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婧、王启龙|“汉藏语系”假说源流

“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是我国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语系，“汉藏语系的故乡”在中国。“汉藏语系”假说于19世纪末由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正式提出，在20世纪经历了初步论证、重建和争鸣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国内学者在之前的梳理中较少关注到“汉藏语系”假说提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基础，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前德国学者完成的对这一假说初步论证的贡献，并且对于21世纪以来中西方学者在“汉藏语系”假说研究中的进展和成就也鲜有总结和反思。由于“汉藏语系”的语言分化年代较为久远，文化背景复杂，语言接触显著，导致在比较语音研究、同源词研究和语言系属分类三个方面的进展困难重重，中西方学者至今未形成对“汉藏语系”较为统一的认识，也导致中西方学者对“历史比较”方法在汉藏语言研究实际运用中的差异。因此，认真审视学者们在“汉藏语系”假说不同阶段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理解与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正视当前的研究现状，把握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汉藏语系”假说的提出

1808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语言谱系分类的形态标准。根据形态特点，语言被分为四类：屈折语（inflectional）、黏着语（agglutinative）、孤立语（isolating，又称分析语）和复式综合语（incorporating）。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汉语和梵语分别代表了语言的两种极端类型，即纯粹的孤立语——汉语和高度发达的屈折语——梵语，世界上其他一切语言都可以根据它们倾向于孤立和屈折的不同程度，依次排列在梵汉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的阶梯。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秉承“语言有机体”的概念，在《原始印欧民族最早的分化》（1853）一文中，用树状图来展示印欧诸语言间的渊源和派生关系，称之为语言的谱系树（Stammbäume）。

语言谱系树学说以历史比较方法为基础，主要在于发现语言之间在词形、语法成分和句法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其中发现语音对应规律是基础。格林的“第一音变定律”和“第二音变定律”解释了印欧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中的辅音对应关系，维尔纳关于“格林定律”的例外同样有规律可循的发现被称为“音变规律无例外”，引导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成为“新语法学派”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开始尝试将历史比较的方法广泛地运用到东方非印欧语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东亚的汉语以及藏缅语中的语言进行研究，赖登（John Leyden）在《论印度支那语言和文字》一文中指出汉语、藏语、缅甸语、泰语的词汇和语法有类似之处，首次提出“印中语言”的概念，并且认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的语言具有共同混杂的起源。

1874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法国人罗尼（Léon de Rosny）的《论古汉语的重构》（Sur la reconstruc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archaigue， 1874）和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关于汉语最古形式的研究成果《文字初创时期汉语的状态》（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1874）均提出，进行汉语最古形式的重构是进行比较的基础。艾约瑟在对汉语书面语中语音元素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语音规则。受此启发，顾路柏（Wilhelm Grube）指出，在汉语和藏语中都存在着gr-变为ḍ-的语音变化路径，因此顾路柏、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和库恩果断地认为：对于印中语言来说，藏语是比较的基础。

甲柏连孜进一步深化了历史比较方法在汉藏语言比较中的应用。他在1878年9月于法国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的发言主要述及了印中语言之间亲缘关系的可检测性，在两部代表著作《汉文经纬》和《语言学》中不仅确认了印中语系的基本范畴、属性特征，还提出并实际运用了论证这种亲缘关系的方法。甲柏连孜认为印中语言比较仍需以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为范式，但凡声符相同的字，所表示的词在古时候很可能发音都相近，如果意义也一致，就可以推测其词源学上的亲缘关系。甲柏连孜肯定了印中语言从词根形式上看是单音节语言这一认识，也认同“孤立语”之说，指出这些语言主要通过词序、虚词等外部手段而非内部的词形变化来表达语法关系。

孔好古（August Conrady）是最早运用新语法学派的比较形态进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印中语言比较的首要目标是确立汉语词头辅音（德：Anlaut；英：Onset；汉：声母）与同语系其他语言词头辅音的亲缘关系。孔好古通过对藏文动词的使动形态和缅语、汉语、哈由语动词的使动形态的比较，发现汉藏语言动词的清浊别义都与使动名谓式s-词头有关。孔好古意识到了使动化s-词头可以清化后面的浊音声母，并且s-在清化后消失，这是（鼻音、阻塞音、边音）声母清浊别义的来源，基本证明了藏语变化中的“清高浊低”规律，即清声母转化为高调字，浊声母转化为低调字，提出了“声调发生说”。声调类型成为最早确定的汉藏语言的区别性特征之一。

孔好古在历史语音学研究中采用了严格的新语法学方法（neogrammarian approach）的原则，被视为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他通过对汉、藏、缅等语言使动名谓式构词法的比较形态研究——即识别前缀，并指出其语法功能和变化情况——发现了汉藏语系内诸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律，并根据语言类型初步提出，汉藏语系分为西支的藏缅语群（Tibeto-barmanische Gruppe）和东支的汉台语群（Siamesisch-chinesische Gruppe），而且认为孤立类型的东支是从黏着类型的西支变来的，标志着“汉藏语系”假说的正式提出。囿于所接触的材料有限，在孔好古所奠定的系属分类基础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中外学者围绕“汉藏语系”假说展开了艰难的论证。

二、“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

虽然19世纪末西方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法的分析注意到了汉藏语言在语音、形态和语法上的某些一致性，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但是这些语言之间的系属关系仍然不是很清楚，研究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汉藏语言比较的基础是形态（语法）、语音和词汇，整个20世纪中西方学者论证“汉藏语系”假说的成立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经历了初步论证、重建和争鸣三个阶段。

（一）对汉藏语系的初步论证

受到孔好古的影响，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最早对“汉藏语系”假说进行了论证。劳费尔认同孔好古将汉藏语系划分为东、西语支并且认为孟-高棉诸语与汉藏语言无亲缘关系的看法，进一步从形态比较的角度对汉藏诸语言之间的相似性进行了研究。在对藏文wa下加字的研究中劳费尔发现，藏缅语书面文体中存在的-wa-对应藏语中的-o-，从而确定了藏缅语族的亲缘关系。他还发现前缀a-是证明印中语言所共有的形态学上相似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汉藏语系诸语言中有着广泛的分布，再次证明了这一系属的语言具有语音和形态上的亲缘关系。此外，劳费尔还通过同源词比较确定了西夏语与汉藏语言具有亲缘关系，是藏缅语系中一种独立而特殊的土语方言，与倮倮语（Lo-lo，即彝语）和么些语（Mo-so，云南地区的纳西语）共同形成了这一语系中的“西-倮-么语支”。

谢夫纳曾在《藏语研究》中列出了几组同源词，甲柏连孜也认为确定亲缘关系的依据仍然是同源词的存在与否：“但凡声符相同的字，所表示的词在古时候很可能发音都相近。倘若连意义也一致，那就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些词就起源而言是同族关系。”在雷慕沙（Jean Rémusat）提出的若干同源词基础上，甲柏连孜又添加了耳、你（汝）、鱼、八、百等。但是这一时期关于同源词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劳费尔的研究极大地补充了这一领域的不足。劳费尔广泛地比较了西夏语与汉语、藏语、彝语、缅甸语及么些语中的同源词，其中有8组数词，汉藏语系诸语言共有的同源词17组。但是劳费尔在同源词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够严谨。首先，数词是不是基本词汇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次，从词类角度来说，“动词和形容词比起名词来通常以原有的为多”，然而从劳费尔确定的汉藏语系诸语言所共有的17组同源词来看，动词只有两组“做”“死”，形容词一组“坏”，人称代词一组“我”，其余皆为名词。

受到劳费尔《西夏语》一文所附词表的启发，1929年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发表了《汉藏语比较词汇集》（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ein Versuch），以高本汉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为基础，通过对汉语中的声母和韵母做全面的比较研究，尝试进行汉语和藏语中的同源词研究。西门华德选出了300多对汉藏语词汇进行音韵比较，且不受孔好古的辅音与辅音、清音与清音和声母比较规则的束缚，认为清音和浊音必须互相进行比较，才能够更全面地确定语音对应关系，奠定同语系语言之间确定同源关系的基础。

在初步论证时期，囿于所接触语料的限制，西方学者所掌握的语言材料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和东南亚等殖民官员和传教士所接触到的区域，对中国境内丰富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未展开全面调查，对越南、老挝以及缅甸等地的语言掌握也并不充分，学者们对汉藏语系语言的整体认知仍然限定于甲柏连孜和孔好古确定的语系范围内。劳费尔和西门华德对汉藏语系的论证只是初步的，受限于语言材料的范围，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修正，但是他们沿用“比较语法”的原则和方法为后来学者们从事比较语音和同源词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

（二）重建汉藏语系

正如伯希和指出，孔好古所谓的印中语言应该称为汉藏语言。1924年法国东方学家让·普鲁祖斯基（Jean Przyluski）创造了“汉藏语系”（sino-tibétain）这一法语词，因为在法语中“印度支那”（indochinois）在语言层面上指的是孟-高棉-果拉尔（Mon-Khmer-Kolarian）或者孟-安南语系（Mon-Annam），在20世纪初这一语系被称为“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20世纪30年代后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将“印中语系”（Indo-Chinese）正式改为了“汉藏语系”（Sino-Tibetan）。

对汉藏语言真正科学系统的研究始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以历史比较方法开始对古汉语语音系统进行构拟，中国学者李方桂、林语堂等人也加入了这一探索与讨论。1923年林语堂在孔好古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古代汉语音韵学》（Zur Altchinesische Lautlehre）中谈到了“古有复辅音”这一观点，由于此论文并没有公开发表，且这一观点本身在西方汉学界及汉藏语言研究领域并不算新奇，因而没有产生影响。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增刊上发表了《古有复辅音说》，时值高本汉的古汉语音韵学研究传入国内，这一观点引起了中国学者的热烈讨论，虽然为国内古汉语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比较的新思路，但是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便在于作为“单音节孤立语”的汉语，是否具有形态变化？

20世纪30年代在林语堂、李方桂和高本汉之间展开的关于汉语主元音的讨论中，李方桂提出“互补分布”说，弥补了高本汉关于古汉语韵尾构拟的不足，奠定了李方桂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汉语“四元音”说的基础。他的汉语上古音构拟影响巨大，被海内外学者广泛采用进行汉藏语系的比较论证。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李方桂沿承了孔好古的类型分类方法，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又分为汉语族、台语族和苗瑶语族。

1938年谢飞（Robert Schafer）和白保罗收集了大量藏缅语材料进行研究，奠定了20世纪西方汉藏语言研究的基础。在1941年完成了《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之后，白保罗于1942年发表了《台语、卡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一个新发现的东南亚语言联盟》，将汉藏语系分为汉语、藏缅语和克伦语，并认为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与印尼语有密切联系，同属澳泰语系。谢飞《汉藏语导论》呼吁重建汉藏语言，从汉藏语言的结构、形态、语音分别讨论了词、前缀、声母、元音、韵尾各种现象，并且认为“单音节化起始于退化演变”。

（三）关于“汉藏语系”假说的争鸣

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藏语言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学者也在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的指导下开始在西部边陲进行汉藏语言大调查，更多的汉藏语言及方言得到整理和研究，同时跨境藏缅语言的田野调查也卓有成效，为完善汉藏语言谱系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在大规模调查和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李方桂对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汉藏语言分类进行了修订，最早提出将汉藏语系分为四个主要的语族，即汉语、藏缅语、洞台语（即侗台语，国内学者大多称为“壮侗语”）和苗瑶语，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李方桂的《台语比较手册》（1977）构拟了多个原始台语词形，对原始台语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概述。李方桂还总结了汉藏语系语言的共有特征：单音节趋向；受声母性质影响形成声调系统的趋向；浊音声母清化；除藏缅语以外的主-动-宾语序。

与此同时，白保罗1941年完成的《汉藏语概论》由马提索夫（J. A. Matisoff）编辑、校勘，于1972年出版，20世纪80年代翻译为中文，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强烈反响。白保罗坚定了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壮侗语和苗瑶语与汉语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观点，认为汉藏语系只有两个亚语族：汉语族与藏缅语族。20世纪90年代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南岛语和汉语中有众多同源词，呈现出规整的语音对应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邢公畹的支持，郑张尚芳和潘悟云也采纳了沙加尔的观点，反对白保罗将壮侗语和苗瑶语划出汉藏语系的分类方法，提出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都有着共同的起源，都属于“华澳语系”。虽然争论一时难见分晓，但是白保罗从汉藏语系分割出壮侗语和苗瑶语，邢公畹、郑张尚芳、沙加尔则又把汉语和南岛语合到一起，这一争论无疑引起了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大发展。

除了上述对汉藏语言系属的争论之外，学者们还就方法论的问题展开了较大范围和规模的争论。国内学者通过反思利用汉藏语言比较材料进行上古音构拟存在的问题，对不严谨的“比较构拟”和可能存在的“循环论证”进行了批评。在方法上对汉藏语言比较研究直接构成的挑战包括：质疑“语音系统越古老越对称”的说法以及由此得出的六元音系统；上古汉语是否存在复辅音声母；如何科学地将内部构拟和比较构拟结合起来等。尽管学者们对“比较构拟”中材料选择和具体的比较实践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历史比较方法本身。

三、“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难点

关于语言系属的研究包括声调起源和发展的问题、复辅音问题、音节结构问题、同源词和借词的鉴别方法等问题、比较择词问题、理论创新问题、文化史背景等一系列问题，使“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其中根本性的难点问题总结如下。

难点之一：中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上古音构拟分歧较大，仍未建立起汉藏语系的语音对应系统。

“科学的古音学是汉藏诸语言研究的基础”，中西方学者围绕汉语上古音的构拟问题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大讨论，整体上是建设性的。1923—1925年、1928—1938年和1930—1935年的三次讨论分别围绕“以音译梵文来研究古音”、尾辅音构拟以及元音构拟展开，中外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钢和泰、林语堂、高本汉、李方桂、西门华德以及中国古音派代表人物章炳麟、徐震和王力等参与这些讨论。以历史比较方法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系统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是整体上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利用汉字谐声来构拟上古音，认为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结构；构拟了元音系统。而关于介音问题，尤其是上古声纽系统的重建，仍然是学界讨论的难点之一。

不仅关于汉语上古音是否存在复辅音问题学界的争论较大，对于如何构拟复辅音也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巨大分歧。汉语复辅音研究有两种方法：比较构拟法和内部构拟法。严学宭认为“复声母研究的许多困难问题，依靠汉语文献或语言的内部证据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将汉语同亲属语言进行历史比较，外部证据同内部证据互相印证”，而“比较构拟”则因为材料选择较为随意、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而受到批评。因此一些学者反对从尚不确定的“汉藏语系”出发来比较构拟汉语上古音，坚持从内部构拟来重构上古音系统、保持汉语言的“纯洁性”。

难点之二：汉藏语言的同源词难以确定。

“历史比较的方法，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利用亲属语言中的对应关系找出同源字。”关于汉藏语言大规模的同源词研究发生在高本汉拟定上古汉语语音之后。白保罗在高本汉研究基础上进行同源词研究，其《汉藏语概论》的出版标志着汉藏语系语言同源词研究及词源学重建的开端。白保罗确定的藏缅语同源词有500多个，其中涉及原始藏缅语和上古汉语词源比较的有300多个。受斯瓦迪什（Morris Swadesh）百词表的影响，黄布凡筛选出了300个藏缅语核心词词表，并规定了5项选词标准。郑张尚芳提出了一个300词词表，马提索夫也建立了一个东南亚语言的200词词表。

整体而言，与印欧语相比，汉藏语系的同源词研究还远远不足。“尽管印欧语研究者起步的时间只早一点，但已重构好的古印欧语词源已达几千个。”而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汉藏语言中的同源词而言，“被认为形态不同的原始藏缅语或原始汉藏语词根实际上是有关联的，相反，许多极有说服力的同源词却被证明是没有关系的”。藏缅语族内部的同源词比率大部分在10％左右，而藏缅语族与汉语族之间同源词的比率则会更小。

汉藏语系语言之间的同源词难以确定，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语言演化发展除了历时角度的发生学关系之外，还同时伴随着共时角度的语言接触学关系，“语言的接触不仅对语音产生影响，也跟词汇和语法演变有所关联”。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与接触关系相互作用，使语言在保有底层结构的同时发生了语言转换。“无论其发生学关系如何，汉藏区域诸语言在音位、语法、语义各方面都历经了大规模的‘趋同化’。在数千年的语言密切接触中，成百的词语跨越了发生学的界限，所以区分老借词和真正的同源词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严学宭提出鉴别同源的三条准则：语音相似、语义相通、形态相符，但同时承认“划清本民族固有词和外来借词的界限，目前尚没有准则可遵循”。

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同样需要考虑语族、语支之间的差异。区分语族、语支、语言之间的层级差异，从语言内部构拟开始，逐级考证其语音、形态和词汇方面的一致性，确定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再扩展到语族与语族之间的比较以及在整个语系内的比较。“如果不考虑语族、语支之间的差异，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就会变得随心所欲，毫无原则可言。”

难点之三：在汉藏语系的语言分类中，侗台语与苗瑶语系属难定。

如今，距离“汉藏语系”假说的正式提出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上古汉语的语音构拟仍然面临“道阻且长”的困境，同源词研究仍然在有关材料与方法的反复论证中蹒跚前行。基于这样的研究现实，“汉藏语系”的分类研究也很难达到统一。除了缺乏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和同源词序列之外，还存在以下问题：具体分化时间难以确定；伴随“澳泰语系”“华澳语系”假说的挑战，苗瑶语和壮侗（侗台）语的系属难以确定，苗瑶语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壮侗（侗台）语与南岛语（族）的语言存在的底层联系使其系属关系较为复杂。

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国内外的主流观点主要有李方桂的四分法和白保罗的二分法。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李方桂沿承了孔好古的类型划分方法，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又分为汉语族、台语族和苗瑶语族。1939年李方桂还曾一度提出将汉藏语系分为三大支系：藏缅系、台汉系和叶尼塞系，1973年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的修订稿中李方桂提出了“侗台语族”（即壮侗语）的名称，将汉藏语系调整为四个语族并列的模式：汉语族、藏缅语族、洞台语族（国外称侗台语或侗泰语）和苗瑶语族。我国学者罗常培和傅懋勣、董同龢、马学良和瞿霭堂等人皆沿承了这一分类方式。白保罗最早将克伦语提到了与藏缅语同等的地位，因而将汉藏语系分为汉语、藏缅语和克伦语，1976年白保罗改变了这一观点，将克伦语放回到了藏缅语族之下，形成了汉语与藏缅语的二分模式；他认为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与印尼语有密切联系，同属澳泰语系，这一观点得到了马提索夫等人的赞同。

正是对壮侗（侗台）语和苗瑶语系属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以李方桂和罗常培为代表的“汉藏派”与以白保罗和马提索夫为代表的“澳泰派”在语系分类上的分歧。“侗傣语与汉语有大量明显的关系词，这些关系词在调类上往往有对应关系”，因此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以及部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二者有发生学关系，白保罗否认汉语和壮侗（侗台）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他于1942年提出，汉语和壮侗（侗台）语之间在史前时期是接触关系，虽然其关系词有一致关系，但是并不包括大多数核心词汇。相反，他认为壮侗（侗台）语和无声调的多音节语言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属于“澳泰语系”的一个语族。关于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同样也面临着激烈的争论。中国学者以李方桂的观点、方法为基础，认为苗瑶语属于汉藏语系，在20世纪80—90年代总体的研究方向是辨认苗瑶语与同语系其他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但是这些研究都未能有效地排除借词，因此在论证结果上还未形成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汉藏语系”假说的挑战与机遇

国内外学者对于汉藏语言能否进行形态比较的争论未曾停止过。中国学者在21世纪初的大争论之后逐渐转向借助类型学和语言接触的相关理论进行同源词研究，国外以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为代表的“青年嘉绒语研究团体”（Jung-Gyalrongologen）和内藤丘（Nathan W. Hill）等学者坚持以孔好古所开拓和实践的“新语法学原则”进行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相关研究目前分别在语言类型学、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跨学科发展等三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比较语音学、同源词研究和语言分类等方面提供了多学科综合性视角的新思路。

（一）历史语言学、语言谱系学和语言类型学

“汉藏语系”假说面临的挑战首先来自语系内语言具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客观现实，学者们关于“单一发生论”还是“多元发生论”的纷争不断，导致学派林立。而历史语言学本身也存在着理论缺陷：将语言历史发展看作是单一线性的，忽视了共时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20世纪90年代戴庆夏就对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认定标准进行了反思，反对亲属语言之间只有分化而没有融合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关于汉藏语系的研究主要在语言类型学的视角下展开，关注亲属语言内部的语序类型研究，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类型学的视角开展汉藏语系语音、词汇和形态句法的类型比较。“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又称类型语言学（typological linguistics），能够通过语言共性和个性的比较，发现新的语言特点，并能解释某种语言现象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语言类型学认为，亲属语言关系与非亲属语言关系的类型学特征是不同质的，传统的语言类型学忽略了即使同一类型的语言也存在着类型强弱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语言演化处于不同阶段的反映。另外，在演变过程中，不同语言的演变速度快慢也是不一样的。

类型学视角为同源词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汉藏语原始形式中“以形态音位上相关联的次词根（sub-roots）形成的一组词”便形成了“词族”，“词族”内的变异类型不是任意的，而是归入某些已定义好的现象类型。对于比较构拟而言，其实践意义在于“将现代语言中的特定形式归到其原始名称的特定形式上去”，发现语音形态的一致性，由此构拟原始汉藏语的语音形态。戴庆夏认为，做语言类型学的比较必须区分有无亲属关系，区分是原始遗留还是后来创新，不能把各种语言都置于一个平面来进行比较，这与“层级构拟”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

虽然类型学，尤其是“历时类型学”在了解语言变化、追溯原始形式方面非常重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类型学上的相似是否可以作为语言亲缘关系的标准仍有争议。“语言类型学研究存在着对汉藏语系语言事实重视不够的弱点，导致所提取的个别参数和规则不能涵盖汉藏语系的语言事实，比如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声调、韵律、语音和谐、词类划分、语序等诸多语言现象尚未被很好认识。”还有研究指出，“类型相通的语言并不一定都是有亲属关系的”，因此，目前在确定语言亲缘关系时，仍然以谱系学为主，类型学为辅。

（二）“新语法学派”的历史比较原则

21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关于汉藏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争论也极为激烈：马提索夫提出“词族”概念，罗仁地（Randy J. LaPolla）和薛斯勒（Axel Schuessler）等学者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受到了费尔纳（Hannes A. Fellner）和内藤丘的批评。费尔纳和内藤丘认为，“词族”研究并不严谨，在构拟原始语言的实践过程中较为随意。相反，费尔纳和内藤丘等人提倡专注于严格的“新语法学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构拟出一种具有不变词根形式的原始语言。

内藤丘采用19世纪末的“青年语法家学派”（又称为“新语法学派”）提出的“新语法原则”进行藏缅语比较语言研究，除了对有关藏语下加字wa zur（也称为半元音、介音或流音）音变的“劳费尔定律”（Laufer’s law）条件进行补充，并完善了这一形态在藏语和缅语中语音对应关系之外，还详细总结了藏语语音规律、藏语共时语音学以及藏文词典编撰，对古汉语六元音假说进行补充，以及对汉语复辅音词尾构拟进行研究。内藤丘等人发现，汉语的元音替代系统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计算机辅助工具在快速处理大量语料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可以运用于词源学和同源词的研究。

同样深受“新语法学派”的影响，以向柏霖为核心在巴黎形成的“青年嘉绒语研究团体”以19世纪末提出的“新语法”理念为指导，强调藏语方言之间的内部构拟，在比较语音的实践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向柏霖及其团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无声调的藏语方言嘉绒语的研究，因为嘉绒语作为形态丰富的语言被看作是汉藏语言研究的重要突破口。“茶堡话和其他嘉绒语的丰富性和高生产力的形态，可与印欧语的梵语或阿尔冈琴语系（Algonquian）的梅斯克瓦基语（Meskwaki）相媲美，为探索语言的‘化石’（fossil）形态提供了一个框架，可能对整个语系都有影响。”目前该团队主要成员龚勋、赖云帆等分别在日部雅尔珠话、西夏语、绰斯甲语和缅甸语的语音和语法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提出语言年代学可以运用于分析语言分化的历史时期，语言演化发展可以与文化史和考古学材料相互印证。语言的历史研究与使用该语言的人的历史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群的历史背景，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进行跨学科的考察。基于人类学和考古学视角提出的超级语系假说的论证以“比较构拟”和“远程构拟”为主要实践方法，但是正如何九盈提出的两个原则所示——“远程构拟应与层级构拟相结合，应以层级构拟为基础”，“比较构拟应与内部构拟相结合，应以内部构拟为基础”——语系假说的论证仍然要以具体语言的研究为基础。

随着学科交叉理念的深入，“语言学与理工科的交叉融合已经比较成熟”。就汉藏语系研究而言，近年来计算机辅助谱系年代学的方法运用于汉藏语言亲缘关系的分析中，使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金力教授及其团队从演化语言学的视角，基于马提索夫建立的“汉藏语系词源词典”（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采用贝叶斯系统发生学的方法，创建了目前最新的汉藏语系语言谱系树。结合史前考古遗址地理分布及数量变化，该研究推算出大约在59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汉藏语开始分化出汉语族和藏缅语族，约4700年前藏缅语族内部开始分化，并对此作出解释：“西北人群的扩张是原始汉藏语分化成汉语和藏缅语的一个因素；西北人群的扩张和南下迁徙，以及西南地区的人口增长，促进了藏缅语族的内部分化。”同时现代东亚人的群体遗传学证据也证实了汉族与藏缅语族群体的分开时间大约为5000—6000年前，并且分开的地点可能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这项研究通过系统发生学（phylogenesis）和贝叶斯计算方法，重构汉藏语系内汉语与藏缅语各分支的亲缘关系，推算出汉藏语系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北方，大约是5900年前的黄河上游，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密切相关。

采用计算机辅助研究方法的还有法国学者沙加尔和向柏霖及其团队，2019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文章也验证了复旦大学团队的研究结论。与沙加尔等人合作开展此项研究的是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Plan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MPI-EVA），其核心成员利斯特（Johann-Mattis List）在计算机辅助语音研究和词源研究方面卓有成就，2022年与内藤丘合作发表了《一个使用裁剪对齐和声音对应模式的快速自动语音重构的新框架》一文，试图探索计算机辅助工具在同源词构拟领域的运用。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了当前国内外学术动态的一个共同趋势，即从外部为认识汉藏语系的构成提供佐证，而其确然性则有赖于研究者科学的跨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

结  语

“汉藏语系”假说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提供了一个观察语言历史演化和相互关系特征的视角，通过语系、语族、语支和语言的层级谱系图较为直观地展示汉藏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但是汉藏语言并不具备丰富的屈折变化形态，且汉藏语系诸语言文化背景较为复杂，为语音构拟和同源词的确定带来极大挑战，使汉藏语系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语言分类模式。语言类型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汉藏语系”假设论证中存在的不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较为主流的研究方向，但是从亲缘语言论证的本质要求来说，历史比较方法仍然是根本，当前国外学者以及部分国内学者以嘉绒语研究为突破口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为“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外部证据，是传统假设论证的重要补充。