老牌殖民帝国的建立、早期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与“跨域媒介基础设施”（translocation media infrastructure）的建设，可被视作是三位一体的。这使得传播活动与媒介基础设施作为这些殖民帝国扩张的重要抓手，进而连接全球、影响世界。随着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对跨洋电报等跨域媒介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也在加强，更为紧密的“一体化”程度随之提升，从信息控制到经济掌控，以外国贷款和政府债券为主要形式的资本流入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强化后者对老牌殖民帝国的“依附关系”。

把握全球传播跨域媒介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整体性的传播、基础设施与帝国的“统一体”，需要牢牢扣住近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符号（学）转向”。理解帝国，意味着理解“主权思维”，以及围绕帝国所运作的一系列权力关系在异质文化与异质语言之间的运作。这是全球性的传播基础设施“起源”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在。特别是从军事技术史的角度看，陆、海军电信系统早在19世纪初就产生了迅猛的变化，其变革在19世纪后半期达到了高峰。“摩尔斯电码”（Morse code）与“梅耶信号系统”（Myer signal），早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皮尔斯（Charles Peirce）等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创始人之前就享用了“符号”“信号”等名词概念。随着现代传播通信系统的不断完善，这些概念也连同现代帝国的不断扩张而逐渐普及，为建立普适化的规范与国际通用的标准奠定了概念基础。各类国际组织和行业联盟的兴起为构建全球传播规则和符号系统提供了对话与博弈的舞台，这也反过来促成了以电报网络、信号系统为代表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加快布局。

二、再思跨洋电报与跨国通讯社的“卡特尔化”

传统的全球传播历史书写，往往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年鉴学派史学家影响，在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的框架下描绘近现代以来跨国与跨文化的文明交流，追求信息与符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均衡的传播过程中建立理想的“人际、群际和国际关系”，然而相对忽略“媒介基础设施”的建设历史及其重要性（代表性专著包括而不限于美国学者伽摩利珀《全球传播》、麦克费尔《全球传播：理论、利益相关者和趋势》、英国学者达雅·屠苏《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国内学者陈卫星《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李智《全球传播学引论》等）。对跨洋电报、跨国通讯社等电信设备和机构及全球传播媒介基础设施的关注，以及挖掘其中存在的不平等交往关系和结构性矛盾有助于我们重新回顾、再写全球传播的历史与理论。

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全球传播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大英盛世”（Pax Britannica）时期，传播流动的构型加速了“电报帝国”的崛起。帝国的兴盛、全球传播的兴起与媒介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互构关系，使得传播活动也出现了“卡特尔化”的趋势。针对“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的研究通常集中于政治经济学或管理学领域。同时，也有从法学层面进行的规制讨论。但鲜有从传播与媒介研究的角度进行思考，也极少有研究将跨国媒介组织或传播形式，以及全球传播基础设施放置在“卡特尔化”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从媒介基础设施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彻底“打开”这一概念：“卡特尔化”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重要形式，但就传播与媒介活动而言，它不但包括物质性的基础设施、电报公司，也包括理念性的网关与协议，还有媒介机构意义上的通讯社，最终建立起一个整全性的全球传播组织逻辑和规则制度。从不同地区传播基础设施的“卡特尔化”过程来看，重点在于对跨洋电报公司展开历史考察，我们可分别归纳出英国及欧陆、北美与世界其他地区通信市场特点，由此尝试对这段全球传播历史进行补充和再书写。

（一）欧洲：媒介技术基础设施的社会化挑战

1837年，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和威廉·库克（William Cooke）等人在英国获得了电报技术的专利。由此引发的时空观念的“启蒙运动”与远程通信革命迅速在高级别的政治经济活动中盛行开来，催生了欧洲通信“卡特尔化”的雏形，也加速近代新闻业的兴盛。1839年，世界上首条电报线路在英国正式投入运营。但另一些欧洲国家则严格控制并阻止普通民众使用电报。这在法国尤其明显，当时的法国内政部长曾在1847年宣布，电报是“政治”而非“商业”的工具。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法国经济自由化之后，法国的电报系统才向公众开放使用。奥匈帝国在1846年建立了电报系统，但直到1849年才允许公众使用。1845年，荷兰政府要求惠特斯通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证券交易所之间建造一条电报线路，以供给金融需要，这为大型资本进入电报通信与传播领域带来了便利。两年后，西门子（Charles Siemens）为普鲁士政府建造了一个电报通信网络，也为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通信巨头奠定了坚实基础，这被写入电报工程师与电工协会（Society of Telegraph Engineers and of Electricians）的相关杂志中（1875年）。

从一开始，欧洲的电报系统就跨越国界相互连接，并制定了规则来管理技术标准、费率、收入分配、公民的隐私权，以及国家如何审查监管信息，以确保公共性质的伦理道德不被破坏，同时也能保障国家安全。然而，新的通信技术存在不小争议，是以相对“开放”的方式发展，还是在民族国家严格的管控下成为“封闭”的系统，始终没有定论。在19世纪50年代，这些问题由两个机构处理，分别是“奥德电报联盟”（AGTU）和“西欧电报联盟”（WETU）。但在1865年，它们被合并为国际电报联盟（ITU）。作为多边组织，国际电报联盟站在了法律学者、外交官与媒体从业者的最前沿，努力通过国家间的法律规则，为相关的通信与传播问题制定多方主体间的合作解决方案。

正如任何一项媒介技术的基础设施化都会产生更多社会化问题，欧洲通信的“卡特尔化”也埋下了隐忧。随着越来越多跨国电信机构投入运营，人们普遍认为，围绕电缆的设计、铺设和运行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然而，有研究通过考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电报的规划、铺设和后续工作，发现电报呈现给投资者的形象并非完全“令人放心”，在电报的结构和管理方面尽管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协议，但其他问题，特别是涉及相关电报工程师的角色和人事关系仍未得到明确解决，这也使得欧洲地区的跨域媒介基础设施从表象上看完成了初步的“卡特尔化”，但其实质也充满诸多不稳定性因素。

（二）北美：“卡特尔化”的“崩溃”与“加速”

北美的电报与通讯社服务的发展稍晚一些，从一开始也比“寡头垄断”的英国电报业或欧洲国家控制的电报系统更具市场活力和商业属性。1855年左右，西部联合（Western Union）开始以迅猛的速度吸收其竞争对手并在加拿大建立了分支机构。公司还与投身于电报事业的纽约出版商塞勒斯·菲尔德（Cyrus Field）建立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卡特尔化”的过程中，菲尔德和西联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并购了多家其他同类对手后迅速升温，这些对手包括纽约、纽芬兰和伦敦电报公司等。这些公司共同构成了计划中的跨大西洋通信系统的核心，该系统将通信从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和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一侧延伸到另一侧的伦敦，这使得大西洋两岸的信息通信系统完全由电报公司和通讯社牢牢把持。但与此同时，受制于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西联公司的通信市场高度依赖人力性质的“电报员”（telegraphists）系统，路透社在1907年8月17日发布的一则消息显示，发生于纽约的西联电报员“罢工事件”便在基础设施“崩溃”的意义上，给这家公司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正如席勒（Dan Schiller）所言，追述北美传播电信历史，尽管（电报）成为企业财团资本扩张“循环圈”的一部分，但是各领域的改革社团纷纷挺身而出，提出反对性的方案，旨在建构多种集体的，或共同参与式的媒介所有权和运作方式来代替彼时宰制性的传播体系。

跨洋电报加速了通讯社的报道与新闻分发，有助于庞大媒介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为了抢夺先机，赢得更多受众，在使用电报之前，美国新闻机构更倾向于在欧洲新闻通过“船只”抵达哈利法克斯时进行捕捉，并加速向纽约和波士顿的媒体和新闻机构传递。使用电报之后，他们不再需要等待船只从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顿或纽约的旅程，欧洲新闻在北美新闻界发布的时间缩短了整整两天。将电报置于统一控制之下具有十足的优势，与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等媒体机构合作也具有必要性，菲尔德又进一步加大了他的收购力度。

美国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graph Company）和大西洋电报公司（The Atlantic Telegraph Company）于1854年、1856年相继成立，成为北美最为重要的跨洋电报据点。前者沿着北美的大西洋海岸线开展运营，后者主要目的是运营计划中的跨大西洋电缆。这引发了伦敦《领导者》（The Leader）和《华盛顿情报员》（Washington Intelligencer）等媒体的关注，他们于1855年预测，“到1858年，跨越大西洋的伦敦与纽约的通信将在数小时内通过电报得以实现”。通过这些收购，菲尔德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获得了在上述地区经营电报的垄断权，这在几十年里对塑造新生的欧美跨大西洋通信市场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从制度主义强调的“规则制定权”的角度来看，这也赋予菲尔德与西联公司在与全球其他地区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传播时“打交道”的影响力，促成这一权力走向“卡特尔化”的巅峰。

（三）其他地区：媒介“卡特尔化”的帝国之争

除欧洲与北美外，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逐步联通，“信息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其他地区通信市场与传播格局也被掌控在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手中。观察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世界局势及传播，“帝国主义”可被看作推动国际传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880年至1910年，资本主义帝国政府给予私营的电报公司的补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电报公司的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国有电缆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从不到10%增加到近20%。帝国间的竞争，以及相伴相随的“民粹主义”情绪、与电报通信相关的商业纠纷冲突不断升级。有关殖民地电报的归属权问题成为日益“卡特尔化”的帝国之争的关键。据莫桑比克《贝拉邮报》（Beira Post）的报道（1898年），同年苏丹的“法绍达危机”（Fashoda Incident）期间英国和法国几乎发生冲突，南非布尔战争（1899—1902年）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敌意也在不断发酵，以及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和德国产生了对抗，围绕上述地区的“电报通信权之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帝国主义的信息权扩张仍在进行，九成左右的亚非拉地区都已落入它们的电报通信控制之下。

相较于作为老牌帝国的英、法，德、日和美国的势力在20世纪初开始壮大，各自都开始制定更加独立但“专横”的垄断性电报通信路线图。这些处于“遥远”地区的电报通信路线由帝国把持，但也鼓励由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来控制系统的一部分。1903年，德国和荷兰在亚洲成立了“德国—荷兰电报公司”，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性电报系统，满足了两国在中国山东和印尼等地不断扩大的帝国及商业利益。同时，他们也仍然依靠英国和丹麦公司的电报网络与欧洲进行长途连接。1905年3月7日《申报》报道“德人在（上海）吴淞经营电线公司”消息，“吴淞大北电报公司栈房南，近有德人购买民地数亩起建德国电报公司分栈并筑造铁水池码头等事，扩张上海至胶州海底电线以擅利权”。此外，据《字林报》（1910年），南美阿真廷（即阿根廷）政府也以“委托方式”交由德国电报公司安设沿海电线。1906年，日本由于自己的帝国计划野心快速膨胀，亦开始铺设自己的电报电缆，并迅速与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和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等签署协议，企图进一步刺激其在亚洲电报通信系统中的收入份额增长。

一战后列强竞相在华发展无线电通信，垄断无线电通信市场。在电报通信领域，长期存在的帝国宰制和私人控制仍然牢固存在，“卡特尔化”程度依然较深。列强电报进入中国市场，对商业公司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德国电报业务于一战期间在华的垄断地位突出，且试图引导欧陆国家间的战事格局，列强的帝国霸权、传播掌控与基础设施的布局“互构关系”可见一斑。

三、地缘政治体系的连接与超越

除了日益加深的“卡特尔化”，跨域媒介基础设施也在加强地缘关系的联结，形成“无远弗届”、由跨域的媒介基础设施所连接的传播地缘政治，这是近现代以来全球传播的基本格局。跨洋电报公司与跨国通讯社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加剧了传播活动及其秩序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传播基础设施在其历史初期蒙上了一层殖民主义的光晕。

（一）连接地缘政治体系的跨域传播基础设施

跨洋电报公司对全球传播的影响与所对应的新闻媒体机构密切相关。路透社创始人保罗·路透（Paul J. Reuter）不仅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新闻通讯社，同时也初创了电报和信托公司，旨在对全球的电报与通信事业进行全面控制，制定相对统一的通信标准与传播格式。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比如19世纪70年代的孟买、香港、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还进行了电报系统的业务根据地拓展。

路透社一开始就把商业、货币、金融等信息作为自己的报道专长。对于英国和其他欧洲投资者来说，路透社的电报是了解大英帝国最远角落、最新消息的必备读物。到1861年，路透社的覆盖地超过百余个，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在内，其中多数都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从媒介物质性与传播网络的视角来看，彼时的上海成为路透社在东亚日益增长的业务的总部，到19世纪末，南非开始开掘黄金后，开普敦成为路透社全球网络的另一个“节点”；到1914年，路透社新闻服务形成了三个主要的连接地缘的“链路”，覆盖全球：伦敦至孟买，伦敦经地中海至开罗、亚丁、锡兰、新加坡最终到香港，以及伦敦至开普敦、德班、蒙巴萨、桑给巴尔、塞舌尔和毛里求斯。与此相类似的还包括法国通讯社哈瓦斯（Havas），也企图利用相关的电报公司来获得“化全球”的权力。相较于来自欧洲的通讯社，美国的电报公司与新闻通信事业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直到20世纪初期，它们才开始慢慢地体现出在全球传播秩序与地缘连接中的霸主威力。例如《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创始人贝纳特（James G. Bennett）和《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拥有者古尔德（Jay Gould）分别控制了两家重要的电报公司：商业电报公司（Commercial Cable Company）和西部联合公司。

（二）超越地缘：跨域传播基础设施的秩序塑造

跨洋电报公司在“连接世界”的过程中，也在悄然塑造着近代世界的秩序格局。更为具体地说，是借助传播与通信技术这一“看不见的武器”（invisible weapon），建造了一个具有高度殖民色彩的全球新闻传播网络。在连接地缘，又超越地缘的意义上，跨洋电报公司的利益往往与帝国扩张的政治经济诉求高度一致。路透社的成功便与英帝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全球利益拓展密不可分，它甚至被直接称作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官方机构”。在19世纪70年代，路透社进一步与法国哈瓦斯报社、德国沃尔夫报社（Wolf Press）签署“瓜分”世界性质的协议，在著名的“联环同盟”（Ring Combination）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就具体业务流程而言，路透社不仅为三家报社框定了欧洲以外世界的“保留领地”（reserved territories），还与本国的其他通讯社或其领地内的其他客户签订合同，加派主要来自本国的记者与通讯员收集、掌控信息，稳固了伦敦作为世界新闻中心的地位，从历史向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被殖民地相对缺乏干预能力与应激政策，通讯社与电报公司等跨域传播基建与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形成高度互构关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帝国“物质遗迹”，保障了大英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商业与帝国行动的延续。

尽管哈瓦斯等帝国性质的通讯社也享有了一定的传播权力，但通讯社之间的“恶性竞争”却加剧了国际地缘政治体系的弱肉强食，跨域传播基础设施的不平等属性暴露在历史面前。在1890年，路透社、沃尔夫和哈瓦斯围绕领地之争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新条约，哈瓦斯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中美洲等地虽仍属于列强的“共享之地”，但埃及等却成为路透社的“独家”领土。在超越地缘的意义上，通讯社等跨域传播基础设施将领导机构设在欧洲的母国，却在欧洲以外形成扩张之势，这与整个19世纪末的“领土殖民主义”（territorial colonialism）密切相关。上述跨洋电报公司及通讯社助长了商业资本与国家相关势力的增长，所谓“路透指数”（the Reuters Factor）被用以描述信息传播与商贸交易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中心—边陲”范式的发展传播框架下，这帮助西方核心国家拓展其“权威”到世界各地并造成一定程度的“动乱”，使得传播学者，尤其是站在批判侧的研究者竭力剖析媒介技术物、传播活动与帝国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互动，尝试更进一步在“超越地缘”的层面将跨疆界的历史语境“前景化”，旗帜鲜明地指出跨疆界的全球传播史论梳理是理解国际传播现象及其实践的一种内生性语境和重要理论视角。

然而，跨洋电报公司与殖民性质的帝国系统也并非完全相融而契合，亦存在一些利益冲突。在新闻与消息供应方面，“合作互惠”与“独家供应”的二律背反关系始终存在。英国的路透社和美国的合众国际社（UPI）都面临“广泛分销报纸”和“英、美帝国对新闻源独家垄断”之间的矛盾张力。电报公司在调和这一矛盾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殖民地和英联邦当局，会不定期地改变电信政策或分配知识产权来调节这层关系，以发挥电报公司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中介作用。到了20世纪10年代，路透社开始一项帝国新闻服务，该机构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通过其电报将官方信息传播到日不落帝国的每个角落，作为回报，殖民办公室每年向其支付500英镑的费用。一战期间，路透社与英国外交部达成协议，推出了战时新闻服务，到1917年，该服务每月在大英帝国传播约100万字。与此同时，路透社等通讯社也在发展自己的私人电报业务，增强盈利能力和传播影响力，在殖民地长期盘踞，垄断当地的信息通信业务，以提升面对英帝国官方压力时的议价能力。但无论如何，这都加剧了被殖民地信息自主权的丧失，也使得整个近代世界的信息流通与传播极为不平衡。

从历史回到现实，我们需要更好解读今天更具“超现实”逻辑的“网缘或数字地缘政治”（digital geopolitics）命题，避免走向“数据卡特尔”（data cartels）的不利局面。隐匿于“后端”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及其处于“前端”可见的数字服务平台几乎垄断了今天的个人数据流通、全球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成为基础设施一般的存在，制定着最新的信息流通服务标准。此外，在南北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框架之内，后发国家受新技术宰制的发展难题与治理困局，以及数字地缘政治中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竞赛”等，这都可被归为当下网缘政治传播基础设施值得被重点关注和反思的话题。

互联网时代，全球战略传播的基础设施可分为初级基础设施和二级基础设施。前者主要指物质性的设施，包括光通信设施、通信卫星、基站等；后者指的是非物质的基础设施，包括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等。初级基础设施和二级基础设施构成了战略传播所需要的设备和系统支持，这与百年前有关“电报网络与通讯社历史”的讨论，乃至软、硬实力的“配合方式”一脉相承。全球互联网中基础设施化平台的崛起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随着跨境电子通信已经使信息基础设施成为一种关键资源，主权问题从物理空间和领土超越到虚拟空间与治外法权，事关新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治理议题也进入了当下学术研究议程的“深水区”。

至于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媒介技术，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同样需要有“地理—物质性”的理解视角。在美国，服务于大语言模型的传输设备、冷却水、数据中心、计算与电力机制等深度绑定在一起。生长于东南亚的古塔胶木可以加工成古塔波胶，成为制作电缆的绝佳绝缘材料，这便利了跨洋通信与传播，但也加剧了殖民主义的生态攫取。如果人们站在可以俯瞰整个美国国家安全局数据存储库的山坡上，会发现有限的水资源正从干涸的坡面流尽，告别人类的栖息之地，滚滚汇入数据中心，成为数智时代媒介与传播“不可见”的地缘成本，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追随数智技术大国，狂热地加入这样一场以“不可逆”的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AI军竞”，从媒介基础设施“技术—社会—政治”多维框架入手解读“智”缘政治，避免人工智能走向垄断化和生态破坏的极端，需要更具“调控”思维的治理实践介入，建立健全相关技术监管的跨国机制，以人工智能治理的“国家在场”来保障可持续发展，完善数字空间与数智疆域的战略布局。

四、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未来想象

概括地看，回溯“跨域媒介基础设施”的历史发展，需要彻底反思、告别“跨”本身的殖民主义、消极内涵与霸权胎记，在全球传播的未来想象中倡导更公平正义的传播新秩序，坚持全球传播史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强调传播、文化与相关技术基建的社会历史嵌入性、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所言，新的机器体系与基础设施对文化价值与交往秩序实现了重建，全球传播的研究视角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勘定，在历史与未来“再书写”的过程中将全球传播的不同侧面、多重维度与价值思辨展现出来。

进而，应跟踪并阐释全球格局过渡期中相关传播基础设施“守成霸权”所采用的认知、意义与行动，超越二元对立的“数字冷战”话语，把握从更为批判性的“媒介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到更为建设性的“平台世界主义”的演进脉络与趋势。如果说跨域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历史“终结”了传统帝国时代海、陆、空三维地理坐标和认知模式，将第四维的、更具脱域性的传播行为与媒介技术纳入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之中，那么，在“网缘政治”的基本格局之下，第五维的信息空间和智媒技术将再次改变人类的联结关系与全球的发展变局，这将成为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未来想象”。

一个更为严肃和复杂的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中国何以超越旧有的霸权体系，尤其是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反思“自由为表，帝国为里”的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倾向，即历史学者皮茨（Jennifer Pitts）在《转向帝国》（A Turn to Empire）中所批评的自由主义对帝国扩张的一种潜在支持，以进步和落后对立的二元论对欧洲与非欧洲分属“文明”与“未开化”进行粗暴的判断，进而将推动欧洲的道德标准、政治文明与现代化发展扩展至“落后”的非欧洲社会视作所谓被赋予的“职责”。反思之余，中国应以普惠的全球安全治理为视域和全球传播新秩序为目标，书写基于自身“数智丝路”与“数智华流”等倡议与实践的新“全球化媒介志”（globalized mediagraphies），参与并引领新一轮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锚定自身角色与定位。传统的媒介研究民族志，或言全球传播视野下的全球化媒介志研究，更多关注微观全球史与个人化经验，但中国的新全球化媒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联通结构的同时赋能个体，继承历史的同时开拓创新，践行“道中庸”的新世界主义理念，不以强迫征服为手段而诉诸秩序共筑和心性培育，建立新的“天下”（οἰκουμένη/ oikoumene）秩序，展示出不同于以往国际传播实践的数字化文明新形态。

如果我们把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以电报网络和通讯社为代表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发展看作“第一次浪潮”，把后续的其他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历史，例如广电通信设备、互联网基站等建设视作“第二、三次浪潮”的话——显然，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都始终处于“被卷入者”“跟随者”的角色，那么，当“下一次浪潮”出现，一个崭新的“全球中国”形象将呈现于世界，中国在新时代的网缘政治格局中又能发挥怎样的“技术引领者”和“机遇分享者”角色作用，释放新的建设性动能，并在传播过程中实现战略性的发展目标与增效赋能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